高剑父 《南瓜图》
高剑父20世纪30年代的国内写生
高剑父 “将新中国的新艺术带到海外去”
他是用画报来传播新知、启蒙思想的探路人；
他是中国较早将美术与工商业联系起来的先觉者；
他是会晤过泰戈尔积极吸收印度艺术营养的开放派……
今年是高剑父先生诞辰140周年，由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主办的“先声——高剑父艺术研究文献展”于11月26日到12月8日在岭南画派纪念馆举行。150件中国画、书法、画稿及照片、手稿等珍贵作品文献，勾画出高剑父波澜壮阔的一生。正如广东省美协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李劲堃所说的，高剑父的影响力和成就，远不止于绘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陈瑞林在“高剑父艺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表示：“高剑父和岭南画派的画家怎么样立足中国、放眼亚洲、放眼世界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问题。高剑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江粤军
曾读黄埔水师学堂
结识伍家影响深远
与大量高水平作品展现高剑父先生艺术成就的“春睡梦先觉——纪念高剑父先生诞辰140周年展”不同的是，本次展览主要集结了非常多的高剑父珍贵手稿、文献资料，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个“正在进行时”的高剑父。像他早年在广州的历程，有不少故事、细节鲜为人知。
1879年10月12日诞生于广州番禺县员岗村的一个乡下郎中家的高剑父，由于这一天在封建迷信中被认为不吉利，险遭遗弃，幸得父亲力排众议方才留在家中。之后，又经历家道中落，为谋生计，曾在瓷窑做学徒画工艺品。直到1892年，高剑父通过举人出身的族叔高祉元的引荐，得以拜师隔山乡“十香园”的广东花鸟名家居廉。
在居廉门下，高剑父勤学苦练，奠定了坚实的画学基础。其间，因族叔的关照还曾入读黄埔水师学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
居廉与广州河南的富绅、名流、文士交流频繁，其中的伍德彝（懿庄）更是居门的学生。伍德彝出身名门，先祖为广州十三行富商，爱好书画，收藏钜富。高剑父也得以出入伍家镜香池馆，观摩古画。同时，高剑父认识了在澳门经商的伍汉翘，得到他的资助就读澳门岭南学堂,接触到有关西画的知识。课余还向旅居澳门的法籍传教士麦拉学习西方绘画技艺。在伍家，高剑父还结识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经常参加伍家书画雅集的日本画家山本梅崖，这对高剑父后来的艺术生涯和政治生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渡日本留学的高剑父，正是因为偶遇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才度过了困境，并在他们的介绍下认识了孙中山。
留日期间，高剑父一边参加民主革命活动，一边学习绘画。他曾到日本美术院旁听，学习绘画、雕塑等；曾在“名和靖昆虫研究所”临摹大量昆虫标本；闲暇时间经常到帝国博物馆、上野公园、向岛百花园、越谷古梅园等地参观写生；为了对西方绘画的技法、观念有更多的了解，还加入白马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研究会等美术团体。
大力推动新式美术教育
办审美书馆赏识徐悲鸿
在陈瑞林的定位里，高剑父是杰出的中国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中国传统美术的革新者和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者。的确，本次展览从各个方面充分展现了高剑父在中国近代美术上的开创性举措。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印刷术的传入，使报纸、画报等新型大众传播媒体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1905年“反美拒约”的风潮中，高剑父与潘达微、何剑士、陈垣等具有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利用漫画、图像来传播新知，启蒙思想，宣扬革命。高剑父为画报创刊号拟写的《本报约章》开篇即曰：“本报仿东西各洋画报规则、办法，考物及记事，俱用图画，一以开通民智，振发精神为宗旨”，呈现出鲜明强烈的时代特色。
高剑父与《时事画报》同人也是新式美术教育的早期推动者。1908年，高剑父与潘达微等人创建“缤华习艺院”。习艺院以“博综今古，并包中外”作为办学宗旨之一，开设了“折衷派”课程，数年间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开创了美术教育新风气。
在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高剑父还与《时事画报》美术同人不断探讨发展美术的实用功能来振兴实业、富国强民，是较早将美术与工商业联系起来的先知先觉者之一。1908年，高剑父与潘达微、陈树人、伍德彝等人在广州开设绘画和烧制彩瓷的作坊，创办广东博物商会。在研究改良和烧制彩瓷的同时，以此为掩护制造土炸弹武器，通过工商实业为革命筹集经费。
进入20世纪，上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高剑父又敏锐察觉到这一变化，与弟弟高奇峰赴上海创办《真相画报》，丰富的内容与精美的印刷，均堪称当时中国画报的最高水平。虽然《真相画报》只出版了17期，但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人在《真相画报》刊图著文，展现岭南画派的艺术主张，对于岭南画派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继出版《真相画报》之后，1913年夏，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开办审美书馆。这是一个带有画廊营销机制及市场运作功能的、具有商业性的艺术实体，主要出版精印中西图片、明信片、书刊、画册，出售中国画作品、文房四宝等。除出版书籍和画册以外，审美书馆特别在挂屏、月份牌和明信片等大众美术品的出版发行下了很大功夫，体现岭南画派包容古今和雅俗共赏的理念。审美书馆印制的月份牌画多采用挂屏的形式，既聘请著名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周柏生等人绘稿，也赏识徐悲鸿这样当时尚且默默无闻的青年画家。徐悲鸿来到上海后，曾应审美书馆之请，以春、夏、秋、冬为题画了一组四扇挂屏，受到市场的欢迎。
带“新国画”万里行
获泰戈尔高度评价
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新国画”的同时，高剑父对世界正在发生的艺术革新活动保持着关注，积极开展国际艺术交流。1929年，高剑父的画作《江关萧瑟》《绝代名姝》获得比利时万国博览会的“最高艺术记录”荣誉奖。同年，他参加了“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并任鉴别委员。
1930年10月，高剑父得到资助，赴印度参加“全亚细亚教育会议”，沿途经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斯里兰卡等地，并在越南西贡和新加坡举办画展。在印度，高剑父与文化界、美术界密切交流，还在大吉岭会晤了著名诗人泰戈尔。泰戈尔曾赠言高剑父：“先生的作品是以贵国画为基础而吸收各国的特长。我之为艺，是本着历史的遗传与现代合一的研究。我治艺的主张，与先生不谋而合。”被高剑父引为自己“新国画”实验最强有力的支持。
1931年6月下旬，高剑父在印度孟买与印度美术会联合举办“第一次中印联合美术展览会”。印度王室成员拿堪棉以印度美术会长的名义设宴庆祝展览会的成功举办，邀请二百多位来宾参加，包括各国驻印的领事团。在考察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国时，高剑父还沿途展出随身携带的作品，受到各国艺术家和民众的欢迎……高剑父的万里之行持续了一年有余，为“新国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
回国之后，各界友人在广州举办了盛大的“欢迎高剑父先生归国展览会”，将高剑父临摹佛窟壁画、沿途写生的作品以及一路采集的各种植物标本、文献资料进行展示。经过印度之行，高剑父在绘画语言上开始淡化过去模仿日本画的痕迹，力求真实再现物象的体积感和空间感，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和苍劲沉郁的艺术风格，其“新国画”在新一轮的“折衷”实验中逐渐走向成熟。
高剑父一直倡导“为人生的艺术”，认为绘画的宗旨是反映“时代精神”。同时，变革应该是无止境的，“今日改革了，创作了，不久就会陈旧了，又有新方法，新理论出现，那时又从而改革之，创造之，实在永远地革命，永远地创作，才能永远地进化的。”不断求新求变成为“新国画”长青的动力。
无疑，一个丰富、立体乃至于可谓全才的高剑父，还有待于继续深入梳理。而广东美术自近现代以来的影响力，更是值得继续深度挖掘。“先声”之题，既是指高剑父本身，用于言说广东近现代美术，大约也是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