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珠宝、跑车或华美的服饰等五花八门的人工制品被一些人认为是奢侈品，但也有人认为一顿美餐、一段异国之旅或一次让人放松的贴身护理是奢侈品。年轻一代会说最前沿的科技产品或房价飙升的城市公寓才算得上是奢侈品。其实每个时代关于奢侈品的定义都不一样，它取决于当时的社会认为什么是“超出”人们预期的事物。

奢侈品不仅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和物质实践，也一直与复杂的情绪感受相伴相生。这使奢侈品的历史不仅涵盖经济发展、社会传统和文化习俗，还包含了谨慎的投资、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为、性别模糊以及光彩夺目带来的纯粹愉悦感。真正的奢侈品要么难以估计它的价格，要么是完全免费的。

传统意义上的奢侈品仅为富人和贵族所有，但在21世纪广告营销的作用下，一些新的奢侈品应运而生，它们价格更为实惠，用途也更加广泛，普通消费者也能负担，这也使得奢侈品的定义发生了新的改变。有人还提出“奢侈品大众化”这个名词，并用它来说明奢侈品极大地扩展了它本身的含义和形式这个道理。

在“996”工作制的体验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时间才是更大的奢侈品。那么除了时间，还有哪些奢侈品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呢？它们是否凸显了当今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议题？《奢侈品史》这本书将带我们走进一个奢侈品牌和新科技相辅相成的新世界。

《奢侈品史》，[澳] 彼得·麦克尼尔/[意]乔治·列洛 著，李思齐 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7月版

在媒体聚光灯下，奢侈品变成21世纪的童话

2013年底，两位30多岁的俄罗斯千万富翁在伦敦梅菲尔俱乐部进行了一场比赛，看谁在饮料酒水上的开销更大。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内，他们花费了超过131000英镑（约20万美元）的钱，接下来几天，俄罗斯暴发户在伦敦的所作所为在各类新闻上得到了广泛报道。

对于这两位千万富翁来说，醉酒可能是一种恰当的表达，酒精和挥霍金钱的快感一起涌上头顶。他们绝不是例外：他们的同胞——手机大亨叶甫盖尼·亚历山大罗维奇·契克伐金（Yevgeny Alexandrovich Chichvarkin）在定居伦敦后成了一名酒商，在他看来，如果你买得起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游艇226，那么和朋友们喝掉一瓶55年窖的格兰菲迪威士忌（价值约12.3万英镑）也就不算什么过分的事了。

而在现实中，公众竟然对这种肆意挥霍的行为感到十分兴奋：它是梦想的素材，是21世纪的童话。关于六星级酒店、镀金豪车和价值3300万英镑的手表的故事比比皆是。许多内容与20世纪80年代的享乐主义和电视剧《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共鸣。区别在于，如今可以用iPhone拍摄这种超级消费行为后通过照片墙（Instagram）迅速发布到网络上。事实上，这种奢侈的行为在媒体和网络报道中无处不在，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们也变得“正常化”起来了。

21世纪人人都在谈论奢侈品，因为大家认为奢侈品说明了精英阶层和我们大多数人之间日益扩大的财富差距：“富人”和“其他人”。在新兴经济体经过一系列增长之后，贫富差距已经成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国内争论的重点，同时它也更新了奢侈品的定义和关注点。英国记者佐伊·威廉姆斯（Zoe Williams）认为，虽然一位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公司底层员工的202倍，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比其他人高202倍的”。

这种收入的不平等还反映在当代消费中：尽管我们大部分人会买一瓶相当便宜的葡萄酒，但还是有少数人买得起价格227成千上万倍贵的葡萄酒。自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消费似乎有所增加。如果你研究一下20世纪50年代社交聚会上的酒水单，甚至是20世纪初一家豪华酒店的菜单，你会发现它们的价格并不是普通酒的数千倍。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自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富豪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经济危机确实严重打击了奢侈品市场的某些部分。2013年年中，希腊唯一一家法拉利经销商关门了。问题不在于希腊的有钱人再也买不起法拉利了，而在于当希腊经济面临崩溃时，再斥巨资购买豪车是很不明智的。尤其是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首席执行官，他们处于风口浪尖，因此不得不保持低调。更糟的是，政府开始仔细调查富人，详细询问他们申报的收入和他们所购买的汽车、珠宝、别墅是如何一笔一笔对应上的。在意大利，几位有游艇的人被逮捕了，因为他们在纳税申报单上声称自己十分贫困。奢侈品制造商和服装生产业也受到了冲击：2012年，意大利两家主要时装公司被控偷税漏税。奢侈品和奢侈品生产商与偷税漏税和境外资金有关，他们确实带着利润“跑掉了”。

这里的重点不是指责肆意挥霍的行为，而是税收部门意识到，对于非常富有的人来说，有些奢侈品既是享受，也是投资。随着离婚、法庭诉讼、破产或遗产规划的出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据我们所知，离婚是装饰艺术市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豪宅、别墅、艺术品甚至前文讨论的那瓶葡萄酒——人们喝这些酒的频率比想象中低很多——都属于这种情况。

电影《珠光宝气》（2013）剧照。

奢侈品不再只属于“过得非常好”的那些人

一味地指责富人并把奢侈品视为分裂社会的力量是不可取的。事实上，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向往奢侈品。也许我们买不起一瓶标价与一套小公寓差不多的威士忌，但我们可以去买“豪华巧克力”或者“不同口味”食物中的一种。广告总是告诉我们，我们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因此需要买些昂贵但并非买不起的奢侈品犒劳一下自己。这种奢侈品可能是知名时尚品牌推出的香水、精心设计的厨房设备、一种稀有的橄榄油或者一瓶来自法国经典葡萄酒产区的红酒。

21世纪奢侈品的真正“成就”就是它尽可能多地欺骗了人们，正如战后西方世界的大众消费一样。它代表着我们心中对“更好的东西”的渴望，并且在不断滋养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着我们社会的猖獗的个人主义（虚伪或者自恋？）。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暗暗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俄罗斯的小寡头，能在施泰尼茨买古董并且能直接包下整层整层的酒店。

奢侈品无处不在。社会科学家提出将奢侈品依据收入和社会/文化资本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基于物品的价值（以及得到这件物品需要赚多少钱）来区分“顶级奢侈品”（稀缺、珍贵、质量好，而且通常是专门订做的物品）、“中级奢侈品”（质量上乘、小批量生产的物品）和“买得起的奢侈品”（有时被称为“大众”奢侈品，奢侈品牌的领域）。

还有一种更加精细的分类，把奢侈品分为四类：“真正的奢侈品”包括那些不受金钱约束的物品，比如高档汽车、喷气式飞机和游艇；“传统奢侈品”包括时装、珠宝、香水、高档葡萄酒和烈酒；“现代奢侈品”指的是通过旅游、科技、酒店和水疗等服务以及线上奢侈品来寻找身份和地位；最后，“生活中的小奢侈品”是由真正的大众奢侈品组成的，包括平价时装、鞋子、进口或本地生产的“有机”食物以及身体护理产品。

尽管这些分类实质上是在试图提炼更复杂的现实，但却十分有用，因为它们指出了其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奢侈品这个事实。这些奢侈品不一定贵到让人买不起，但却几乎是普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

不过这里也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是顶级奢侈品（为超级富豪们量身定制的）市场与其他奢侈品市场的区别，高端奢侈品市场需要变得更加奢侈（或者是更加精英化），因为现在太多的人买得起一些基础型奢侈品了。去最好的餐馆是不够的，必须要雇用一名顶级厨师在家里为你做饭才行；去最好的度假村度假也是不够的，必须要买下或者租下整个小岛才行。顶级奢侈品追求“走出市场”（要拥有非常罕见甚至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2014年底邦尼·梅隆那颗栩栩如生的蓝钻以3260万美元的高价卖出），正是因为现在大多数奢侈品变得越来越标准化，而且明码标价。

概念空间和市场潜力的扩大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生产性质和形象发生了变化。2008年，记者达娜·托马斯（Dana Thomas）指责奢侈品行业“贱卖”了奢侈品的关键资产：它的吸引力。在一本题为“奢华：奢侈品如何失去吸引力”（Deluxe: How Luxury Lost its Lustre）的极具煽动性的书中，她通过研究奢侈品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揭示了奢侈品牌的肤浅。有些人认为这是“奢侈品民主化”的胜利，但她却认为这是奢侈品牌的一种策略，即通过满足各种各样的客户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的高级时装和成衣生产商圣罗兰为例，80年代时该品牌推出了一系列较为平价的奢侈品，比如香水，而圣罗兰在1979—1989年之间香水销量增长了16倍。而如今这种较为便宜的奢侈品有着比过去更高的定位，价格上也有了更高的切入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场真正的“奢侈品通货膨胀”，几乎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形容成奢侈品。

有时，奢侈品牌还会把含义上完全相反的词组合在一起，比如那些“买得起的奢侈品”：电影院的座位现在也经常分类，就像过去远渡重洋的客轮一样，最好的座位配置了更好的椅子、毛毯，甚至还有酒水服务员。另一个例子和韩国汽车品牌现代有关，该公司制定了一项战略：要生产“买得起的豪车”；到2015年时，现代汽车成为加拿大汽车业销量增长最快的品牌。这一切对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绅士甚至20世纪50年代的白领而言，都是难以理解的。

电影《珠光宝气》（2013）剧照。

商业把随处可见的东西也变成了奢侈品

在过去30年里，我们见证了纯粹的商品向奢侈品的转变。在18世纪，由于仿制品和替代品的出现（比如银和银板）还有大规模生产（因此每单位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一些原本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变成了大部分人都能拥有的大众奢侈品。而我们的上一代则经历了相反的过程，那时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到今天摇身一变成了奢侈品。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咖啡（尽管它不会马上被视为奢侈品）。20世纪50年代，一杯咖啡只要10美分，是北美生活习惯中再平凡不过的一件东西了；但现在咖啡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奢侈品”，走进星巴克或咖世家的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看到不同容量和口味的咖啡。这些商品本身可能不是奢侈品，但愈发细化的市场分类为它们找到了客户。

那些真正追求品质的人可能更愿意在帕多瓦的佩德罗基咖啡馆［19世纪的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是它的第一个客户］或威尼斯的弗洛莱恩咖啡店（欧洲的第一家咖啡店）里喝咖啡，这里咖啡的价格是星巴克的好几倍，而且肯定不会装在写着你名字的纸杯里。就算你不喜欢这种精致的氛围，你也很可能选择购买一台意式咖啡机和一种稀有的咖啡豆自己研磨。例如，猫屎咖啡就十分受欢迎，它是一种由亚洲野生麝香猫食用并排泄的咖啡果实制成的咖啡。咖啡果实经过麝香猫的肠道，获得一种特殊的香味。对于那些觉得这样有点恶心的人，价格说明了别的含义。这种咖啡每年只生产1000磅（约454千克），而每磅的售价超过300美元。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从啤酒到钱包再到钢笔。一个富裕的社会总能找到新的花钱方式。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曾警告我们要警惕过度消费，但他们没有预见到企业所采取的营销策略之一就是不会在我们只需要2件套头衫的时候想着卖20件，他们更倾向于卖出2件毛衣获得相当于卖出20件的利润。这时售卖的毛衣或者套头衫就不再会是普通针织品了，而会是一件贴上“名牌”“环保”“做工精良”“合乎伦理”等标签并投入大量广告宣传的奢侈品。这就是时尚研究专家帕特里齐娅·卡里法托（Patrizia Calefato）所说的通过广告、购物、时尚和媒体所进行的“消费奢侈化”。

商品转变为奢侈品的过程在科技领域也得到了验证。2002年，作家、学者詹姆斯·B.特威切尔（James B. Twitchell）认为，尽管科技产品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比如微波炉、随身听，以及近年来的手机和智能手机），但它们仍然拥有排他性，因此和面向大众市场的消费品仍有区别。

苹果公司的产品就是很好的例子：一些人认为它属于奢侈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属于邪教或是大众文化。尽管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 iPad和iPod数以百万计，但它的包装设计却颇为夸张。苹果公司的商品都是装在一个可以滑动的精美白色盒子里，看起来很像香水的包装盒。它也采取了和奢侈品类似的营销策略，比如它的店铺都是极简主义风格，最著名的一间位于曼哈顿，这家店在第五大道的众多奢侈品店中十分引人注目。店里展出的商品很少，训练有素的销售人员会告诉顾客这是因为新产品基本上已经卖光了。威图（Vertu）和普拉达（Prada）等品牌的门店里也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些公司将手机等大众科技打造成真正的奢侈品，旗下商店遍布香港、曼谷和新加坡的大型奢侈品购物中心。

苹果官网。

奢侈品不再是一个物件，而是商品标签以外的东西

在一个奢侈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世界中，奢侈品如何保持其吸引力？尽管人们常常指责奢侈品过度放纵物欲，但自21世纪初以来，奢侈品的本质（也包括价值）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这听起来似乎是个悖论。用一名当代评论员的话来说：“今天，奢侈品是一种条件而非一个物件。”换句话说，奢侈品不仅仅和获取物品有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思考和充满激情的方式。

奢侈品的目的不是通过提供昂贵的专有商品，而是通过提供一种在获得和享受此类商品（以及越来越多的服务）方面可能并不特别的独特体验来恢复其独特性。哲学家伊夫·米肖（Yves Michaud）谈到了个人需要通过奢侈品来体验情感强度的需求。他认为，奢侈品是当前应对一个日益沉闷世界的“真实性”的关键所在。

相反，有人可能暗示着世界越来越重视“虚假的”东西：后现代主义鼓励各种狡猾的人物编造出“可能的”“相对的”并且同“外表”有关身份和职业。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时的感性经济。今天的优质法国葡萄酒可能会被菜单解释为一种“烟熏紫罗兰”的味道（就像2015年胡拉勒的葡萄酒图书馆所做的那样），这是因为消费者缺乏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德华时代食客的审美和感官训练（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在闻什么和品尝什么）。

所有这些对于奢侈品牌来说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那些不仅仅想得到物品本身的客户不太可能被直接使用商标之类的粗略手段所吸引。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普拉达在2014年开始减少对标志性三角形的重视，他们甚至把该标志性三角形印在T恤衫的背面。客户现在解释说，他们想要标签以外的东西。对于这类消费者而言，“真正的”奢侈品意味着拒绝奢侈品和品牌之间的联系。因此，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我们看到了“无品牌”的出现：看不见任何商标的高端产品。

这种现象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一方面，客户希望将自己与奢侈品牌的大众市场区分开来，并希望选择一种超出平均水准的产品。一些人还担心，明显的品牌标志会给他们带来一个沉迷享乐的负面形象。因此，“无商标”使产品更具体验性，这种体验通常只在真正看到日常包与无品牌商标的奢侈品包之间差异的人中间亲密分享。

零售商认识到，要保持较高的销售水平，他们需要采取更谨慎的品牌塑造方法，所以对“无商标奢侈品”有不同的解释。因此，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资于醒目的零售空间，而不是放置商标的位置。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奢侈品元素”不是来自商标，而是来自从奢侈品商店购买商品的体验感，这种体验的价值不亚于产品本身。

营销专家已经明白，消费者需要的是独特的感觉而非独特的商品。一个简单但形象的例子可能是香水。比起出售知名品牌的香水，少数伦敦调香师现在为客户提供了创造自己的气味的机会。他们模仿花宫娜香水厂（Parfumerie Fragonard）香水的模式，这家公司在离位于埃滋（法国南部城市，离尼斯很近）的工作室中为客户提供专业帮助，让他们创造并购买专属于自己的独特香精。在这个例子里，奢侈品不仅与购买独特的香水有关，还涉及自己制作香水并成为一名工匠的机会。不仅与获得技能和理解香水制作流程有关，还包括了产品的私人定制。

定制的重要性在奢侈品服务中尤为突出。盖特威峡谷度假村（Gateway Canyons Resort ＆ Spa）是位于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之间边界的豪华“探索度假胜地”，这里提供定制牛仔靴和帽子的服务，还有由专业摄影师制作的完整客户旅游记录。盖特威峡谷由探索频道的创始人约翰·亨德里克斯（John Hendricks）建造，只有58个专属房间和14个“赌场”，并在其众多定制服务中提供“印第安人教授的串珠课程，夫妻们将自己制作的珠宝带回家”。

另一种个性化服务的是“随叫随到的精灵”：礼宾服务。在所有关于上流社会的电影中，门房都是无处不在的人物。在过去，门房是一间豪华酒店大堂里的工作人员，经常负责满足他的富裕顾客各种不可能的要求。 如今，礼宾服务已成为“生活方式管理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满足超级富豪的需求。

从事“独家奢侈品”行业的品牌都深知服务对于其产品声誉的重要性——即使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这种关于奢侈品的新观点认为消费者要付出的并不仅仅是钱。在21世纪的奢侈品概念中，时间和知识十分关键。这一观点并不新鲜。

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是1899年出版的著名的《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的作者，他认为“区分”——一种想要与其他人不同的需求——不仅仅是通过购买和使用豪华昂贵的物品来实现的。这种区分也是通过支出明显的时间——我们称之为无用的活动——来实现的。那些支付得起这些费用的人只是把钱花在毫无经济回报的活动中，例如打高尔夫球、参加聚会、开豪华轿车，以及在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度过悠长的假期，而不是去工作赚钱。可能有人反对将这些活动与愉悦联系在一起，但事实证明，并非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如此：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无休止的上流社会舞会当然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愉悦，它还可以用来证明社会地位和归属、寻找簇拥者，有时还与社会慈善事业有关。如今，花时间在“无用的”活动上可以为从理发师到高尔夫球童的各种服务行业提供就业机会。

《有闲阶级论》，[美] 索尔斯坦·凡勃伦 著，凌复华 / 彭婧珞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休闲和服务活动也需要知识（有时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当这类活动希望变得与众不同时，它们必须尽可能地排他。高尔夫的例子很恰当：加入高尔夫俱乐部不仅仅是要付高额入会费的事情；人们还得知道该如何打高尔夫球。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休闲运动，例如网球或马球。奢侈品需要文化。那些不懂得如何举止得体的人虽然可能和弥达斯一样富有，但他们在社会上却走不了太远。

近年来，受到“奢侈化”影响的“实验”领域之一是食品。用餐或使用各种食材制作食物是体验的一部分，这种体验既非常物质化（涉及所有感官）又很短暂（因为吃完了就什么也不剩了）。食物、葡萄酒、烈酒和糖果不仅因为它们的价格或内在口味而受到赞赏，还因为它们与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此，如果不去著名的糕点店拉杜丽（Ladurée）逛逛就不能说自己曾去过巴黎，在这家店里人们可以品尝到镇上最好的马卡龙。无疑，这家法式蛋糕店的娴熟经验和人造夹心使这些马卡龙的口感远胜于其他任何马卡龙。

时间和空间才是21世纪最昂贵的奢侈品

分析奢侈品如何在富裕的西方国家已经成为比简单的物质消费更复杂的事物，可以更进一步以展示奢侈品的概念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索菲亚·科波拉（Sophia Coppola）在她的电影《珠光宝气》（Bling Ring, 2013年）中讲述了一群加州中产阶级年轻人闯入好莱坞明星的家中偷窃他们的奢侈品的故事。影片围绕两个重要主题展开:中产阶级生活的无聊与疏离，以及超级富豪居住的宏伟空间。

至少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豪宅和宫殿对人们的吸引力就可见一斑了。对空间的追求也许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而意大利城邦的富裕家庭建造的中世纪高塔所展现出的力量使这种需求得以实现。事实上，它们常常是为了给平民和外国贵族留下深刻印象而建造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迷恋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我们不仅认为房子和公寓是居住的地方，还认为它是一种资产，一种可以“交易”或“编造”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所有已成为奢侈品的商品中，空间或许是最明显的例子。有个栖身之所是必要的，但对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物理空间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任何想在伦敦、纽约或悉尼购买哪怕是最小的公寓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空间也变得昂贵起来。像布拉格等城市如今也有排他性的房地产市场。

证明空间已成为终极奢侈品的证据也可以在高端房地产市场找到。在伦敦，海德公园一号的一套公寓将花费大约2亿美元。纽约位于曼哈顿第56街和第57街之间的公园大道432号（德雷克酒店旧址）是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

伦敦和纽约的例子或许不能代表总体趋势，但它们告诉我们，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一直在上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子，房产被视为奢侈品。这意味着，富人将付出额外的努力，以确保他们有机会获得顶级豪宅。在一个人口越来越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平静祥和的地方。这就是奢侈品公司会提供无人岛、看不到人的足球场大小的公寓，以及去世界最偏远地区度假游的原因。城市里的拥挤现象立刻被消除了，这一行为与一种非常传统的观点异曲同工，即奢侈品是顶级精英所独有的。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人居住在象牙塔中，从而对其他人、其他社会问题和集体意识都视而不见。然而，这并不奇怪:在许多国际大都市，当每平方英尺的空间售价高达2000多美元时，许多人做梦也想不到，隐私和宽敞就成了奢侈品。

时间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奢侈品。另一部电影告诉我们为什么时间本身可能是一种稀有的商品。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和阿曼达·塞弗尔德（Amanda Seyfield）是影片《时间规划局》（In Time）中的主演。影片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反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购买时间。人们再也不需要整容手术了，因为有机会通过购买时间来长生不老、永葆青春。

时间本是唯一非交易性的奢侈品。除了我们能活多久这个问题外，时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认为是一种难得的好东西。然而，对于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闲暇时间的追求与这样一个事实之间存在矛盾:那些有空闲时间的人要么是没有技能的人（传统意义上的穷人和社会边缘人），要么是失业的人（新的穷人，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要么是领取养老金的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相对贫穷）。这就是为什么时间也以“高质量的”强度体验和短暂的放纵（水疗、周末的豪华静修）等形式被“奢侈化”，以作为对在办公室、恼人的老板、嘈杂的车间和其他工作场所中度过的“坏”时间（有压力、忙碌、令人不悦）的解毒剂。

这让我们能够区分那些只是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人和那些利用这些时间来做“积极的”“有意义的”活动的人。这是21世纪早期消费与20世纪最后几十年消费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即使是在澳大利亚没有像样的购物设施的偏远乡村小镇上，现在也有一个足浴中心，而这些地方通常由富有创业精神的移民经营——这是奢侈品全球化的另一个标志。他们可能开了一家简单的印度或中国餐馆，但随着全球食品革命和美食的兴起，当地人现在更倾向于要求羊奶酪配上当地植物，佐以有机羊肉和松露土豆。

本文经格致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奢侈品史》，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作者 | [澳] 彼得·麦克尼尔 [意]乔治·列洛

编辑 | 申婵

导语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