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在韩国国会的人事任命听证会上，韩国国会男议员郑甲润当众斥责一位50岁的未婚女经济学家不生育，称其“未能尽到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引发了轩然大波，并引起韩国社会各界的谴责。
在舆论谴责的背后，韩国持续降低的生育率，已经成为了韩国政府的心头大患。在《2018年出生统计》中，韩国统计局指出，韩国人口将在2028年后不断减少；到本世纪末，韩国的总人口将减少至目前的一半。
韩国2018年的生育率降至世界各国最低的0.98人，远低于要保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要的2.1人。在2019年的上半年，韩国新生儿的数量下降到158524名，同比下降7.7%；今年第二季度，生育率已经降至0.91。韩国成为了全球唯一出生率进入“零时代”的国家。牛津大学的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甚至说，韩国将会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韩国持续走低的生育率
此外，韩国还是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2018年，韩国有25万对夫妇登记结婚，同时有10万对夫妇登记离婚，离婚率超过40%。在这里面，其中有许多人是结婚20年以上离婚的。在2015年的统计数字里，就有29.9%共同生活超过20年的韩国夫妇选择了离婚。
与高离婚率并行的，还有高不婚率。韩国统计局2018年调查显示，有高达六成的20~29岁年轻人倾向于不结婚，只有45.6%的韩国适婚女性认为，人在一生中是应该结婚的，低于男性的62.9%。在结婚的人群中，韩国人的初婚年龄也越来越晚，2018年，韩国男性的初次结婚年龄为33.2岁，女性初婚年龄为30.4岁。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加剧了韩国的少子化进程。
低生育率陷阱困扰着许多发达国家，尤其在东亚。日本也是典型的“低欲望社会”。日本2018年的生育率下降到1.42，人口自然减少了44.4万人，而人口自然减少的数字已经连续11年都在增加。预计到2035至2045年，每年减少人口将在100万以上。
1947年，日本的生育率曾高达4.54。而到了1989年，日本的生育率为1.57，这在日本被称为“1.57危机”。日本的生育率，在2005年曾创下1.26的最低纪录。后来一度有所增加，但自2016年后，日本的生育率就开始持续下降。
日本人口数量的预测
中国的生育率也在2018年创下了新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8年中国新增人口数量较上年减少，人口出生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出生率创历史最低，而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创新高，占总人口的17.9%。
其中，16到5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出现了首次下降，占总人口比重的64.3%。2018年人口出生率为10.94‰，为1949年以来最低。中国的二孩政策表现并不及预期，在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之后，2016年出生人口曾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接下来便出现连续下降。
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2019年1月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指出，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高度的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多重挑战，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
为什么东亚社会都不愿意生孩子了？形成低生育率社会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避免低生育陷阱？世界各国政府为鼓励生孩子都做出了哪些努力？这些努力分别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计迎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曾给出过一个相对完备的解答，他们认为，东亚社会的低生育率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强大的家族主义和父权制延续了传统的性别分工，这与社会的现代化发生冲突；育儿的基础设施相对有限；大城市的住房问题。这些都是东亚地区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原因。
传统的父权制和家庭分工如何导致低生育率？
东亚地区的低生育率社会有一共同特色：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的父权制和家庭分工对女性在家庭内角色有着一个定位。这恰恰与社会现代化发生了冲突。作家维舟认为，由于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太快，一方面，它鼓励女性进入职场成就自己；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保留了下来。这带来了矛盾的后果，女性得在选择“相夫教子”还是选择工作上进行权衡。而“相夫教子”、家务全包、孝顺婆婆，以及一系列强加给女性外在的标准，都是许多东亚女性在考虑结婚生育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去年，一本叫《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轰动韩国，卖出数百万本。这本书的主角金智英，因她是个女孩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重男轻女的奶奶、遇到性骚扰、职场上同工不同酬、生了孩子后被迫成了家庭主妇、丈夫把孩子完全丢给老婆、自己为陪公婆反而难陪自己的父母……这本书引发了韩国女性读者强烈的心理认同和共鸣，她们从金智英身上看到了自己。
《82年生的金智英》，[韩]赵南柱著，尹嘉玄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当下韩国三十岁左右的都市女性，正处在婚恋、职场、家庭等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上，对金智英的故事尤其敏感。她们集体吐槽韩国女性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许多韩国女性并不愿意成为金智英，因此，她们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从而有机会追求自己的事业和自由的生活。许多韩国媒体将这种行为形容为女性的“生育罢工”，是对传统父权制的示威抗议。
一般来说，女性劳动参与度越高，生育率似乎就会越低。但学术界在对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劳动与生育率长期存在的负相关关系，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逆转。在女性劳动参与度较高、男女更加平等的北欧国家，生育率可以接近2.1的可更替水平，但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南欧国家则陷入“低生育陷阱”的泥潭里。因为在这些国家，传统家庭的观念还较强，有工作的母亲往往难以有时间照顾孩子，而他们的政府也在这方面作为不大。
住房问题如何导致低生育率？
在网上，我们经常会听闻“房价高，养不起孩子”的抱怨。高房价和生育率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准确地来说，与生育率存在着直接关系的应该是居住面积。
197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研究显示，在一个住房紧张的市场中，居住在公寓中的居民的生育率远远低于住在更宽敞的独立房屋的住户。1978年，爱荷华大学在对美国威斯康星州城市居民的研究中得出了更精细的结论：生育率和住宅性质无关，但和房间数有关。房间数越多，生育率越高。
2000年，克莱姆森大学柯蒂斯·西蒙和罗伯特·田村的研究显示，美国各大城市生育率和房租呈负相关。房屋租金高于平均水平一个标准差的城市，如盐湖城、波特兰、休斯敦，比租金高于两个标准差的纽黑文、西雅图、丹佛的生育率低0.03。这背后也说明了居住面积和生育率的相关性。
制度经济学者周承辉曾经说过，假如一对夫妻住在公寓里，只有一两个房间，那这对夫妻肯定是不想生孩子的；假如一对夫妻住的是独栋的大宅子，里面有许多空房间，那他们的生育意愿就很容易上来了。这也是符合常识的。在美国，房价越低和公寓占比越低的地方，生育率就相对越高。这个规律在许多地方都适用。
美国人口数量前35位的州，房价中位数、公寓占比和生育率的关系。图片来自“学经济家”。
此外，生育意愿还跟居民在多少岁能获得住房有着密切关系。若居民在最佳育龄时段能买到房子，稳定地生活下来，那生育意愿自然较高。美国房价中位数大概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3倍，而中国台湾是6倍、中国香港长期在10倍以上，这也导致了这些地区显著的生育率差异。
众所周知，香港的土地问题很严重。香港的土地供给被严格控制，这导致香港居民的生活环境极为逼仄。而高昂的房价也使得家庭的经济压力增大，更使得家庭养育和投资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增大，这被普遍认为是香港生育率低下的首要原因。香港在2018年的生育率仅为1.072，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区之一。
西欧国家公寓占比、生育率和城市密度的关系。图片来自“学经济家”。
东欧及俄罗斯的生育率均保持着非常低的水平，这也跟居住面积有着一定关系。在二战后美国经历“婴儿潮”的时候，苏联的堕胎数却超过了婴儿出生数。当时，苏联官方对这些堕胎妇女做了一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发现她们去堕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不够住。因为，当时苏联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使得许多人生活在“筒子楼”那样的标准化宿舍里。这使得苏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竟然不超过7.15平方米。在住房短缺的苏联，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何时能申请到更大一点的公寓是一个问题。这也影响了苏联和东欧的生育率水平。
而中国的东北三省是中国“人口塌陷”最严重的地方，其原因也与建国后所形成的相似的社会结构有关。在建国前，东北的城市化率就已经遥遥领先于全国。在建国后，东北的城市大多围绕着一些重工业部门而建设，将城市的全体居民纳入到统一的计划体系社会里，许多人都生活在“筒子楼”里。这也是东北的计划生育政策、住房分配制度都能很好地施行的原因，再加上东北农村多是“闯关东”的移民，少能长成枝繁叶茂的家族结构，家族意识也淡泊。因此，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其2018年的生育率在0.74到0.76之间，已成为世界上最突出的“人口塌陷”区之一。
激烈的教育竞争如何导致低生育率？
住房问题只是导致低生育率的一种要素，其效应在大城市比较明显。对于一些住房问题相对没那么严重的东亚地区来说，为什么生育率依然不高呢？其中，阶层固化以及日渐激烈的教育竞争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东亚地区一直以教育选拔体系竞争激烈而闻名全球，以至于在美国的亚裔，他们都以“虎妈”、“学霸”等刻板印象而闻名，其生育率也为美国各族裔中最低。
当教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大，这无形地增加了每个孩子的生育成本。因为阶级落差太大，与其多生，不如少生，对少数孩子进行更精细化的培养才是更加经济的。因此，许多城市中产阶级的家长们，不得不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极高的资金，形成了竞争极其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此外，即使政府推行“减负”，如早下课、少作业等缩短义务教育时间，推行素质教育，但竞争态势依然严峻，其实这也把低龄儿童的养育成本转嫁给了家庭，也让各种课外班赚得盆满钵满。
为了实现阶层逆袭，许多年轻人愿意耗费更多精力去争取一个几率很小的高收入岗位，这就导致年轻人不断地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到50%的跨越。从全球的经验上来看，社会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对应着晚婚晚育。因为，这也意味着居民出来工作获得收入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
此外，阶层固化也使得教育竞争变得激烈。韩国年轻人经常吐槽自己生活在“地狱朝鲜”，即指韩国是一个阶层固化严重，年轻人看不到翻身的希望的高压力国家。这也是近年来《燃烧》、《寄生虫》等电影出产于韩国的背景。韩国年轻人把韩国社会分为“金勺”、“银勺”、“铜勺”和“土勺”四个阶层。他们需要从小到大，一路下来近乎完美的简历，才能进入录取率极低而且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长极高的大企业，这样才能穿过狭窄的阶层晋升渠道，以实现阶层的跃迁。
这在孩子教育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韩剧《天空之城》能在韩国创下收视纪录的原因。《天空之城》是一部黑色喜剧，它反映了韩国中产阶级在残酷的高考前的人性扭曲，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强烈共鸣。而在中国，与《天空之城》的题材有所相似的《小欢喜》的走红，背后也说明了中国教育的巨大竞争压力。
《天空之城》剧照
在韩国，许多被社会“遗弃”的年轻人自嘲为“N抛世代”。最初，在2011年，这个词叫“三抛世代”，即放弃约会、结婚、生娃，但在2015年时增加了放弃人际关系和买房，变成“五抛”，在2016年增加了放弃梦想和放弃希望，变成“七抛”，并在年底就演变成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N抛”。这对流行着“丧文化”和“佛系青年”的中国青年来说，这种感慨和说法是不是有点熟悉呢？
因此，韩国是发达国家中极罕见的大量对外移民的国家。根据韩国市场调研机构EMBRAIN在2019年3月发布的报告，73.3%的韩国人想移民，最想去的国家是加拿大。有近一半的人表示：不想再次出生在韩国。韩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降低人们移民的意愿，巨大的竞争压力和对阶层固化的绝望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的住房问题远没有香港严重。2015年，有82%的新加坡人生活在公共住房里。新加坡的房价也远没有香港那么高，但新加坡的生育率却依然很低。许多人认为，其残酷的分流教育体系正是新加坡人不想生孩子的原因。
新加坡的分流教育体系
新加坡政府对教育十分重视。他们在中小学就对学生进行分流，将成绩优异者和落后者区别对待。从1980年开始，新加坡学生会在三年级末和小升初时通过考试进行分流。学生们会根据成绩被分配到直通、特快、快速、普通学术、普通技术等几条通道。这使得这些学生在很小的年龄里，就被分配好了未来在社会中的角色。1984年，新加坡政府又启动了天才教育计划，只有约1%的学生才能进入天才班，接受更高阶的教育。
过早的分流将教育竞争白热化，小小年纪的一次失手也许就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因此，大部分新加坡学生从小就上课外补习班，而优质的补习班供不应求。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和过早决定子女未来所带来的焦虑，使得新加坡人不愿意生育。新加坡总理府2016年的婚育调查表明，新加坡父母不愿意要小孩或者不愿意要更多小孩的最大两个原因分别是，经济开销大（61%）和养娃压力太大（56%）。
面对低生育陷阱，各国该怎么应对？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低生育陷阱”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这会带来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需求不振、政府财政的负担加剧等多重挑战。在欧洲、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为了弥补低生育率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引进外劳”似乎成了最后一张底牌。虽然外籍劳工能解决一时之困，但其后代所引发的文化冲突，以及对外劳的剥削、难以保护外劳的合法权益等问题，也会埋下许多其他的社会隐患。因此，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各国政府，都在用尽各种方法鼓励自己的居民多生育。
1994年，日本就推出了“天使计划”，日本政府着力改善幼儿入幼儿园的环境，延长幼儿园的工作时间，帮助在职女性能边工作边养孩子。这个计划在五年内投入了6000亿日元，但这种行业性的微调，效果不甚理想。1999年，日本政府又推出了新版的“新天使计划”。但日本的生育率从1989年的1.57一路下滑到2004年的1.26。
进入21世纪，日本的生育津贴才开始大幅度增加，从补贴生育三胎以上的家庭，变成了只要生育就能拿津贴。政府全面负责从怀孕到育儿阶段的各项财政负担。2009年上台的民主党许诺向每个15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发放现金补贴。
在这以后，各届政府都把减轻年轻人育儿负担当成选举目标。安倍政府计划在2026年3月把日本的生育率提高到1.8。为此，日本政府自今年10月开始，将会实现免费的幼儿教育和保育服务。
日本政府的思路是让国家来负担高昂的育儿成本，虽然这让日本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是日本的生育率从2004年的1.26，慢慢爬升到2017年的1.4以上。日本刺激生育的政策，还是有了些许效果。
韩国也不落下风。据韩国《中央日报》称，自2006年以来，政府颁布的生育奖励政策多达100余项。其中，在过去三年，韩国政府就投入了117万亿韩元（约合6922亿人民币）来鼓励生育，其中包括修建免费托儿所、对养孩子的家庭直接提供补助、缩短工作时长、保护未婚妈妈不受制度歧视、补贴企业给父亲发放带薪的“陪产假”、增加双职工中女性的福利、增加公租房供应、对买第一套住房的新婚夫妇的购房税减半等政策。
日本和韩国生育鼓励的措施虽然有一些成效，但远远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其实，从欧洲的情况来看，现金补贴一直都是最直接的鼓励生育的方法。而且，国家干预越早、力度越大，效果也就越好。以日本家庭为对象的研究发现，生育津贴每增加10万日元，婴儿出生率就提升0.017％，越是低收入家庭，生育率提升越明显。
这些政策效果之所以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补贴的力度不够和补贴的时机过晚之外，是因为没有彻底解决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的根本原因。并且，这种补贴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日本政府就为了缓解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压力，准备在今年十月增加消费税，增加普通居民的消费负担。这种羊毛出自羊身上的政策，效果好不好难说。
对于女性来说，降低生育成本是必要的治标的措施。但是，传统父权社会的家庭分工与她们追求自我实现的冲突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低生育意愿就依然难以得到解决。这就像韩国女工协会的声明一样，韩国女工协会认为，韩国政府以为给她们更多的钱，大家就会生更多孩子，但女性在工作中受到的性别歧视，以及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才是更应该解决的。
在中国，《新华日报》曾在去年刊发过一篇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文章里建议40岁以下的公民的工资按比例缴纳“生育基金”，不生养二胎的公民需要在退休后才可领回。虽然作者在后来澄清了一些误会，但这个建议却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讨论。
《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正如梁文道在《八分》节目里认为，首先，我们得尊重女性的生育权。其次，奖励措施远远会比惩罚性措施更加管用。不提高女性地位及权益，就别谈“催生”。全球老龄化学会（Global Aging Institute）现任的执行长理查·杰克森认为，一个社会若没有办法为妇女提供能兼顾工作与家庭的环境，就一定会降低她们的生育意愿。
波兰曾对不结婚的男人征“公牛税”，以此想提高生育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设立过“月经警察”，挨家挨户检查妇女是否来月经，是否怀孕。这些惩罚措施的效果，最终都收效甚微，最后沦为笑料。
是否生孩子的问题，仍然是妇女的自我选择的问题。所以，在已经脱离“低开发国家”的行列，追寻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里，不真正地提高女性的地位和权利，提升夫妻双方的生活品质，就很难达到“催生”的目的。
瑞典很早就听从默达尔夫妇在1934年的《人口减少的危机》里的建议。因此，瑞典家庭与儿童享受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以及免费的学校午餐，政府建设更多更好的公共住房，雇主不可以孕妇和已婚为由辞退妇女，在孩子八岁以前父母可以轮流申请共有480天的带薪“父母育儿假”，设立优质的托儿所……这些男女平等的观念已从制度渗透到日常生活文化当中，这使得瑞典的生育率在欧洲国家表现出色。2017年瑞典的生育率为1.88，在欧洲排名第二。
贡纳尔·默达尔和阿尔瓦·米达尔
除了从制度法规到文化和社会结构上保护女性权益之外，减轻教育竞争和年轻人生活的压力、增加阶层流动性、解决住房问题也是提高生育率的解决之道。不过，这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其势必涉及土地供应、财政制度、城市规划、教育资源分配、产业结构和升级、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等大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能独立成篇，又互相牵连。这使得东亚地区的低生育问题更加复杂。
东亚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和经济发展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导致了东亚地区极为激烈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也传导到孩子的教育竞争当中。这是东亚地区低生育率与别的地区不太一样的原因，也是解决东亚地区低生育率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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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