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后的世界是什么样，我们开关注的一些趋势。

我们所有环环相扣的系统正在以无法预测和关闭。

指数的力量：人类大脑最难领悟的事情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有些东西就是会不断地加倍再加倍，比如大流行病。人脑理解不了假设我们现在不采取封闭措施的话，美国的5000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能以多快的速度暴增至100万例。

有一个简单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所面临的指数威胁，这是个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经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也能理解的方法。“这种病毒就像是一个日息25%的高利贷。我们借了一美元（新冠病毒首次在美国出现的日子）。然后我们虚度了40天的光阴。现在我们欠的债已达到7500美元。如果我们再等三周才还债的话，我们欠的钱将接近100万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都要努力降低感染率，尽可能地检测每个人至关重要。输掉这一仗，就输掉了这场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唯一关注的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新冠病毒重症患者的数量，与美国治疗这些患者所需的普通病床和重症监护病房床位的数量。如果第二个数字能在病毒感染达到高峰时容纳第一个数字，我们就没问题了。如果不能的话，我们除了要应对大流行外，还会陷入一场混乱。

指数好的一面。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最终拯救我们的指数：摩尔定律，这是英特尔(Intel)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1965年提出的。他指出，随着每个芯片上能集成的晶体管数量稳步增长，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能力每两年就会翻一番。

我们将度过这场危机，因为我们的深层政府，我们的大政府有深度人才，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科学家、医护人员、赈灾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那些特朗普试图精减的人。我现在要支持大政府和大药企来营救我们。

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发生改变。我的朋友，来自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规则制定者，规则打破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Rule Maker，Rule Breakers：How Strong and Lose Culture Wire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

盖尔范德上周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她和同事几年前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根据各国将规则置于自由之上的程度将其归类为“紧”或“松”。文章写道：“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样的严密社会，有许多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于以加强良好行为为目的的高度监控。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宽松文化国家，规则较弱，也更加宽容。”

她认为，严格程度和宽松程度之间的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法律最严格、刑罚最严厉的，是那些有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暴发历史的国家，是的，还有那些病原体暴发的国家。这些灾害频发的国家已习得几个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严格的规则和秩序能挽救生命。与此同时，面临着很少威胁的文化——例如美国——拥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盖尔范德说，这非常明显，“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以‘严格’著称的社会……已对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应。”

与此同时，我们在白宫协调方面的缺陷以及鲁莽的公众人物——如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凯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纳恩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弱化病毒的潜在影响，或是将那些强烈要求采取行动的人说成是出于政治动机，这都加剧了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因此，盖尔范德总结说：“在所有不确定因素中，我们要记住，病毒的轨迹不仅与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文化的影响也一样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宽松的文化设定需要做出重大转变。”

最伟大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吗？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收紧文化的同时松开钱包，我们越是这样做，在冠状病毒后的世界里，我们的社会将越强大、越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