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现推送三篇生物安全风险的文章，供学习参考。

有效应对生物安全风险

杨彤丹

生物威胁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生物威胁不仅包括自然发生的生物威胁，而且包括蓄意制造和意外发生的生物威胁。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风险形势严峻，亟需高度重视并有效应对。

我国受传统生物威胁和非传统生物威胁两方面同时夹击，生物威胁将长期存在。病原体又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生物安全形势严峻。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自然发生的生物威胁为主要代表的传统生物威胁形势更加严峻。城市化进程、对生物栖息地的侵占以及人员流动的加速等增加了现代社会传染性疾病的扩散能力。非典、流感、非洲猪瘟、埃博拉病毒、新冠病毒等自然因素引起的重大传染病及动植物疫情仍将长期侵扰全球社会。

第二，蓄意制造的生物威胁随时可能发生。新的基因编辑技术不仅扩大了基因编辑的范围，而且扩大了由谁完成的可能性，降低了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门槛。美国生物黑客群体在线注册超过5000人，保守估计，仅美国生物黑客和个体公民生物科学家就至少有30000人。贺建奎事件也同样给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生物犯罪、生物间谍、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图景。

第三，意外发生的生物威胁不时凸显。新加坡和台湾实验室曾先后发生实验室病毒泄漏事故，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曾丢失大量SARS样本。美国政府实验室也频现漏洞，例如连曝炭疽杆菌、天花病毒和H5N1禽流感病毒事故，美国国防部犹他州陆军实验室曾反复出现炭疽病原体处理不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实验室蓖麻毒素乱放百年，美国食药监实验室违规存储葡萄球菌肠毒素等等，说明即便是全球最好的实验室也有可能出错。又如，2004年4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实验室发生SARS病毒感染，导致862人被医学隔离；2015年清华实验室爆炸；2019年12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近百人感染布鲁氏菌。

不管是哪种生物威胁，都可能造成大量的疾病、残障，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引发民众严重的心理焦虑，极大地影响国际交流和贸易，对经济、社会和国家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因此，单单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已经不足以保护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当前迫切需要从国家战略角度全面构建我国的生物防御体系。事实上，美国已将其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之中，并将之提高到整个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这次也强调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

我国国家生物防御体系必须积极有效地预防和应对自然发生、意外或蓄意制造的生物威胁，并具备从生物事故中恢复的能力以及降低风险的能力，保护人民免受生物威胁，保护公众健康，减少财产损失，控制疾病传播，协调各个部门全面开展的战略计划，包括评估、预防、发现、准备和应对各类生物事故。国家生物防御体系的重点是从源头上控制疾病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预防、发现和应对传染病爆发的能力。国家生物防御体系还必须为尖端医疗对策、生物诊断技术、生物信息监控技术等提供科研创新平台，积极推动生物医学发展，同时构建多部门协调合作、跨学科发展、能快速有效地应对生物威胁的综合处理机制。

国家生物防御体系至少应该明确以下六部分内容：一，确保信息通畅，从战略层面建立风险防范意识。在操作层面，通过监测和检测活动发现和识别生物威胁并预测生物事故。二，做好能力建设，确保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和防范生物安全风险，利用生命科学技术改善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治疗、保护环境，同时建立相应的机制防止生命科学技术的滥用。三，事前充分准备，加强国家生物科技的竞争力，构建坚实的技术支持平台，支持生物防御工作。四，事中迅速反应，高效发布和传递公共信息，给予准确、及时、可行的风险提示。五，事后快速恢复，提供恢复支持并采取长期缓解措施。六，加强组织保障，成立国家生物安全指导委员会，由国务院领导，全面负责国家生物防御体系战略部署。

虽然生物威胁的风险无法降至为零，但是我们能够对之加以控制且必须加以控制。广泛的威胁需要采用综合方法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通过构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体系优化我们自身的工作，加强各部门合作，全面认识、防控生物威胁，迅速对其作出回应，快速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下一次生物事故是否会发生，而是它将会在何时发生。随着生物威胁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生物防御能力也必须不断提高。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程炜

生物安全是事关国家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完善丰富了国家安全总体布局体系，有助于构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政策、路径和举措，确保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和人类文明永续发展。

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国家有效应对生物因子及相关风险因素影响、威胁和危害，维护和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公共健康与生态环境等安全与利益的状态和能力。生物安全，通常包括新发突发传染病与应用生物技术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外来生物入侵、农作物病虫害等安全内容。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安全，其重要性日益凸显，须高度重视，切实提高国家生物安全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国家安全构筑坚固的屏障。

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生物安全领域来源多、时空广、频谱全，应对生物安全威胁，必须全盘考虑，全域防御，构建全谱性生物安全防御的支撑体系：一是国家生物安全组织指挥体系，包括各级指挥管理机构、运行机制、应急预案等；二是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与制度保障体系，包括生物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及决策咨询制度、监测预警制度、应急预演和救援制度、生物及其制品进出口的安全风险防范与控制制度、生物安全的国家报告制度等；三是国家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和防控体系，包括确定风险物质的性质、来源、危害途径和危害程度，以及各种重点目标防控和处置措施等；四是国家生物安全风险应对策略优化体系，包括事件发生、发展与成灾的态势分析，预测预警措施与筛选优化等；五是国家生物安全防御物资与装备研发及保障体系，包括防控物资研制、关键技术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六是国家生物安全信息网络体系，包括重要目标区域信息网点和基础数据库建设，以及应急处置与救援人员、可调用物资装备等资源数据库。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能力建设。打通条块分割的生物安全管理格局，在各级政府建立权威的生物安全管理机构，建立多部门联合处置的分工协调机制，实施统一领导、协调和指挥。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完善疫情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及时有效捕获信息，及时采取应对举措。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疫情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指挥、行动、保障体系，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平时准备好应急行动指南，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

不断提升国家生物安全国际话语权。生物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合作、携手应对。要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扩大生物安全领域国际合作，建立各国间生物安全政策、规划、法律法规及部门共享机制，加强生物安全领域情报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积极为维护世界生物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线。积极参加国际生物履约，高度重视并倡议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并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卫生条例（2005）》等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规则，推动防扩散和风险管理的目标，增强缔约国全面认真履约的政治意愿，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守护全人类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福祉。

发达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与治理

王会芝

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本文围绕发达国家在生物安全与生物防御领域的战略规划、立法保障、部门协同、科技创新等展开研究。

建立生物安全顶层制度

一是注重生物安全国家战略部署。美国和澳大利亚高度重视国家生物安全和风险防控能力建设，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生物安全国家战略规划。例如，美国政府2004年发布了《21世纪生物防御》，提出美国生物防御国家框架，确立了风险评估、预防保护、监测检测、响应恢复四大生物防御目标，针对生物武器、生物威胁、生物溯源和生物医学问题，提出生物防御应对计划和灾害救治机制。美国2009年发布的《应对生物威胁国家战略》，确定了联邦政府、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职责，提出美国生物安全未来发展的七大目标，包括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提高生物安全责任意识、提高科技识别生物风险能力、防止生物技术丢失或滥用、提高生物风险预防和应对能力、加强各部门间沟通联动、加强国际合作。该战略强调生物技术安全，提出要通过科学研究提高生物防御能力。此后，2018年美国还发布了《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成为美国第一个系统性应对各种生物安全威胁的国家级战略，强调“全领域”开展生物安全治理，针对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突发传染病、实验室事故等生物安全风险，提出增强生物防御风险识别能力、确保生物风险预防和检测能力建设、做好生物风险应对准备工作、建立生物风险迅速响应机制和促进生物事件后恢复工作五大战略目标。除美国外，澳大利亚也制定了一系列全国性的生物安全框架协议，包括《政府间生物安全协议》《动物疫病紧急反应协议》等，提出了建立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的目标原则和政府职责，规定动物疫病应急管理的协作机制、政府应急管理职责等。

二是建立较为完善的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美国重视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建设，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生物安全概念以来，出台了多部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包括《生物反恐法案》《公共卫生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预警应对法案》《公共卫生与医学准备预案》《生物盾牌计划法案》等，为生物安全防范、生物恐怖主义、生物安全药物研发、公共卫生防御等领域提供法律保障。澳大利亚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于2015年颁布的《生物安全法》取代了1908年的《检疫法》，成为澳大利亚生物安全领域的专门法，规定了生物安全的风险管理、部门职责、公众参与等内容。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制定了《基因技术法》并于2019年对其进行修订，颁布《基因技术法规修正案》。

三是出台推进生物安全相关政策措施。美国政府根据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制定了国家生物安全政策支持和计划项目。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陆续颁布了《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下一步举措》《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关于潜在大流行病原体管理和监督审查机制的发展政策指南建议》等政策文件，指引国家生物安全建设。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生物安全计划，包括国家灾难医疗系统、生物监测计划、生物传感计划、大都市医疗反应系统等，以提高国家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

多部门联动保障生物安全协同治理

美国注重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一方面，明确政府部门的职责，建立了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和生物安全响应机制。美国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由国防、司法、农业、军事、国土安全、环境保护等多部门监督协调。另一方面，美国与国际机构、工业界、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私营机构共同开展生物安全合作，包括医疗、公共卫生、动物和植物健康、应急响应、科学技术、防卫与安全、产业行业、学术机构、外交、情报等多部门多领域的合作。

澳大利亚也注重部门协同合作，澳大利亚的生物安全体系构成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等。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委员会作为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对生物安全实施进行管理指导，同时与动物健康委员会、动植物入侵委员会等部门展开合作。除了与部门合作外，生物安全委员会动物健康协会、植物健康协会等行业机构还积极推动公私伙伴合作，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以科技创新建构国家生物安全支撑体系

一是重视生物安全科学研究。科技创新成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支撑，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生物安全科学研究，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生物技术研究。比如，美国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安全研究基础设施网络，包括大量生物国防研究中心、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防御与安全研究机构、生物安全研究园区，支持不同层面和领域的科学研究，其中隶属联邦、州、学术机构和私人机构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达1300多个。此外，美国通过政府部门与企业机构的合作，构建了包括生物医学、生物化学、军事医学在内的生物科技融合发展模式，有效推动了生物安全技术的研发应用。

二是加强生物安全智库建设。美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多个生物安全战略研究智库机构，包括美国国家生物防御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心、美国生物防御科学委员会、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署等智库机构，为国家生物安全相关研究和战略规划提供科学有效的智力支持。

三是突出信息系统建设和生物技术成果转化。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国家生物安全建设能力，运用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模型仿真技术等建立了国家生物安全信息系统，有效开展生物风险评估、预警与响应。此外，美国重视生物安全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统筹衔接，着力打造以企业为主体，以生物产品产业化为抓手，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多方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体系。自2006年起，美国开始实施“转化医学技术倡议”，进一步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为国家生物安全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

文章来自：杨彤丹. 有效应对生物安全风险[N]. 社会科学报,2020-03-12(4)；程炜.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3-23(2)；王会芝. 发达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与治理[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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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反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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