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北京第24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香港留学展台边，学生家长正在听校方介绍课程。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19日《南方周末》）

报考港大的省级高考状元人数在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便逐年减少。

2012年，内地生占到香港整体研究生人数约70%。

截至2019年6月前，共有1.57万香港学生在内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接受高等教育。

在内地学生眼中，香港一直是高性价比的留学与交换胜地。香港排名最高的八大院校中，超过一半保持在世界百强之列。

英国杂志《泰晤士高等教育》近期公布了2020年世界大学排行榜。跻身前百名的香港高校中，除了香港大学微升一名，其他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超过新加坡高校，首次包揽亚洲前两位。

《泰晤士高等教育》知识总监Phil Baty接受港媒采访称，“政治局势不明朗及不稳定，对任何地方的大学来说并非正面”。该杂志编辑Ellie Bothwell则表示，香港院校的排名尤其受中国内地院校的强势影响，要维持良好排名，必须保证香港依然是“欢迎留学的地方”。

据媒体报道，新加坡的大学接到了教育部门“延后所有前往香港的学生交流活动”的通知，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均公开表示，原计划赴港的学生中，有几位决定取消交流计划。

某大型留学机构的咨询顾问张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部分学生和家长对香港的安全表现出担忧，有人撤回申请，或是将香港从首选改为备选。但从咨询数量来看，她没有感到对香港的申请意愿有显著下降。香港授课型硕士为一年学制，“一年读完就回来了，离家很近，学校也很好，性价比又很高，干嘛不去呢？”张老师认为，对学校本身的认可度是更重要的吸引因素。

一些民间交流活动仍在顺利开展。中国香港商会的上海分会连续十三年组织香港大学生前往内地进行暑期实习，副会长陈詠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风波发生后，他曾担心学生取消计划，但最后证明是虚惊一场。据商会统计，今年暑期共有800名香港大学生在不同团体的组织下来沪实习，人数甚至略高于去年。

和陈詠东一样，不少香港高校人士认为，今年的报名在风波前已经完成，因此影响不大，但明年的情况并不乐观。

香港城市大学此前对媒体称，香港社会近日的纷争对香港的大学带来了影响，尤其有些非本地的学者和学生取消了来港任职、就学或交流。

曾经的“状元之选”

回归后第二年，香港高校开始进入内地招生。香港科技大学早在1993年就有招收内地学生的设想，据该校教授丁学良对媒体讲述，“和科技相关的本科生源严重不足，学校花了很多钱在全世界招聘教员，但相关最优秀的学生却不爱学理工，要学财经”。

费用成了一个阻碍——香港的大学由政府拨款补贴学费，从内地招来的学生，学费如何解决？直到香港赛马会提供了最早一笔基金，作为内地学生的奖学金，香港高校才得以招收第一批内地生。

不过，香港高校对于当时的内地人来说相当陌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去香港上大学》一书中写到，许多家长以为香港中文大学只教中文，有内地领导以为香港城市大学专门培养城市建设人才，甚至请他们“帮助通通下水道“。

许多年间，香港学校只能通过北大、清华、复旦、南大等高校的“代招”，把已经考入该校的公费学生推荐给自己。一直到2002年，港校在内地总共才招收几十名学生。

接下来，香港高校联合开展宣讲会，加大了对内地的宣传攻势。2003年，国家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两年后，香港八所大学均在北京设立了本科生招收点。

2006年的一项媒体调查显示，超过六成考生和家长倾向于到香港读书，部分香港高校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内地名校。高考状元选择香港高校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7年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从2007到2016年这十年间，香港大学录取的省级高考状元数量仅次于清华和北大，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也是位列前十的状元之选。

香港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显示，香港八所院校的内地在读生和交流生数字稳固上升，2018-2019年度的入学内地学生达到了12322人。

许多学生一到香港，语言压力就会扑面而来。邓辰刚刚从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在港五年，他逐渐形成一些习惯：在校园里最常用英语，“被听懂的概率更高一点”；而在内地旅客众多的旅游区，普通话会得到最不友好的回应；除此以外在居民区，普通话实际上不会造成太大障碍，“去问路的时候，我碰到不会说普通话的人，他们就会抓一个旁边会普通话的人，帮我翻译一下，然后带我去找路，居民都是很和蔼的。”

对邓辰而言，选择留学香港首先是看中学校质量和学术训练，社会原因是次要因素。渐渐地，他欣慰地发现，香港社会在某些方面的成熟度相当高，例如无障碍设施完善有效，民间团体多元发展，“你有任何爱好，都能在香港找到同好会”。

相比内地学校，香港的课堂更讲究互动性。北京大学学生李思捷在港交换半年，香港课堂规模小，经常分为小组进行讨论，最终的成绩也取决于讨论的参与度。邓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香港教育看中汇报与展示，“也许他们项目做得很差，但讲故事都讲得很好，我觉得这是西方教育很看重的东西——展示你自己。”

“香港教育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在于比较自由和开放，老师和学生之间真的很平等。”李思捷选修了“性别研究”课程，“老师敢于在课堂上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种自由的氛围我觉得是挺好的。”

“说不上喜欢，很复杂的感情”

谈起香港，李思捷“说不上喜欢，很复杂的感情”。香港的氛围比她想象的更加压抑，“你到街上的时候，很少人会笑的，环境又很嘈杂，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很焦虑的感觉。我感觉是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就像日本，它好像就有点丧失活力，所有东西都进入一个特定既定的轨道里。”

她住在学校宿舍，有一次去校外约见同在香港读书的学姐，发现对方住在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洗澡和卫生间要到楼的外面，“虽然我在之前就了解到他们的住房问题非常严重，但事实上当我亲眼看到，还是觉得震惊，这是我唯一进去过的（香港住宅），从外面看都觉得挺难受的。”

邓辰与人合租，分摊到六平米的房间，月租4000港币。香港人用“三面下床”来形容大房间，意思是床的三面都不靠墙，而邓辰的房间只有“一面下床”。他自认对房间的要求不高，但也不喜欢太拥挤的空间，“走在街上是没有个人空间的，你得躲来躲去的，会压力很大”。

香港高校的集体活动和学生组织众多，“每个宿舍楼都有楼委会，有宣传部长、生活委员，还要举行换届选举。每个书院有自己的学生会，每个系也有学生会，整个学校还有学生会，他们的参与度特别高，特别热情，很多大一学生把70-80%的精力都用在这上面了。”李思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一点其实比较值得商榷，如果你不参与这些组织，你可能很难和别人产生联系，就有一种学校里异类的感觉。”

在赴港留学的鼎盛时期，香港社会发生了内地学生是否过多的讨论。例如2012年，内地生占到香港整体研究生人数约70%。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考虑到内地考生众多，试卷部分采用简体字，遭到香港考生批评。曾有立法会议员质疑内地生占用政府补贴，希望高校多培养本地学生。

香港教育局副局长杨润雄反驳称，海外院校大多采用“择优而录”方式，不设非本地生的上限。“研究生要帮教授做研究、辅助教学，设非本地生上限，会令本地院校的研究生人数下跌，影响院校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内地学生对香港的热情却在慢慢减退。邓辰分析，过去很多人考虑到外语能力和成本开销，从海外留学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香港，现在这两点渐渐不成障碍。他在港科大的导师反映，招生生源逐渐变差，“以前她是只招清华的，现在开始招我了……她期望的人，不太会考虑香港，这是逐渐滑落的趋势”。

曾经的高考状元们到香港上学后，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种种差异让部分人难以适应，不少人最终选择了退学。报考港大的省级高考状元人数在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便逐年减少。

“思考模式不一样”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9年6月前，共有1.57万香港学生在内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接受高等教育。

到内地就读的港生主要有两种途径申请大学：一种是通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根据免试招生计划申请内地学校。据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2019年已有112所大学对港免试招生，比2018年再增加10所。另一种是通过全国港澳台联招考试，每个学校自己设定录取分数。除此以外，也有部分学生通过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单独的联招考试或香港校长推荐录取。

2019年，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中学毕业生有10433人，参加免试招生的人数达到了自2012年该计划推出以来的新高。最热门的报考大学依次是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

多位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来内地求学的港生大多数在中国内地有紧密的亲属关系，新移民后代或父母一方是内地人的情况居多。对他们而言，内地学校的优势在于学费便宜，选择更多。

李志华从小跟随父母在广东和香港两地生活。他在江门读到高二时，才偶然得知由于自己的香港身份，无法参加普通高考，而联招的考试内容与平时所学不完全一致，他不知如何准备。最后，他通过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的两校联招考上了暨大。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区和学校会提早应对联考，为港澳台学生开设专门的应试补习班。

进入内地大学后，香港学生无需参加军训，还有专门的奖学金等优惠政策。嘉嘉入读了苏州大学，她发现内地同学面临比他们更激烈的竞争、付出了更多努力才得到录取，也因此学习上更加自觉。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少和她同届的港澳台学生未能如期毕业。

对大二的淩智来说，在内地上课也有许多困难。课程量变大了，自由时间少了，考高分也变难了。她从高中起就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于是主动投考了内地高校，她自小就在香港学习了普通话，但上课时仍然不能完全听懂。

她是全系唯一的香港学生，和内地朋友发微信，她会把繁体字转化成简体字，再发给对方。当不熟的人问起，她会告诉对方自己是广东人，“大家可以平等一些，我希望他不要有别的想法”。

除了“清北复交”等最知名的985高校，香港对内地大部分学校的认知度不高。内地港生回到香港求职时，会遭受不便。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在2019年5月进行了“内地高校毕业港生出路去向研究”，调查指出内地学历在就业市场上并不具备明显优势，可能会吸引有国际背景的企业，但面对一些中小企业，则可能成为应聘阻碍。

“把他们带过来看一下就好了”

李子轩在香港读完高中后，入读华东师范大学。他观察到内地和香港的学生组织很不同，“班里面必须得有班委，每个职责都很清晰，在香港会比较模糊一点，没有说谁在班上有什么特别的权利。”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两地学生在思维上明显不同。

“在香港，大部分的思维或者格局是比较小的，可能因为地方很小，任何地方基本上两三个小时能到，可能就没有那种整体、大局观。而在中国内地，每个人思考问题都是从一个整体，大部分人很关心全球，会把目光放得很远。”李子轩喜欢浏览“知乎”，“香港人谈到国外，谈到英美澳，会直接想我要去移民，有什么好处。内地的学生会思考，他们制度的利益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制度有没有弊端？有弊端，我能不能承受？思考模式不一样，挺有趣的。”

嘉嘉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一年，随后应家人要求回到香港。香港机场伤人事件后，她在一家香港媒体的直播下留言，有朋友把她删除了好友。

风波以来，嘉嘉询问内地朋友怎么看待香港，很多人告诉她，不愿意再去了。“从原先非常好奇、抱有好感的态度，到现在，所谓隐性的那种优势就没有了，”她感到伤心。

这些有两地生活经验的香港青年，常需要两边澄清香港和内地人对对方的误解。“他们根本不知道内地的情况。比如我的同事们吧，他们觉得内地人都很有钱，内地人来香港都在买奢侈品，他们都买不起。”嘉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志华如今回到香港做了摄影记者，他认为香港媒体对内地负面新闻的放大造成了很多误解，“他们会有时候会拿一条新闻跟我们讨论，我只能说这个问题肯定有，因为内地实在太大了。”澄清最多的还是内地游客的素质问题，“自由行开通之后，虽然上一辈游客不懂规矩的比较多，但年轻一代给人的好感度就会比较多一点。”

李子轩仍然惊讶地发现，香港朋友对内地仍有刻板的印象，基础建设很差、城市建设很破，“我觉得，解释吧……其实把他们带过来看一下就好了。”李子轩感慨。

李子轩回到香港后，和朋友聊起近段时间以来的社会动荡，他发现，“大家对于什么东西重要的认识，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上。他可能觉得言论自由、政治诉求更重要，我现在觉得，香港未来的发展可能更重要。当我意识到大家不在一个频道，我会停止这样的讨论，因为没有意义。”

（邓辰、嘉嘉为化名，感谢张明萌对采访提供帮助）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南方周末实习生 冯雨昕 周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