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芳芳第一次见何亚君，是在5年前的北京马拉松上。

袁芳芳当时200多斤，是个大号女孩。作为志愿者的她，在终点附近，看到一个戴着墨镜的跑者，怪的是，还有人用绳牵着他跑。

这不是作弊嘛，咋还能让人牵着跑？

她心生困惑，直到那个人跑过去了，她才看见他的背后印着“视障”两个字。

袁芳芳也算见过世面，英国计算机博士，互联网大厂码农，但盲人跑马拉松她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不应该待在按摩店吗？

比赛结束后，那个拽着绳子奔跑的背影挥之不去。袁博士查了下资料，中国竟有1700多万视障人士，比整个荷兰人口还多。她有点想不通：这么多人平时都到哪儿去了？还有，盲人跑马拉松又是怎么回事？

正处在减肥事业低潮的袁芳芳，决定去看看。她刚开始练习跑步，但实在太重，最好成绩是2公里，几乎没人带她玩。

“我降低起点，陪盲人跑总能跟得上吧。”她想。

后来，朋友告诉她，那个盲人跑者，叫何亚君。他全马跑进了4小时，超过一般运动员水平。

一群程序员的助盲跑

何亚君不是一个人跑，2014年他创建了一个助盲团，帮助视障者跑马拉松，奥森是他们的训练场。

袁芳芳从未见过这么多盲人，他们一身专业运动装，由志愿者牵着，轰隆隆地跑过去。全无印象中盲人拄着盲杖，摸索前行的样子。

袁芳芳说明来意，也老实交了底，问能否加入跑团当志愿者。一旁的盲友说，这太好了，现在盲友跑步热情很高，志愿者不少，但流动性也大。

后来袁芳芳才明白，志愿者和盲人搭档间建立跑步的默契，需要时间和里程。

图｜袁芳芳（头戴粉色帽子）和盲友们奔跑在奥森

就这样，战力只有2公里的袁芳芳火线成为志愿者，成为盲人跑友的“眼睛”。她第一次摸到“盲绳”，指头粗细，一尺多长。分给她的那位盲友，跟着盲团跑了三年，一直在跑得最慢的五队晃悠。

到了真正试跑时，这双200斤的“眼睛”却连最佛系的盲友都跟不上，刚燃起的心，一下又凉了。

袁芳芳是“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一代。1991年，年仅10岁的她就写出人生第一行代码：Hello World。后来，她一路开挂，读到博士，毕业后先去了甲骨文，2017年跳槽到阿里巴巴。

也是那一年，她生了二胎，体重一发不可收拾，突破200斤。许多次安检，刷脸系统扫不出来，滴滴尖叫。

图｜袁芳芳最胖的时候

有氧运动是甩脂的第一步。和盲人跑马拉松是门技术活儿，不仅讲究身高、摆臂、步频、步幅、步速的配合，就连呼吸也相当讲究，如果一个气定神闲，一个喘得像拉风箱，节奏就会打架。

跑了大半年后，袁芳芳看到了效果，体重从216斤减了50多斤。

同事见她瘦了，都来问：“哪家私教这么给力啊？”芳芳说给盲人助跑。大家听了都觉得新鲜：那你是人肉语音导航吗？你们牵绳还是牵手啊……

芳芳干脆上阿里内网发帖，一是回答同事们的疑惑，二是顺带发动一波志愿者，解决助盲团长期“缺眼睛”的问题。

跑步时，志愿者和盲友两两对齐，通过一根盲绳协同。志愿者要拆解盲友的核心需求，及时提供信息，比如地面坑洼、路旁垂下的树枝，保持一个细密的颗粒度，增强盲友的安全体感和奔跑体验……

阿里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员工每年必须完成最少3小时的公益，除了传统的捡垃圾，大家也在打开脑洞想更新的公益项目。陪盲人跑步？这事还是让不少人稀奇，再加上袁芳芳的“互联网技术范”的讲述风格，帖子很快在阿里北京中心的几个办公室流传开来。程序员们在评论区啧啧称奇：“这是助盲跑，还是打磨互联网产品？”

袁芳芳用行话打趣：“经过我们的合力打磨，助盲团已经有3000多活跃用户了。”

帖子发出后，芳芳的钉钉开始响起来，开始是一天三四个，后来多至十多个。有些是咨询细节，有些直接报名。

高德程序员赵思寒，是个佛系健身爱好者。看到芳芳的帖子后，也是不相信盲人还能跑马拉松。

他用黑布蒙住双眼，亲自体验一番。“心里虚得很，方向感立马就没了，脚都不知道往哪踩。”

还有支付宝的钱添，宁夏银川人，也是个程序员。当时，他正对支付宝的无障碍功能研发感兴趣，但他却没有见过一个盲人。他需要深入这个群体，于是给袁芳芳发了消息：算我一个。

“阿里助盲团”钉钉群很快接近百人，人数超出想象，那就不能放羊式管理了。袁芳芳效法互联网公司架构，根据不同成员专业，把百位志愿者分成SOP组、用研组和技术组。

SOP组负责搭建盲友和志愿者数据库，方便两者快速配对；用研组负责搜集视障人士的互联网产品需求，如读屏、导航、网购等问题。

技术组相当于志愿者教练，负责科普助跑技术，还要拍摄视频，便于后期跑姿分析。

“不走出去，我永远只是个按摩的”

这群程序员摩拳擦掌，在训练时间来到奥森。他们用事先准备的SOP，按照身高、步速、耐力等“大数据”迅速匹配搭档。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现实中的盲人。

图｜钱添（左）和盲友搭档在做跑前准备

现场起码有上百名盲人跑者。和芳芳的初次反应一样，程序员们就像误闯进一个平行世界——我们身边竟有这么多盲人？他们蹒跚而来，牵上盲绳尽情奔跑，然后蹒跚回去。

即便如此，能出门的已是盲人中的佼佼者。相处多了，程序员们觉得自己低估了生活的残酷。他们觉得路边有盲道，地铁有电梯，扶手上有凸点，世界便通行无阻。

曾经轰轰烈烈的“文明城市”运动，让中国的盲道铺到县一级，但真实的应用中却有很多问题：不少盲道铺成之字形，通往一堵墙或掉了盖子的排水井，又或者停满共享单车。“我宁愿在马路溜边走。”一位盲友说，“盲杖能敲到马路牙子就有路，但盲道真有可能导到坑里。”

坐公交也恼火。有次训练，一位盲友迟到了半小时，他一边换衣服，一边对赵思寒抱歉说：“等很久没等到公交车，问人才知道，临时改线了，通知就贴在站牌上，可我看不到啊！”

这样的事多了，芳芳他们意识到，“盲人为什么不出门”的疑问真有点“何不食肉糜”。看得到的还只是现实中的“墙”，观念里的“墙”却困住他们一辈子——他们几乎一出生就被“隔离”，大多被关在家里，运气好点就去特殊学校。

很多盲人终其一生都没摸过一本盲文书。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残障人群文盲率高达43.29%。2020年，残障人士就业率只有43.24%。缺乏教育和就业难，贫困将伴随他们一生。

如果不是20年多前赌气离开老家，助盲团团长何亚君估计仍困在四川巴中的小山村里。10岁时，他得了脑膜炎，引发视网膜脱落。之后，他眼前的光亮像被虫子蚕食，一点点消失。一度，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别想出门了。

后来，见过世面的表姐来家中提议：“为什么不学学按摩？”

图｜何亚君助盲团的盲友新潮在为客人按摩

让盲人学习按摩，几乎是对盲人最大的善意。统计显示，90%的盲友在从事按摩。健全人可以上大学，但面向盲人的学校少之又少，哪怕考上盲校里的清华北大——长春理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出来后也大多只有两个选择：按摩和钢琴调音。

何亚君先到成都学按摩，2002年来到北京，从此就和大多数盲人一样，十年如一日，在几十平米的按摩店里工作与生活。

长期不活动，何亚君的体重从刚来北京时的100出头，一路飙到2014年的190多斤，再加上脂肪肝和高血压，一个钟的按摩险些坚持不下来。

直到一位老顾客带着他跑了一趟奥森，他开始逐渐爱上了跑步，后来陆续跑了全国70个马拉松。

图｜何亚君在按摩店。他通过读屏软件和助盲团成员交流

何亚君说：“如果不走出去，我永远不知道，除了按摩我还能做那么多别的事。”

他希望通过跑步，可以让更多盲人走出来。起初，他想有三五个盲友一起跑就行了，没想到却“炸”出一堆同病相怜者。很快，盲跑团登记在册的盲友就有3000名。

3000个盲人跑者，各有难言的人生。盲友刘伟去招聘会找工作，众目睽睽之下被骂出会场。28岁的盲友赵雷相亲几十次，都是见一面就没有然后了。从上海跑到北京的刘哥，封控期间因为无法通过APP抢菜，一天只能吃一包方便面，吃了十来天才被人发现……

他们大着胆子来到奥森跑道后发现，生活其实有着更多可能。

“抽到的牌再烂，也要拼命打好”

袁芳芳的跑搭子周玲，年近花甲，还跟个爱做梦的姑娘一样，到处参加马拉松。她是少数没有从事按摩的盲友跑者。

2018年，周玲跑完无锡马拉松后，她给搭档袁芳芳透露了新想法：出国参赛。盲友们觉得这个好啊，长见识更长志气。盲人出国，这种事过去想也不敢想。

志愿者们帮周玲找国外赛事，最近的是日本名古屋女子马拉松，跑完还能有一条Tiffany项链。周玲不知道是啥，芳芳说女孩子都喜欢。

图｜袁芳芳（右）和周玲（左）在奥森跑步中

次年春节还没过完，周玲和芳芳就开始备战训练。春寒料峭，清晨的奥森还是黑漆漆的，但胜在没什么人。天亮了，就请旁人帮忙拍跑步视频，再到北体大找田径老师做技术分析。

名古屋湿冷，只在北京练不行。两人还一起飞到杭州，绕西湖跑完10公里，提前适应名古屋气候。

2019年3月9日，芳芳和周玲提前一天到达名古屋。第二天一大早，天气阴森，看样子要下雨。这是她们最担心的天气，路面湿滑不说，防失温也是一大挑战。

果然，跑了六七公里后，还真飘起了细雨，气温也骤降。袁芳芳感觉到，周玲呼吸节奏有些乱，甚至直接用嘴呼吸。她记起北体大老师的提醒，提醒周玲起步阶段要尽量用鼻子呼吸，鼻子呼吸不够，再口鼻一起呼吸，避免直接用嘴呼吸。

袁芳芳提议放慢步伐，调整呼吸节奏。周玲的呼吸这才稳定住。

两人拉着绳子跑步的样子，也引起了观众注意，个别懂行的发现是盲人，用日语为她们加油。芳芳指指衣服上的中文，示意听不懂，蹩脚的“加油”又稀稀拉拉在人群响起。

跑到30多公里时，眼看胜利在望，周玲忽然脸色有些难看，往后拽了拽盲绳：“右腿有些抽筋。”

袁芳芳赶紧让周玲停下，撸起她的裤管，看到小腿肚子青筋凸起，肌肉硬得像石块，低温运动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袁芳芳一边为对方按摩放松肌肉，一边做着心理按摩：“马上到终点了，北京的盲友们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周玲再次跑起来，她调整了呼吸和步频，尽量让身体放松。剩下的路程，两人一直沉默，芳芳也不惜打乱节奏，配合周玲有些僵硬的步速。对她们来说，名次不重要了，跑完就是胜利。

冲过终点了！计时器报出5个半小时。随之而来的是长枪短炮，现场的日本记者不知从哪里知道有一位中国盲人选手，都跑过来采访——对他们来说，这实在太罕见了。

袁芳芳已经瘫倒一边，但她还是尽好助跑的最后一份职责，提醒周玲：“三点钟方向，有记者在拍照，冲他们微笑！”周玲此时也低头喘着粗气，听到喊声，她腾出一只手，抬起头，比了个V字手势。

袁芳芳当时觉得，她就像《老人与海》里那个花了85天拖回大马哈鱼骨架的老渔夫，输给了鲨鱼，却战胜了自己。

图｜袁芳芳（右）和周玲（中）跑过终点线后合影

芳芳躺在地上，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和闪光灯中的周玲，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抽到的牌再烂，也要拼命打好。”她说，“不管大到玲姐的眼睛，还是小到我的体重和日复一日的焦虑。”

施以援手者，也推开一个新世界

从名古屋归来后，袁芳芳除了继续助跑，还独立征战各种马拉松，先后跑了杭州和无锡马拉松，还跨国跑了新加坡马拉松。当年的200斤女孩已甩掉六七十斤肉，还因为助盲的事迹受邀成为北京马拉松协会理事。

她的志愿者同事们也一直在跑，人均一个全马。钱添如愿打卡了家乡银川的马拉松，赵思寒也成功完成北马。袁芳芳还成了阿里“跑步派”（阿里内部的跑步社团）北京“派头”。

他们陪伴过的盲友，也一个接一个拿到人生中第一块马拉松奖章。

阿里每年会拿出营收的千分之三做公益，也很关注支持员工的公益尝试和创新。这群程序员的助盲跑，得到了阿里公益委员会的认可。除了陪跑，“跑步派”成员们在思考新的问题：除了手中的盲绳，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更多的盲人呢？技术，能为助盲再做些什么？

近些年国家推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启发了他们，不仅是脚下的盲道，还有手机里的“数字盲道”。“正好发挥我们所长。”芳芳说，“一条盲绳只能带一个盲友跑，做好一款产品却能帮助一群盲友跑。”

图｜工作中的赵思寒

高德的赵思寒，在助跑中感受到盲人对精准方位的敏感，到了陌生地方个身都要适应半天。

高德导航逐步上线看了转弯震动提醒功能。赵思寒还了解到，丹麦有程序员开发出一个叫“Be my eyes”（你是我的眼）的应用，分为视障人士和志愿者两种模式。当视障人士有导航等需求时，可以呼叫志愿者，志愿者通过手机视频为视障人士提供实时帮助。赵思寒说，未来，高德也可以加入类似功能，成为视障人士和志愿者连接的桥梁。

而钱添等程序员也想，未来可以开发出更精确的读图软件。盲友们用手机拍摄周围环境，软件可以精准识别图中物体和各物体间大致距离，便于盲友迅速熟悉陌生环境。

袁芳芳则更关注无障碍网购体验。早在2018年，淘宝无障碍实验室研发出“读光OCR”技术，帮助视障人士实现“听图购物”。

袁芳芳还想借淘宝的无障碍经验，优化Lazada的视障用户体验。她说，东南亚地区视障人士占人口的比例多达1.5%，全世界最高。东南亚的盲友们也应该享受到网购乐趣。如果不是助盲跑，她可能不会注意到这样的小众用户需求。

程序员们慢慢发现，奥森的盲友们，从按摩师变成了矫健的跑者，而他们自己，也在施以援手中被这群坚韧的人启发、感悟、激励，推开一个新世界。

图｜当年200多斤的胖姑娘袁芳芳，已经是个马拉松老手

2022年3月，由于坚持多年助盲跑，袁芳芳成为了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手。初春的张家口乍暖还寒，袁芳芳一身红白相间的冬奥服，在两名护跑员陪伴下跑过湿地，草木仍枯黄，但已见努力生长。

这份激动和荣耀的那头，是奥森红色跑道旁的盲人跑者们。周玲来了，何亚君也来了，他们用耳朵在手机里等待袁芳芳的消息。

终于听到这个熟悉无比的名字时，人们一阵欢呼。他们或许不知道天空和火焰的颜色，更不知道老朋友的样子。但此时此刻，他们觉得手中盲绳仍握在芳芳的手中，旁边映来熊熊火炬的温度。

– END –

撰文 | 郭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