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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新冠病毒将改变美国政治文化 深层大政府解决问题而不是特朗普

中国小康网3月30日讯 老马 在冠状病毒危机来临之前,我曾考虑写一本关于21世纪政治党派的书,但鉴于这种全球流行病,很明显,无论你在写的是什么样的非虚构类作品,都要先放下。现在有“冠状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状病毒后的世界”。

远眺美国白宫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道,这个大流行病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吗?我很肯定,有个笑话是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讲的。他们用这个笑话来责难深层政府、政府官僚,并引发观众捧腹大笑:“你好,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

我们将度过这场危机,因为我们的深层政府,我们的大政府有深度人才,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科学家、医护人员、赈灾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那些特朗普试图精减的人。我现在要支持大政府和大药企来营救我们。

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发生改变。我的朋友,来自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规则制定者,规则打破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Rule Maker,Rule Breakers:How Strong and Lose Culture Wire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

盖尔范德上周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她和同事几年前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根据各国将规则置于自由之上的程度将其归类为“紧”或“松”。文章写道:“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样的严密社会,有许多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于以加强良好行为为目的的高度监控。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宽松文化国家,规则较弱,也更加宽容。”

她认为,严格程度和宽松程度之间的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法律最严格、刑罚最严厉的,是那些有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暴发历史的国家,是的,还有那些病原体暴发的国家。这些灾害频发的国家已习得几个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严格的规则和秩序能挽救生命。与此同时,面临着很少威胁的文化——例如美国——拥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盖尔范德说,这非常明显,“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以‘严格’著称的社会……已对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应。”

与此同时,我们在白宫协调方面的缺陷以及鲁莽的公众人物——如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凯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纳恩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弱化病毒的潜在影响,或是将那些强烈要求采取行动的人说成是出于政治动机,这都加剧了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因此,盖尔范德总结说:“在所有不确定因素中,我们要记住,病毒的轨迹不仅与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文化的影响也一样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宽松的文化设定需要做出重大转变。”

最伟大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吗?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主和雇主投资他们认为会增值的长期资产——股票、公司、房屋、饭店、商店——用的是借来的钱。这些钱他们现在无法偿还。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他们的银行以防止全面崩溃,不仅需要银行重组其债务,还需要向所有员工的口袋里放入现金,在他们花完最后一张工资支票后还能吃上饭。政府和国会对此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令人感到鼓舞。

收紧文化的同时松开钱包,我们越是这样做,在冠状病毒后的世界里,我们的社会将越强大、越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