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8日，香港中环，通过连廊天桥从中环摩天大楼走向中环码头的行人。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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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需要香港，香港也离不开内地，这其实是很多香港和内地商界人士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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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心目中，从主权上来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从全球视野来看，这座城市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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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自由、安全、高效，本是香港最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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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
南方周末实习生 周晓茜
责任编辑 | 卜 志
当看到机场成为示威者的攻击对象时，Ryan感到非常痛心。
2000年出生于香港的Ryan，是回归后的第一代人。他在英国伦敦大学读经济专业，利用暑期时间，在香港一家理财公司做实习生。临近开学，他又去日本工作旅行，拜访一些商界前辈。
和很多香港人一样，他认为香港机场是香港作为“世界城市”的门面，如今这个门面乃至这座城市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很难想象，当他的外国朋友来到香港一下飞机就看到这种混乱场面会是什么感受，是否还会觉得香港是一座安全的自由港。
在主权上，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全球化视野中，香港又是一座“世界城市”。各种肤色、语言的人在这里做生意、生活。
根据2018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香港力压新加坡、东京，成为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
反修例运动以来，有媒体开始讨论“中国是否还需要香港”的问题：7月，《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为什么说中国已不再需要香港》；8月，《美国之音》又发表文章《中国还需要香港吗》，事实上，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亚太乃至全球，香港都有着无可取代的意义。
这里有1000多家跨国公司的总部，有160家持牌银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外资银行，有162家已获授权的保险公司，包括欧美大部分顶级保险公司。
没有人能够想象，如果这颗东方之珠黯淡下去，世界会失去多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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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除了西九龙高铁站之外，红磡也有一座可以直达内地的火车站，并且这条线路上的直达车，已经运行了很多年。
在红磡火车站，仍然有不少广州人和香港人更愿意搭乘这趟两个小时的慢车往返于两地。深圳河、过山隧道、两旁爬满绿植的陡坡，这趟直达车所经过的地方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记忆。
还有罗湖口岸、福田口岸、顺德港，这些标志性的地方，都曾见证了香港与内地的交流。2018年9月，西九龙高铁站的开通，让内地与香港的交往更为方便、快捷。
不过，在如何看待内地人的问题上，香港人似乎有着不同的答案。
在这场运动中，有示威者将矛头指向了内地游客。
2018年从香港大学毕业的陈铭正是这样的示威者，他是出生在香港的本地人，曾是一名“黄丝”，但只是一名“浅黄”，从8月5日开始，他参加了几场被香港警方批准的合法游行。
他愿意与内地记者沟通，但在对待内地人的问题，他有着复杂的情绪。他认为内地人挤占了香港的资源，内地人一些粗鄙、丑陋的行为，让他难以接受。他认同中华文化，但当外国朋友称他是“Chinese”时，他又希望别人称他为“Hong Konger”。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刚出台时，他有去内地发展的冲动，觉得内地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机会。不过，经过了这场运动之后，这种冲动又已经逐渐消退了。
在香港，“黄丝”是指2014年时支持“占中运动”的黄丝带人士，后来逐步演化成反对派、泛民主派。与它对应的是“蓝丝”，是指在当年反对“占中运动”的蓝丝带人士，现在则泛指亲中、爱国的建制派。
与陈铭不同的是，Ryan是一名“蓝丝”，并且是一名“深蓝”，他从不避讳这个标签，也很乐于跟外界分享他的观点，他支持一国两制，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暴力祸港行为。
他还把他的微信账号的地区一栏设置成“浙江宁波”，那是他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他就是想告诉别人，作为中国人是自豪的。而他身边朋友，则更愿意将地区设置成“香港特别行政区”，他们觉得这样更自豪。
是喜欢“Chinese”还是“Hong Konger”？Ryan的回答是更喜欢“中国香港人”。“就像中国四川人、中国浙江人一样。”他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述。
有一些人认为，不认同“中国人”身份的香港人可能是那些经历过港英政府殖民时期的中老年人，但年过六旬的出租车司机梁锦添却不这么认为。梁锦添出生于香港，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去到哪个国家，拥有哪个国家的护照，都无法改变中华民族的基因。
在做计程车司机的二十多年里，他经历了2003年的SARS、“23条运动”，也经历了2014年的“占中运动”。但这一场持续了3个月的运动却让他感到无比绝望。
他用并不流畅的普通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做生意的，不参与年轻人的游行，但游行让我的生意减少了三成，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也明确反对游行。” 在梁锦添看来，生意减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内地游客减少了。2019年9月9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外披露了一个数据，8月，赴港游客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0%，创2003年5月SARS时期以来赴港游客最大的降幅。此前的数据则显示，今年7月，赴港游客同比下跌了4.8%。而在往年，7月、8月正是香港的旅游旺季。
他非常感激2003年开启的“自由行”，他认为，大量内地人的涌入刺激了酒店、旅游、计程车、零售等行业的繁荣，而他就是这种繁荣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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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离不开内地
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正冲击着香港的经济。
8月30日，香港统计处发布零售业销售额数据，2019年7月，零售业总销售额为344亿元，与2018年同期相比下跌了11.4%。
其中，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售额跌幅最大，达到24.4%。此外，服装下跌13%，药物及化妆品下跌16.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10.4%，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下跌17.4%。零售业的这种大幅度下跌，在往年6、7月这样的销售旺季并不多见。
香港政府发言人称，零售业销售进一步转差，反映本地消费情绪疲软。近期本地社会事件对访港旅游业及其他消费活动构成了重大干扰。
2016年4月，香港交易所总裁李小加在一场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当时，国际上出现了担忧香港经济的负面情绪，有评级机构调低了香港的评级展望，于是有香港朋友提出质疑，为什么香港非要依靠内地？而内地的朋友则表态，强大的中国已不再需要香港。
这种被激进情绪裹挟的判断，在香港一直都在小范围流传，每当香港遇到动荡、负面评价时，这种讨论就会甚嚣尘上。
香港景淳国际创富理财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沈珊梅女士是一位中立派，她可以理解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在她看来，高昂的房价、生活成本，使得这些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她尊重年轻人示威游行的权利。但是，她不会走上街头参加示威者的游行活动。
“杀君马者道旁儿。”她认为，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可能对这个社会没有深刻的理解，而又很容易受到鼓舞，她不想因为自己去参加活动，而变相鼓励了这些年轻人。
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以及暴力行为，为她的生意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作为一家理财公司的行政总裁，她非常清楚自己的业务不能只做香港本地人，内地是更大的市场。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示威运动中暴力元素的渲染，使得她的一些客户都被吓跑了。她每次向内地客户解释香港局势时，都会把楼下井然有序的街道拍一个小视频发给客户，告诉他们，香港很安全。
她的公司位于尖沙咀广东道上，那里也是香港最繁华的地带之一。不过，受这场运动的影响，这条街道少了几分热闹。
内地需要香港，香港也离不开内地，这其实是很多香港和内地商界人士的共识。就像李小加在2016年那场论坛上给出的答案：香港的繁荣为什么要离开中国的发展？有一个繁荣、稳定、自信的香港对中国不是更好？
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北委员会会长陈得强持同样的观点，香港在为内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内地也推动着香港经济的发展。
陈得强出生在香港，但经常会去内地办公，对香港和内地均有深入的了解。他所供职的澳洲会计师公会成立于1886年，是全球最大的专业会计师协会之一，1955年进入香港，1990年成立香港办事处。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有了内地经济的支持，加上香港本身实行联系汇率、自由贸易体等制度优势，香港逐步完成了向服务业的转型。同时，也正因为内地企业体量更大，使得香港金融市场的融资要比临近的新加坡更有优势。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恩赖特（Michael Enright）有着类似的观点，他曾在《香港优势》一书里写过这么一句话：“香港从一个转口港变成一个制造业中心，再变成一个服务业和制造业活动的后援部队，就是中国（内地）经济的对外封闭与开放所促成的。”
在股市方面，香港已是亚洲第四大股票市场，也是全球第八大股票市场。港交所2018年重夺全球交易所IPO集资额冠军，超过纽交所、纳斯达克和东京证券交易所。截至2018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共2315家，总市值299,094亿港元。其中，内地企业1146家，占比49.5%，总市值占比67.5%，成交金额则占比79.1%。
这既可以理解为港交所帮助内地企业完成了资本运作，也可以理解是内地企业撑起了港交所的半边天。腾讯、美团、小米等知名互联网公司都在港交所上市。最近，外界也在盛传，阿里巴巴将会在港交所重新上市。
据香港万德通讯社报道，2019年9月11日，香港交易所发布公告称，已向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董事会提议，将港交所及伦交所两家公司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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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需要香港
2019年7月4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名为《为什么说中国已不再需要香港》的文章，作者为康奈尔大学教授Eswar Prasad。他列举了各种数据来佐证一个观点：中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香港了。
文章写道，中国加入WTO前，货物进入全球市场的管道有限，香港扮演了转口贸易通道的角色，将货物运送到全球各地，并且规避WTO成员对其他成员的限制。文章列举了一个数据，1997年，中国近一半的贸易通过香港进行，而如今，这个数字不到12%。
此外，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内地与香港的差距在缩小。1997年，香港经济规模是内地的五分之一，人均收入是内地的35倍。2018年，香港经济规模仅是内地的十三分之一，人均收入也仅是内地的5倍。
7月18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磊针锋相对，发表了另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仍然需要香港？》
8月18日，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以来规模第二大的集会活动。就在这一天，一份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文件开始在网上流传。
这一度引起诸多解读，中国与香港在经济上的关系，再次被人热议。两天后，《美国之音》发表文章“中国还需要香港吗”。
在问及深圳或者上海是否可能取代香港时，李书沸觉得，这根本是一个不用讨论的问题。
李书沸9岁来到香港，在香港上小学、中学，本科和硕士则在澳大利亚就读，毕业后又回到香港，事业也从这里起步。他曾在上市公司里担任CFO（首席财务官），现在是区块链巨头火币集团的CFO、董事会秘书。对于这名公司高管来说，香港的低税率、普通法、无外汇管制、自由、安全等特质，是深圳、上海无法匹配的。
他一直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不过，持续不断的社会动乱让他开始对这座城市产生失望，他希望政府和示威者能够坦诚交流，找到解决方案。香港有今天的成就并不容易，他不希望看到这座城市继续在这场灾难中遭受煎熬。
他之前有移民澳大利亚的心思，但走在香港的街头小巷时，或者坐在某个茶餐厅用餐时，这种心思就早早打消掉了。而如今，这个想法又开始在他脑海中徘徊。
一直以来，香港都扮演着内地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桥梁角色。由于受外汇管制，早些年，外资企业无法直接在内地投资，即便是有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也很难出去。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全球顶级的银行、会计事务所、律师，可以帮助外资解决这些问题。
陈得强向南方周末记者梳理了香港对内地经济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看到内地的发展红利，港资进入内地，为珠三角等地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同时，香港好的制造业也迁移到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这也为日后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1990年代，中国内地经济开始腾飞，外资希望开拓内地市场，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加工出口贸易蓬勃发展，香港成为了外资进入内地市场的重要桥梁。
到了现在，随着内地企业响应“走出去”战略的号召，香港又成为了国企、央企出海的桥头堡。“在我服务过的央企、国企中，在制定出海战略时，都会先在香港设立一个实体，进行人员培训、资产管理、集资融资等活动。”陈得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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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
香港为内地与世界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而世界也通过这个桥梁，分享了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发展的红利。
其实，围绕着中国，东京、新加坡也都有发达的金融行业，但他们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地弱于香港。
“香港人是最懂中国，又最懂世界的人。”澳洲会计师公会国际市场部执行总经理雷梁焕芹女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外资企业要入中国，就需要寻找既熟悉中国市场游戏规则又熟悉国际市场通例的人，而香港人就是最好的选择。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8月31日，香港共拥有160家持牌银行，但其中仅30家是香港本地银行，其余均是外资持牌银行。
再比如保险行业，香港的保险业是全球最发达的，共有162间获得授权的保险公司，但是最著名的几家均为外资企业，如美国友邦、英国保诚、加拿大宏利、法国安盛等。
雷梁焕芹女士也是一位出生在香港的本地人，她在澳洲会计师公会主要负责国际市场，拥有全球视野是她的一大特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流露出一个遗憾，她觉得现在的香港年轻人外语水平不行，这与香港国际大都会的形象难以匹配。
让香港人一直引以为豪的是，香港是一座全球大都市，而不仅仅是内地与世界的桥梁。
“国际大都会”“全球城市”，这样的字眼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比如，1998年的施政报告就写道：香港可以成为亚洲首要国际都会，享有类似美洲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那样的地位。
2007年的施政报告中更是写道，香港“既是中国城市，也是全球城市”。在很多人心目中，从主权上来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从全球视野来看，这座城市也是世界的。
香港国际机场一直是香港作为全球城市的一个象征。从城市人口上来看，香港的人口是740万，但是香港机场每年却贡献着7470万次的吞吐量，这个数据仅次于首都机场，而北京的人口数量是香港的三倍。
如果仅看国际旅客吞吐量的话，香港机场的吞吐量又超过北京，位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五个小时可以到达全球一半以上的主要城市。
除了国际金融中心之外，香港还是全球重要的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咨询中心等。可能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并不算太大的城市，每隔不久就会有一场世界顶级的会展开展。
2019年9月4日，广西鸣鸣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纪素峰带着自己的团队来香港参加了亚洲国际水果蔬菜博览会，这是他第一次在香港参与这样的会议。已经在国内水果行业小有名气的纪素峰，依然被这场博览会的规模给震撼到，这是亚洲最大的果蔬展了。
虽然受到游行示威的影响，这次博览会的规模要比往届小了两成，但与国内的博览会相比，要盛大很多。在博览会上，他看到各种肤色的果农、服务商、经销商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宣传交流。
香港并不是一个水果销售的主要市场，但是其便捷的交通、签证，丰富的信息、咨询，让香港的这场果蔬展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果农、服务商。
李书沸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香港能够成为“全球城市”，在于拥有全球最顶级的公务员团队、营商环境，商业审批快捷方便；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人才在这里聚集，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的合作氛围是很多地方无法相比的；香港还实行联系汇率，与美元挂钩；没有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等等。
法治、自由、安全、高效，本是香港最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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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环到重庆大厦
来自辽宁的刘大鹏已经在香港蜗居了小半年，他看人的眼神有些躲闪。他今年50岁左右，在中环一家足浴店做足浴师。他不愿意介绍自己签证的性质。
“这里挺好的，没有种族歧视，大家非常包容的，平常少花一点，一年能攒不少钱。”刘大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住在足浴店提供的宿舍，为了节省开支，从内地来的时候带了好几条烟，放在床底下，因为香港的烟实在是太贵了。
中环是香港的金融中心，成千上万的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总部在那里聚集。工作日期间，港交所大楼上闪烁的恒生指数会让一些正在匆忙赶路的投资者突然驻足。和华尔街一样，那里是香港最富有、最繁忙的地方，来自各个国家的精英在那里工作。
但这里也不乏像刘大鹏这样社会底层的人求生。在香港这座“全球城市”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不管是高端人群，还是社会底层人群，都能找到安身之地。
即便香港有着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成本、房价，但依然吸引着不少人前来淘金，他们被贴上了“港漂”的标签。“港漂”当中，除了内地人之外，数量更可观、在香港存在感更强的则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群。
这些人很多聚集在一个名为“重庆大厦”的地方。
重庆大厦位于尖沙咀，与中环隔着一条维多利亚港湾，有两站地铁的路程。那是一座有17层楼高的老旧建筑，曾经有着严重的安全、火警隐患。在那里，可以看到来自亚洲、非洲、美洲等各个地方的人群，一个黄皮肤的华人走进去之后，马上就变成了“少数派”。
说起香港的全球化，可能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中环，但重庆大厦却被《时代》杂志评为亚洲“最全球化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麦高登（Gordon Mathews）曾对这座大厦进行专门研究，并且写下《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麦高登将重庆大厦的全球化称为“低端全球化”，与中环这种金融中心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那里能提供一晚200港币的酒店，可以吃到便宜但很正宗的咖喱饭，大厦里的货币兑换公司，也要比外面的兑换公司更为发达，能够兑换十几种不同国家的货币。
在社会秩序上，重庆大厦可以看成是香港的一个缩影。那里人员复杂，但有着自己的秩序，重庆大厦的外观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但那里的酒店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入住率。
但香港这种内在的秩序正在瓦解。
9月8日傍晚，一些暴力分子将中环地铁站的一个出口烧了，地铁站内部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让很多在中环上班的人异常震惊。在香港，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这场运动会冲击旅游、零售、服务业等，但不会撼动香港的金融业。只要金融业不受到冲击，香港经济的根基就不会动摇。但这一把火，改变了不少人的观点。
重庆大厦一些门店已经拉下铁闸，暂时歇业了。大厦门口一天到晚都站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外国人。
9月8日，李嘉诚在大埔慈山寺参加法会的时候，向在场的市民谈了他对香港局势的关心。这位九旬老人用缓慢的语气说：“香港好多年好多年，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我认为今次是最大最大的冲击。”
有媒体报道称，他希望香港人能够渡过这个难关，盼望年轻人可以体谅大局，而执政者也能对香港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
而据《香港商报》9月11日报道，在被问及李嘉诚相关言论时，特首林郑月娥回应说，过去两三个月都有不少人公开发言，不会评论个别人士的发言。（她）强调法治是香港的重要核心价值，任何违反法治的行为不应该受到特区政府的认同与支持，政府坚守对违法的行为依法追究。同时，她强调政府对青年人的关心关爱是特区政策，本届政府成立两年多，已透过不同新政策帮助青年人创业、参与政府政策的机会，同意经过反修例事件后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包括直接与青年人对话和聆听青年人的心声。
无论是香港人，还是生活在这里的其他人，都将会为这场经久不息的动乱埋单。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与香港毗邻的新加坡可能因此受益。
9月10日，BBC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加坡会取代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长期以来，新加坡和香港都在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在高净值人士的眼中，一直以来胜者都是香港。如今，动荡的局势，让这场争夺战，增加了不少未知因素。
（应受访者要求，陈铭、刘大鹏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