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1896-1986），《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是一位廉正勤奋、博爱慈祥、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文化巨人，其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2016年9月，恰逢胡愈之先生诞辰120周年，光明人物版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胡序威（胡愈之侄子），就胡愈之各种感人的文化现象做一些初步的归纳和探索，以飨读者。

为国为民

　

胡愈之（1980年）

胡愈之的父亲胡庆皆是清末秀才，家中订有《浙江潮》《新民丛报》等多种报纸。1896年出生的胡愈之被称为“小报迷”，较早就关心国家大事，曾熟读谭嗣同的《仁学》。

1914

胡愈之开始走向社会，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商务“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1915年8月就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

1921

郑振铎自北京来上海参加商务编译所工作后，胡愈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帮助编辑《文学旬刊》，提倡艺术为人生。

1925

上海的五卅惨案激起胡愈之的无比愤慨，他遂与郑振铎、叶圣陶、王伯祥等共同发起创办《公理日报》，创刊号于6月3日出版发行，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份由爱国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为国人伸张正义的报纸。其后，他又接着主编出版《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内载有其亲自撰写的数万字的长文《五卅运动纪实》，至今仍为国内研究五卅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1927

1927年春，胡愈之被推举为编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不料，蒋介石竟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3日晚，胡愈之路经闸北宝山路，目睹血流成河的惨状后怒不可遏，当夜就奋笔直书致几位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

“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轰击，毙伤至百余人……唯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

　 胡愈之邀郑振铎、吴觉农等共七人签名，翌日由其弟交《商报》公开发表。周恩来曾对此作评价：“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1928

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国留学三年。

抗日救亡

1931年1月，胡愈之回国途经德国，在世界语的《国际主义者报》编辑部留影。

1931

1931年，胡愈之回国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邹韬奋和胡愈之这两位爱国知识分子很快就结交成为挚友，联手呼吁抗日救亡。　

1932

1932年底，他们二人应鲁迅之邀参加了由蔡元培、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

1933 年5月，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后，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胡愈之因受到保护，仍能留在上海，遂替邹在幕后主持生活书店、《生活》周刊的出版业务。《生 活》周刊被禁后，由《新生》周刊接替，继续坚持抗日救亡的文化传播。9月，胡愈之被中共中央特科吸收为秘密党员。

1935

1935年5月，《新生》周刊因登载《闲话皇帝》一文触犯日本天皇，致使主编杜重远被捕。胡愈之负责与监禁中的杜保持联系，并共同向前来探监杜的东北军幕僚和将领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统战工作。

同年12月初，张学良秘密探监会晤杜重远，杜向他转达由胡愈之提供的中共《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劝他下决心联共抗日，张为之心动。胡愈之获此重要信息后，因无法与当时的党中央取得联系，便亲赴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此事。

1936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由蔡元培、宋庆龄和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出面主持丧仪活动，胡愈之成为具体操办此事的实际负责人。事隔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被捕事件。

胡愈之立即担当起组织营救“七君子”的重任。他代表救国会起草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发动新闻界报道各方抗议进行舆论声援，联系众多著名 律师甘愿为“七君子”出庭辩护，组织“七君子”亲属探监传递信息以求监内外斗争的更好配合。由胡愈之等十余人陪同宋庆龄去苏州，亲自责问最高法院：“救国有罪无罪？如果无罪，就把七位救国领袖立即释放，如果有罪，那就把我们也一起关押起来。”

1938

1938年4月下旬，胡愈之由上海经香港、广州到武汉，向时任国共合作的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报到。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三厅任五处处长，主持抗日文字宣传工作。

10月武汉沦陷后，胡愈之由周恩来安排经长沙去桂林。他被聘任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理事和文化部副主任，首先创办了由李任仁任董事长、陈劭先任社长、自己任编辑部主任的文化供应社，延聘众多著名文化人共同编辑出版了大批供应抗日前线和后方民众的文化读物。

胡愈之将从武汉迁至桂林的国际新闻社，发展成为拥有100多位社员和300多位通讯员，在香港设有分社、在重庆设有办事处的总社。

桂林在抗战早期曾一度成为我国后方文化名人荟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在桂林国新社任记者的王淮冰回忆：“文化城中的文化人，无论办报 纸、办杂志、开书店、出版图书，有事都去请教愈老。人们称他为‘文化界的参谋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

1940

1940年11月，胡愈之受周恩来派遣，应陈嘉庚之邀去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到任后不久就制止了《南洋商报》副刊和《星洲日报》副刊之间的笔战。通过其老友郁达夫和俞颂华，大力加强两大报系之间的联合抗日。

在新加坡陷落前夕，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和郁达夫、王任叔、王纪元、邵宗汉、张楚琨、汪金丁等一大批著名文化人被迫乘小艇赴印尼苏门答腊避难。

流亡期间，胡愈之仍继续与这批文化人保持秘密联系。战争结束后，郁达夫的失踪（实被日本宪兵杀害）使他十分震惊和悲痛，曾饱含深情地写下一篇不朽的报道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远见卓识

　

1933年，胡愈之应鲁迅邀请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愈之（左二）与鲁迅（左一）、宋庆龄（左四）等合影。

就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胡愈之应邹韬奋之约为当年10月10日出版的《生活》周刊撰写了第一篇文章《一年来的国际》。文中有这样的论述——

“一九一一年与一二年的巴尔干战争，是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的序幕。假如我们的推断不错，一九三一年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那时能作出如此惊人预见的，实为世上第一人。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上海濒临沦陷之际，胡愈之在1937年10月20日出版的《抗日》三日刊上发表《谨防疫病》一文指出——

“正像夏秋间我们必须打防疫针一样，我们现在应该赶快加强民众组织，肃清汉奸意识，同时对外表示中国抗战决心，以预防‘疫病’——妥协论与和平论的流行。”

果然不久，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打着“和平主义”旗号甘当汉奸的投降派。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十个月，胡愈之就已预感到战争即将逼近南洋，他自1941年2月14日至2月28日，接连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六篇《论保卫南洋》的社论，阐述各种应对日本南侵之策。鉴于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常能提出自己深刻和独到的预见，他也很早就被誉为我国文化界的“国际问题专家”。

1948年8月，胡愈之夫妇奉命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从香港乘海轮北上。途经上海时，秘密登岸约会亲人胡德华、胡子婴等，从她们那里了解到当时上海已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到大连后，胡愈之对接待他的老友李一氓说——

“按毛泽东同志早先估计取得全国性胜利从现在算起还需要两年多时间，在我看来已不需要两年了，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大众盼解放已经等不及了。”

李一氓认为这一见解很重要，便急速派专人护送胡愈之夫妇经山东去河北平山，要胡愈之尽快将此见解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胡愈之于9月29日到西柏坡，见到周恩来，10月3日受毛主席的接见，交谈半小时。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后来，李一氓曾将此事经过写成《高明的预见》一文纪念胡愈之。

无私助友

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能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

叶圣陶

回忆胡愈之《四个长处》一文中写道

章锡琛是胡愈之早期在商务编译所的同事和同乡，曾任《妇女杂志》主编，1925年因所编刊物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而被当时守旧的商务当局辞退。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朋友出于同情和义愤，共同集资帮助他创办《新女性》杂志。

其后，胡愈之又发动知识界朋友共同集资创办了由章锡琛任经理的开明书店。章锡琛曾深情地对胡愈之说：“从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了。”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亲自创办的心爱刊物。他在1934年9月发表的《世界知识》创刊辞中指出——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

胡愈之是《世界知识》的首任实际主编，而在刊物署名的主编却是邹、胡二位的共同挚友毕云程。不久，其主编重任先后由张仲实、金仲华等人相继接替。

新中国成立后，在他和乔冠华的共同建议下，将《世界知识》从上海迁来北京复刊，使其成为我国唯一从旧中国转来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刊物。

抗战初期在武汉时，《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在胡愈之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新闻宣传工作，彼此很快成为好友。在胡愈之的推动和策划下，创立了以范长江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闻界群众团体。胡愈之支持范长江进曾虚白领导的国际新闻处工作，并在其下设立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迁到桂林后将其扩建成为独立的国新社总社。

胡愈之经常去桂林国新社上班指导工作，还设法筹款为国新社盖了一幢新楼，记者们都把胡愈之视为国新社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但他在国新社内无任何名义上的领导职务，社长一直是范长江。

出版奇迹

经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仍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他从斯诺家中得其新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阅后喜出望外，认定该书将对我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决定立即组织翻译界的朋友王厂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二弟胡仲持和以“陈仲逸”为笔名的胡愈之自己，共12人，各分一章进行突击翻译。

为使此书及时出版，胡愈之发起成立以“复社”命名的出版机构，社址就设在法租界胡愈之、胡仲持家中。为了减少发行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斯诺专为中文版写了“序”，而且还提供了数十幅原版没有的历史图片。

《西行漫记》从开始组织翻译到首版印制发行总共历时不到两个月。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西行漫记》成功出版后，胡愈之即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由复社来承办《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经共同研究决定：王任叔、许广平、郑振铎负责编辑，胡仲持、黄幼雄负责出版发行，胡愈之、张宗麟负责总体策划和筹措资金。

考虑到全集篇幅巨大，每套印制成本约需20元，一般读者无力购买。为此，胡愈之想出妙招，将全集分为多种不同版本出版。普及本定价12元，提前预订者只需交8元；精装本定价50元，其中用精致楠木箱装置并刻有蔡元培书写“鲁迅全集”字样者定价100元。

为了扩大《鲁迅全集》的社会影响，胡愈之建议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出版。1938年4月，他亲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即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联名发表了《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启事》。

胡愈之就凭此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券，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书稿得以及时开印。首版《鲁迅全集》共20卷，约600万字，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文章老手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

1931年1月下旬，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访问。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由生命书店发行，至1932年2月半年内连续再版5次。

邹韬奋

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读〈莫斯科印象记〉》一文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当时还是青年的陈原在后来的《书的生命》一文中写道：“《莫斯科印象记》印成单行本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彼此争相走告。书虽不大，而且也仅仅记载了作者1931年1月间靠世界语的关系在莫斯科游历七天的印象，但是给那时的读书界颇大的影响。”

受邹韬奋之约，胡愈之在《生活》周刊大量发表了以“伏生”为笔名的国际问题分析论述文章。因其分析透彻，深入浅出，文笔犀利，立论严谨，深受读者欢迎。生活书店曾将其编辑出版《伏生国际问题专集》，成为品牌畅销书。

此时，竟有人冒名“胡伏生”在别的刊物发表类似文章，为此，胡愈之在《生活》周刊登了条“伏生启事”，特作如下声明：“鄙人撰述关于国际问题的文字，均在《生活》周刊发表，此外并未为他种刊物撰文。近阅报载社会主义月刊出版预告，有‘胡伏生’所撰之文，当然非鄙人所作。胡伏生当另有其人。”这被当时传为趣闻。

胡愈之是擅于写新闻报道的快手。其撰写的《爱国无罪听审记》，已成为传世之作。

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在听取刚从苏州回来的记者和家属汇报的同时，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为了赶时间，他采取边写、边刻印、边送报馆发排的办法。当时身历其境的胡子婴曾有过这样的记述：“这篇稿子的头已在各报馆排校，中段在路上，尾巴还在奋笔直书。‘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到胡先生写稿的情形，方信确有其事。”

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

引导青年

周有光在已进入耄耋之年后所写的《一代青年的引路人》文中说：“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的青年们面对国家危亡的心情愤激。可是中国往何处去？青年们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万分苦闷。愈老是引导当时青年们走出思想苦闷的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之一。我是当时受到愈老启发的青年之一。”

许多在抗战初奔赴延安的革命老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说，他们是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才下决心去延安的。

巴金比胡愈之小8岁，早在1920年他还是一个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读书的学生时，给胡愈之写信请教有关世界语问题，胡给以热情解答，还鼓励他勤奋学习，为社会进步作贡献。

1928年，胡愈之在巴黎与巴金相遇，相互频繁交往，成为好友。胡愈之曾帮巴金将其早期的一些译作和短篇小说推荐给《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发表。在胡愈之逝世时，巴老曾写下——

“我虽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和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多做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也是我的生活道路。”

胡愈之在桂林时经常去国新社与青年记者们共同生活和学习，被当时社内一些20多岁的小伙子们尊称为“胡愈老”。作家兼记者谷斯范在其《文化巨星的陨落》一文中记载——

“愈之同志性格随和，容易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他们一起吃大锅饭，一起学习。讲起话来，家乡口音浓，别人不容易完全听懂。他用的比喻通俗，分析问题全面、深刻，所以大家爱听他的娓娓而谈。”

关注大众

胡愈之（左）和叶圣陶

胡愈之自1948年回到祖国解放区后，除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外，还被任命为新创办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新华书店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在其主持出版总署工作的五年间，坚持出版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做了大量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工作。

1954年，胡愈之被调任国务院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协助吴玉章共同主持文字改革工作。他请了大批语言学家从事文字改革。主要办成了以下几件大事：一、文字出版物均改竖排为横排，二、推行文字简化方案，三、推广普通话，四、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并将其作为识字、打字和翻译汉名的重要辅助工具。

自1956年胡愈之开始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出版工作后，亲自抓与发展大众文化有关的两项出版工作——

一是抓农村读物。在胡愈之的建议下，新组建了农村读物出版社，并亲自策划和参与编辑出版向农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村年书《东方红》，以代替旧农历。1963年《东方红》农村年书问世，初版即发行150万册。

二是抓知识读物。胡愈之早在1961年就提出要出版一套以广大干部为读者对象的《知识丛书》。经多方研究和组织筹划，最终确定由50多位著名专家组成 《知识丛书》编委会，计划出书一二千种，由六家出版社共同分担出版任务。遗憾的是，《知识丛书》只出了30多种就夭折了。

清风高德

胡愈之是一位廉正勤奋、博爱慈祥、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文化巨人，其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

在南洋时，胡愈之与一些富商侨领有交情，曾帮助战后聚集在香港的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文化人筹集资金予以接济。致使有人误以为在南洋他经济上很富裕。

其实，胡愈之在新加坡过的是相当简朴的生活。许多从香港或国外路经新加坡时到访的朋友，均由他负责自费接待。他和沈兹九居住的加东海滨的一幢简易小木屋，是由浙江籍爱国侨商陈岳书无偿借给的，自己并无积累的资产。后来，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去南洋时是两袖清风，从南洋回国时是清风两袖。”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身居高位，收入不低。但平时家中仍过着较简朴的生活，经常在经济上资助有困难的战友和烈士家属。他较大的开销是常与朋友们自费聚餐交往，这几乎成为他在长期统战工作中所形成的一种习惯爱好。他对亲属管教甚严，要求公私分明，不允许以他的名义搞任何特殊。

胡愈之平时把时间抓得很紧，经常为工作废寝忘食。在新加坡时，他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要超过15小时，很少有业余娱乐活动时间，这是我亲眼所见。

在新加坡被日寇占领时期，胡愈之夫妇流亡到苏门答腊避难，这长达三年半的时间，乃是其可供自己自由支配时间最充裕的一段经历。但他不愿虚度年华，发奋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中文版的《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195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编纂了第一部《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初稿。同时，他还以给当地华侨少年讲故事的形式，用沙平笔名创作了生平唯一的一部以憧憬新中国为主要内容的科幻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1949年由文化供应社出版）。

到了晚年，在完全脱离工作岗位后，胡愈之仍然是书报不离手，甚至还打算学习数学和电子计算机。

胡愈之为人民创建光辉业绩，从不考虑自己的名利。经常夸别人的贡献，替朋友们表功。遇有人赞扬他时，他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自从他被吸收为中共秘密党员后，他就下决心为党默默奉献自己的一生。一直到1984年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要他提供个人经历的回忆资料，他才开始接受三联书店编辑周健强的采访，并在其嗣子胡序文的帮助下进行口述《我的回忆》的整理。遗憾的是，《我的回忆》尚未经他最终审订、充实、完善，就离开了人世。

有关胡愈之的许多业绩，过去只有与他一起工作过或与他较亲近的同志和朋友才有所了解，有些在公开的历史文献上是查不到的。

1991年出版的由胡愈之战友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胡愈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贡献作了恰当的评述。我写此文，除力图全面论述胡愈之感人的文化现象外，亦有意于让更多人了解胡愈之的历史真相，只是由于功力受限，恐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0月6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