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yinglulu
中国生活记忆之70年代
70年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全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和人民的动荡生活结束了，新生活重新开始了。看似平静的70年代，在后期终于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衣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不断地在矛盾冲突中演绎着时尚的风采。
70年代生活关键词：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革开放。说不尽的劳动布、“的确良”、喇叭裤在工矿企业，用劳动布制作的工作服，几乎成为全国劳动和福利的象征。
进入七十年代商店卖的成衣非常少，主要是藏蓝色的军装或是中山装。在厂里的商店里，卖得更多的是劳动布做的工作服。
1978年前后，农村流行一种叫做“劳动布”的深蓝色布料。为了好看，姑娘们会把布料放到开水里烫，目的就是要让布料掉色，变成浅蓝色。用烫过的布料做成衣服后，再把没有烫过的布料剪成方方正正的补丁，缝在裤子的膝盖和屁股上，一是为了美，二是为了耐穿。
很少有人去买成衣。家家户户都自己做衣服，拿上布票扯上布，涤纶、灯芯绒是当时大众选择最多的衣料。“的确良”已经是很高级而少见的衣料，比普通的棉布要贵几倍。
在清一色粗布衣服的70年代，“的确良”如一股清风闯进人们的生活，代表着时髦和前卫。“的确良”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在那个时代拥有一件“的确良”衬衫如果算不上时髦，起码也是一个“洋气”的必不可少的砝码。
“的确良”是一种化纤布料，即对一苯二甲酸乙二酯，通常用来做衬衫短袖。照现在的时尚观念来看，它既不环保，又不舒服，也不算太漂亮，夏天透气性差，不吸汗，而且一碰水就容易走光，然而当初怎么穿都不皱、不破，印花颜色鲜亮的“的确良”，让沉浸在灰暗色系十几年的中国人顿时眼前一亮。
谈恋爱阶段，男士给女朋友送条“的确良”裙子，不亚于现在一只限量版卡地亚手镯，女人们会经常把“的确良”衣服拿出来，在邻居面前摆弄，显示男人对她的关心。除了赶时髦之外，这种布料风靡背后，是百姓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对美的需求。
关于的确良这种布料在中国受到的万人空巷式追捧，有一个段子可以说明问题：话说当年四川很缺的确良，一个小伙子一天看见大街上卖的确良布，就排了队去买，想给自己做件衬衣，轮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一尺布了，他十分为难，售货员说：“你买不买？不买下面的谁要？”小伙子一急，就买了，回家只好做了条内裤。他心想：“这多冤呀，谁知道我也穿了的确良啊？”就干脆在外裤上做了个牌子，上书“内有的确良”。一日内急，就找到个公用厕所，将牌子先解下来挂在门上，出来的时候，发现厕所外排成长龙，都在问：“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卖呀？”哈哈哈
“的确良”，解决了大多数人家的布票问题——它太耐用了，而且有些店家扯“的确良”不是以一尺布票抵一尺的，而是对折之类的——既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极度渴望的“情调”。
作家苏童曾经写道：
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蓝、灰、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
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羞羞答答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
厚底鞋与喇叭裤可以说是70年代最流行的服饰样式。也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
喇叭裤，也叫喇叭口裤。这是一种立裆短，臀低腰短裆，紧裹屁股；裤腿上窄下宽，部和大腿部剪裁紧瘦合体，而从膝盖以下逐渐放开裤管，使之呈喇叭状的一种长裤。裤长一般盖住鞋跟，走起路来，兼有扫地的功能。
喇叭裤将人臀部与腿部的曲线，清晰地勾勒出来，成为女性魅力的直接展现，加上厚厚的鞋底，让女性看上去越发的纤细、苗条。并有高高在上，营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效果。
喇叭裤，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
喇叭裤原为水手服，裤管加肥用以盖住胶靴口，免得海水和冲洗甲板的水灌入靴子。从 1960年开始为美国颓废派服式，后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中国敞开对外大门时，恰值喇叭裤在欧美国家接近尾声但仍在流行的时候。着喇叭裤时上身须紧瘦，从而出现了A形着装形象。中国青年几乎在一夜之间接受了喇叭裤并迅疾传遍全国。
喇叭裤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时尚，谁要是穿一条喇叭裤在街上走的话，那就和现在裸奔的效应一样。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长发男青年形象几乎成了不正经、不三不四、流里流气的代号。
当年喇叭裤在街头的出现引起过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但是引领时装新潮的，从来都是以青年人为主。人们从海外电影中受到影响，将裤腿悄悄放开，体现了一种青年人“后文革时代”叛逆的性格。
虽然喇叭裤作为一种“服装怪”出现，但是它却打破了之前中国服装的“统一制”，这必然得到喜欢自我表现的年轻人的喜爱。
喇叭裤开始流行的时候马上就被禁止，说不许穿喇叭裤，喇叭裤是代表虚幻的，没落的，腐朽的。但是已经有很多人认为这跟思想意识没有关系。
当时，《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论证，根据中国唐代壁画飞天，中国舞蹈人物不都穿着喇叭裤吗？文章论证说这个喇叭裤是缘于中国的，不是西方的，是我们民族的。
这样，不让穿喇叭裤的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伴随喇叭裤的流行，鞋底也越来越厚。夸张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甚至引起趣闻：当警察追捕一名穿厚底鞋的女子，而她无法脱身时，居然大声威胁“如果你再靠近，我就要从鞋上跳下去”。
筒子楼、地震棚、“石库门”70年代，一些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仍然以筒子楼为主，其前身大多是单位的办公室或者单身职工宿舍。
当时城镇居民解决住房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当时的福利分房依据的是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是双职工等综合评分，想分房要论资排辈。所有人都期盼着单位分房能尽快轮上自己。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送礼的、递条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胁的……房管科的门槛都被踩破了。
有无数人在这样的筒子楼里结婚生子。上班是面对面的同事，下班是门对门的邻居，一到吃饭时间楼道里就油盐飞溅、人声鼎沸，这样的场景和生活方式也许都成了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同在一个单位上班又在一栋楼里生活，他们已然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了一个互帮互助的大家庭。楼道里一同做饭，互相尝尝味道如何；你家缺煤，到我家来拿一块吧；孩子中午一个人在家让他去你家蹭顿饭；哎呀！你家的煤气瓶没拧好，我已经帮着拧好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楼里的人革命热情开始下降，生活的需求上升，那些凭票的食品，说起来只有几两肉几钱油，但终归比食堂的饭菜要可口些。不知谁家带的头，开始在走廊里升起了煤炉，发现煤炉的保暖性不够好，又请专业师傅打起了灶头，可以封过夜的那种。各家各户都将门前一块据为己有，垒起灶头，堆好煤球，放一张破烂小桌子，真正的筒子楼时代到来了。
一些小孩子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炉子、烧饭，谁贪玩烧焦了饭，一层楼的人都闻得到糊味；凌晨起来排队买猪肉，买豆腐，呼朋唤友大家互相加塞；上学前偷偷抓一把邻居晒着的笋干黄豆，捞一块锅里煮得半生不熟的番薯解馋也是常有的事。
再往后，总算单位想到，为这种迟来的“共产”楼加了一个厨房，从一楼开始造起，筒子楼便成了简易的公房。然而管道的配置又跟不上，夏日的白天常常听到水笼头咝咝地叫，却流不出一滴水来。抗旱的办法总是有的，各家各户的小厨房里又添了大水缸，半夜起来接水又成了大家共同的功课。
住在筒子楼里的人长大了，后来有人上山下乡，有人当兵做临时工，在遥远的山村和边疆，想起筒子楼里的爹娘和走廊上的煤烟灶台，就像回到天堂般亲切。
筒子楼的结局大多是单位造了新房子，于是就把它让给了后来的人。
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瞬间爆发。离唐山仅数百公里之距的北京，震感强烈。不久后，北京的原本条条通衢的大路边见缝插针地搭起了简易的棚户——“地震棚”。
1976年初冬，地震棚纷纷加固加厚，苇箔、黄泥、砖头（或单砖）为墙，稻草、油毡铺顶，柴木为简易门窗。这年冬，凛冽的西北风穿透苇箔的摇撼和呼啸留在了许多北京人的记忆中。直到1977年以后，地震余波渐渐退去。
在农村，许多地方也搭起了“地震棚”。
70年代，农村的住房没有多大变化。
上海作家王安忆曾写过一篇文章《房子》，回忆她70年代插队期间关于房子的故事。她去的地方是安徽淮北一个叫做“五河”的地方。她所到的“大刘庄”，被外庄人视为一个富庄，其标志为“青砖到顶”的房子。过了有相当一段日子以后，王安忆才明白房子是分有很多等的，最差是土坯房，然后是底下砖上面土坯，至于砖的高度则表明着富有的程度。在大刘庄，最好的房子是青砖到顶，却没有一幢瓦顶的房子。
王安忆住进了大刘庄头一份青砖到顶的房子。她和当地“主任”家的四个孩子，还有一名县城下乡知青，全睡在前一进的三间屋，用秫秸隔成的一间屋内，秫秸外的两间屋就是钢屋和堂屋。后来慢慢知道，屋的间数是以屋梁为隔的，一般是用于面积的衡量单位，犹如现在说“平方”那样，并不意味是独立的房间。
也有一些城市开始了住房建设。筹建于1976年5月的前三门高层住宅工程，是北京市首批高层住宅群，当时是北京市的骄傲，记得传达文件，说要逐步地每一户有可以洗澡的卫生间，那时候绝大多数人洗澡要上公共浴池。
1979年，全国职工住宅建筑的竣工面积达6256万平方米，大约有400多万人搬进新居。
上海住房大概算是全国最困难的了，三代人住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包吃包撒，并非罕见。一般情况，上海人多住在市区弄堂狭小拥挤的“石库门”房子。上者，有“新式弄堂”、“公寓”等；下者，有大量的“棚户”，就是最简易的小房屋。
典型的传统弄堂“石库门”房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底层：有前门和后门。前门进去，是一个小天井，4～6平方米。然后进入“客堂间”，20～28 平方米。一般比较阴暗潮湿。再深入，经过楼梯和小卫生间，到达厨房，6～8平方米。厨房有后门。
上一道楼梯，到达“亭子间”，6～10 平方米，朝北，阴冷。再上一道楼梯，到达二楼“房间”，面积与“客堂间”相等。
再上一道楼梯，就到了一个小晒台，也就是“亭子间”的房顶。再上一道楼梯，是“三层阁楼”，三角斜顶，“老虎窗”，人能够站得直的面积大约12平方米。
这样的房子，原始的设计，是一家人居住。“客堂间”会客，二楼“房间”是卧室。“亭子间”和“三层阁楼”堆放杂物。结构和现在的“联体别墅”相仿。
相对于“棚户”，这还算天堂了。如果男孩子住在“棚户”区，谈恋爱都大有问题：女方家长一般都要极力反对。当时人们说，你看到一位打扮时髦妖娆，举止似乎相当高傲的女孩子，很可能就是住在“棚户”区的，她一般不会让人知道自己住在那里，很可能吹牛说住在淮海路某公寓！
于是，你在“石库门”房子的厨房，会看到好几套煤气灶台，不少白天各自上锁，怕邻居偷着用。还有各自的点灯开关。烧饭时候，抢占水斗洗菜淘米等，难免磕磕碰碰。互不相让就会造成“邻里纠纷”。再“升级”，找人来打架，砸东西。
皮尔•卡丹和可口可乐走进中国
1978年，第一个国际顶尖时尚品牌，悄然来到中国，它叫范思哲。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
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入。
法国国际级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 挑战了国人的审美观念，一个崭新的职业也在这个时候诞生。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事实并没有像“泼冷水”的朋友说的那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皮尔•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９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可口可乐，于1979年进入中国市场，当然，进入得有些周折，因为这种饮料曾长期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根据历任中粮多个要职的刘昌玺在《中粮志》中回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时任中粮油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张建华建议将可乐引入中国大陆，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房煜在《可口可乐：1979的开放标签》一文中，详细回顾了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的不易。
可口可乐当时的销售对象严格限制在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当中，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今天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友谊商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无任何神秘可言，如今在这家商店的一角还可以买到可口可乐，现在的食品部经理说，他只听说1979年的可口可乐大概是4毛钱一瓶。
计划经济年代，友谊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很多媒体在回顾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历程时，都认为从1979年起，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
不过，也有中国人提前喝到了这种洋饮料。据报纸记载，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外交官，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进口糖果招待朋友来家作客，结果这些“新鲜零食”让客人的眼睛都直了，羡慕不已。
家苏童曾回忆70年代的水果和冷饮：
街上水果店的柜台是比较特别的，它们做成一个斜面，用木条隔成几个大小相同的框于，一些瘦小的桃子，一些青绿色的酸苹果躺在里面，就像躺在荒凉的山坡上。
样板戏和“中国电影新闻简报”7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被八个样板戏包围了。后人称之为：八个样板戏被八亿人看了八年。
这八个样板戏是：
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
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交响音乐：《沙家浜》
《沙家浜》中，大家最喜爱的仍然是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之间的“智斗”。
智斗”这场戏，充分展示了阿庆嫂的风采，她不但具有一个地下工作者所应有的机智和敏锐的斗争经验，同时也具有开茶馆的老板娘所应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处事作风。
垒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来者都是客
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
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这一脍炙人口的唱段，传唱至今，久演不衰。
后来对样板戏的争论，也没有断过，肯定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些人还是非常喜欢样板戏的，原因就是听熟了；巴金则说，在听到样板戏重播的当晚，做起“文革”噩梦。
“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是人们对70年代影片的生动概括。
城市里一般是集体组织观看，一些青年通过看电影谈恋爱、找对象，台词都很熟了，进影院是为了消磨时光。
在农村，那时看电影，可是一件大事，人山人海，许多人要翻山越岭，赶几十里路。夕阳西下，放映员幕布就已经撑好，大家争着将板凳靠到放映机的位置。放映员在调焦的时候、或者换片子的时候，一些人将手对着投射灯直挥，然后照射到幕上，很得意。碰到放映员深夜从其他地方放完影片后再来连放，那大家更是盼望得直伸脖子。
观众很多，几乎将银幕四面围住，后边的爬到房顶、树上、电线杆上，常有不小心摔伤的。有的人到银幕背后从反面看，没办法，正面人太多。
也有小青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一帮一帮地打群架、逞威风。
那时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放了一遍又一遍，看的人眼圈发红，“男的要带两条手绢，女的要带四条手绢”。
放正片子之前，少不了新闻纪录片，一般都是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这些“新闻简报”放好后，才是当天的主菜影片上场。
作家叶兆言回忆：
记得那时候公演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有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很激动人心。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于是一片叽叽喳喳。《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小段“天鹅湖”舞，有些人买了票，反复看，只要那半分钟的“天鹅湖”一结束，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场。
有一天，放映《列宁在一九一八》，影片中有两组镜头是无法删剪的，一组是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的镜头，长镜头中总有天鹅湖作背景，特务窃窃私语的特写与四小天鹅欢快的芭蕾舞步交替闪现，声画是不一致的，营造出紧张气氛；另一组是以防不测，列宁在瓦西里家的客厅里席地而睡，脑袋底下枕着几本无聊的书本，瓦西里的爱妻指着熟睡的列宁将头靠在丈夫的肩上，进而相拥相吻。按领导的指示精神，每当放到这两组镜头时，放映员必须准确无误地用手挡住镜头，银幕上不能出现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和瓦西里夫妇相拥相吻的画面。毫无疑问，我这个放映员也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几场电影下来也就做到“准确无误”了。
1978年，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史的日本影片《望乡》，在中国上映，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
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黄色电影”。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
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有很多人，抱着看一场“黄色”电影的心态买了票，却在被主人公阿崎深深感动之后走出影院。
后来还有一部日本影片《人证》，同样吸引了中国观众。有人为了看片中一闪而过的光屁股撒尿的镜头，而反复观看影片。但更多的人，则为影片中妈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的情节震撼，连同影片的主题歌《草帽歌》。歌曲以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的歌声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眷恋和失去母爱的悲哀：
妈妈你可曾记得
你送给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另一部引进的日本影片《追捕》，以及片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毫无争议地占据了中国观众的心。
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同时，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
小人书与手抄本70年代的小人书，通俗但不低俗，很有品位，好多知识是从里面来的，记得小时候的四大名著、历史故事、诗词歌赋，好多知识都是来源于小人书。
“小人书”又叫“连环画”，“小画书”，在生于70年代的人们的童年记忆里铭心刻骨。《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岳飞传》《杨家将》这些小人书，常常是很多小孩子星期天打发时间的好东西。
那时候绘制小人书的作者水平就是高。小人书的画面大多都很丰富和精彩，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绘制的，一种是电影。这种电影的小人书很神奇，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电影剧照，下面有文字说明。不过估计因为印刷条件和成本的限制，这种书除了封面是彩色的以外，内容都是黑白的。
小人书中最流行的是《西游记》《封神演义》这样的神话故事，还有如《三国演义》《水浒》等根据名著改编的小人书，这类书很多都是系列的。
一本小人书的售价从几分钱到几角钱，那时候绝对是个很大的开支，于是小人书的阅读主要靠传阅，从这家借到那家，再从那家再转回这家。许多人都有收藏小人书的经历。那时，把买来的或者借来的小人书放到一个纸箱子里，不少人能够收藏20本以上。遇到好的书就不想还给别人。
得到了一本新的小人书，再着急也不会立刻就把它读完，而是找到一个最安静的时刻，搬一个小凳子，把书放在大凳子上，然后开始阅读，很快就沉浸在小人书里的故事情节中去了。看完以后，再找时间看第二遍。
手抄《第二次握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1963年2月，18岁的张扬，以自己舅舅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写出了短篇小说《浪花》。从1964年起，他几经修改，扩充为中篇小说《香山叶正红》。1970年，小说改名为《归来》。此后，张扬因反对“文化大革命”入狱近三年。其间，《归来》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抄开来。1972年春，小说被北京标准件机修厂工人刘展新翻刻成油印本；因手抄本封面遗失，遂被改名为《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只是叙述了一个并不高明的爱情故事：药物学家苏冠兰和物理学家丁洁琼，年轻时曾真诚相爱。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苏冠兰父亲的反对。后来，丁洁琼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参与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工作；苏冠兰则由父亲包办，与医学专家叶玉菡结婚。建国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丁洁琼毅然回国，留在国内参加建设。历尽爱情磨难的苏冠兰与丁洁琼也终于重逢，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在只讲“革命”、不谈“感情”的年代里，丁洁琼说过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的名言，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刻骨铭心。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的年代里，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正面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使无数饱受磨难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小说中，对科学知识的推崇，对科学权威的尊重，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出了当年许多人早就想说的心里话。
尤其是在那个用空洞的政治口号来代替丰富的人生的疯狂年代里，谈人生、谈爱情、谈理想的《第二次握手》，使当时别无选择的读者们眼前一亮。而小说中第二次握手之后，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人的关系该如何相处，更成为手抄本的读者们私下里津津乐道的话题。
现居新加坡的上海人SOUP，在自己博客的文章中回忆道，当年，他躲在“二楼一个完全没有窗的小阁楼里”，偷偷摸摸地抄完了这部小说。抄的过程中，“手酸、头酸、背酸、眼睛酸，反正什么都酸”。抄完后，“我还在扉页上自己画了一男一女握手的图，使这本手抄本更像是从书店买来的”。
1974年，出狱后的张扬又再次改写。小说被扩充为二十万字的篇幅，并再次被传抄，终于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在一个电话里口头批示：“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75年1月7日，张扬再次以“反革命罪”入狱，罪名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幸运的是，在当年的法院里，还有正直的法官。湖南省法院“张扬案”的主审法官李海初，靠着“拖”的办法，将案件拖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保住了张扬的命。
1979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右上角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为题，刊发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来信，公开提出：“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李谦的来信，1998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
在胡耀邦的关怀下，张扬终于得到了平反。
上海货和“老三件”70年代，上海货，以品质、款式享誉全国，上海货，就是品牌。
那时候物资匮乏，而上海，作为我国轻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它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如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还有其他所有的日常用品，不仅经久耐用，而且外观也很精美。上海货是一块“金字招牌”，钻石牌、宝石花牌手表，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蜜蜂牌、标准牌、蝴蝶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无不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骄傲。那个时候，国货就是指上海货，上海货走遍大江南北。
外地人只要到上海出差，总会买回一些家里用得上的东西，或者自己去不了，有朋友同事到上海出差，就会托人家帮忙，买回一两件自己需要的用品。
当年“带东西”的风气很盛，什么东西都是上海货好，你要这，他要那。出差一趟上海好似跑一回“单帮”。乘船的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空着双手的，不是手拎的、肩背的，便是肩挑的。回到家里还顾不上休息，你一包、他一包的要赶快去送。
一位当时曾在供销社工作、1937年出生的肖汉木老人说：
上海并不产烟叶，但有香烟之极品“中华”、“熊猫”；上海并不牧羊，可全国的毛衣毛料又以上海为最。老人告诉记者，那时的“上海牌”、“上海货”，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家庭财富的象征，而名牌荟萃也曾是上海的辉煌和骄傲。还有上海的服装、麦乳精、奶糖、的确良、丝袜、白球鞋，都是时尚生活的标志。那时能戴块手表，比现在有钻戒的人还得意。肖汉木当时就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很长的一段时间，戴的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经常故意捋高袖管来炫耀。
肖汉木老人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他有一个用旧了的印有“上海”字样的黑色手提包，给了在农村的表弟。表弟当时的神情是两眼放光，做庄稼的表弟有事无事便提着手提包四处招摇：“看到吗？上海的！表兄给我的。”就算把提包用破了，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表弟总爱用那个包装些种子等小玩意儿。
更多的市民有排队购买上海货的经历。71岁的程细香老人介绍，那时市区的“东方红五金交电”商店是她的最爱。老人兴奋得直摇头：“家里有了一张供应票，我就要去‘东方红’排队买东西。买过收音机、自行车，都是上海货。”
1974年，张艳英和丈夫选择到上海旅行结婚。夫妻俩的结婚用品都是专门跑到上海去采购的。“那个年代男女恋人结婚前，有条件的都要去上海采购，或干脆叫旅行结婚，弄得民政局结婚登记处设在上海一样。”住了一个多星期，用光了所有的钱，张艳英夫妇带回了大包小包的上海货。（邹春生：《上海货，曾经的“金字招牌》，2009年3月17日《东楚晚报》）
上海产的奶糖是孩子们最钟情的食品，上海的的确良、灯心绒，都是女孩子眼里朝思暮想的高档货。到了80年代中期，纺织品又有了许多款式：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
计划经济凭的是计划供应，什么商品你没有一张领导签了字的或单位盖了章的条子，你是买不到上海货的。上海的香皂、毛巾、麦乳精，这些现在不起眼的东西，在那时绝对算宝贝。
全国人民都对上海货推崇有加：质量好、款式新、价格合理，几乎没有假货，上海货真正是金字招牌。确切地说，对“上海货”的钟爱，源于上海货的款式新颖，经久耐用，前卫时尚，更源于一种岁月的情结。
70年代，聘礼或嫁妆俗称“老三件”，也就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这既是为新人开始婚后新生活准备的生活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体现，所以有这“三件”的婚礼才“体面”。
后来这三件被概括为“三转”，有些女方要求加上“一响”，即收音机。有的家里买不起缝纫机的，甚至要先借一台缝纫机来结婚。“三转一响”形成了当时公认的结婚必备品。
70年代末期，结婚组成家庭的物质条件，表现为：36条腿和“三转一响”。
一个家庭有36条腿当然不是指有18口人，更不是说必须拥有一个家庭动物园，而是当时女性要求未来的新家必须有足够的家具。至于具体品种好像各地都不一样，有些地方把立在墙角的三脚架也算在内，一直没闹明白另一件腿数也为奇数的家具是什么。
按当时的生活条件，结婚时能备齐“老三件”已经高兴得不得了，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钻石牌手表，凤凰牌自行车和五羊牌缝纫机，这就是当时的品牌货。那时候谁要是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无异于现在开着私家车，总会让人艳羡不已。
1979年1月到4月，全国半导体收音机销售额比1978年增长了34.9%，由长期积压变成畅销。
新郎俞志民和新娘孔绥红于1978年12月20日结婚，不妨看看他们当时的嫁妆：
订婚的时候，还有100元订婚聘金，媒人再把结婚的日期定下，结婚聘金也是100元。
接新娘子的前一天，男方根据女方的要求准备好“三杠”，即一杠酒（一坛老酒）、一杠粽子（按女方亲戚的户数）、一杠猪肉（基本上是半头猪），先期送到女方家里，以便在第二天的喜宴中用。
舅妈送了一幅被面，表姐送了一个暖水瓶……绥红一一记下，以备将来还礼。在当时，上了10元可都是重礼，是自家至亲好友才舍得送的。
娘家嫁妆的多少，不完全取决于男方聘礼的多少。依当时的“行价”，男方出的聘礼是100元的现金，外加几十斤的被棉、十几丈的布票，或几坛老酒。可娘家至少得嫁上一套圆件（木制的脚盆、马桶等）、床、八仙桌、椅子、凳子、面盆架、丁香柜、平面柜、箱子等木器，六条以上的新被，还有一些瓷器、锡器、新衣服等。为了在场面上好看些，女方的父母会千方百计地为出嫁的女儿挣面子，于是就有了一句戏谑的话：“养囡养强盗”。
嫁妆除了床是用手拉车装的，其他的都是壮汉用肩膀挑的挑、扛的扛。新娘子坐的是自行车（路近的就走路，当时用自行车接新娘子是最时尚了），“驾驶员”就是自行车车主。当时的农村，一个村子要借6辆自行车都很困难，俞志民向外村借了3辆自行车。接新娘子的自行车最好是名牌的“永久”、“凤凰”，就像现在要用“宝马”和“奔驰”一样。
恢复高考：报名费5毛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上，他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人们奔走相告。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考生们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5毛就行了，这都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
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考试工作于年底进行，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
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醒人事。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何永康回忆：
我曾经教过一位33岁的78级学生，同学们都称他为“班级之父”。他告诉我，当他走向考场的时候，身后有4个儿女在向他招手，稚声稚气地祝爸爸考上大学……这一“历史镜头”应当永远印刻在中国教育的历史天空，让后来的青年学子更加懂得珍惜“春天的故事”，珍惜宝贵的学习机遇。（《30年见证：南京老教授讲述1978年高考阅卷经历》，200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后败下阵来，是时代而不是他们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命运。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
1977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
一、给下面这句话注音，要标调（3分）将正确的答案填写到下面的横线上
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
二、回答下列问题 将正确的答案填写到下面的横线上
1、指出下面句子中加粗的词属于什么词类（2分）
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心最红
2、指出下面复杂词组中的每个词组属于哪种类型（4分）
恢复和发扬毛主席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3、分析句子成分（4分）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要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
4、分析多层复句的层次关系（3分）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三、什么叫拟人的修辞方法？举出一例（4分）
四、写出毛主席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中心思想（6分）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五、将下面两段文言文译成现代汉语，标清题号（14分）
1、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7分）
2、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7分）
六、作文60分
作文题：1、在沸腾的日子里；2、谈青年时代（二题任选其一）
难忘的游戏：打水漂、滚铁环、陀螺、跳房子
每次放学后，路过河边，几个总要比一比，谁的水漂打得最远，最漂亮。
一块块扁平的石头在我们手中扬起，沿着水面盘旋，起落。
游戏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真正要玩得好，也不是那么容易。它得讲究力度，还得讲究出手时的速度。力道用足了，出去时它如一支满弓扣发的箭，之后便像贴在砧板上的肉，擦着水面凌厉滑翔。最多的时候它能连续击出十几次，最后才踉跄一下，沉入河底，激起几丝微澜。
数数声、叹息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女孩子还会小心翼翼地掀起蓝布裙子，用裙摆把瓦片一垒垒地兜来。那欢乐全缩在这过程里了，手足之间的友爱，男女同学的相互体谅，满满当当的都写在了脸上。真到了最后那一撒手，结局却无所谓了，瓦片飞得再高也还是要沉落水里的，能沉醉的，只有那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
70年代，滚铁环几乎是每个男孩子都具备的本领。活计倒很简单，用一根粗铁丝扭成的铁钩钩住铁环，就可以推动铁环来回滚动。
技艺高超的男孩可以让这只“风火轮”一直不倒，如果要经过一些不平路面和水坑的话，那就类似于一种简单而有趣的杂技了。有些男孩为了增加铁环声音的“威势”。还在铁环上加了几个小铁丝的小圈，这样一来，铁环滚动的声音就越发大了，就有点像现在的汽车的警报声，旁人一听，立马闪出一条道来。
那时的铁环，最好的是榨油饼的铁箍，宽宽的边，且散发着淡淡的菜油香，可惜极难觅到。还有一种好的叫“锯齿铁环”，这要在城里去找，一般是托父母上街时到城里的工厂里找的，约有4毫米厚，2厘米宽，直径在40厘米，内圈有整齐的铁齿，一般是钢铸件，非常坚硬，声音也十分清脆，一般的铁环碰上它，就只有倒霉的份儿。
在黄泥路与青石巷里，孩子们在不知疲倦地奔跑，夕阳在他们身后沉沉而落，一群飞鸟从阴影尽处掠起，喧闹声惊醒了藤椅上的老者……
70年代小女生们，爱玩“跳房子”，它在有些地方也叫做“踢田”。
那算是最廉价的游戏，只要一支粉笔、一块石子儿就可以搞定。小孩儿家在地上画出一个长方形，里面再分成8到10个小方格，就成了“房”或者“田”。
每人手捏一块小石板儿，俗称瓦片，往小方格（房内）扔瓦片时，必须站到线外，如果扔的瓦片压住房内的线，就算瞎了。二号再扔，扔准了，可用一只腿跳，另一只腿屈起来。一个房一个房地转一圈，然后，再继续扔，再跳……
在农村里往往不用瓦块，而是用田螺壳，把壳尖用尖刀刺个孔，然后用绳子串成一串。讲究些的城里女孩，以用完了的百雀羚搽脸膏的圆形铁盒代替瓦块。跳房子运动量虽不算大，却锻炼平衡技巧。
跳房子算得上女孩的强项，她们天生一副好身材，跳起来轻盈如燕。记得“房子”最高处是个半圆，里面画上湛蓝的天空。扎小辫的女孩，颠着脚尖一蹦一蹦，小辫子在肩头做着甜蜜的拍打，可爱交织着天真，那模样真是惹人疼。
没想到世事难料，后来竟出了个叫“跳房子”的乐队，有人这样感慨道：“我们感到困惑，不满，伤怀，我们怀念儿时的单纯，那童年模糊而天真的记忆让我们淡淡的愁绪随着日历纸一页页被撕去，随着跳房子我们回到那个与世无争的时代……”
70年代的女孩童年最热衷的游戏，莫过于跳橡皮筋了，她们一边唱歌一边跳，跳一级升一级，跳死了就换人。
一般五六个女孩们跳前用“乒呤乓啷”分出两组，一组绑皮筋一组跳。也有一种情况，跳得最拿手的两人通过猜拳，逐一选择自己的队友，协调性差的就被落到了最后。
两人做桩牵着橡皮筋，先从脚踝位置跳起，再升至膝盖处，腰部，胸部，脖子，最后两手高高举起。
在中间跳的女孩跳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并不像跳高那么简单，跳过了事，还必须在同一高度跳出几种花样，才取得“升级”的资格，否则就算输，只得去做桩。通常分一关二关直至天关，边跳边唱歌谣，动作优美，婀娜多姿。十余年后，小女孩们一个个出落得苗条匀称，多半跟当年跳皮筋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最好的橡皮筋是圆皮筋，外面还有一层彩色布，但比较贵，绝大多数女孩的橡皮筋还是用废旧的汽车内胎剪出来的，不花钱嘛。
女孩一边跳还一边唱着自己也摸不着头脑的歌谣：“青山青水青少年，分别不知八三年”，“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二十一”，“大白鸡上草垛，没有妈妈真难过”……
丢手绢恐怕是70年代最温馨的集体游戏。
丢手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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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窗外那天真的小孩，猜想着我的童年旧时的期待。一片星光正悄悄的照来，可我的梦境却已不复存在，你是否给我一个拥抱让我像从前。仿佛听到一声亲切的呼唤，霓虹闪烁把一切都掩盖，陌生的背影让我盼望光彩。谁能够唱起那首古老歌谣，伴着我给我心中留下最后的洁白。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这首《丢手绢》，勾起了许多回忆。
按照游戏规则要围成一个圆圈，然后推选丢手帕的人。被选中的人通常都不是很乐意，他会恶作剧般拼命地跑起来，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你身旁绕啊绕。
四周的空气活了起来，大家心底多了份自然而然的冲动。旁边的人伸长了脖子，直勾勾地看着他。
那孩子便有些得意了，哪管得上那年代营养跟不上，直转得屁股要掉下来他才肯把手绢丢出。
如果是个男生，他十有八九会凭了这机会，把“绣球”抛在爱慕的女孩子身后，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心里暖暖的，似要飘起来了。
“丢手绢”还有一些旁人不能体味的欢娱：一帮人围坐在一起，只盯着一个孩子满场子跑，他手里拿着花手绢儿，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丢给谁，而往往看不见他丢给自己，这象征着生活的隐秘和未知。而你稍微一疏忽，你便会输，但遇上你喜欢的人，又会暗暗地盼着她能把手绢儿丢给你，在这样的忐忑矛盾中，游戏也被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