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广州、绍兴，甚至是日本仙台都有鲁迅纪念馆，这些众多的纪念馆中却只有一座位于大学校园内，这就是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而且厦大的鲁迅纪念馆，是众多鲁迅纪念馆中唯一设置“鲁迅与许广平”专题展厅的，因为在厦大的这段日子正是他与许广平的热恋期，是鲁迅与许广平两人确立恋爱关系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他和许广平之间频频通过书信联系，《两地书》第二集就是写于这个时期的书信。而且“厦门大学”这4个醒目的校名大字也是从鲁迅的书法作品中抠出来的，由此看来，厦大与鲁迅关系非比寻常，但是对鲁迅而言，在厦大的这段经历却是不怎么愉快的。
鲁迅与许广平
1926年9月，受当时在厦大任教的老友林语堂邀请，鲁迅离开上海来到厦门，就任厦大国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教授。当时的鲁迅在中国文坛已享有盛名，校方开具了月薪400元的待遇，1920年5月版的《新青年》推出的劳动节纪念号详细记载了各地各行业工人的收入调查情况，其中上海纱厂工头每月收入约20元,普通工人仅9元。应该说，厦大对鲁迅的到来是极为重视的。而且，当时的厦门远离北京、上海等政治中心，社会气氛较为平和，鲁迅初到厦大即有一展抱负之心。
厦门大学鲁迅书法字体的校名和鲁迅纪念馆
然而现实却不是鲁迅期初预想的那样。当时支持厦大校务的是第二任校长是林文庆，他出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华侨家庭，后来留学英国，在孙中山影响下又加入同盟会，与陈嘉庚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两人都是南洋著名实业家，也正是在陈嘉庚的力邀之下，林文庆出任了厦大校长。从经历和交际看，林文庆应该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人，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鲁迅在厦门的照片
林文庆却是一个极度遵从尊孔孟、提倡复古的人。在他的主政之下，当时的厦大以孔教为办学纲领，提倡复古，让学生背古书、写古文。他用《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个字作为厦大的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他的支持下，学校经常组织尊孔、祭孔活动，孔子的诞辰日是厦大的重要节日，当天全校放假。厦大国学研究院院长由林文庆亲自兼任，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的灌输孔孟思想，提倡古文国学。当时的厦大经常举行孔子纪念会，会上必须研讨孔孟教义，高谈学习心得，搞得学生们不胜其烦。
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对于林文庆这套十分厌恶，总是借故不参加。某次纪念会上，林文庆特地邀请鲁迅参加，并要求做演说。鲁迅也就将计就计，面对全校师生发表了少 “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著名演说。鲁迅说“我来本校是搞国学院研究工作的，是担任中国文学史讲课的，论理应当劝大家埋头古籍，多读中国的书。但我在北京，就看到有人在主张读经，提倡复古。来这里后，又看到有些人老抱着《古文观止》不放。这使我想到，与其多读中国书，不如少读中国书好。 尊孔，崇儒，读经，复古，可以救中国，这种调子，近来越唱越高了。其实呢，过去凡是主张读经的人，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成为孝子顺民，成为烈女节妇，而自己则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常常以读经自负，以中国古文化自夸。但是，他们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制造”五卅”惨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经》咒沉了”三一八”惨案前夕炮轰大沽口的八国联军的战舰？”
鲁迅的一番话，学生们是听得欢欣鼓舞，但是一旁的林文庆却如坐针毡，对于鲁迅不仅不给面子还公开唱反调耿耿于怀，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梁子算是接下了。接下的日子里，林文庆就开始处处针对鲁迅，还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教授结成反鲁同盟，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对鲁迅处处刁难。鲁迅在对许广平的信件中说“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
这之后，鲁迅在厦大的日子几乎就没有安稳之日了。教学上，鲁迅几乎就得不到校方拨款了，生活上被逼多次搬家，最后，只能住在厦大的地下室中。最后，在对校方的极度失望和厌恶下，1927年1月，鲁迅提交了辞职信离开了厦门去往广州。
鲁迅在厦大前前后后总共只呆了134天，但在这短暂的时光中，鲁迅为学生讲授了《小说选与小说史》和《汉文学史纲》课程，创作了《汉文学史纲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奔月》、《写在﹤坟﹥的后面》等17万多字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
当厦大学生得知鲁迅离开后，就爆发了延续两个多月的学潮运动，并导致国学院研究院停办。在动乱之下，林语堂也选择了辞职，并于3月间离开厦门大学赴武汉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