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岭南的瓯越源流
因古越人缺乏文字，对岭南瓯越的记载是在汉人到来之后并以汉人的眼光开始的，之前上万年的情况只能根据古人类活动遗存进行推测。封开的古人类活动遗迹最早、最多，延续性最好，封开是岭南土著文化最早、最重要的发源地。封开曾和广西梧州合称为广信。
曾居封开的原始氏族部落-“封豨”,以猪为图腾。贺江古称封溪、封水，郁水(广义的郁水包括西江)一称“豚水”(郁水之南称郁南)。“狌狌”,在舜葬西，封豨之西有桂林八树。南朝宋元嘉29年(452)曾于今封开的北部置有狌狌县，此为佐证。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岭南四国归越，干国改名干越，禽人中的番禺改名百越(广州、清远、佛山、中山、珠海、深圳、香港、东莞)，雕题与黑齿改名临越(湛江、茂名、阳江以及云浮、江门的一部分等)；但沤深与仓吾却一直未被吴、越所占。西瓯是以封豨的原始人群为中心，融合其周边的苍兕、桂国、沤深、黑齿、雕题等形成的岭南最早、最大的母系氏族部落联盟。西瓯、骆、番禺三大古文化后来则成为广府文化的载体。
公元前257年，被秦灭国的蜀王制(原居四川)辗转迁到此地，征服雒将，立骆国，其子蜀泮，称安阳王；其后，安阳王吞并的地盘相当于秦朝的象郡范围。秦亡，赵佗立南越国；安阳王攻占桂林郡封溪并以其地为首府；赵佗联西瓯灭骆国立苍梧国，苍梧王赵氏，桂林郡监佐之。西汉末，西瓯、雕题、骆诸部族的遗民大量融合到汉族中，未融合部分东汉时造反。西瓯遗民变为乌浒蛮(苍梧蛮)，雕题遗民变为鲛人，骆国遗民则称蛮里、俚子。自公元前323年立西瓯至前111年赵光降汉，其间共212年，当中属楚101年，御秦抗秦8年，属秦4年，被瓯骆占封溪3年，立苍梧国96年。
古越人常以所在地的“田、地”作地名，从而形成相应的地名群。表示“田、地”的读音，西瓯人念“罗”,而骆越念“那”。因此，古越人留下叫“罗*”的地方曾为西瓯居住地，而叫“那*”的地方曾为骆越居住地。罗*地名的主要分布，从广东东部而西，经肇庆地区达广西的来宾、上林、邕宁。在广东宝安、东莞、花都、南海、三水、高明、高要、云浮、德庆、广宁、阳山和广西的苍梧、平南、贺县、平乐、柳城一线以北无那*地名；在广西的武鸣、扶绥、上思、凌云一线以西和广东徐闻等地无罗*地名；两者之间杂居区两种地名均有。
以上两段的内容摘编自谭元亨主编的《封开-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一书。
①广东汉族除三大民系外，尚有人口不多的其他民系和身分不明的群体，如陆丰、惠东一带操军话的和粤北韶关等地操系属未定的韶州土话的群体等，两者合计人口不足100万。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又据《广东年鉴·1998》(广东年鉴社1998年版)，至1997年末，广东省总人口为7051.15万，其中少数民族86.7万，其余为汉族。汉族中广府人3800万，潮汕人1600万，客家人1400万，三民系占汉族总人口的97．64%。
②这里的土著是指从新石器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当地的原住居民及其后裔。
一、广东三大民系的出现及其发展
(一)广府民系的出现及其发展
广府民系的先民是由粤地土著南越和西瓯即百越的部分族人融合于汉族而出现的。其发展，经历六朝至唐初和两宋等两个阶段。
广东自古为百越聚居之地，已为考古学、语言学、地名学等资料和文献记载所证实。学术界也已有共识。至秦汉，他们创造出以种稻和制造并使用有肩石器、扇形青铜钺、几何印纹陶和舟楫，以及凿齿、断发文身、鸡卜等为主要特征的百越文化。秦代前后，广东百越各支的分布大致是：南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为西瓯所居，粤东潮、梅地区是闽越的世居地，而粤西高、雷一带则为骆越地。
中原华夏族(汉代之后称汉族)入粤约始于西周中期。在粤东浮滨文化遗址，不仅出土了分别与河南商代中期和郑州二里冈文化相似的平内长援石戈和大口尊，而且发现了三座行中原葬俗二层台的墓葬，①从而大体上确定中原人入粤的上限。②其后，南来的中原人不断增多。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活用器以及中原的语言和礼俗。
秦始皇为平岭南，“使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守五岭，与西瓯战。③这些军士除战死外，全部留戍岭南。统一岭南后，秦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先后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和三十四年(前213)两次将“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和“治狱吏不直者”强徙岭南，④“与越杂处”。其后，其又应带兵官赵佗之请，将15，000名“无夫家”之女子徙至岭南，“以为士卒衣补(妻子)”。⑤秦末，南海尉任嚣临终前跟赵佗分析形势时，有“南海僻远，东西万里，颇有中国人相辅”之语，可见当时在广东的中原人不少。
汉武帝平南越后，亦仿效秦始皇将罪犯迁至岭南。⑥新莽时期，也曾两次下令将各种罪人“投诸四裔”，⑦恐怕也有到岭南的。
南越国时期，赵佗鉴于暴秦灭亡的教训，推行民族和睦政策：尊重百越风俗，任用越人为官，提倡越汉通婚等等。越汉关系融洽，有汉族融合于百越者。赵佗“椎结箕踞”，自称“蛮夷大长”即是一例。⑧
秦汉两代入粤的中原人，不仅为粤地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其所带来的语言、文化和礼俗对粤地的文化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越汉融合铺平了道路。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番禺的南越、广信的西瓯等相当部分族人逐渐融合于汉族，成为汉朝的编民。
①参见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饶平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八辑，1983年；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大埔县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1期。
②浮滨文化的年代，争议颇大。邱立诚的《从普宁牛伯公山遗址谈起》(《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文认为，经碳14测定，浮滨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1440—公元前920年之间，“下限不会晚至西周后期”。据此并参考地层及出土器物的年代，将其定在西周中期似较稳妥。
③《淮南子》卷18《人间训》。
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⑤《史记》卷118《淮南王安传》。
⑥参见《三国志》卷53《薛综传》。
⑦《汉书》卷24《食货志》。
⑧参见《史记》卷97《陆贾传》、卷113《南越传》。
越汉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南越、西瓯等族称逐渐不见于史，另一方面是发生越汉融合的南海、苍梧二郡编户大增。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的138年中，两郡户口分别猛增364%和457%。①如此高速的户口增长，决非自然繁衍所能达到。这些新增编户除部分为入迁者外，大多数恐与越汉融合有关。
这些新增编户的多数即南越、西瓯融合于汉族的融合体，就是广府民系的最初先民。从地望来看，新增编户不可能是客家民系和潮汕民系的先民。而最重要的证据是他们的语言。据西汉扬雄的《方言》看，当时粤方言已经萌芽。它的某些词语如“睇”(看)、“西服”(庸贱)等已经出现，其读音与今日粤语相同。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词语，在《广东的方言》一书中已有专门论述。③粤方言系粤地土著百越族的古台语不断接受汉语的影响并融合于汉语而形成的一种汉语方言。它的出现既是越汉融合的结果，也是越汉融合的标志。现代粤语仍保留着若干古台语的语音、语法的特点和某些词语，即足以证明广府人与古越族的关系。有关这些特点和词语，罗香林、徐松石和李新魁等已有成论，此从略。
广府民系的先民是由南越、西瓯等融合于汉族而出现的。广府民系是广东汉族最早的成分，出现于西汉中期。也就是说，广东汉族始见于西汉中期。有学者把前此徙居广东的“中县人”也作为广府人的先民或广东汉族，似有不妥。因为其所操之中原汉语不属于今日广东三大方言中任何一个。广东汉族就是以广府民系的先民(当然还有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的先民)为基础，继续融合百越的后裔俚人及广东境内其他少数民族或其他种族，以及不断吸纳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两汉之交至南朝末年，又有不少汉族进入岭南。他们当中有精通经史的中原士人，但更多的是逃避战乱、赋役的“流人”和农民。道光《广东通志·舆地略十》载，“自汉末建安(196—219)至东(西)晋永嘉(307—312)之际，中国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嘉靖《广东通志·事记》引晋黄恭《交广二州记》也云，“建兴三年(315)，江、扬二州经石冰、陈敏之乱，民多流入广州。诏加存恤”。陆路之外，还有从海道来的。《晋书·庾亮传》云，“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南朝，北燕冯业率族人300集体浮海南下归刘宋，占籍新会(《旧唐书》作番禺)亦是例证。④以上入粤汉族多到今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的入住不但增加了广府民系先民的人口，而且其所带来的中原汉语进一步加强了对正在形成中的粤方言的影响。“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指唐代)能晋语”。⑤粤方言至此基本形成。⑥对广府民系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东的第二次民族融合即俚汉融合。在越汉融合之后，史籍出现“俚”的记载。俚是百越未融合于汉族者的后裔。⑦俚人数量甚多，仅粤西古高凉一带即有“部落十余万家”。⑧其分布几遍全省，其中西江流域和古高凉一带为其聚居中心。
①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西汉元始二年，两郡的户口分别是19，613户和24，379户；东汉永和五年，其户口是71，477户和111，395户。
②(汉)扬雄著、周祖谟校：《方言校笺及通检》二，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③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47—48页。
④参见《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北史》本传亦同。
⑤《张籍诗集·永嘉行》，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参见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57—59页。
⑦《隋书·南方人传》曰：“南方人杂类……曰蜒，曰，曰俚，曰僚，曰人也……古先所谓百越是也”。
⑧《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
从三国初年至隋代中叶的300多年中，他们多次起义，以反抗封建王朝的统治。①由于其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罗州(今化州市)刺史冯融虽“三世为守牧，然他乡羁旅，号令不行，乃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婚于郡大姓冼氏”，借重俚人首领冼夫人的力量，“俚人始相率受约束”。②南朝陈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拥冼夫人，号为“圣母”，岭南晏然，足见俚人势力之大。隋仁寿(601—604)初，番(广)州总管赵讷贪虐，激起俚人反抗。隋炀帝敕委冼夫人招慰亡叛，“所至皆降”，平定岭南，不费一卒一箭。③另外，汉族朝廷命官为取得俚人的支持，也多依从俚俗。故冯融被称为“都老”(俚人对首领的尊称)。其族裔如冯盎、冯子猷、冯智戴等均被目为“蛮夷”或“南方人酋长”。④
由于各地汉族涌入，促进俚汉文化交流，加上冼夫人“戒约本宗，使从民礼”，加速俚人对汉文化的吸收，于是广东出现历史上第二次民族融合———俚汉融合，众多的俚人纷纷融合于汉族。俚汉融合，始于晋，发展于南朝，隋唐之间进入高潮，而结束于唐初。《隋书·南方人传》载，“南方人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曰俚，曰僚，曰也人……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高州府部汇考三》“风俗”条云：“自隋唐之后，渐袭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亻离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俚人聚居中心的西江流域和古高凉地区，隋代户口比刘宋初年成倍地增加。⑤至唐初，两地户口又在隋代的基础上大幅攀升。从隋大业五年(609)至唐贞观十四年(640)的31年间，高凉郡的户口增长率高达541.1%。⑥这些新增的户除部分为自然增长和入迁的汉族外，大部分应与俚汉融合有关。另外，俚人的著姓如高凉之冼氏、化州之庞氏、新会之冯氏和番禺之王氏等均为今日该地汉族习见的姓氏，亦不失为其佐证之一。
俚汉融合较之于越汉融合，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人口更多。经过这次融合，土著百越族的遗裔已为数不多。由于大量俚人融合为汉族，广东民族的结构因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只占人口少数的汉族一跃而成为占人口的大多数，反客为主，成为广东人口最多的民族。这种态势即使元明两代瑶族大量入迁亦未能逆转。除粤东之外，俚人基本上都融合到广府民系之中。其对广府民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由于人口的增加、分布范围的扩大和确定，以及语言的大致形成，使广府民系成为较为稳定的自成一体的民系。其分布格局已隐约可见。
两宋之交和宋元之交，又有大批汉族进入广东，使发展中的广府民系人益多、地更广。金兵和元兵南下都触发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史载“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⑦不仅士大夫如此，一般汉族群众亦如是。由于他们入粤时多取道大庾岭，途经南雄县珠玑巷，或者在珠玑巷稍住然后继续南下。于是入粤各姓均称来自南雄珠玑巷。据黄慈所辑《珠玑巷民族南迁
①参见拙作：《试论广东俚汉民族关系》，《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道光《广东通志》卷268《冯融传》。
③《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
④《资治通鉴》卷194《唐纪十》。
⑤据《宋书·州郡志》和《隋书·地理志》，刘宋大明八年(464)，古高凉地区的高凉、宋康和海昌三郡共4666户、21，328人。隋高凉郡辖境与上述三郡相当，大业五年(609)，其户口9917户(未著人数)。西江流域，刘宋时设苍梧、晋康、新宁三郡，共13，793户、39，977人。隋时苍梧、信安和永熙三郡辖境与上述三郡相当，共36，684户。其增长率分别为212．5%和266%。
⑥隋高凉郡，唐初析为高、潘、辩、罗、恩、春等六州，据《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十四年，六州凡53，662户，为隋时9917户的541.1%。
⑦(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三月癸未条。
记》，南迁汉族有罗、湛、郑、张、尹等70多个姓氏，落籍在今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约30个县市，其中以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和新会等县市人数较多。②
其实，早在北宋初年即已有众多迁民进入珠江三角洲。太平兴国五年(980)，广州有主户16，059户(客户不详)，至元丰二年(1079)有主户64，796户，客户78，645户。近100年间，仅主户即增加48，737户，增长率为403.5%。③这显然与移民入住有关。他们在开发珠江三角洲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为广府人。珠玑巷及其他迁民的融入使广府民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其语言已与现代粤方言相去不远，其语音、词汇已奠定现代粤语的基础。
(二)潮汕民系的出现及其发展
潮汕民系同广府民系一样，其先民系由百越一支即闽越融合于汉族而成。粤东由于莲花山-阴那山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斜贯其中，将其东南部之潮汕地区与珠江水系隔断。而其与毗连的福建省则无山川阻隔，却兼有水陆之便。因此，其与福建的关系远较其与粤中的关系密切。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潮汕地区与闽南同属一个文化系统。④其末期的浮滨文化即是如此。⑤其土著居民,学术界已公认与闽越有关。故潮汕地区古为闽越地已无可置疑。虽说潮汕地区与珠江三角洲交通不便,但它与南越乃至中原地区的交往仍然十分频繁。浮滨文化的典型器物如大口尊等在香港、深圳、珠海和南海等地均有出土就是明证。其后，两地联系日益加强。秦于粤东置揭阳县(治今揭阳市西)，南越国及西汉均因之。汉武帝平南越，揭阳令史定降汉，被封为安道侯。⑥揭阳县之置给潮汕地区带来更多的中原文化。
粤东闽越何时融合于汉族，也就是说，潮汕民系先民何时出现，目前尚无可靠的证据以资证明。江浙一带的于越，春秋时期便已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即吴国和越国。战国前后，其族人已完全融合于华夏族，其所操之语言古台语亦融合成华夏语(汉语)的方言之一即吴越语，简称吴语。浙江的东瓯和福建的闽越，由于其首领摇和无诸秦末率族人从诸侯灭秦，佐汉有功，分别被封为东海王和闽越王，建国东瓯和闽越。两国分别于建元三年(前148)和元封元年(前110)为汉武帝灭掉。虽《汉书》明载两地越族已全部“徙处江淮间”，⑦但实际上两地的古越族遗民仍然不少。至昭帝始元二年(前85)，分别于其故地置回浦县(治今浙江临海市东南)和冶县(治今福建省闽侯县北)予以统治。⑧此后，这些遗民中的多数已逐渐融合于汉族，少数僻居山区者，东汉灵帝(168—189)之后称为“山越”，活跃于粤、闽、浙和台湾省等地。⑨如此观之，粤东闽越融合于汉族很可能在汉灵帝前后即东汉中晚期，比广府民系先民出现的时间稍后。这与语言学家对潮语研究的结果基本吻合。
①参见《南雄珠玑巷人南迁记》，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参见曾昭璇等：《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参见《太平寰宇记》卷157、《元丰九域志》卷9。
④参见曾骐：《潮汕史前文化的新研究》，《潮州学国际研讨会文集》上册，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⑤参见邱立诚等：《从普宁牛伯公山遗址谈起》，《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年。
⑥参见《汉书》卷95《南粤传》。
⑦《汉书》卷95《闽越传》。
⑧。《宋书·州郡志二》载：“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明)王应山《闽大记·闽记》云，汉昭帝始元二年，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太平御览》引《吴地记》曰，昭帝始元二年，以东瓯故地为回浦县。
⑨山越首见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见《后汉书·灵帝纪》
(10)《广东的方言》(第269—271页)载，潮语的萌芽阶段在战国至三国东吴之前。
潮汕民系先民出现之后，虽然发展缓慢，但汉末至南朝都不断有汉族移入。萧梁侯景之乱时就有不少逃到潮汕。①东晋义熙九年(413)，析东官郡，于揭阳县地置义安郡，领海阳(今潮安县)、潮阳、义招(今大埔县)、海宁(今惠来县西)和绥安(今福建省漳浦县西南)等五县。潮汕地区由原来的揭阳一县增至为一郡三县。迁入潮汕的汉族以徙自福建者居多，但亦有相当数量来自中原。据调查，今澄海、潮州等市的著姓林氏和潮阳的黄氏等即有称彼时由福建迁来的。建国后，在揭阳、潮阳一带发现多座东晋至南朝的墓葬，尤其是揭阳的一座南朝墓，其结构之复杂、规模之大为广东所仅见。这些墓主无疑是中原汉族。②
中原和闽南汉族入潮，不仅使潮汕民系人口增加，而且也使潮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潮语一方面继续接受来自闽语的影响，另一方面直接接受中原汉语的影响日渐增加。两者交织在一起，使潮汕地区原来所使用的方言逐渐成为汉语方言的一支。③
唐宋时期是潮语分化的决定性阶段，也是潮汕民系发展的关键阶段。入唐之后，一方面是粤东俚人融合于汉族，另一方面是迁入潮汕地区的汉族日见增多。入潮的汉族，以零星迁徙的农民、商人居多，但也有军旅性的集体移民。唐初总章二年(669)，泉、潮间“蛮僚”起义，朝廷命光州固始(今河南省固始县东)人陈政父子率“府兵三千六百将士”讨之。由于其不敌起义军，朝廷继命政兄陈敏、陈敷“领军校五十八姓来援”。④后来这些官兵全部留戍当地。天宝十一年(752)，潮州户口已由隋大业五年的2066户增至4420户，增长率为213.9%。⑤
两宋时期，由于航海业的发达，汉族移民从水陆两路涌入，令潮州户口骤增。据载，在太平兴国五年至元丰二年的99年中，潮州户口由5381户猛增至74，682户，增长率为1387.9%。⑥至南宋理宗端平(1234—1236)时，其户口又增至135，998户，净增6万多户。⑦这些迁徙活动在今日潮汕人的族谱中多有记载。⑧
元代，福建汉族继续徙居潮州。“他们从福建带来的闽南话，进一步与原先本地居民所操的方言汇合，逐渐形成后来的潮州话”。⑨潮汕方言最终形成。
在福建迁民入潮的同时，有一些迁民则越过潮州继续沿海岸线南下，落籍南恩州(今阳江市)、电白和雷州半岛的海康、徐闻等粤西沿海各县乃至海南岛，使这些州县的人口大增，其中以雷州为最。该州由天宝十一年的4320户到元丰二年增至13，984户，增长323.7%。
《舆地纪胜·南恩州》云：“(南恩州)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北宋苏辙曾任海康令，他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的引言中说：“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
这些迁民落籍后大都聚族而居，保留原有的语言和习俗，成为雷州人的祖先。至此，潮汕民系居广东东西两翼的分布格局已基本形成。
(三)客家民系的出现及其发展
客家民系的出现与发展都较前两者简单。虽然客家民系与其他民族(如畲族)和民系都有密切的关系或融合关系，但其基本上是集团性移民群体历史积累的结果。其语言，由于其恪守“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的祖训，基本上也是集团性的人群迁徙而形成的“移民集团”的方言。①
就迄今所见，客家先民在两晋之交已经出现。义招县之置，事在东晋末年，然置县的基础为“昔流人营”。《舆地纪胜·潮州》“古迹”条引《南越志》云：“义安郡有义招县，昔流人营也。义熙九年立为县”。晋代流人肇因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紧接着的“永嘉之乱”更使其有增无已。于是便爆发了以流民为主的流民起义，如长江流域的李特、张昌、王如和杜等的起义即是。流民何时出现于粤东，虽史无明载，但大体可以将其定在永嘉稍后即两晋之交。数量足以置县的流民在粤东东北一带立足，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留着原有的语言和文化，形成最早的纯客家人聚居区。此后，客家民系便以此为生长点，随着中原汉族的不断入迁而发展壮大。至五代，客家先民已有所发展；北宋初，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中叶之后更有飞跃的发展。其集中表现在州县的析置和人口的增加。后梁贞明三年(917)，徙唐循州于龙川，领龙川县；于原循州置祯州(宋改曰惠州)，将唐循州一分为二。南汉乾和四年(946)，析潮州置敬州(宋改曰梅州)，领程乡县(今梅县)。此新建两州均为北宋及其后所沿袭。北宋熙宁四年(1071)，又析兴宁县置长乐县(今五华县)。至此，今粤东纯客区已有二州四县之置。一般来说，州县的建置以一定数量的户口和赋税为依据。五代，户口缺载。据《太平寰宇记》载，太平兴国五年，梅州户1568户，循州户8339户。99年之后，两州户口分别增至12，372户和47，192户，增长率为788.9%和565.9%。与循相邻的韶州，户口增长率(534%)也与循州相仿。②这些编户不少就是客家人。南宋宝庆三年(1227)成书的《舆地纪胜·梅州》引《梅州图经》(该书久佚)云：“郡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借汀、赣侨寓者耕焉”。显然，彼时在梅州土地上勤勤恳恳“业农”者正是来自汀、赣的客籍人士。今客家人的族谱多称其由福建宁化和江西宁都等地迁来，与此正合。语言学家认为，“客家话的最终形成，大约出现于宋代”，③也有力地支持上述推论。
元军破临安后，继续尾追宋军，中原士大夫及各地郡众或逃避战乱，或参与勤王，纷纷自东南沿海南下。宋亡之后，他们大都落籍粤东各州县，其中不少进入客家地区，成为充实客家民系的新鲜血液。
至元代，广东三大民系基本形成。他们的分布，由于“客家人进入之时，广府、潮汕两大民系已基本形成东、西分布的态势，留给客家人的，只有粤北、粤东的两片相连的山区地带。因此，这两块相连的地区也就成了广东境内客家的基本分布地”。④
二、广东的第三次民族融合与广东汉族的最终形成
明清二代，广东出现第三次民族大融合，世居山区的瑶、壮、畲三族的大多数陆续融合于广府、潮汕和客家民系之中，使三大民系也就是广东汉族的主体得以最终形成。
非粤地土著的瑶族，其主体系六朝后期至明中叶间陆续从湖南迁徙而来。其直系祖先莫徭于南朝梁陈时期逾岭入粤，散居于粤北今连南瑶族自治县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一带，直至五代。
入宋之后，湖南瑶族大量南徙。他们不仅活跃于粤北的连、韶、英等州一带，而且已深入到广东腹地西江流域的端州(治今高要市)。至南宋，瑶族向东、南、西三方向推进。东北的南雄州，西北的怀集县和粤中的新州(今新兴县)、德庆州及珠江三角洲的广州都已有瑶族的踪迹。及元，其更进一步拓展至粤东的循州和南海之滨的南恩州、化州、雷州。明代，又在元代分布的基础上再向四邻州县渗透，进入其繁盛时期。明代，今广东辖境共九府70州县，嘉靖(1522—1566)年间，除琼州、潮洲二府分别为黎、畲所居外，其余七府44州县均有瑶族分布。其中清远、四会和广宁一带，西江流域以罗旁(今云浮市一带)为中心包括邻近各县，以及粤西信宜、茂名(今高州市)一带等是瑶族的三个聚居中心。
当时广东瑶族的人口，至今尚无法统计。元大德(1279—1307)年间，程钜夫在《罗璧神道碑》谓，“洞蛮”(其中瑶族居多)二十万，负固夺民田以食”。①元末，守韶州刘鹗又说，“广东一道，地方数千里，户口数十万，瑶僚(即瑶族)半之”。②不管是“洞蛮二十万”，抑或是“户口数十万，瑶僚半之”，都只是个约数，并非实指。不过，据此可知瑶族人口之众。
明代，瑶族人口又有较大的增长。嘉靖间瑶山918座，③遍布上述府州县，有“无瑶不住山，无山不有瑶”之谚。
壮族(古作僮)，与岭南土著百越有渊源关系。广东壮族系由粤地土著百越演化而成的“主僮”和由广西而来的“客僮”为主，融合少量瑶族和汉族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始见于史。④明嘉靖年间，僮分布于广州、肇庆、高州和广西梧州(今怀集县时属本府)等四府的19州县。⑤其中封川、开建、怀集和连山等县即粤西北一带是其聚居中心。
广东畲族均在粤东。畲族亦非广东土著。其入粤时间与莫徭相仿佛。六朝后期，畲族从湖南迁徙到粤、赣、闽三省结合部一带，唐初定居于泉(州)、潮(州)间。⑥粤东畲族以潮州为中心向四方扩散，向西发展至惠州府，与向东发展的瑶族相遇。惠州府遂成畲、瑶的杂居区。畲族有少数越过惠州府进入广州府之增城县，而瑶族则无法越潮州府雷池半步。其具体分布为，潮州府之海阳、潮阳、揭阳、大埔、饶平、澄海、程乡、平远，惠州府之归善、博罗、海丰、兴宁、长乐、永安(今紫金县)和广州府之增城等三府15县。⑦
广东壮、畲二族的人口及分布范围都稍逊于广东瑶族，但其总人口亦不少。两族在明代都曾发动过多次规模巨大的起义，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封川壮族苏公乐起义和隆庆五年(1571)惠州畲族蓝一清起义等。这两次起义明王朝分别调集汉达土兵48，000人和40，000人前往“镇压”。据此即足知两族人口之盛。
明中后叶至清初，三族发生了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分布区域骤缩，人口锐减。至清末，瑶族由原来的七府44州县减为两府四直隶州(厅)7县，即广州府之新会县，韶州府之曲江、乐昌、乳源等县，南雄直隶州之始兴县，连州直隶州之阳山县，罗定直隶州之东安县(今云浮市云安县)和连山绥瑶直隶厅。壮族更甚，原来分布的四府19州县仅余连山直隶厅及其毗邻之怀集县。畲族亦如是，其原有的三府15县只剩下围绕凤凰、莲花和罗浮等三山的丰顺、饶平、潮安、海丰、惠东、博罗和增城等7县有少量的分布；至建国初期，其总人口已不足4000。①引起这种急剧的变化的原因很多，封建王朝野蛮的“征剿”和民族的迁徙无疑都是其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应与民族融合有关。
这次民族大融合即第三次民族融合始于明洪武(1368—1398)、永乐(1403—1424)、嘉靖至清康乾之世为其高潮，而结束于清之季世。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系通过文化的涵化而实现的，文献多称之为“向化”、“同之齐民”、“入籍当差”或“新民”。现按族别分述于下。
民国《阳山县志·事记》云，洪武初，“太祖命赍榜招(瑶)陈满阳等三百八十六户入籍当差”。这是瑶汉融合的最早实例。
永乐十四年(1416)，“高要瑶目周四哥来朝，籍其户八十有七，则十四年之前为瑶僚可知矣。厥后，隶尺籍为编民，散处市廛中，长子孙至读书取青衿，是不特被渐于化，其为瑶僚，名谓形似，久将漫然，不复有存”。②
据《明实录》载，在永乐至正统(1436—1449)的近50年中，先后有高州、肇庆二府属县天黄、大帽、曹运、茶峒、石栗诸山，德庆州新落山等处，怀集县西家等处和连州连山县黄莲、大罗诸山等处有数量不等的瑶民“向化”，传版籍，供赋役。③
万历十年(1582)，阳山知县赵文祯招抚稍陀、老鸦、白芒等三坑瑶为编民，出籍供赋，编为永化都，名其为“新民”。
入清之后，融合速度进一步加快。有阖县瑶族融于汉者。如新宁县(今台山市)，“(瑶民)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招抚归顺，分隶各州县。其在新宁者，居县之大隆峒，言语服饰渐与内地习染，同齐民一体，编户输粮。妇女髻环衣饰，亦与齐民无异”。⑤
又如新兴县，“今(指乾隆年间)国家升平日久，瑶人欣欣向化，衣食动作与齐民无异”。
四会、恩平、阳江、开建等县亦有类似记载。
此外，有的县系部分瑶族融合于汉者。如乳源、曲江、连山、阳山等县即是。
乳源瑶，“或耕山，或耕亩。耕山者花麻而不赋，耕亩者田粮户口与齐民同”①等等。
姓氏亦可为证。今日居住在原瑶区中的汉族，其姓氏每每与昔日瑶姓相同。如新兴县共成乡一带，据乾隆《新兴县志·瑶人》载，清初仍为瑶区。其瑶民多冯、何、李、陈、黄、满、蓝、田、梁等姓。在该乡肥水坑村前至今尚有“东瑶西民”之界碑，而今日世居这一带的汉族，其姓与上述颇同。又罗定市新榕等乡明代为瑶区，而今日世居该地的汉族，其姓氏不少与历史上这一带的瑶姓如盘、蓝、雷、骆等同。此又不失为瑶族融合于汉族的一个有力佐证。
壮融于汉者多在明代。其中以德庆州为最早。正统四年十月，“德庆州雷乡诸山僮、瑶何应山等顺化隶籍，率类朝贡”。②次为怀集县，弘治六年(1493)，知县区昌到今蓝钟、下帅等乡“开诚招谕”，瑶僮“各立牌甲者”可万余。③其余开建、东安、西宁(今郁南县)等县僮亦渐次与汉族融合。
壮的聚居中心之一今高州、信宜一带竟无一字提及，可见方志亦有遗漏。笔者在1986年的社会调查中意外地发现了壮融于汉的融合体———汉族“标话”集团，可补史之遗阙。该集团系以其所操之语言自称为“标话”而得名，分布在封开、怀集两县之交昔日的僮区即今南丰、金装、长安、诗洞、永固、桥头和大岗等乡镇一带，人口约30万。④其语言“标话”，语言学家已一致肯定属于壮侗语族的一种语言。由于其跟该语族诸语言关系都十分密切，语支归属尚未确定。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标话”约有1/3词汇仅其本身所独有，为壮侗语族其他语言所不见，这显然是它继承壮侗语族古老语言即古台语底层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发展的结果。这种语言现象表明，“标话”集团的前身是自古以来就一直生活于这一带的古越族的后裔。
此外，其姓氏、族谱和文化等亦尚有若干僮的特征，与语言资料吻合。
畲融于汉始于永乐初。《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五年(1407)八月，“潮州卫总旗李和招谕斜(畲)人头目盘星剑等一百余户向化，和就率之来朝”。⑥《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八》也云，“畲客(即畲族)，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衣服言语，渐同齐民”。
瑶、壮、畲三族融合于汉族的成分，从地望来看，多数融合于广府民系，少量融合于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经过这次民族融合，三大民系由于人口大幅增加、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而最终形成。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广东汉族在其出现、发展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不仅融合了岭南土著百越及其后裔以及瑶、畲等族，而且还融合了若干非蒙古利亚人种的血统。广东自汉至清一直都有非蒙古利亚种族在生息劳动。其中数量较多的是来自南海诸岛的棕色或黑色人种。东汉杨孚《异物志》载其“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称为“瓮人”。这种人隋之后称昆仑、昆仑奴或鬼奴，近世称“小黑人”或“矮民”。唐之《岭表录异》、宋之《太平广记》、《萍洲可谈》，明之《广志绎》和清之《广东新语》等都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人数不少，或为家奴，或为自由人。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派兵攻打流求(今台湾省)，自粤东义安郡出发的军队中就有昆仑人。①唐中宗嗣圣元年(684)，愤怒的昆仑更将广州都督路元睿杀死：“元睿暗懦，僚属恣横。……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②迨至清代，粤西北怀集县和雷州半岛一带仍有关于他们活动或遗俗的记载。③人类学家从海南岛黎族的个别掌纹特征，发现“历史上存在着黎族和某些黑色人种混血的可能性”。④这种“混血的可能性”恐怕不仅存在于黎族，而且还应存在于广东汉族。
另外，广东古代还有白色人种在生活。广州、顺德、三水和高州等地出土的汉代陶俑灯座和陶质舞俑，从其深目、高鼻、两颧较高，胡须和体毛发达等体质特征看，似是欧罗巴人种，来自当时与番禺有贸易关系的印度(北部)和西亚。唐以降，有聚居于广州“蕃坊”(今广州光塔路一带)的西亚商人“蕃客”。至五代，广州更有西亚人杂居民间，以致被征召入宫。据载，南汉主刘伥“与官婢、波斯女等淫戏后宫，不复出省事”。⑤这些人种包括与广州回族有渊源关系的蕃客，也应与广东汉族有融合关系。
三、广东汉族也为瑶、壮、畲等族所融合
融合关系是双向的。在百越及其后裔以及瑶、畲等族融合于汉族的同时或前后，汉族也为他们所融合。
部分汉族由于种种原因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久之，融合于当地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嘉靖初，“广东新宁、新会、新兴、恩平之间，皆高山丛箐，径道险仄，奸民亡命者辄窜入诸瑶中，吏不得问”。⑥嘉靖七年(1528)，广东分巡李香到阳春县“招出投瑶二千余人，还新兴、阳江、新会等处复业”，⑦但并未尽数招出。后来这一带的瑶族起义，便推举他们当中的陈以明为首领便是明证。明末清初，“有明朝遗老多人，慨汉族之沦亡，愤腥膻之满地，多徙族入排(即村寨)，杂瑶而居，历史既久，遂与同化”。⑧先哲亦已有见及此。顾炎武道：“特二种(指瑶、僮)有真赝、主客之分，不可不辨。大率盘姓为真瑶，他姓为赝瑶”。⑨稍后，屈大均说得明白：“诸瑶(指罗旁瑶)率盘姓，……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窜潜其中，习与性成，遂成真瑶”。
民国《阳山县志·舆地志》也谓：“老鸦坑瑶，原土著人(指汉族)，以效瑶所为，故亦曰瑶”。民族系以文化(非姓氏血缘)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将有共同文化的瑶族按姓氏分为真、赝，当不足为训。不过这是历史的局限，不可苛求于前人。
据调查，连南县南岗乡的邓姓(部分族人)、大麦山镇马岭墩和庙应岗一带的许姓、内田乡的方姓，乳源县游溪乡子背村的邓姓、柳坑乡薯莨坑的冯姓、龙南乡蓝厂的邝姓等，都是由汉族入住瑶区而融合于瑶族的。
另外，历史上还有不少汉族的儿童被瑶族收养，或汉族女子嫁入瑶山而成为瑶族的。据连南县油岭排瑶唐姓的族谱，其始祖唐郎白公之曾孙唐一公收养一汉族养子，法名为天保七郎，又称唐七公，俗呼“汉人公”。他的后裔繁衍成今日该排的小唐(唐姓内部分大唐、小唐)。
汉族融合于壮族者亦多。这种现象有学者称之为“壮化”。①据调查，今连山县壮族有相当部分族体系外地汉族迁入壮区后而融合成为壮族的。如该县福堂镇以及与其毗邻的怀集县下帅乡和广西贺县南乡镇等地的莫姓；该县加田乡之梁姓、谢姓，上帅乡之陆姓，小三江镇之朱姓、陆姓，永丰乡之郭姓、文姓等壮族均是。其中以莫姓人口最多，约30，000。汉族女子嫁入壮区的亦不少。
畲族与客家民系的关系密切，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广东畲族居住分散，与周围汉族保持着各方面的密切联系，使得两族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加上两族间长期的相互通婚，更促进了畲汉民族文化的交融”。②如语言，目前多数畲族操的是近似客家方言的畲话。③而客方言也受到畲语的影响，两者“曾经起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作用”。④又如精神文化方面，畲族的民间信仰和客家人一样，是佛、道结合，多神崇拜。在命名、排辈和取郎名、法名等方面，畲族和部分客家人也同。又如在婚丧节庆等习俗方面，两者亦多有相同之处，等等。⑤这种文化互动关系必然会有利于或促进两族的相互融合。部分汉族融合于畲族不足为奇。
另外，据研究，畲、汉通婚在清初已较为普遍。不少汉族通过婚姻而融合于畲族之中。⑥
二、从一些Y染色体信息推测瓯越的族属
复旦大学李辉等以广州为取样点，得出广东汉族Y染色体单倍群比例，有20%的M119和7%的M88。文波《Y染色体、mtDNA多态性与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2006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中的数据，北方汉族有8.0%的C-M130、2.2%的D-YAP、5.7%的P*-M45；南方汉族有6.8%的C-M130、1.4%的D-YAP、1.5%的P*-M45；广东有32.5%的M122、30%的M95和15%的M119。
凿齿(黑齿)好食槟榔，与热带马来人有近缘，因此，广州周边的凿齿(黑齿)及禽人(符娄、番禺、番阳)应属百越O1a-M119；百越可能是在4～3万年前在越南的占城与马来支分开后，沿古海岸进入到珠江水系的下游及中游地区，然后又在约1.2万年前经粤北向赣浙方向发展，部分从桂东北的贺江源头进入湘南、赣西。(新观点见:黄种人O系的迁徙、分化与扩张）
鉴于李辉等在鄱阳湖西南面的吴城遗址(3500～3100年前)取得的古DNA主要为O2a型，按古越人的迁徙路线，骆、桂国、沤深可能属骆越O2a-M95；他们从滇南、桂西南进入到西江的上、中游地区，然后有经桂东北的漓江源头过湘南。
居郁水之南，有文身习俗的雕题氐人可能混有或属早东亚人D，氐人源出巴蜀，迁居九疑之南而有文身之俗。另有一分支夫余族群O2b可能是在追逐(杀)早东亚人C3过程，沿古海岸迁徙到东北-朝鲜半岛-日本等地。
早期骆越O2a在桂中、桂北的溶蚀平原及溶洞分布区有较好发展；而百越O1a在粤北-湘赣扩散较早，后来在江浙一带获得巨大发展；封豨、苍兕居两迁徙线路中间，属何族系？尚有疑问。
三、古苍梧的族属
封开作为岭南土著文化最早、最重要的发源地，有必要搞清贺江流域的古苍梧(即封豨+苍兕)是属百越O1a-M119、骆越O2a-M95还是荆蛮-扬越O3系。在了解百越O1a、骆越O2a大致迁徙路线的基础上，再只能在出土文物上寻其蛛丝马迹。
玉琮、玉璧、玉钺等被视为江浙百越民族良渚文化(5.3～4.2kaB.P；O1a-M119)中的特殊礼器，粤北曲江的石峡文化(5～4.5kaB.P)也出土了玉石琮6件及玉璧、石钺各1件，此说明沿粤北-赣-浙，百越交流路线的存在，有幸的是，在封开杏花的禄美村遗址(4kaB.P)也出土了与石峡、良渚遗址相似的1件玉石琮及1件小石钺，由此可推断，此期封豨所居应为百越O1a。另在杏花河畔山岗遗址(4kaB.P)的152件斧锛中，发现有36件的石料属霏细岩，霏细岩是南海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制作有肩石器的主要石料，在未发现封开本地有开采霏细岩的情况下，可推定霏细岩石器是从西樵山运来的，这种“亲缘”来往，为封豨与西樵山一带在四、五千年前同属百越O1a的地盘添加了佐证。
百越人活着时喜欢拔牙(凿齿),传说吃槟榔及拔牙是为了消除瘴气，对死者有二次拾骨葬葬俗，杏花乌骚岭二次葬公墓中的111座墓葬(4.3～3.9kaB.P)说明封豨在大约四千年前所居为百越O1a。沿百越迁徙路线，早期的拔牙遗存见于珠三角西樵山文化(5～4kaB.P)、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4.5kaB.P)及山东大汶口文化等；早期二次葬见于粤北石峡文化、封开杏花乌骚岭、江西新余拾年山(6～4.5kaB.P)及湘乡岱子坪(5～4.5kaB.P)等遗址。相比，数千年前骆越O2a的葬俗多为屈肢葬，早期的有9～7千年前的桂林甑皮岩、横县西津、扶绥敢造、邕宁长塘、南宁顶蛳山及东南亚和平-北山文化等遗址，晚些的有粤西遂溪鲤鱼墩(7～3.5kaB.P)、肇庆蚬壳洲(5.1kaB.P)及鄂西大溪(6.4～5.3kaB.P)-屈家岭(5～4kaB.P)文化遗址等。蚬壳洲遗址又见拔牙遗存，有双手反绑于背的俯身屈肢葬，被葬者也有可能属俘虏而非骆越O2a；荆蛮大溪-屈家岭文化有40%左右的屈肢葬可能意味着其较深地混合了骆越O2a。
有研究认为，进入商周青铜器时代，大石铲退出了实用舞台，但在骆越则演变为祭祀天地、祈求丰年的农业祭祀礼器，这种没有使用痕迹作祭祀用的钝刃大石铲在骆越的活动中心-广西的左、右江发现最多，然而，在封开县内多地也发现共有十多件形制奇特、磨制精细的双肩大石铲(更多>>>)[1]，由此推测，大约在3千年前的商周时期，有骆越O2a融入古苍梧；据李辉等，3.5～3.1kaB.P江西吴城遗存Y染色体主要为骆越O2a，或也能说明，骆越大约在4～3.5kaB.P有一个由西向东向北的扩张过程，给粤西、湘、赣等地带来骆越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古苍梧地域的腰坑墓葬特色及所出土的青铜器属扬越类型，说明随着北方青铜文化的传来，源自湘地的扬越O3*文化占了主导。二、三千年前，扬越主要居湘地，部分居鄂、赣，由原先居长江中游湘楚地域荆蛮族群演变而来，而当今的瑶族可能是扬越后裔，演变关系也则：荆蛮族群→荆楚、扬越→苗、瑶族。偏北楚地的荆楚O3*+O3d主要演变为苗族；偏南湘地的扬越O3*与骆越O2a-M95融合较深，常混有O*，部分混底层小矮黑D，部分演变为瑶族，畲族是瑶族的分支。苗、瑶族或多或少都混有O3d-M7(据文波,684个样本平均为6.7%)。瑶族历史上在岭南分布很广，据嘉靖《广东通志·外志·夷情》载，明代广东还有很多瑶寨，分布33个州县，其中肇庆府约有540处，占全省900多处瑶寨的60％左右，西江与粤北一样，为瑶族的大本营(-据司徒尚纪)。不过，可能并非所有的瑶族都源于湘西，两广北部除本地起源的百越O1a及骆越O2a外，可能还存在本地起源的类瑶人群O3*，如在高频的O3谱系中未出现O3d-M7及O3e-M134的封开-怀集讲标人有可能属本地起源？(相关见:封开一带果然有O3系祖型族群)
四千多年来，封豨或古苍梧作为岭南土著文化的发源地，在不同时期，成为苍梧越(苍兕+封豨,O1a,四千年前)、骆越(骆越,O2a,商周)、荆蛮-扬越(O3*,春秋战国)、秦汉中原汉人(O3e)的移居及文化交流场所。
南方新石器晚期遗址自北而南、自西而东先后大约是在4500～3500年前出现了中断，这意味着原始社会出现了动荡、出现了转折，还意味着可能出现了族群的更替。东南地区新石器晚期流行二次葬、有拔牙(凿齿)习俗、以玉琮作为特殊礼器，应属百越(O1a)，当今江浙人群就有较高比例的O1a-M119。但广东汉族主要为O3系，次为骆越O2a，而百越O1a比例相对较低，出现了南粤越民少这种奇怪现象，推测应与荆蛮族群被黄帝集团打败后的南逃有关。荆蛮虽败，但其文化的先进程度还是在岭南百越之上，荆蛮的到来，对百越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打击，他们不得不逃离原先的居所，因此遗址就出现了中断，而后又经历了春秋战国湘地扬越的渗透，扬越-苗瑶的O3系统就取得了优势地位。苗瑶族O1a-M119低频，说明百越很少融入到苗瑶之中，扬越-苗瑶可能是通过消灭或驱逐方式取得对百越地盘的更替。先秦，大规模汉人到来之前，广东西江-珠江以北大多已成扬越或荆楚人的地盘，而粤西湛江-茂名-阳西一带应为骆越-俚僚的地盘，或许，珠三角西面至罗定-阳江一带还是百越O1a的地盘？但目前相关数据欠缺。东亚人群O1a-M119频率排行：台湾高山族50-100%＞海南黎族30-60%＞上海马桥原住民30-55%＞广西贵州仡佬族、仫佬族20-60%＞印尼原住民20-50%＞部分侗族35%＞浙江汉族27%＞上海汉族26%＞安徽汉族18%、江苏汉族18%、广西水族18%、广西壮族18%＞湖北汉族17%＞广西汉族15%＞江西汉族14%＞湖南汉族13%＞广东汉族12%(据李辉、石宏、文波等)。
四、广府民系的形成，兼对比客家民系、潮汕人群
汉民族可分北方民系、江浙民系、广府民系、福佬民系、客家民系、湖湘民系和老表民系七大民系，分别操北方语、吴语、粤语、闽语、客家语、湘语和赣语。汉民族约占全国人口的92%。原始汉族起源于黄河中上游的华夏族群，后与东夷及荆蛮发生融合，形成汉人齐语支及汉人楚语支，再经战乱迁徙，与当地土著或少数民族发生融合，形成汉族的七大民系。在父系Y染色体单倍型方面，华夏汉人父系Y-SNP频率O3e-M134＞O3*，O3*主要为M122，K-M9有较高比例；汉人齐语支O3*＞O3e-M134，O3*中M324有较高比例，O3e*中O3e1-M117有较高比例；汉人楚语支O3*＞O3e-M134，有O3d-M7，O3*为M122。
广府民系讲粤语，以广州地区为代表，分布于两广，由偏北的北方华夏汉人南迁，与越人土著融合而成，在广东广府人当中，源于北方汉族的M9+M122+M134三项占60.5%，M134＞M122。广府人父系DNA，宋朝汉人血统占50%、秦汉汉人血统占10%(似偏小?)、越人血统占40%；母系DNA，越人血统占80%、汉族血统占20%。北方汉族血统父系的贡献要比母系高得多；广府民系所融合的越人土著，西部为西瓯，东部为南越(黑齿、禽人)，南部为临越(雕题)，西南为骆越；广东北部还融合了比汉人更早到来的扬越荆楚人。若按广州、广宁的几份检测数据分摊估算，肇庆-广州人的构成大概是：越人土著M119+M95占17%、春秋战国入粤的扬越荆楚人M122+M7+M95占23%(包括后来瑶畲汉化)、秦汉北方汉人占17%、唐宋以降北方及江南汉人占38%，其他占5%。岭南最早汉化始于舜帝时期的贺江流域，两广大规模汉化始于西汉，其从西江中游广信(封开)开始，并沿水系向东、向西、向南推进，再在唐代以来经粤北融入大量北方或鄂湘赣江南汉人。粤语来源于秦汉时北方华夏族群的“普通话”-雅言，属汉语秦语支，汉武帝平定岭南并在广信设立交趾部，并依上述路线融入汉人不断推广，而在此之前，越人各部落还缺乏文字及统一的语言，粤语化有可能是标准的、革命性的。
客家民系特点有：①.形成时间较晚，大致与宋朝大量北方或鄂湘赣江南汉人经南雄珠玑巷驿站南徙珠三角时间相当。两宋中国积弱，河南等地的中原汉人首先云集江西，后在赣南闽西形成客家大本营(据谭元亨)。②.客家人的父系DNA，宋朝汉族血统占30%、秦汉汉族血统占10%、苗瑶族O3d血统占30%、越人血统及早东亚人各占10%（总数怎么只有90%？似越人偏低、秦汉偏高，估计粤客秦汉汉族占5%，越人占25%）；母系DNA，越人、汉族、苗瑶族血统各占30%、早东亚人血统占10%。据李辉等，福建长汀客家Y染色体汉族结构占80.2%，客家人主要融合了当地苗瑶族群中的畲族，类畲族结构占13%、类侗族结构占6.8%，如数表>>>；与广府民系相比，客家人O3e-M134频率较低，有4%的O3d-M7，说明客家汉人祖源河南，南下过程混入楚语支汉人，后又在赣闽粤混入当地的畲族及百越土著。据文波、张有隽等684个苗瑶族样本，M122/M7＝7，按4%的M7，可算得客家人混入苗瑶M122+M7的比例为32%。③.客家民系在不停地迁徙。宋元之交，客家民系在抗击元兵中遭受大浩劫，大本营被打散打乱，并向粤东北、湘东等地逃散；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帝，粤北原居民遭屠杀驱赶，后迁赣南、闽西、粤东之客家人来填补，在明朝，客家民系再次凝聚成形(据谭元亨)。
潮汕人群从闽南迁来，属福佬民系，福佬民系的形成与东汉末至南北朝河南-山东一带的汉人南迁有关，潮州话属汉语齐语支闽南方言。闽语支人群O3系占大部分，其中O3e1-M117有较高比例，符合齐语支汉人的特点，可能为传说中东夷少昊集团的后裔。与潮汕人有亲缘关系的有雷州半岛、海南、台湾、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地的闽南语人群。潮汕人混合的土著主要为苗瑶中的畲族，畲族的始祖聚居地就在潮州的凤凰山，O3d-M7频率在粤东闽南一带全国最高，潮州人中较高比例的O2a*应源自畲族。
惠州话属客家话、粤语，或是另种粤方言？争议甚大。惠州话比唐末-五代经粤北进入梅州一带的“早客家人”年代还要古老，真正客家人大量进入惠州则更晚，所以惠州话应不属客家话。从博罗横岭山遗址300余座春秋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铜甬钟、编钟和青铜鼎等判断，其应属荆楚文化类型，此说明在汉人到来前，东江中下游符娄古国的百越原住民曾被来自于楚地的荆蛮所替代，荆楚文化成了主导。到了汉代，汉文字夹带着古粤语沿东江水系推进，“城”居荆楚人及乡下百越原住民在学习汉文字的过程也就实现了古粤语在东江流域的传播，惠州话或惠(州)河(源)方言因此形成。尽管东汉末(公元217)交州已东迁番禺，但估计进入三国时，白话的强势推广可能就中止了，因此，东莞话、惠州话等差异大的面貌未获根本性改变。对照《楚辞》,惠州话残留有古楚语底层用词，如睇(看)、掏(绑)、督水(告密)、桶笃(桶底)、一笃屎(一堆屎)、揞(遮掩)、戆(傻)、仡失(吝啬)、低D(知道)、谷(乳房)、奶(妈妈)等(据吴定球)。白话人大概能听懂三四成惠州话，惠州话应属粤语方言。惠州话与客家话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分，是因为都混融有古楚语成分，古楚语是惠州话的底层，而客家话中的古楚语成分应源于其融合的畲族语言。
五、白话-粤语
西汉时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在公元前106年至公元217年有三百多年在西江中游的广信设置管辖岭南九郡的交趾部及交州治所，并沿西江水系的上游及下游两个方向开始了两广白话的推广，上游白话区到达南宁甚至进入越南境内，下游到达东莞、深圳及香港。东汉末(公元217)，交州东迁番禺，而广府民系的粤语化在交州东迁前已基本定型。
当今的白话，如果以广州西关口音为标准，白话的差异大概是：广州＜香港-澳门＜肇庆-佛山＜梧州＜南番顺-中山-珠海＜封开罗董(汉代活化石)＜怀集-广宁-清远-从化-增城＜罗定-云浮-新兴＜湛江-信宜-高州-化州-吴川-廉江＜东莞＜南丰(西汉活化石)＜岑溪-容县-贵港-南宁-北海-钦州-玉林＜合浦-灵山＜阳春-阳江＜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斗门＜惠州。白话的推广与西江水系的交通便利有关，潭江及漠阳江流域因不能与西江直接沟通，且人口多于南宋以来经粤北珠玑巷驿站南迁，造成四邑话差异较大；在融入广府民系方面，鉴江流域之茂名-湛江地区，古时属高凉俚僚土著，也因不能与西江直接沟通，晚至唐初才完全融入广府民系；珠三角的顺德等地虽近邻广州，但可能是由于成批成群的入粤定居者多在宋朝以来，所带入的语言与唐前中原已有较大差异，在粤语化不彻底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当地土白话与广州话也有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