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谈判过后，86个世贸组织（WTO）成员宣布在电子商务谈判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将力争在2022年底前就大多数议题达成协议。
14日，WTO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对此进展表示欢迎，并表示这将为中小企业带来重要红利，“目前所开展的工作，有望为快速增长的数字经济领域中的消费者和企业带来更高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奥孔乔-伊维拉并说，疫情凸显了电子商务作为包容性工具的重要性，帮助小企业、特别是女性发起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我鼓励该倡议继续向WTO其他成员敞开大门，并继续讨论弥合数字鸿沟所需的发展问题。”她说。
目前有86个WTO成员参加该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commerce）。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近期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曾解释道，对一些新议题，比如说像电子商务，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WTO成员都能够接受这个规则，我们持开放的态度，可以采用联合声明倡议的方式，部分成员先达成一个协议即诸边的协议来解决这些领域内的一些具体规则问题。未来条件成熟了，让WTO所有的成员都加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从WTO的谈判沿革历史上来看，诸边的议题，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有许多转化为多边协议的案例，而“考虑到数字经济的收益如此巨大，就要想办法去寻找成本最小的谈判路径去发展这一规则”。
取得实质性进展
作为联合召集人，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贸易部长于14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疫情突显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并加强了对于数字经济加速转型和对管理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需求。
联合声明表示，WTO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将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域更新WTO规则手册。
联合声明还透露，在现有WTO协定和框架基础的成果之上，各方将继续推动谈判朝着高标准和具有商业意义的方向发展，各方将继续促进包容性，并鼓励尽可能多的WTO成员参与谈判。
在“谈判迄今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方面”，联合声明称，“在八项条款的谈判小组中，都取得了不错成绩，这些小组包括在线消费者保护、电子签名和验证、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信息、开放政府数据、电子合同、透明度、无纸化交易以及开放的互联网访问。”
联合声明认为，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将带来重要红利，包括增强消费者信心和支持企业进行在线交易。
2022年底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一致
同时，此次各方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提案合并，其中包括关于关税的电子传输、跨境数据流、数据本地化、源代码、电子交易框架、网络安全和电子发票以及关于市场准入的高级讨论。
联合声明强调，“将从 2022 年初开始在这些领域加强谈判”。
声明还指出，能允许和促进数据流（流动）的条款是高标准和具有商业意义结果的关键，同时该倡议的共同召集人认为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参与者之间要认同永不征收电子关税的做法。
该声明还表示，鉴于迄今为止取得的巨大进展，联合召集人将安排并确保到2022年底，各方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计划，“在2022年全年，我们都将为各位贸易部长寻找机会，就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提供指导”。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在声明中表示，欢迎过去三年谈判中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通过数字化连接，数字贸易正在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变得更加富裕。”他说，“WTO成员众多，因此为WTO提供实现‘信任数据自由流动’（DFFT）的数字贸易规则，将使业务更加可预测和稳定。这将反过来促进进一步的数字贸易。为了早日取得成果，我们将努力加速并进一步推动谈判。”
新加坡贸工部长颜金勇则表示：“数字贸易正在成为当今经商的一种关键模式。该倡议将通过加强规则和简化法规，为数字贸易提供稳定的监管环境。倡议涉及86个成员，还将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并鼓励采用数字化，这将使我们的经济处于有利地位，以利用数字经济中的新机遇带来的好处。”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对于目前WTO采取的诸边协议的形式都较为看好。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WTO的问题在于WTO下多边谈判停滞，其中不可控的一些成员方总是在最后关头发难，拖累整体谈判进程，但WTO仍是当今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权威机构，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这套规则体系是目前规范全球贸易投资最有效的体系，因而在其下进行诸边谈判效果很好”。
崔凡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回顾WTO和关贸总协定（GATT）历史，在反倾销等协定方面，都是由诸边形成了基础和文本，随后慢慢孕育而成。
譬如《反倾销法典》(Anti-Dumping Code)，当时也不是所有GATT成员都参加了，且在1973-1979年东京回合时，又加以补充修改。崔凡解释道，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化格局发生变化，条件成熟了，相关诸边法典才变成多边协议，这中间经历了16年时间。
崔凡表示，目前在全球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面，若要求太高了，使得各国国内矛盾都容易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要谈成的成本极高，但数字经济要谈成的收益也极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