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薇，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闻名海内外的归侨女记者。她原为新加坡华侨，1936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时就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的革命活动，并担任了“ 留东妇女会”、“社会科学座谈会” 和“留东文化团体联合会”等革命团体的负责人。
“七七” 事变后，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到达了徐州、武汉、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战时陪都重庆等地。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37年，她随世界大学生联合会代表团来到了石咀。这是一个小镇子，是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分叉点。
这里设有边区银行和邮政局，相当热闹。几座雄伟的庙宇展现在眼前。此地已经是属于五台山的境界了。这是参观团的目的地，大家希望能赶快走到，脚步自然而然地加快了起来。
向前走了约十里路，到了金刚库。这是一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庙宇。在庙字前面的绿树丛中，忽然传来了一阵阵的军乐声，原来是数百人的欢迎队伍集合在那里。
墙上、树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当黄薇等走近排列成两行的欢迎队伍时，欢呼声和口号声震天响:“欢迎陕甘宁 边区参观团指导工作”、“欢迎为祖国解放而万里奔波的爱国侨胞记者”、“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等领导人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头，亲热地同黄薇等一一握手，情景之热烈,真是令人感奋。
时值9月下旬，五台山都已经下起雪来。聂荣臻立即命令军区司令部给参观团送来了40余套棉军服。黄薇等兴奋地穿了起来，这支队伍显得整齐多了。
她以犀利的手笔先后采写了大量反映敌后战场八路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事迹的通讯，因此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提高了八路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中的威望。
这些重要的新闻报道，有的还被制作成为微型胶卷，至今还珍藏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内。
1938年夏，黄薇随世界大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访问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对聂荣臻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正当日落西山的时刻，黄薇身背着八路军第一二O师贺龙师长、肖克副师长、周士第参谋长和甘泗淇主任赠送的珍贵礼品日本指挥刀。
晋察冀边区是在太行山脉和恒山山脉连绵起伏的地带。这万里丛山的峻岭与山沟，成为边区的天然屏障。崎岖的山路，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无法活动。
八路军部队在这里曾以少数的兵力和低劣的武器打败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消耗了他们大量的兵力和物力，予敌以沉重打击。
这里是一种严肃、紧张而又生动、活泼的新环境，黄薇对此感到异常兴奋。
次日下午，军区司令部为黄薇一行举行宴会和欢迎晚会。聂荣臻还特别向黄薇介绍了同桌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大夫。他高大的个子，身穿八路军的棉军服，戴着军帽，显得格外精神。
他喜爱中国饭菜，能够自如地使用筷子。他努力学习中国话，见到黄薇立即用中国话叫着“同志!”，虽然发音不很准确，但听起来十分亲切。
晚上7点钟，军区司令部后面的广场上举行了欢迎晚会。明亮的汽油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帷幕拉开后，首先由聂荣臻致词，他对参观团的慰劳、视察，表示热烈欢迎。
当他讲到了黄薇作为一个华侨女记者，在日寇的重重包围之中，从徐州前线随军突围的事迹时，引起了全场热烈的鼓掌和欢呼。
在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致词之后，黄薇被邀请讲话。
她十分激动地报告了海外侨胞为支授祖国抗战而节衣缩食踊跃捐献的许多事例，并代表广大侨胞对艰苦奋战在敌后的将士们、同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慰问。
掌声一阵接着一阵，充分表现了军民之间的团结与友爱。
宣传部长潘自力向大会报告了陕甘宁边区参观团带来的各种慰劳品。
其中包括各界赠送的锦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的生活照片、抗大丛书、抗大女生编织的草鞋、围巾以及其他许多纪念品。
每当报告一项，全场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由军区政治部的抗敌剧社表演游艺，有唱歌、跳舞，也有活报剧。
演员们虽然都是些年轻的小娃娃，但表演水平都很高。这说明边区的各方面都在抗战之中进步了。
黄薇等到达晋察冀边区的第一天，形势就已经紧张起来了。
日军调兵遣将，气势汹汹，企图分8路围攻边区。聂荣臻为指挥反围攻作战，在司令部精心指挥，所以不能如约同黄薇交谈。遂安排黄薇到5里外的军区政治部参观。
抵达五台的第三天晚宴后，黄薇在聂荣臻夫人张瑞华的陪伴下，参加了专为黄薇准备的座谈会。|
座谈会会场上，点着明亮的汽油灯。桌子上摆着红红绿绿的苹果、梨、葡萄、沙果和核桃。一包包的饼干，送到每个人的面前。
许多人宝贝似的把它保存了起来，因为这是人民群众献给英勇战土的心意，或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啊!
晚上8时，聂荣臻穿着一件皮领军大衣，带着满面笑容走进会场和黄薇打招呼。虽然是在日军围攻的紧张时刻，他的态度仍然那么沉着和镇定。
入座后，聂荣臻向黄薇叙述了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经过。
他说，晋察冀边区是在敌人后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建立以及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大大加强了我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使国际人士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使敌人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边区的存在，使得日寇无法开发我国的资源，无法利用我国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有如陷入“迷魂阵”，在我正规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到处挨打，处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哪有不败之理。
接着，聂荣臻谈到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各方面条件：首先就地理形势来说，晋东北最大的山脉是五台山脉，向东北与恒山山脉蜿蜓交错。
冀西是丘陵或山区。冀中为平原，公路纵横，可以驰骋汽车，这一点对游击战争虽然不是有利条件，但我们有人民。
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不管是山区还是平原，都可以进行游击战争。而且这个地区是华北比较富庶的地方，也有许多优越的条件。
而作为边区中心的五台，山峦起伏，交通不便，有利于开展山地游击战争。是一个进行抗战的好地方。
其次就经济条件来说，边区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这是发展工业的基本资源。粮食方面，晋东北主要产小米、莜麦,冀中则产小麦。
只要不运输出境，可以自给。但棉花是大宗出产。由于过去的当政者奖励种棉花，致使许多粮田改作棉田，人民生活来源主要依赖棉花输出。但是棉花太多，粮食减少，成为一个大问题，必须解决。
边区政府经多方考虑后，决定收购一部分供军需之用，一部分经政府征税后输出。今后则要号召冀中农民少种棉花多种粮食。
就民众条件来说，河北民众勇敢强悍，富于战斗精神，这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冀西、冀中过去都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有过不少轰轰烈烈的战斗史迹。
这一优良传统只要加以组织和教育，就会在抗敌战场上发挥很大作用。而且河北民众的文化程度一般比较高，有利于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晋东北的群众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之后，已经不断出现一些战斗的英雄人物。谈到这一点，聂司令表示，群众条件是要靠我们去创造的，只要能够耐心地进行教育,又能照顾到群众的利益，任何阻碍都可以克服，无论什么样的群众都是能够动员起来的。
谈到创建边区政府的艰难历程时,聂荣臻说，当“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太原失守，娘子关被占领，忻口危急。
仓猝布防的我军，未能挡住来势汹汹的大敌，遂使敌人得沿正太路西进。当时，在晋东北的我军，为了应付南路战线，纷纷转移主力，八路军总部也于此时转移到正太路南去阻挡西犯大敌。
但在当时，中共中央就有这种远见，认为中日战争的持续，晋东北必将成为敌人的后方，而我们则可能而且应该以五台山脉与恒山山脉为中心，创立一个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于是，当一一五师主力南下的时候，他们便有计划地留下聂荣臻在五台成立军区，同时留下一部分兵力和军事政治干部在那里共同工作，创立抗日根据地。
在聂荣臻的领导之下,晋察冀军区于1937年11月7日在五台正式宣传成立。然而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十分困难的。当太原失守，娘子关被占，忻口战场撤退的时候，边区已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
同蒲、正太、平汉、平绥线都已先后被敌人占领，把晋东北、察南、冀西、平北围在一个框子里，而框子里的平原地区，公路发达，敌人从任何一路进攻，都可以直逼五台。
所幸的是敌人的兵力不足，又专心南下，无力顾及后方。
以我方的兵力来说，当时我们所留下的兵力，只有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和各地的工作团，共约3000人。这就是全部的力量。
但为了安慰民心和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派干部到乡下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在这时候，主要是以实际行动来向民众证明，我们有力量战胜敌人，以提高民众的抗战信心。因之留在该地区的一二O师部队，便到同蒲路去奇袭敌人，作必胜的战斗，进占敌军放弃未久的忻口，切断平型关。
晋察冀军区部队则向东向北发展。这些实际战斗的胜利，使民众相信了部队，同时也增强了自信心。
就在这民众的抗战情绪逐渐提高的时候，八路军的工作人员，便组织了大批的地方工作团，下乡动员民众，帮助民众改善生活，以激励民气，同时广泛地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一时风起云涌，到处成立游击队、义勇军。不出一个月，组织了万余人的民众武装。
开始的时候，武器非常缺乏，几乎是以赤手空拳上战场。然而，正如《游击队歌》里所说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在边区附近的保定、石家庄、忻口、娘子关、平型关、太原等地都是不久以前的大战场，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留下了不少的枪支、手榴弹，他们便以这些武器来充实自己的装备。
“拿枪去啊!”一声令下，成千成百的民众，由一、二个干部率领，就可以去打游击。
而在这抗战热潮澎湃之下，五台县县长(即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劭文)及盂县县长(即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仁奎)都出来组织群众,支持游击队,这对推动边区游击队的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晋东北组织起来之后,即向四周发展。河北民间枪支甚多，许多人自动携带枪械来参加义勇军。这样,严重的武器问题便渐渐地得到了解决。
再以当时的政权来说，在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陷于极为混乱的状态，原来的一些县知事老爷,当敌人还远在百里以外的地方，他就溜之大吉了。
晋东北地区除了宋劭文、胡仁奎二人领导的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之外,其余的各县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
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加上汉奸到处造谣、欺骗，土匪、溃兵又趁火打劫，在各地横行无忌，闹得人民愧恐不安。许多人对国家前途缺乏信心,充满悲观失望的情绪。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之下，边区当局认为，首先应该恢复政权和维持地方秩序，当即找各地有威望、有志气、敢作敢为的人来当县长，建立抗日的县政权机构。
政权恢复起来之后，便对原来的部队加以彻底的整顿，清除部队中的兵痞、流氓、加强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建立和健全部队的政治制度，使部队逐渐走上正轨。
于是，全军区的部队就成为一支打不败、摧不垮的力量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很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
因为有了自己的政权，老百姓就会觉得有了依靠，就会克服混乱的局面。
因为在老百姓眼里，“政府” 是很有权威的。通过各方面协商，于1938年 1月10日，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边区政府成立之后，制定和实行了统一的政策。边区的政治影响，很快就超越了边区的界限，边区政府的政令实施，甚至扩大到敌伪统治的区域去了。
目前，晋察冀边区的地域，已经有整个河北省那般大。它包括晋东北、察南、冀西、冀中的80多个县，其中有50多个县已经建立了健全的抗日县政权机构。
边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区。平绥路以南、正太路以北、平汉路以西、同蒲路以东是一个区，即岳北区；北宁路以南、沧石路以北、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是一个区，即冀中区。
冀中区的军事完全服从五台军区的统一指挥，政府领导人亦由五台边区政府委派。划分为两个区，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只是为了便于工作的进行而已。
同时，为了加强各地区的武装和便于指挥，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把全边区80多个县建立隶属军区的4个军分区。
第一军分区包括涞源、蔚县、广炅、灵邱等10余县。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
第二军分区完全是山西的县份，包括五台 、繁峙、崞县、定襄、盂县等。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三军分区则是河北的县份，包括阜平、完县、唐县、新乐、保定等县，其民众运动的发展比较平衡。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
第四军分区包括河北、山西两省的平山、获鹿、井陉、灵寿、正定、新乐等县。由熊伯涛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
其部队是以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的一个连为基干。各个军分区有各自控制的区域，同时还有向纵深发展的活动范围，四周与政接壤的广大地区，就是各自的游击区,可以大力扩展武装力量。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军分区都成立了相当于团的大队，再加上人民武装配合作战，在很短时间内，犹使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片国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聂荣臻在向黄薇介绍晋察冀边区的创立经过时，非常兴奋而快活。的确，一个人看到自己艰苦创建的事业，正在一天天发展和壮大，该是多么值得高兴和欣慰啊!
1938年12月，黄薇结束了华北敌后的参观访问。在回到重庆后，她立即着手全面反映此次赴华北敌后之行的观感的工作。
她日以继夜赶写出了100余篇文章，分别发往海内外各大报纸，热情沤歌了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抗战的辉煌业绩。
她的文章对于扩大中共在海内外的政治影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许多海外华侨青年就是阅读了她的有关延安和华北敌后的百余篇通讯后，才毅然舍弃–切而投身于抗战中的祖国的。
多年后回忆起1938年这段访问经历时，她感慨道：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聂荣臻，我被他的那种精神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