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初期，公众谈蝙蝠色变，一时间引发对野生动物的过度恐慌。
上海市闵行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曾在一天内出动六次，他们接到居民报案，要求上门驱赶周边的越冬蝙蝠。“这样的场景让人吃惊又极度不安，”王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文表示，妖魔化蝙蝠，甚至侵扰越冬蝙蝠，是此时此刻最离谱的事情。
作为热爱自然的80后，这位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一直遗憾，人们对千里之外的大熊猫、金丝猴、雪豹颇为熟悉，却对身边的动物几乎一无所知。
王放曾任美国史密森学会博士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后，2018年回国后，他试图将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的课题和经验引入上海，这个计划被命名为“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起初，共有七八种动物进入了研究团队的视野，蝙蝠是其中之一。但由于适合公众大范围参与的蝙蝠调查设备过于昂贵，最终不了了之。
去年8月，这个团队就注意到了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可能存在寄生虫和传染病，数量或许还不少。“没想到这次疫情来得太快、太突然，让我们觉得这事做晚了。”王放说。对野生动物的恐慌甚至引起一些极端情况：不少宠物也被宣判“死刑”，遗弃在街头或遭到滥杀。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人类的活动范围收窄，空旷的街道迎来了更多的“不速之客”。美国旧金山的居民发现，居家隔离两周后，丛林狼正在向城市“进发”；在英国海滨小镇兰迪德诺，成群结队的野山羊上街觅食；而那些往日游人如织的旅游城市，比如意大利威尼斯，悠闲的白天鹅成了自由自在的居民。
“动物的适应性非常强，待人们重新回到城市，如果没有直接的侵犯、追逐，可能疫情之后，人类与野生动物的距离，就永远地拉近了一点点。”王放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
无以为家的动物
王放的第一台相机，是2003年攒了800元买的二手货，而从北大毕业时，他已经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年轻野生动物摄影师之一。在拍摄了滇东南、川西北、神农架深山、高黎贡山等地种种令人惊叹的物种之后，如今他被城市里不起眼的貉所吸引。
在上海西郊青浦，王放曾和一只貉度过奇妙的一晚。这只貉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同伴，好几次一屁股坐在他脚下，在深夜里嘎吱嘎吱地挠痒痒，发着呆。
据统计，上海超过80个小区有这种犬科动物出没，它们时而钻进河里捕捉鱼虾和青蛙，时而藏匿在老式居民楼的通风层或者废弃的下水道里，在人类世界的夹缝中生存。
跟貉的困境类似，狗獾、刺猬、黄鼠狼等本土物种也经常会遇到灭顶之灾，比如，有居民认为它们是可怕的、有害的，要求物业赶尽杀绝；有的动物在城市建设中丧失了栖息地和觅食处；又或者因杀虫剂和毒鼠药而中毒身亡。
城市是人类的家园，也是野生动物的庇护所。当“邻居”越来越多，我们该怎样保证共处的安全线？
“30年之后，中国城市的动物一定跟现在有非常大的区别。”王放认为，无论是纽约、巴黎、伦敦，还是新德里、新加坡，都市里的动物都不是天然怕人的。松鼠偷窃、浣熊闯入车库、狐狸满街跑、水獭上岸都时有发生，甚至豹会靠近城区猎食，冲突也由此加剧。
“它们需要适应城市、适应人类，我们也需要跟它们共存的智慧。”然而，以貉为例，过去几十年，国内仅有的研究来自养殖场，貉在自然环境里如何生活、和人如何互动等系统研究是缺位的。这也是王放选择“貉以为家”作为“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首个项目的缘由。
疫情之前，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帮助下，他们组织了一支百人的志愿者队伍，利用在户外布设的80台红外触发相机，开始记录城市中野生动物的分布和变化，目前调查地点已经覆盖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闵行体育公园、虹旭社区、复旦大学校园、浦江郊野公园等十多个区域，并且持续扩容中。
未来，这些数据将通过一个平台，开放给城市的管理部门、绿化部门、科研教育机构等，哪里缺了一个池塘或者一片灌丛，哪里出现了人兽的冲突，这些都能借由市民的参与及反馈，让我们的社区和城市受益。
城市是自然保护的缩影
夜晚在新江湾城的校园或者小区里游荡，只要你保持安静，经常可以听到刺猬在地上拱来拱去，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没有任何顾忌，也从不想隐蔽行踪，铠甲般的利刺让它们感觉可以安全地、放心地在这座城市里生活。
在去年底的一席演讲《怎么画，我们才能拥有一只刺猬？》中，王放抛出一个话题：对于一些物种，城市是最适合它们生存的地方。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7.9%上升至58.5%。40年来，跟随6.4亿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还有“摊大饼”与大拆大建引起的资源浪费以及大城市病。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经历了特别快的发展过程，大量森林和湿地消失。但最近十年，城市生态又恢复得很快，到处在建街心花园，建城市绿带、绿岛。所以，我们想把中国的城市作为自然保护的一个缩影，来看看动物是怎么迅速地变少，是不是又能够迅速地变多？”
王放团队花了不少精力来研究城市中的刺猬种群生态。他们发现，在它们生活的空间内，最重要又最难得的东西，竟然是一点点清水。每年3月，刺猬冬眠醒来后，需要大量饮水，以此降解肝脏中积累了一个冬天的毒素。“如果它们走到水边，却发现是铺满厚厚水泥的堤岸，是硬化的湖泊，那可能它们一口水喝不上，就毒发死亡了。”
但对于迁徙过境的水鸟等动物而言，比缺少流水更致命的，是难以挣脱的“野味”枷锁。“法律的普及和法律的执行，是最好的公众教育。法律会规定我们行为的底线，这些底线就是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过程中，最大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屏障。”王放在一次自然教育科普中提到。
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出台，规定不仅在野外生活的野生动物不可食用，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也不可食用。它在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首次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
在北京，随着《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6月1日正式实施，在新一轮的百万亩造林绿化中，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营建被视为重要工作，平原地块每1000亩营建1处人造灌木丛，配植食源、蜜源植物，结合雨洪蓄滞建设小微湿地，为野生动物提供食物、水源和隐蔽地，促进区域生物多样性恢复和维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屏障
不过，2012年初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王放就体会到了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困扰。
深夜，门口传来规律的“嗵嗵嗵嗵”，一只冒冒失失的浣熊扒开了门，用无辜而清澈的眼神，成功地从王放那儿骗来了猫粮和水。
在人类世界尝到了甜头，这只出生不到半年的浣熊被扫地出门后，练就了飞檐走壁的本领，顺着高压线潜入他们的办公室，在冰箱和垃圾桶中翻找食物。终于有一天，它引发了实验室大停电，触电身亡，直挺挺地倒在院子里。
王放注意到，这样的场景在北美每天都在发生。野生动物除了破坏房屋，还带来火灾、污染、传染病，以及每年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放眼全球，类似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浣熊是世界上狂犬病毒携带比例最高的动物之一，它们身上携带的蜱虫还是传播莱姆病最重要的传染源之一。近100年前，纽约就启动了对周边浣熊种群的监测。
令王放意外的是，研究表明，野生动物越多的地方，人们越不容易感染莱姆病。“后来研究发现，蜱虫并不喜欢传染人，因为人的毛发少，人类世界的化学用品对它们而言也是一种驱赶。所以，它们更倾向于在野生动物的世界传播，反而生物多样性成了人类的一道屏障。”
科学家们也发现，尽管入侵物种的控制是个全球性的难题，但生物多样性越高的地方，入侵物种、外来物种就越少，它们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起到了平衡和生物安全的作用。
在史密森学会和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博士后的6年里，王放感悟最多的是，自然资源管理是每一个人的事。他曾参与弗吉尼亚州土地景观项目（Virginia Landscape），在农场主家的后院或者农场里，由科研人员与农户们讲解，弗吉尼亚的未来与他们耕种100%抑或70%土地之间的关系。“自然资源就是这些人在使用，所以制定管理政策的时候也应该由他们来参与，这也是我们在上海开展‘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最早期的一个雏形。”
王放期待，未来在中国，也有望针对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形成一个动态的、主动的监测和管理。“野生动物跟人类生活的联系，看起来可能很遥远。比如，影响北极熊的是美国的石油航运，而石油航运可能跟全球的贸易纠纷有关，纠纷背后则可能是美国南方大豆收成的增减。通过在非常遥远的世界之间建立连接，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图景，来描绘这个世界。”
（本文图片均由王放授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