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是亚洲一衣带水的两个重要近邻中国和日本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五十周年纪念日。这在国际社会及中日两国主流智库的交流中，也被称之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五十周年。五十年来，中日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并带有各类噪音、杂音和域外因素的干扰。只是在双方领导人、中国智慧和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努力下，中日关系尤其是经贸合作得以行稳致远。
从1972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是中日经贸合作的破冰期。这一时期中日经济交往由民间贸易转向“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新阶段，双方政府从幕后走到台前并发挥主导作用。期间，日本智库提出了帮助中国发展就是帮助日本制造打开崭新市场的重要观点且被接受；而中国领导人实事求是提出接受和学习日本先进技术、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主张。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此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经贸关系也进入贸易、直接投资、政府资金合作（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全面发展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展开，中日经贸交往机制也从“政府主导、官民并举”逐渐走上市场主导的轨道。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全方位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中日经贸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至财政金融合作、区域合作、能源环境等更广泛的领域。
笔者接触中日经贸合作课题并且和日本智库展开互动交流，起于1992年；当时也庆祝了中日关系正常化二十周年。当年，中国经济总量和日本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东盟也还只有六个成员，即不包括经济排名在东亚区域最为靠后的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中南半岛四国）。因此，日本智库的经济学家们在上海进行对华交流活动中充满着优越感。他们提出了东亚经济区域合作的一体化模式为——雁型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东亚经济体成员是一个雁阵：日本经济是所谓的领头雁；第二阵营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第三阵营是东盟五个中等发达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文莱；当时东帝汶还没有独立并从属于印尼）；第四阵营就是中南半岛四国，还被日本经济学家恶评为“最不发达国家”、影响东亚经济整体品质。至于中国在哪个方阵？日方没有答案。
笔者和中国智库同仁们在对话中，并不赞成日方智库的这一提法；而且仅仅是为了飞往美国等西方市场，实际上也锁住了合作航线和更广阔的贸易天空。我们还提出中南半岛四国为后发经济体、中国是追赶型经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贸易便利化开始、亚太地区会伴随着经济合作和繁荣出现新的矩阵、以及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应当好经贸合作典范等重要主张和中国式概念。而每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夕，则是中日两国智库在上海交流的最活跃期。
上海，也从中日两国的智库交流中获益良多。尤其是在港口设施的现代化、城市污水治理（包括苏州河的水环境康复）、大型基建国际银团的组建（如浦东机场的借贷）及其债务风险控制、如何兴办一届成功的世博会、甚至是郊区农业良种改造等方面，获得了积极对策。
现在冷静、理性地进行回眸式评估：一方面，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半个世纪以来，双边贸易从当年仅11亿美元猛增至2021年的3700亿美元，双方已互为对方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2021年，中日两国分别位列全球第二、第三经济体，中国是日本最大外贸出口国，日本是中国第一外资来源国。中日双边经贸合作还经受住了疫情冲击的考验，虽然人员交流和航班航线还没有全部恢复如常状态，但经济合作指标仍然相当亮眼。如仅今年一至八月以人民币计价：中日贸易总值为1.57万亿元，增长12.3%，占6.3%。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6949.2亿元，增长8.9%；自日本进口8771.7亿元，增长15.2%。对日贸易逆差1822.5亿元，增加47.8%。分析显示：日本目前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可见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是何等重要！
另一方面，开放性、包容性和全面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推进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最显著特征；这已经被亚太地区经济体成员的主流智库所公认！中国追求的是每一个区域经济体成员都得到合理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投资、中国基建和中国市场正惠及所有开放型经济体成员。由此，本世纪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亚太新矩阵业已形成并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格局。无论是东北亚板块、还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或者是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合作带，都出现了造福于当地人民与企业、造福于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实际型丰硕成果。
而就东北亚板块的未来发展而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是未来十年内的大概率事件。有智库行家乐观地指出：RCEP将成为中日韩自贸协定签订的“热身”和前奏，并直接赋能中日经贸合作。我们需要新的智慧，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所指出：当前世界动荡多变，中日关系不进则退。因此在即将开启下一个50年征程之际，双方既要重温建交初心，汲取历史经验，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也要思考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赋予两国关系新的内涵和动力。（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