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5年，邓小平和希拉克便有了交集。

1975年5月12日这天，邓小平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法国之旅。当时，邓小平的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希拉克是法国总理。希拉克到机场迎接了到访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致词中说到这样的一句话：“法国是我年轻时代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重游旧地，感到非常愉快。”他说的就是那段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日子。

这次会面后，在希拉克的眼里，邓小平是一个为人直爽、非常热情，对国际关系了如指掌的人。他送给邓小平一件特殊礼物，即邓小平留法时工作的工厂档案，上面还写着评语：“此人永不录用”。

1978年，希拉克首次访华。他自小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尤其是对青铜器和宋瓷等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十分痴迷。这次来，他想一睹秦陵兵马俑新文物出土的风采。而当时陪同希拉克参观秦陵兵马俑的便是邓小平。

1997年5月15日，希拉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不是他第一次以法国总统的身份访华。遗憾的是，这次他没能见到邓小平。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因病逝世了。

这次访华，希拉克带来了一件特殊礼物，一件与邓小平有关的国礼，来悼念这位老友。

那是邓小平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工卡。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后，彼时还叫邓希贤的邓小平还在四川广安读中学，他参加了游行罢课、抵制日货等活动。不久后，他收到了父亲的信，让他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考试通过后，获得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

1920年9月11日这天，年仅16岁的邓小平和同学们，从上海黄浦码头出发，乘坐邮船“盎特莱蓬”号奔向承载梦想的法国。像他这样的穷学生，只能挤在四等舱里，也就是半明半暗的最底层的货舱，空气不好，人和货物又多，待在里面不好过。

“盎特莱蓬”号向南行，经过香港、越南西贡、新加坡，再向西行经过印度洋、阿拉伯海。邓小平看到了被英国殖民的香港，见过欧洲殖民者对中国人的蔑视，亲历过海上大风暴。经过39天的海上航行，在10月19日这天，他和他的同学们终于到达了法国马赛港。

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年纪在15-25岁的中国人在马赛引起了轰动，当地报纸便报道了他们的到来。

经过两三天的休整后，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进入小城巴耶，开始在巴耶中学的寄宿制学习生活。

在这所中学，主要学的是法语，和法国文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

后来邓小平对这段学习生活回忆说：“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

邓小平他们是想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去改变落后的中国，实现“工业救国”，显然巴耶中学的教育是令他们失望的。不过，让他们更失望的是，没过多久，学也上不成了。

一战时，法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很紧迫。可这时一战已经停战了两年，法国不需要太多劳动力了，这直接影响到了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的境遇。

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断绝经济关系。

也就是说，华法教育会不会再资助勤工俭学学生了，这些带着梦想而来的少年不仅没学上，还得为自己的生计着想。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了，这对少年们的打击很大，不过他们却又不得不坚强起来，应对危机。

因为法国不急需劳动力，到1920年底，能找到工作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当时总共有一千多个。

找不着工作就只能省吃俭用了。可是光出不进，很多人随身随带的钱都快用光了。

1921年3月13日这天，邓小平正式告别了学校。前前后后也就在法国正规的学校接受了5个月左右的教育，就这样匆匆地画上了句号。

离开学校后，邓小平去了法国中部城市克鲁梭找工作。他想存点钱，然后再继续读书。

他运气算不错的，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法国最大的军工厂——施耐德钢铁厂当工人。因为他不懂技术，只能做杂工。可是杂工很辛苦的，最开始他被分到轧钢车间，在40℃以上的室内，他穿着厚厚的工作服，笨重的木鞋，去拖送热轧的钢材。

这个工作很危险，如果不小心摔倒就会被烫伤，甚至发生意外事故。

这段工作有多苦，邓小平夫人卓琳曾谈到过：“老爷子在法国那时候，他去留学实际上是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烧了那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了。他就做这个工作，那时候留学是做苦工。”

这样又累又危险的工作，薪水还不高，日薪只有六法郎六十生丁，饭都吃不饱，只能啃面包喝自来水，哪能存钱继续上学？

而希拉克在1997年访华时，送上的国礼便是邓小平在施耐德钢铁厂工作时的工卡。

工卡上的时间是1921年4月2日，上面的名字是邓希贤。

这张工卡是新发现的邓小平留法时填写的首张材料，意义重大。

当时，希拉克将这张工卡送给了江泽民，而江泽民又把它送给了卓琳。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卓琳又把它作为中法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物证送给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

这张工卡不仅是中法友好交往的历史证物，它更是邓小平追逐梦想、寻求救国之路的一个证物，意义非凡。

因为在施耐德钢铁厂的工作强度实在是太大，邓小平在这里并没有待多久，便辞了工作去了巴黎。那段时间，他过得很辛苦，做过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种杂工，生活的痛苦、工头的辱骂，让他在最初两年里厌恶资本主义社会。

熬过最苦的日子后，邓小平在哈金森橡胶厂认识了王若飞、赵世炎，在他们的影响下，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逐渐接受革命思想。就算他再怎么努力工作，也挣不到足够的钱去继续上学，不得已之下，求学之梦彻底破灭。

1923年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年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知道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了。同年6月，他到巴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了《少年》的编辑工作，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邓小平在法国待了五年零两个月，在工厂做工近四年。如果单纯从外在物质条件来讲，他在法国的时光谈不上多美好，可是在这里他却找到了信仰，找到了自己终其一生要走的路，这又是一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