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的瘟疫》中文版序

朱永新按：

这是原作者在2006年为中文版撰写的序言。

这本书的英文版是1994年出版的。她在英文版的自序的结尾曾经这样警告过我们——

“随着几代人的衰老，描述、认识人类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各种烦恼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类正得意洋洋于新的发现和医学的胜利，因而高枕无忧，对逼近的瘟疫却毫无准备。”

不幸被她言中的是，就在这本书的初版之后的十几年间，艾滋病从在非洲和美国暴发继而漫延到全世界，一度被消灭的疟疾死灰复燃，具有抗药性的结核病菌卷土重来，SARS肆虐中国大地，禽流感在世界各地此伏彼起。这些都证实了她在书中的预言。

所以，她在中文版序言中对SARS流行后中国政府的应对给予了肯定行的评价。同时，她也警告全世界的领导人——“SARS更代表着一种神秘的流行病在一个新世界的出现，这个新世界利用20世纪难以想象的方式，通过经济和空中交通，彼此紧紧地连成一个整体。”

这本书的后记中，译者讲述了自己与这本书相遇以及翻译的故事，讲自己被这本书吸引的过程——“我读的时候竟有几分像读《聊斋》故事一般，觉得十分有趣。一种恶病用一个故事，讲它的发生、传播、带来的死亡和恐惧，最后是人类如何查明缘由。文字秀丽，叙事生动，读者的心会被紧紧抓住，恨不得立刻看完故事的究竟。看完之后，又不免感到震惊。”

（文章中的黑体，为本人所加）

这本书终于有了中文版。若是几年前就能译成中文该有多好，因为本书的内容必能引起中国读者深深的共鸣。本书的英文版问世至今已经10年有余，但是时间只是更加证明了书中所言不差。

1988年，一批病毒学家聚集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共同讨论一个当时还有争议的命题：奇怪的病毒正在世界各地出现。两天之间，实地工作的专家们提出了关于他们关注的病毒的各种信息：各式各样的微小病毒显示出，它们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并有卷土重来之势。科学家们异常震惊，会议结束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他们明显地感到焦虑不安。

此前20年，西方的科学家曾经踌躇满志，深信自己有能力找出传染性致病微生物的弱点，并且制造出药物和疫苗来击败它们，结果竟使传染性疾病的研究拨款逐渐断绝。在西方世界看来，对人类健康的真正威胁仿佛只剩下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了：没有其他生物还会威胁人类。但是，1988年到美国首都聚会的病毒学家明白，往日的这种乐观轻说是可叹可悲，重说则是头脑不清，十分危险。

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病毒学家披露的情况。那一周，美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视报道的一桩政治丑闻，就是人们常说的伊朗门事件上。一个名叫奥利弗·诺思的上校军官到国会作证，交代如何利用从伊朗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筹集到的资金，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非法购买军火的问题。

病毒会议间休息的时候，我曾和几位同事走上饭店的楼顶，那里阳光明媚，可以俯视白宫。饭店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轻轻议论着伊朗门丑闻，心里琢磨，不知哪些政治领导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失势倒霉。我转身对我的同事们说：“等到历史的尘埃落定的时候，这个伊朗门事件最多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而病毒学家的这次会议将会震惊全球。”

我的同事只是半信半疑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连我也觉得自己口无遮拦，乱下断语，有些忐忑不安，担心对于国家科学院会议的重要性言过其实。当时我已经动手撰写此书，对于藏在心中的一种忧虑也不敢明说：我是否夸大了正在出现的疾病的威胁？

今天，我怀疑你能否在100名美国人中找出一个可以准确地说出伊朗门丑闻原委的人来，但是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会告诉你，他担心奇怪的流行病和具有耐药性的、突变形式的旧病卷土重来。虽然他们并不能把他们的担心追溯到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科学院病毒学家会议，或者本书的出版，但是往日对传染性疾病的那种盲目乐观，美国人已经自感动摇。对传染性疾病的危害，人们越来越担心，甚至引起了美国白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盟领导层、俄罗斯杜马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

关于最新出现和卷土重来的疾病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这个单子里包括大部分致病性病菌，但都具有了耐药能力。其中最为危险的要属XDR-TB，这是一种新的结核病，2006年春首先在南非发现，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抗生素都具有耐药能力。具备强大耐药能力的普通病菌，如链球菌、葡萄球菌和梭菌等菌属，也都充斥着全世界各地的医院。

危险的新病毒单子上最可怕的当属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HIV)，这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因。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于1981年首先在美国发现，现已传遍世界，成了当代分布最广的传染病。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出现以后，世界上又从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到SARS，暴发了多种疾病。

在2002年秋SARS在中国南方出现以前，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把传染病视为内部事务，详情对外部世界都讳莫如深。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几十年来一直呼吁各国迅速、准确地报告疫病的暴发情况，但各国响应者寥寥无几。对于那些急于发展经济、追赶富裕的西方的国家来说，传染病失控被视为落后的实例，是丢脸的事。前苏联对于传染病和公共卫生总是编造各种虚假数据，其领导人急于要宣布，在疾病控制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可以与资本主义的欧洲和北美抗衡。

不管其政治信仰和文化背景如何，2003年的SARS流行对全世界的领导人都是一次震撼。有的领导人曾经错误地对待凶猛的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的流行，认为它只是一些毒品注射不当和性行为不端的人造成的恶果。正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忽视了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和艾滋病带给人们的真正信息，一味地指责患病的人，说他们由于“缺德的”或“违法的”行为而自己招来疾病，是自作自受，这才失去了应对微生物世界新变化的宝贵时间。

但是，SARS到来，政治领导人再也无法轻易找到对问题置之不理或指责患病者自作自受的理由了。SARS显示出一个新时期——全球流行时期的到来。实际上，正如本书所说，通过征服者、战争、商人、运输中的动物和食品，疾病早已形成全球流行之势。不过SARS更代表着一种神秘的流行病在一个新世界的出现，这个新世界利用20世纪难以想象的方式，通过经济和空中交通，彼此紧紧地连成一个整体。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一个制造大国，而美国、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则是消费大国。大家紧密相连，全球如同近邻，而且一日紧似一日。因为国际互联网和全球化经济意味着，洛杉矶的一个少年可以用深圳制造的电脑，向开罗和巴黎的小朋友发送电子邮件；他还可以一边吃着三明治：里面夹的肉来自智利，生菜产自墨西哥，一边用广州造的手机同纽约的表弟聊天。边界越来越难隔断人们的交往了。

当然，从微生物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政治边界从来就没有挡住它们流行，尽管大多数公共卫生官员都曾采用监测、隔离、接种及其他各种方法，企图将微生物“阻挡”在国门之外。当人和物在地球上还只是缓慢移动，冷战将地球分割成若干禁止出入的区域的时候，通过严厉的公共卫生政策，还有可能减缓微生物越界进入他国的速度。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所谓SARS是一种蝙蝠病毒，携带它的是以水果为食的动物，通常出没于亚洲雨林的尽头。人类原先同这些动物并无接触，更不曾接触这些动物的血液里流淌的病毒。通过一系列至今尚未完全查明的环节，那种蝙蝠病毒进入了广东的鲜活动物市场，靠着全球化的力量，又迅速传播到香港、新加坡、越南、加拿大、德国以及其他十数个国家。SARS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

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SARS促使了他们的惊醒。中国领导人看清了对流行病秘而不宣的代价，因为整个世界都不满于否认这种新疾病的存在。加拿大领导人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发现自己竟忽略了医院的传染控制措施，终使医院成了SARS的传播中心，真是令人痛惜。美国的领导人原本感到高枕无忧，深信本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确有能力保护美国民众不受微生物的威胁，如今也忽然关心起万一SARS暴发，对国家安全会有何种影响了。

就人类同环境中存在的病毒、细菌以及寄生虫的关系而言，我们如今正处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动着，亿万经济难民奔走于全世界，寻求新的未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对供水、排水、食品和新鲜空气的需求也会增加。人类行为的这一切变化都使微生物的生存条件有所变更，往往给人类、农业和牲畜带来危险。

2006年，中国领导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原先对SARS是秘而不宣，如今对中国境内的所有传染病几乎完全公开。另外，中国的陈冯富珍博士已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北京还同华盛顿磋商，草拟一些协议，供各国采纳，以便在发生流行病威胁时，采取完全透明的态度。随着禽流感H5N1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传播，对这种公开透明的要求显得更加紧迫。日复一日，科学家和政治领导人都在研究如何互通信息，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使世界免受不折不扣的毁灭性流行病的劫难。

但愿他们的研究早见成效，措施准确得当。

劳里·加勒特

2006年12月，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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