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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咖啡,1910年来上海必打卡项目

章斯睿

20世纪初期,上海的咖啡馆业才刚刚起步。在沪洋人们还习惯去总会、西式饭店等附设的咖啡吧或者餐厅喝咖啡。有钱的中国人在改良西餐的番菜馆里,刚学会饭后来杯咖啡助消化。

1910年的《上海指南》将“咖啡”列为游沪必须体验的项目之一,颇有点今天网红打卡之意。

《上海指南》 资料图

编者推荐了当时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叫“宝利”的咖啡店,对其“洁净”的营业环境甚为推崇,并声称许多人都喜欢去这家店。

“宝利”开设于1906年,最初位于福州路,后搬迁至汉口路。除售卖咖啡外,还卖红茶、汽水、冰淇淋和各种点心糖果,从经营范围来看,它和今天的咖啡馆没有分别。在此后的1914年和1923年的《上海指南》中,“宝利”的名字再次出现,声名颇望。但它并不算上海滩最有名的咖啡馆。

宝利咖啡店广告 资料图

要知道,在它出现后的二十多年,上海的营业性咖啡馆数量剧增。自1863年海关有记录显示咖啡输入中国以来,每年的咖啡进口量一直处于增长趋势。1920年代后期,咖啡单位价格逐步攀高,中国人的人均消费量也从1913年的0.061斤/万人,增至1935年的10.418斤/万人。

到1946年10月,全市已有咖啡馆186家,加上其他娱乐场所、西餐馆、饭店等附设的咖啡座,估计上海能喝咖啡的地方有297处。如果再算上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私自经营,不登记在册的酒吧咖啡厅,这数字很有可能达到500处。

今天的上海咖啡馆喜欢扎堆的“巨富长”(指今天的巨鹿路、富民路和长乐路地区)在民国时期也聚集了大批咖啡馆。可以说,从过去到现在,旧法租界区域始终被咖啡客们津津乐道。

这里就不得不提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作为法租界的核心地块,这条马路的咖啡馆情结得益于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流亡上海。“文艺复兴”“ 君士坦丁堡”“卡夫卡斯”……这些名字就充满异域风情的咖啡馆,店主都是俄侨。在这些咖啡馆里随便挑几个白俄客人,就可以找到原来沙俄时期的公爵亲王、大将上校,搞不好还能重组沙俄的陆军参谋部。还有那些白俄侍女,也可能曾是某个公主或者公侯夫人。

旧时霞飞路咖啡馆 资料图

霞飞路上最有名的咖啡馆莫过于DDS,中国客人昵称为“弟弟斯”,是老上海记忆中的顶级咖啡馆。甚至到了1949年后,因为其过于有名,被南下干部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选作资本家构陷阴谋的场所。DDS其实有2家店,设在霞飞路的是总店,有上下2层,楼上不但售卖咖啡,还有舞池和表演,饮料和食物的价格自然也要比一楼贵一些,另一处分店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

DDS 广告 《近代上海咖啡地图》内页资料图

别看这家咖啡店汇集的都是中外雅士,它还是地下党接头场所,掩护了不少的革命工作。1929年秋天,李富春和阳翰笙曾在此商谈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合作。

与霞飞路一起并列民国上海CBD的南京路和静安寺路,也聚集了相当多的咖啡馆。如沙利文和CPC。两者都有自家的工厂,不同的是,前者经营的点心糖果过于好吃,名声盖过咖啡,后来成为上海益民食品四厂的一部分;而后者自带的烘焙加工厂一直被沿用至1949年后,成为上海咖啡厂的前身。

上海牌咖啡 资料图

1960年代至1980年代,这是全上海硕果仅存的几处喝咖啡场所之一,甚至一度成为“独苗”。至于如今在南京路上重新开设的东海咖啡馆,其前身马尔斯咖啡馆在当时并不起眼。

东海咖啡馆旧影 资料图

东海咖啡馆(滇池路110号)今影 资料图

当然,在花园住宅和新式里弄聚集的愚园路,你还能遇到张爱玲口中“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但是她和友人常去的还是静安寺路上的“凯司令”,倒不是因为这家的咖啡好喝,她更喜欢的是这家的甜点,那份“松香甜”尚能延续至今。

另一个咖啡馆的集中地区是虹口,这自然离不开日侨和犹太难民的身影。不过,最有名的还要属1928年创造社在今天四川北路武进路口开设的“上海珈琲”。

去过日本的朋友一定看得出来,这“珈琲”一词,正是日本人对咖啡的称呼。这家文人所开的咖啡店里还聘请了女招待,一时吸引沪上不少文艺男青年趋之若鹜。有人还声称在该店看到了鲁迅与郁达夫,以至于鲁迅专门写文批驳,也就是他笔下《革命咖啡店》的由来。这家“上海珈琲”并没有因为鲁迅的批评而关门,反而名噪一时,引得越来越多的人上门一探究竟,但很快随着创造社被查封而关停。

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中与青年木刻家交谈 沙飞 图

鲁迅声称自己不喝咖啡,却并不属实。至少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了好几次与许广平和友人去咖啡馆喝咖啡。他曾去过的公咖咖啡馆,装潢与其他咖啡馆的西式风格不同,据说仿东京银座的咖啡馆,是日式风格。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带着周海婴迁入霞飞坊,曾和巴金做过邻居。许广平和巴金都有喝咖啡的习惯,许多年后,周海婴还记得他曾多次和小伙伴一起去离霞飞坊不远的DDS买现磨的咖啡粉:

“距店几丈远就能闻到烘焙着的咖啡豆的芳香。咖啡豆盛在落地透明长筒形玻璃缸内,颜色有黑棕、棕黑、棕褐、淡棕,依焙炒火候强度而各异。”

目前无法得知DDS的咖啡豆都是哪些品种。不过根据研究显示,上海地区输入的咖啡豆在1931年后以荷属东印度(包括今天的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区)、印度、新加坡和巴西为主。

一位经手咖啡进出口的洋行雇员也提到:“本行经销苏门答腊、爪哇的生咖啡豆,有4种牌子,分龙(DRAGON)、象(ELEPHANT)、鳄鱼(CROCODILE),其次是猴(MONKEY)”。

后来,该行又进口了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的咖啡豆。该行咖啡豆的最大买主是位于南京路的三道司(SANTOS)。这家俄侨经营的咖啡店将买来的生豆放在橱窗里供人浏览,同时还提供烘焙和现磨的业务,顾客也多是外国人。

1947年《申报》广告 美国新到咖啡 资料图

千万不要以为喝咖啡只能在装饰摩登的咖啡馆里,又或者咖啡只属于有钱有闲者的附庸风雅。

抗战胜利后,美国兵把战时配给物资向中国市场抛售,上海市面上充斥着各种美货,其中就有雀巢的速溶咖啡,其中位于如今黄浦区东部的中央商场,就是当时此类物资最出名的销售圣地。

中央商场 资料图

速溶咖啡冲煮方便,一罐咖啡粉成本可能在一千多元,最少分成20杯,每杯最少可以卖100元,如果加上牛奶和糖,一杯最少可以卖300元,利润还不少。于是,上海街头出现了各种露天咖啡摊,摆设通常是一辆类似现在夜排档的推车,披着一块白色或者格子桌布,车上一般会摆一个小玻璃橱,里面陈列着各种罐头——三花淡奶、可可粉和S.W. 咖啡粉。

在这些咖啡摊上,西装革履的青年职员与汗流浃背的黄包车夫并肩而坐,大口喝一杯咖啡,再咬一口抹了白脱的烘烤过的吐司。这一刻,咖啡终于跌下了高贵的神坛,走向了普罗大众。

露天咖啡摊漫画 孙莺 提供资料图

这种特殊的咖啡消费现象很快随着上海的解放消亡了。随着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宣布要将大上海改变为一个“生产的城市”,咖啡馆的生意一落千丈。1955年,上海市西餐咖啡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咖啡馆数量进一步减少。1966年,全市西餐馆和咖啡馆只有13家。在特殊时期,更是只有国际饭店、和平饭店和上海咖啡厂几家在苟延残喘。

和平饭店咖啡厅 杨晓喆 图

就在大家以为上海咖啡馆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之时,1990年代的怀旧热席卷了上海滩,咖啡馆又得以复苏,直至最近的调查发现,上海的咖啡馆数量已经超越纽约,成为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

百多年里,这段“咖啡情缘”曾遭遇起伏与波折,但时过情迁,岁月荏苒,咖啡终究是润物细无声般浸润到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咖啡馆也成为了上海无可替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责任编辑:朱喆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