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独立后不久，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大量外部人口开始受此吸引纷纷涌入新加坡，新加坡内部的出生率也长期居高不下，为缓解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新加坡以取消福利为手段，将家庭出生人口限制在了二胎。

新加坡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快便起到了效果，到1986年时，新加坡的出生率已经下降到1.44，创下历史记录上的出生率的最低点，根据人口专家的预测，按照这一趋势，新加坡的人口将在三代人之内萎缩到当前人数的一半，即125万的规模。

这一规模的人口显然无法为新加坡的长足发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和内部消费市场，同时对于其治安与防务也将形成巨大的人口缺口。

而这些表面的影响如果是对新加坡的长足发展不利，那么其潜在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则意味着新加坡在人口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将要供养越来越多的老人。

在此种情况下，新加坡似乎面临了与当今我们同样的问题，即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为此，新加坡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并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效果。

1987年时，即新加坡人口出生率将至最低点的第二年，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正式宣布废除单个家庭限生二胎的规定，取消了与之相对应的惩罚措施，而配套了一揽子的激励政策。

这些政策包括住房补贴、税收减免、优先入学权、医疗补贴、抚养津贴等，这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组合拳政策，让新加坡的家庭能够实实在在看到多生育的好处，同时免除了其对于子女过多而产生的对于抚养的忧虑。

新加坡的这些政策很明显是希望三胎及以上的家庭能够成为新加坡的社会主流，按照新加坡官方的预估，他们希望在这些政策的激励下，新加坡的人口在90年代时能够达到300万，到21世纪时能够稳定在400万左右。

为此，新加坡对于城镇规划、交通、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等进行了配套设计，他们计划在30年的时间里修建一批家庭组合式的小公寓，这种小型公寓基本能够安置华人传统的三世同堂的家庭结构，他们希望能够以免除老人遗产税和住房补贴的形式免除人们对于养老的后顾之忧。

这种实质性的福利实际上是结合了儒家传统的奉养高堂的品德，将传统与激励计划有机结合，既符合传统的人们思维，也符合人们对于实际福利的认知。

正是在这种以实质性福利政策为依托的背景下，融入传统文化，有效解除了新加坡国民对于抚养小孩和养老的双重顾虑后，辅之以实实在在的住房、税收、医养等激励措施，让新加坡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情况，而这一切的背后源自于立法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