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腾飞，涌现出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但由此也带来一系列对新加坡传统社会的冲击。198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新加坡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有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近2/3都小姑独处，因为这批受过教育的女性找不到受过同等教育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对于很多传统家庭而言，母亲也不希望学历不高的儿子娶个高学历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当时的数据还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完成小学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2.3个子女、没上过学的妇女平均生育4.4个子女。

这种局面让李光耀感到担忧。他主张“人才是新加坡的第一战略资源”，而“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从这一优生论出发，李光耀认为高智商的夫妇更有机会生育出聪明的孩子，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不仅应当要结婚，还应该多生育。1983年8月，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出人意料地表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次后来被称为“婚嫁大辩论”的讲话引起了极大回响，批评者纷纷指责他的“人口优生论”和精英主义。就连执政党的选票也受到影响，在1983年李光耀高调介入大龄女性婚姻和男女婚恋问题后，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一度下降了12%。

但李光耀面对外界批评不为所动。1984年，新加坡政府颁布新的生育政策，其中包括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育龄夫妇生育三个以上子女，对文化水平低的夫妇则控制生育。为鼓励高学历男女成家，新加坡政府甚至规定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有大学毕业生身份的母亲，可以为自己的子女自由择校。但令李光耀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接受这种优先权。由于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李光耀最终决定取消该政策。但他希望高学历女性早点成家、多多生育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

李光耀影响下的新加坡政府一直坚定执行着鼓励大龄女性成家的政策。住房也成为新加坡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杠杆，当时规定单身男女必须在35岁以上才可以购买组屋，摆明了告诉大家，不早点成家连房子都难以早些有。为鼓励女性结婚早生育，政府还规定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可以优先解决住房问题。此外，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