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的《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成为舆论焦点。文章的核心观点为：建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每年多印2万亿，专款专用，每年多生500万，10年可以多生5000万。一定要抓住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后00后。75年-85年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主要逻辑为：中国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严峻，2021年综合生育率1.1，新生儿1000万左右，而代际平衡需要每年1500万，即每年多生500万。OECD国家鼓励生育相关的家庭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2%-3%，中国GDP110万亿，所以鼓励生育基金应该是2万亿。但是，现在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大、土地财政大幅下滑，政府、企业和家庭都没钱，所以印钱生娃。我国育龄妇女正在以每年300万-400万的速度在下降，因而需要尽快实施。
笔者认为：
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重大风险。202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与日本1994年相当，人均GDP却不到1994年日本的1/3。人口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除非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医疗、养老等服务均需要年轻人提供。人口结构恶化将带来医疗、养老等资源的供应相对不足，只能实现低水平广覆盖，抑制医疗、养老服务的商业利润，使其更多体现公益性。为了广大国人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必须改善人口结构。
缓解育龄家庭的经济约束才是治本之策。生育由动物的本能转化为人类的理性行为，由经济驱动转化为情感驱动、经济约束。制约中国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早已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经济压力。所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刺激效果远逊预期，三胎政策的效果更是不宜指望。
许多国家都采取激励政策提高生育率。人口养育作为一个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政府使用财政补贴是合理合法的。
东亚国家的生育鼓励政策成效不明显。生育政策未显著奏效的原因有：（1）经济压力大。（2）生育观念改变。（3）政府支持力度有限。（4）人口负增长惯性。（5）婚都难结，遑论生娃。
育龄女性人数持续减少，生育激励刻不容缓。在未来五年，育龄女性减少将成为中国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重要影响因子。而中国育龄妇女的数量在较长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生育激励政策必须尽快落实。
征收财产税筹措生育基金才是正道。印钱生娃实质上是财政支出货币化，将打破财政纪律，不宜采纳。既然生育基金可以印钱，医疗、养老、扶贫甚至是基建为什么不可以印钱？中国经济增长确实面临下行压力，消费税、收入税等均受到影响，但是财产税却不会受到影响，通过实施财税体制改革，加大财产性税收征收，并从中筹措生育基金才是正道。
生育基金效果有限，仍需降低养育压力。假设一个孩子的抚养成本相当于家庭收入的5倍，2021年中国普通家庭一个孩子的抚养成本将超过100万。则2万亿生育基金每年仅能刺激多生200万人口。为了更好地提升生育率，还需要降低婚育成本。一切加重养育负担的行业都将面临被政策限制、利润率下降甚至被取缔的风险。
聚焦90后、00后，解决生育问题需先解决婚恋问题。聚焦75-85年、忽视90后00后大错特错。75-85年处于37-47岁，已经过于婚育的黄金年龄；90后处于22-32岁之间，正是婚育主力人群。倘若忽视90后、00后，结果就是90后、00后的生育率大幅低于80后。等80后刺激效果过去，90后、00后的婚育问题由于年龄原因更难解决，再重视90后、00后的婚育问题已经晚了，中国将面临出生人口的断崖式下滑。
东亚推崇婚内生子的生育文化，政府鼓励生育，就必须解决结婚难的问题。而经济压力正是导致中国晚婚晚育的重要因子。为了促进青年结婚和生育，中国政府必须坚持房住不炒，并推动房价回归合理水平。
一、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重大风险
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老年人口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与15岁至64岁人口之比）为19.7%，老龄化程度与日本1994年相当。而1994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5，高于2020年的中国，中国少子化程度高于1994年的日本；1994年日本人均GDP达到3.9万美元，远超美国的2.8万美元。2020年中国人均GDP仅1.13万美元，不及美国的6.4万美元和日本的3.95万美元，不到1994年日本的1/3。如果在生育鼓励政策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能够回升，则老龄化程度可能与日本相差26年。否则，中国面临的老龄化程度将比日本更加严峻。
图:历次普查人口年龄结构
医疗养老产业只能实现低水平广覆盖，亟待降本增效。个人层面而言，不生养孩子可以进养老院由社会抚养，但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责任人都是年轻一代。除非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医疗、养老等服务均需要年轻人提供。人口结构恶化将带来医疗、养老等资源的供应相对不足，只能实现低水平广覆盖，抑制医疗、养老服务的商业利润，使其更多体现公益性。随着老龄人口赡养率上升，每个离退休者对应的养老金缴纳者人数越来越少。为了满足老人的需求，要么通过创新使得年轻一代收入快速提升，要么减少老年人福利水平，要么提高生育率或延迟退休降低老年抚养比。否则，养老支出压力将越来越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表明，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与此同时，老年人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较高，为了在供给受到劳动人口数量限制、消费支出受到医疗保险金约束的情况下满足医疗保健需求，唯有通过集中采购降低医疗成本，倒逼医疗企业降本增效。为了广大国人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必须改善人口结构。
二、缓解育龄家庭的经济约束才是治本之策
全面二孩政策效果远逊预期。1998年之后，中国出生率不断下行。到2002年，出生率已经降至12.86‰。自此开始，中国出生人口维持在1500～1700万之间。2016年和2017年由于二孩政策，出生人口短暂上升至1786万和1723万。但是，到了2018年，出生率下降至10.94‰的历史低位，出生人口也跌至1523万，再次回到1500～1700万区间。出生率的下降也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2018年中国人口总量139538万，仅比2017年增加530万，增量人口创1962年以来新低。2019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52‰，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人口总量面临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困局。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得全球生育率明显下降，日本由2019年的1.36降至2020年的1.34，美国由2019年的1.71降至2020年的1.63。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甚至低于日本，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图: 中国人口发展历史（1949-2020）
经济压力取代生育政策，成为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首要影响因素。生育由动物的本能转化为人类的理性行为，由经济驱动转化为情感驱动、经济约束。制约中国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早已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经济压力。1978年为了控制人口增长率将生育纳入宪法时，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依然较高。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实际生育率低于意愿生育数，但超生行为使得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依然较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开始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21世纪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做出了一些调整，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2014年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陆续出台，2021年放开三胎政策并鼓励生育。但是，到2018年，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1.96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75个。在不受任何外界条件影响下，11.4%的育龄妇女认为1个孩子最理想，80%认为2个最理想，7.9%认为3个及以上最理想，0.7%认为没有孩子最好。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分别为2.02和1.83个；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91和1.46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3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贺丹等，2018）。所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刺激效果远逊预期，三胎政策的效果更是不宜指望。缓解育龄家庭的经济约束才是治本之策。
表：中国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
资料来源：贺丹等，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三、许多国家都采取激励政策提高生育率
人口养育作为一个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政府使用财政补贴是合理合法的。目前全世界共有85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低生育水平, 其中24个欧洲和东亚国家处于很低生育水平（茅倬彦等，2018）。低生育率诱致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有效缓解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不少国家出台了生育鼓励政策，主要有：
（1）以现金补贴、减税为主的经济激励政策
生育决策受家庭物质条件影响较大, 因此大多数国家都从提供现金补贴和降低税收两个维度来分担部分家庭孩子生育成本, 以减轻家庭培养孩子的经济压力, 从而提高其生育意愿。
（2）以产假、幼托服务为主的社会福利政策
生育决策还受家庭时间、精力等因素影响。欧美发达国家在延长产假时间、提高产假补偿标准、父亲陪护产假等方面形成了完善的政策体系, 以立法形式对休假资格、时限、津贴等予以明确规制, 保障了女性分娩假、育儿假期以及父亲陪护和育儿假的有效实施, 减轻了母亲的精神负担和育儿压力。亚洲发达国家则更加注重构建公共幼托服务体系, 完善幼托服务政策制度和女性生育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
（3）塑造生育文化
部分国家通过生育文化建设激励生育。譬如，俄罗斯政府秉持生育光荣的理念,强调人口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性, 并向多子女的家庭授予“光荣父母勋章”, 对供养4个子女个子女以上的家庭由国家进行表彰, 甚至由俄罗斯总统为其授勋, 提升多生育女性的社会地位。泰国卫生部鼓励20至34岁适龄女性积极婚育, 并在每年情人节期间向结婚登记的新人赠送礼物, 介绍健康生育的相关知识（周慧和李放，2018）。
（4）为年轻人结婚生子创造条件
从人口学上讲有三种因素影响生育率, 即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婚姻行为 (有配偶率) 、夫妻生育行为。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是在过去人口变化过程中形成的, 属于结构性因素, 无法通过现行政策改变, 而婚姻行为和生育行为属于行为因素, 可以通过政策加以调节。受文化传统影响，西方国家中堕胎备受争议，有4成是非婚生子。而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婚姻生育的社会规范强烈，非婚生育的比例极低，使得结婚成为生子的重要前提。为此，日本、韩国等东亚邻近国家和地区通过物质支持和观念引导鼓励早婚应对少子化。物质方面，政府大力为青年创造工作岗位、优先给青年发放住房贷款及青年优先租赁房屋，甚至将租赁房屋优先权的受益对象从新婚夫妇扩大到准夫妇。观念方面，为单身男女提供相遇场所的“社区相亲”活动，鼓励年轻人相亲。
四、东亚国家的生育鼓励政策成效不明显
1947-1949年，日本第一次“婴儿潮”，出现战后生育高峰，1950年政府通过一系列议案，决定人口政策从鼓励生育转变为限制生育，生育率急剧下降。1960年开始放宽生育政策，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继续下降1990年下降至1.57。为了阻止生育率继续下降，1990年开始实施生育鼓励政策。
1960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6.0，处于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率阶段。韩国从196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83年达到更替水平，1990年韩国学术界开始争论是否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当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57，1996年正式取消了传统的生育控制政策。尽管人口控制政策被取消了，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出现反弹或回升，反而是一路走低，并从1996年政策放开时的1.57下降到1998年的1.45，2001年的1.30，2003年的1.18，最终降到了2005年的1.08，此时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从2004年开始，韩国在总统咨询组下成立了老龄化和未来社会委员会，来处理与低生育率和老龄社会有关的中长期政策制定和实施策略问题；2005年又设立了由总统担任主席的低生育率与高龄化委员会，并通过国会颁布了《低生育率与高龄社会基本法》，拟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推动人口增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1950年，战争结束后，新加坡总和生育率出现补偿性的大幅度反弹，1950-1955年达到6.61。20世纪60年代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4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为了阻止生育率继续下降，政府提出新的人口政策，有条件开放二胎政策，但生育率没有丝毫反弹。随后，政府于1987年开始大幅度实施生育鼓励政策。
图:东亚国家总和生育率
虽然新加坡、日本、韩国在计划生育后又实行了生育鼓励政策，2019年总和生育率依然较低，分别为1.14、1.36、0.918。其中日本相对较高。朝鲜一直实行鼓励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依然自1996年开始低于2.1，并不断小幅下行，2019年为1.9。
生育政策未显著奏效的原因有：（1）经济压力大。生活压力和养育孩子成本的增加使许多父母放弃了多生育子女的想法。（2）生育观念改变。越来越多追求自我发展的女性不愿意因过早结婚、生子而被束缚在家庭并失去工作，所以大部分职业女性选择不育或晚育。（3）政府支持力度有限。东亚各国为鼓励生育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这对每一个家庭来说九牛一毛，远远少于一些欧洲国家。日本对于生育保障的补贴仅占本国GDP的0.8%，而丹麦政府用于生育津贴、儿童早期教育、儿童照料服务的公共开支分别占到本国GDP的0.6%、1.2%和1%。（4）人口负增长惯性。“人口负增长惯性”是由欧洲人口学家提出的，指的是在封闭人口中，如果人口持续减少，那么，即使将其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或更高，在最终达到静止人口之前，其人口规模仍然会保持一段时期缩减的趋势。（5）婚都难结，遑论生娃。东亚推崇婚内生子的生育文化，政府鼓励生育，却未能解决结婚难的问题。据2011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一个调查显示，18～34岁未婚者中，61.4％的男性没有适龄交际对象，女性为49.5％，男女均创历史新高。而未婚者之中，80％的男女青年均希望在适龄内结婚。实际上，想结婚但无法结婚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难题。
经济压力导致日本青年结婚难。1950年的时候，日本男女未婚率仅有1.4%和1.5%，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结婚了。而从8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加剧，未婚率飞速上升。到了2010年，日本男性5人中有1人，女性10人中有1人结不了婚。对日本女性来说，对方的经济能力是最重要的条件，而男性则追求安宁。很多女性期盼男性的年收入在600万日元以上。可是，与此条件相称的25岁至35岁的男性仅占4%。根据日本内阁以30岁左右男性为对象的调查，年收入600万日元以上的人，有6成已经结婚或有恋人，但年收入不满300万日元的人，只有3成有恋人或已经结婚。许多人回答从未和女性交往过。
图:日本终生未婚率
经济压力大，中国女性结婚意愿下降。由于结婚成本升高、工作压力大、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独立程度大幅提高等原因，当代年轻人结婚意愿普遍下降。很多女性找对象，首要要求就是有房或者有购房能力，倘若遇不到，宁可等待多认识人也不愿意适当降低要求，以致于错过了合适的结婚年龄。光明日报2021年10月对2905名18～26岁未婚城市青年的调研数据显示，对“你将来会结婚吗”的问题，25.1%的青年选择“不确定”，8.9%的青年选择“不会结婚”。其中，女性的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与之相对应，得益于处于生育高峰的80后群体进入婚姻年龄，2013年中国结婚对数为1346.9万对，创下近20年来的历史新高，当年结婚率也触及9.9‰的历史高点。2020年，中国初婚人数为1228.6万人，对比2013年的2385.96万人，7年下降48.5%。
图:中国结婚率与离婚率
五、育龄女性人数持续减少，生育激励刻不容缓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国15～49岁的女性人数自2010年达到峰值3.79亿后开始持续减少，2020年降至3.42亿，近年来中国育龄妇女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00万左右。中性情景下在2025年将较2020年减少6.3%降至3.21亿。其中，生育率较高的20～34岁女性人数自1995年达到峰值1.60亿后开始下降，2010年降至1.6亿，2020年降至1.5亿，中性情景下在2025年将较2020年减少16.6%降至1.25亿。在未来五年，育龄女性减少将成为中国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重要影响因子。而中国育龄妇女的数量在较长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生育激励政策必须尽快落实。
图: 中国育龄女性人数（亿）
六、征收财产税筹措生育基金才是正道
印钱生娃实质上是财政支出货币化，将打破财政纪律，不宜采纳。既然生育基金可以印钱，医疗、养老、扶贫甚至是基建为什么不可以印钱？中国经济增长确实面临下行压力，消费税、收入税等均受到影响，但是财产税却不会受到影响。目前，流转税在中国税收总量上保持超半数的绝对地位，而财产税占比不过三成左右。与此相反的是，世界发达国家大都以财产税为主，比例一般超过60%。其中，美国财产税更是占到八成以上。通过实施财税体制改革，加大财产性税收征收，并从中筹措生育基金才是正道。
表：主要国家税收收入结构
七、生育基金效果有限，仍需降低养育压力
2万亿生育基金就可以每年多生500万？明显缺乏数据支持。2005年，社科院在一份报告提到：中国普通家庭将一个孩子养育成人需要花费49万元。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相当于2005年人均GDP的34倍，家庭收入的17倍。降低养育标准，假设一个孩子的抚养成本相当于家庭收入的5倍，2021年中国普通家庭一个孩子的抚养成本将超过100万。则2万亿生育基金每年仅能刺激多生200万人口。为了更好地提升生育率，还需要降低婚育成本。一切加重养育负担的行业都将面临被政策限制、利润率下降甚至被取缔的风险。
八、聚焦90后、00后，解决生育问题需先解决婚恋问题
聚焦75-85年、忽视90后00后大错特错。75-85年处于37-47岁，已经过于婚育的黄金年龄；90后处于22-32岁之间，正是婚育主力人群。倘若忽视90后、00后，结果就是90后、00后的生育率大幅低于80后。等80后刺激效果过去，90后、00后的婚育问题由于年龄原因更难解决，再重视90后、00后的婚育问题已经晚了，中国将面临出生人口的断崖式下滑。
东亚推崇婚内生子的生育文化，政府鼓励生育，就必须解决结婚难的问题。而经济压力正是导致中国晚婚晚育的重要因子。在女性对经济有要求的条件下，中国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意味着要么实行一夫多妻制，要么政府尽快出台措施解决财富分配失衡问题。而房地产这一中国家庭的重要资产对加剧内卷和人口通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易君健和易行健（2008）对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价指数、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与男性实际工资年度序列展开协整分析，发现房价指数平均上涨1%，总和生育率将显著下降0.45%。葛玉好和张雪梅（2019）发现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胡佩和王洪卫（2020）发现房价上涨改变了家庭预算约束，房价上升1%，家庭初次生育时间约推迟1.05年。为了促进青年结婚和生育，中国政府必须坚持房住不炒，并推动房价回归合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