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在议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地提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由此向全国军民发出了建设新中国国防的号召。

毛泽东从1927年9月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人民军队，经过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黑暗统治，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说，在1949年9月之前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所关注的事情，主要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那么，在1949年10月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所关注的重点，则转为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

尤其是在新中国初创时期，毛泽东为保卫国家和建设国防，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运用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从新中国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论证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及时地做出了各项决策，领导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

他所倡导的国防建设原则和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强有力地推进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新中国的现代国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摆兵布阵，防敌入侵

1949年夏秋，即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指挥全军向国民党统治区推进和筹划建立新中国的同时，也在运筹国防大计。他深谋远虑，未雨绸缪，首先是摆兵布阵，防敌入侵。

1949年4月20日，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向国民党统治区挺进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扬言要直接出兵。为抵御其侵略，毛泽东及时作了部署。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毛泽东再次电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其部署于宁夏地区的杨得志兵团，调到陇海铁路中段，“开至天水、宝鸡、潼关之线专门整训，作为国防机动兵力，以备不虞(此点在数月前已电告) ”

渡江战役

10月31日，毛泽东又致电各野战军领导人，针对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军可能从海上入侵的威胁，提出了国防兵力部署的意见：“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

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

此后，随着美帝国主义插手朝鲜内战而出现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又及时电令第四野战军所属的38、39和40军等部，由江南地区急速北调，组成东北边防军，部署于辽宁、吉林东部中朝边境地区，为后来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反击美帝侵略军，赢得了先机之利。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关于摆兵布阵、防敌入侵的部署，是远见卓识的，从军事布势上使新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形成了强有力的国防威慑，遏制了敌人长驱直入我国腹地的企图。

毛泽东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军队的最高统帅，他始终警觉地注视着世界的风云变幻，关注着我国的安全环境，常以“提高警惕”、“有备无患”激励全国军民。随着形势的演变，他不断发出号令，指明受威胁的主要方向，重新划分战区；确定各战区的防卫对象和作战任务，并及时调整军队的部署，确保了国防安全的需要。

毛泽东关于置重兵于主要战略方向及将精兵利器配置于便于机动地区的思想，对现在和今后的国防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抵抗侵略，卫国保家

我国从1840年因禁止英国倾销鸦片，而遭到英军入侵并于1842年战败之后，直到1949年9月新中国建立之前，一百多年间，实际上沦落为一个有国无防的国家。

帝国主义侵略军任意横冲直撞，祖国的大好河山屡遭列强宰割，洋鬼子到处耀武扬威，炎黄子孙饱尝了丧权破国之苦。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不仅渴望光复和振兴中华，而且渴望有一个坚强的国防，免遭外寇的欺辱。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国各族人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

但是，那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继续支持行将灭亡的蒋家王朝负隅顽抗；同时加紧在我国周边地区罗织反华联盟；派兵占据我国台湾，出动军舰、飞机窜犯我领海领空；接着又出兵入侵朝鲜，不顾我国一再严正警告，其地面部队气焰嚣张地向鸭绿江边推进，侵略矛头直指我国。

经过长期战乱磨难的新中国，当时确实很困难，百废待兴，亟须休养生息。在气势汹汹的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是忍辱退让，还是奋起抗击，成为必须立即抉择的难题。

毛泽东高瞻远瞩，透彻地分析了出兵抗美的利弊。强调“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随即以伟大统帅的胆略，力排由于畏难而产生的种种议论，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迎战以美军为首的侵略军，把它打回到发动战争前的北纬38度线以南地区，迫使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勇挫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侵略者不得不承认，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时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克拉克上将，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后，无可奈何地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稳固了新中国的国防，也展现了新中国的国威。

亚洲著名政治家、新加坡共和国前总理李光耀，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多年来，欧美人很藐视中国人，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和打着联合国旗帜的美军作战时，他们鄙视的目光跟着消失了。中国人对无论空军、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装备都更精良的美军展开猛烈的攻击，损失的兵力虽数以万计，但他们赢得了对手的尊敬，并自此对他心存畏惧”。

满载志愿军官兵的列车驶过凯旋门回到祖国

也就是说，美帝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史上第一次遇到了强手，受到了教训，并从此畏惧中国。我国军民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治愈了当时社会上某些人崇美、恐美的病态心理，荡涤了崇洋媚外的情绪，使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得到空前的振奋，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作为国防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应当珍惜由于反侵略战争、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而赢得的尊严和荣誉，继续弘扬毛泽东抵抗侵略、保家卫国、敢于斗争的硬骨头精神。

强化军队，戍边安民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奋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同时，认真地抓了军队的建设。他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他还指出：“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

由于毛泽东紧抓不放，建国初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我军在原有强大陆军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海军、空军、防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军兵种领率机关和相应的部队，还组建了一百多所正规的军事院校，系统地培训各类各级干部。随后又及时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

1984年10月1日，国庆大阅兵，战略导弹接受检阅。

并在总结我军建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各种条令条例，实行了统一的规章制度。全军按照统一的编制，更换了新式武器装备，开展了严格正规的教育训练，全面提高了官兵素质。使我军以飞快地速度，由以步兵为主的单一兵种式的军队，发展成为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

用常人的眼光看，按当时的财力物力条件，很多事情根本办不到。历史却证明，由于有毛泽东的坚强领导和全国军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国的武装力量得到了飞快的加强。

针对有些人对在和平时期建设国防军表示异议时，毛泽东强调指出：“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新中国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遵循富国强兵的原则，在抓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认真地抓了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才使我军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保持了坚强的战斗力，采取了一系列戍边行动。

进而使我军在五十年代初，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五十年代中期，解放了除金门、马祖以外的沿海岛屿；在六十年代初期，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窜犯大陆的企图，在中印边境、中苏边境、中越边境以及海上和空中屡挫入侵之敌并在平息叛乱、制止动乱和抢险救灾中完成了各种危难险重的任务。

维护了新中国的主权和社会的稳定，确保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群众的安宁。

狠抓科技，改善装备

旧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都很薄弱。正如毛泽东在一次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所说：“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没有国防科研，基本上也没有国防工业。仅有的几个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只能仿造性能落后的轻型兵器，很难支撑现代化国防。

为了尽快发展国防武器装备，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成果。”

为了加强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领导，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建国初期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主任的兵工委员会，统管全国的兵器工业事宜。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分为以聂荣臻元帅为主任的国防科技委员会和以贺龙元帅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并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面组建了相应的职能机构。

由毛泽东审定的党中央对国防科委的批示中指出：“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加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为此，各级党委应当给予重视，加强领导，组织协作，以使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践证明果然如此，在全国很快形成了以国防科研带动民用科研的生动局面。

1956年，毛泽东等会见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代表。

之后，为了打破美苏两霸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加快研制我国的核弹和导弹，又组成了以周恩来总理兼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在军委呈请建立“专委”的报告上，毛泽东亲笔批道：“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他并强调指出，对这件工作，“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六十年代初，由于美苏两霸对我国封锁破坏、国内又连遭自然灾害，致使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各项经费支出不得不大幅度压缩、有些已开工的项目被迫“下马”时，毛泽东特别指出：“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由于毛泽东狠抓不放，加之各级领导和全国军民的艰苦奋斗，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53年造出了新式步兵武器，1954年造出了螺旋桨式轻型飞机，1955年造出了汽车和火炮，1956年造出了喷气式飞机，1957年造出了轻型舰艇，1958年造出了火箭炮，1959年造出了坦克……

毛泽东在检阅坦克部队

进至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已能自己设计制造除航空母舰之外的全部国防装备。尤其是冲破了美苏两霸的封锁破坏，成功地研制出核弹和导弹。

七十年代初又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造出了核潜艇，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运用导弹核武器向全球任何地方实施反击的能力。使我国一跃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引起世人瞩目，也为我国如今成功发射载人航天飞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首艘核潜艇“长征一号”

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屈辱的炎黄子孙，终于得以真正扬眉吐气。八十年代以后，曾有一些不了解历史也不从国际战略高度看形势的人，责备五、六十年代不该花那么大劲发展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以致拖了发展经济的后腿。

针对这种糊涂认识，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居安思危，保持警惕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并不断提醒人民保持警惕。建国之初，当全国军民为民族解放、人民翻身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及时地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他还针对一些人以为战争胜利了，全国解放了，天下太平了，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的思想，严肃地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军民中深入地进行了居安思危、忘战必亡的思想教育，培育了忧患意识，增强了国防观念，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此基础上，在加强常备军建设的同时，强调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的建设。

开国大阅兵

建国后不久，中央军委即决定：“从军委起至地方区一级止，建立人民武装部”。其任务是：“把广大的青壮年在不脱离生产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给他们必要的军事、政治训练”。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将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在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苏联两霸称雄，不断从海上、空中和边境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并扬言要对我国实施核打击。针对这种险恶的形势，毛泽东在通过外交行动，分化敌对势力、争取友邦支持的同时，在国内响亮地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号召，并把这些口号变为全国军民的共识和行动。

由于毛泽东的一再强调和各级领导的扎实工作，使全国军民保持了高度的忧患意识、国防观念和战斗戒备。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为匮乏，消费品实行限量供应，但人们的精神却非常富有。心系国家、克己奉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精神变物质，一改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积弊，人们甘愿节衣缩食，为增强国防、反抗侵略贡献力量。有效地抑制了奢糜邪气，呈现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风貌。

同时，构筑了各种国防工程，在沿海和边境地区，森严壁垒；在城市中修筑了星罗棋布的地下防护设施，犹如万里长城。全国军民所展现出的统一意志、艰苦奋战、严守纪律以及高度的戒备，真正达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水平。所有这些，构成了巨大的国防威慑力，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著名战将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当年在我国考察后说道：“应该把从陆地上入侵中国视为军事上一条禁律，违反它将自取灭亡。”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人们，在全国军民中保持忧患意识、国防观念和应有的戒备，不仅可以抑制纸醉金迷腐败风气的滋生，而且能够产生国防威慑作用，足以使侵略者望而生畏，遏止其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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