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祺家族是20世纪中期新加坡声名显赫的华商家族。1896年，年仅17岁的黄永祺（名澳，1880 – 1960）告别家人，离开福建省惠安县后蔡乡，踏上星洲这座岛屿；1957年12月15日，78岁高龄的他，在三子黄桂楠的陪同下，到中华总商会宣誓效忠英女王及新加坡，获得新加坡公民权；1960年12月15日，黄永祺在加东宅邸去世，与1953年去世的妻子郭馨娘（1889 – 1953）合葬于蔡厝港基督教坟场，将血脉深植于这座岛屿。
在黄永祺的葬礼上，黄家多年好友、南洋大学主席陈六使发表致辞，感谢这位南来星洲64年的惠安人，在人生落幕之际，再度捐献10万元给南洋大学。其子嗣也将3万多元赙仪分赠给多家公益教育慈善机构，包括同济医院、惠安公会、南洋黄氏总会、国家剧场、中华基督教真理堂、善济医社、圣约翰救伤队、直落亚逸卫理公会、防痨协会、盲人协会等。1961年底其家族出版《黄永祺先生荣哀录》（苏孝先编写），以华英双语记述黄永祺与郭馨娘的生平，以大量图片记录那场7000多人出席的盛大葬仪，收录亲友社团的悼词花圈以及赙仪捐赠记录，并以二十四孝故事为插图，颂扬华族孝道。
1958年黄永祺80岁寿宴与子孙合影。前排坐者为黄永祺，后排站立者右一为黄桂岩，右二为黄桂楠，左一为黄英杰，左二为黄桂馥。图片来源：苏孝先编撰，《黄永祺先生荣哀录》。
黄永祺赙仪所馈赠的机构显示这个家族在星洲所构建的庞大社会网络。作为星洲惠安公会（后更名为新加坡惠安公会）和星洲江夏堂（后更名为南洋黄氏总会）的创办人之一，黄永祺并非社团中耀眼的领导人物，令他为星马社会瞩目的是其子桂岩、桂丁、桂楠、桂馥，以及其孙英杰的成就。黄家南来的第二、三代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为公益教育慈善事业慷慨解囊，尤以三子拿督黄桂楠最为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来自惠安乡村的华人家族的宗教信仰，黄永祺于1950年皈依基督教，子孙多为基督教徒，让人得见华族超越宗教的宗乡意识。
下南洋的惠安后蔡乡黄家
出生于通文墨懂医术的家庭，黄永祺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在家乡听闻南洋物产丰富，遂弃文南来从商。他先是担任书记，后与友人创业经商，十年后第一次返乡，在家人安排下迎娶邻村姑娘郭馨娘，一年后独自返回星洲打拼，此后每三年返乡一次与家人团聚兼修缮宗祠祖坟。
有关黄家的事业经营与社会关系显示，这个家族极为重视长幼之序，构成紧密的家族体系。黄永祺为家中次子，上有兄长壬水，下有幼弟永德。壬水长子桂岩兼祧两房，亦为永祺长子；永祺房弟弟包括桂丁、桂楠、桂馥；壬水房弟弟为桂美、桂森、余庆。因此桂岩为黄家南来第二代辈份最高者，其长子英杰亦为第三代辈份最高者。
黄永祺将妻儿留在家乡，其兄壬水主持家族事务，直到1924年才将兄长及妻儿接到星洲。黄桂楠在其口述访谈时提及，父亲在星洲致富之后，家中侨汇丰盈，多购置产业兴建屋宇，5岁时随母南来，9岁进入崇正学校就读，1934年随母返乡，进入泉州晦鸣中学修习，1937年因中国政局动荡，在父亲的要求下返回星洲加入四美公司。黄永祺往返新闽两地的生活轨迹，反映出当时华侨家庭的原籍意识，最终将家族迁移至南洋，完成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
黄永祺家族南迁后仍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长期为惠安的教育慈善事业做奉献。1933年黄永祺返乡之际，为解决乡邻饮水问题，独资开挖深井，名为“思源井”，同时倡办后峯小学，为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常年汇款维持校务直至其去世。1957年为惠南中学独资捐建大礼堂，师生念其功德命名为“永祺堂”，1958年重修“思源井”。
惠安后蔡乡黄永祺故居，右侧墙外为思源井。图片来源：苏孝先编撰，《黄永祺先生荣哀录》。
惠南中学永祺堂。图片来源：苏孝先编撰，《黄永祺先生荣哀录》。
从四美到南合的家族事业
黄永祺在新加坡的从商经历丰富，创办过多家公司行号，经营项目多样，包括民信汇兑、进出口贸易、建筑营造、树胶装配等。1917年与友人合办远丰号，经营土产贸易，分号遍布荷属印度尼西亚、香港、中国通商五口岸城市、大阪、神户等地，之后开办的商号包括汇兴公司、巨通公司、永成公司、益源公司、四美公司等。
黄永祺在星洲的经营，为家族事业奠定了基础。家族南迁后，子侄陆续成年协助经营。1930年代黄永祺黄桂岩父子创办四美公司经营民信汇兑，1940年鉴于家族日渐庞大，遂将四美公司改为股份制，将股份分配给家族成员。1950年黄桂楠带头创办南合有限公司，完成由四美向南合的转变，抓住树胶业发展的机遇，为家族累积巨额财富。
黄桂楠精通树胶买卖，以稳健的作风，成为树胶业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与苏联的树胶贸易往来，1960年代合资成立船务公司，一度垄断两国之间的船务。南合公司在发展树胶业时购置大量土地，1960年代开始转向金融、贸易、房地产与酒店等领域。黄桂岩曾出任马来亚人民保险公司主席，黄桂楠则担任远东银行主席等，其家族兴建的总统大厦、总统大酒店曾轰动一时。
除了共同经营家族事业外，黄永祺家族成员各自开设多家公司，以树胶业为核心，涉及广泛的实业领域，包括协和树胶有限公司、协发树胶有限公司、联东树胶园有限公司、联合树胶有限公司、麦加多有限公司、联兴（马来亚）有限公司、福兴有限公司、新加坡苏联船务有限公司、协发（马）产业有限公司、黄桂楠实业有限公司、南隆（民俗用品）有限公司、大新美术印刷厂、振业有限公司、新南船务贸易有限公司、庆合有限公司、长江造衣厂（新兴工业）有限公司、和裕有限公司、益美金庄等。
地缘血缘业缘建构的网络
黄永祺家族成员在新加坡有着众多社会头衔，其社群网络是建立在地缘、血缘、业缘之上，形成以同济医院为核心的公益慈善教育网络。作为南来的第一代，黄永祺于1924年参与两个宗乡团体的创办：一个是地缘团体星洲惠安公会，一个是血缘团体星洲江夏堂。他终其一生服务于这两大团体，尽管常年多有捐输，并非领导角色，因其教育程度高，性格和善，常被委派出席社团活动，调解宗亲问题，深受邑人宗亲的敬重。
黄家第二、三代先后加入惠安公会与江夏堂，因业缘成为树胶公会和树胶装配商公会的重要成员。以惠安公会而言，黄桂岩1939年即当选为委员，后曾任主席，黄桂楠则是名誉主席，1964年设立“黄永祺贷学金”，其家族为公会捐款从不落人后，1979年落成的惠安公会大厦，便将一层礼堂命名为“桂岩堂”。对于江夏堂而言，黄桂楠曾任会长，力主将其更名为“南洋黄氏总会”，领导会所兴建，团结黄氏各宗亲机构。黄桂楠也曾担任树胶公会副会长，树胶装配商公会主席等职位。
黄永祺家族成员对于教育事业各自多有捐助。黄壬水长期支持鼎英学校、培德学校；黄桂岩在中正中学、中华女子中学等校担任董事职位；黄桂楠担任南洋大学执委、南洋女子中学副董事长、华侨中学董事等职务；黄桂丁是醒侨学校、中立石山学校、德新中学的赞助人；作为真理堂会长老和真理差传委员会财政的黄桂馥，则在新加坡神学院和中国神学研究院担任董事。
1976年同济大厦落成揭幕仪式，左一为时任总理李光耀，左二为拿督黄桂楠。图片来源：《同济150周年纪念特刊》，页69。
黄桂楠因各种原因较少参与福建会馆和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将精力倾注于同济医院的发展，1958至1987年间担任主席长达29年，除了其本人的大笔捐赠之外，家族成员的人际交往费用也多以礼券的方式馈赠同济医院。他以广泛的社交网络与经营思想，通过社会募捐与礼券发行，极大程度改善了同济医院的财务状况，并在任内完成同济大厦的兴建。
跨越信仰的华人宗乡观念
南来星洲的黄永祺在最初的28年间，即使已致富，仍将妻儿留在家乡，不远万里往返两地，是典型的华侨家庭行为。20世纪初中国动荡的政局，促使其将家族迁移至星洲，子侄得益于华英双语教育，以家族观念共同经营，得以累积巨额财富，坚定了落地生根的意愿，在1950年代华社争取新加坡公民权运动中，黄桂楠是第一位获得公民权的华人。
作为华族家庭，虽恪守传统礼仪，家族成员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黄永祺四子桂馥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其亦在晚年受洗，与妻子合葬于基督教坟场。其墓地设计混合华英式样，采用罗马柱式，横楣镶嵌两人瓷相，中间安放传道童雕塑，下方墓碑则标注祖籍地“福建·惠安”，以华英双语记录墓主与子嗣名讳.家族成员依照华族习俗，在其下葬后的第7天和第49天到墓地凭吊。1966年4月6日黄壬水逝世后，则遵循华族传统作法，“由何葆仁博士督灵旌，林庆年主持点主”，葬于咖啡山福建公塚。
蔡厝港基督教坟场中黄永祺郭馨娘墓地。图片来源：苏孝先编撰，《黄永祺先生荣哀录》。
尽管有着不同宗教信仰，家族成员仍活跃于各华族团体，遵从习俗多以黄永祺名义行善。1953年南洋大学创办之际，黄桂楠兄弟以南合有限公司名义捐出16万2千元，位列捐款者第12位，黄永祺弥留之际遗嘱子孙再捐10万元。1963年南大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将学生餐厅命名为“永祺厅”，厅中镶嵌纪念铜牌感念其功德。对于祖籍地惠安，黄永祺晚年之际将责任托付子孙，其家族至今维系与故里的情感。
南洋大学永祺厅。图片来源：王如明编撰，《呵 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页19。
原文题为
“星洲的惠安百年世家：黄永祺家族”
刊登于《源》
2021年 · 第6期 · 总期154，页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