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突飞猛进”。其中，跨国伊斯兰教团体达瓦宣教团因其年度集会导致聚集性感染引起印度全国关注。
截至4月1日，本周印度已新增819例感染者，3月31日（周二）录得印度目前为止的最大单日增幅（349例）。其中，跨国伊斯兰教团体达瓦宣教团（Tablighi Jamaat）因其年度集会导致聚集性感染而引起印度全国关注。此前，马来西亚与巴基斯坦的聚集性感染也与该团体的集会有关。这被指跟韩国2月发生的“新天地教会超级传播事件”有类似之处。
据印度媒体livemint 4月1日报道，当日印度新增143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截至当日印度已确诊1734例。印度首都德里当日也录得最大增幅，增加32例感染病例，其中29例与达瓦宣教团集会有关。
Livemint报道称，印度感染病例不断增长，达瓦宣教团宗教集会所引起的聚集性感染“抵消”了21天全国封闭令所带来的“好处”。
一场年度集会引发的聚集性感染
3月中旬，达瓦宣教团在印度首都德里尼扎穆丁地区举办了年度集会。据livemint报道， 印度卫生与家庭部联合秘书拉夫·阿加瓦尔（Lav Agarwal）说：“因为尼扎穆丁事件，病例数目激增。”阿加瓦尔4月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过去几天的增长并不能代表印度目前的全国趋势。
据印度新闻托拉斯4月1日报道，德里政府副首席部长西索迪亚（Manish Sisodia）当日称，政府过去36小时内已将尼扎穆丁清真寺清空，疏散了2361人，其中617人已送往医院，剩下的人被隔离。
livemint报道称，参与达瓦宣教团集会的人数可能超过3000人，他们目前已分布在印度各地，让政府难以追踪与遏制疫情蔓延。位于印度东南部的安得拉邦与位于北部的德里并不接壤，4月1日却发现了43例新增病例，且全部与尼扎穆丁事件有关。根据资料，安德拉邦有约9%的人口为穆斯林，共800多万人。
安得拉邦政府4月1日表示，政府已收集参会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的样本共700多份。安得拉邦已确认该邦有1085人参与了达瓦宣教团组织的集会。另据印度新闻托拉斯3月31日报道，同样位于印度东南部的特伦甘地邦政府表示，该邦至少有1000人参与了尼扎穆丁集会。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2日报道，有至少250名参加达瓦宣教团集会的外国访客留在了印度国内。外界认为，这部分访客中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加剧了新冠病毒在印度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达瓦宣教团成员瓦瑟姆·艾哈迈德（Waseem Ahmed）向BBC表示，3月24日印度全国封闭令生效前就已经有不少集会代表离开了印度，但因国际航班等交通方式遭临时取消，包括许多外国访客在内的1000多名参会信众进退两难，陷入困境。
达瓦宣教团是什么组织？
据BBC报道，达瓦宣教团1926年由印度著名伊斯兰毛拉（宗教学者）穆罕默德·伊利亚斯在印度北部梅瓦特创办。在英国殖民印度时期穆斯林认为自己政治和宗教身份因殖民统治而受损的背景下，达瓦宣教团希望通过灌输“真正”的教义以实现社群复兴。印巴分治后，达瓦宣教团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有强大的追随者群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钱雪梅在其《达瓦宣教团研究》一文中称，达瓦宣教团是当今规模最大、最成功的跨国运动，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印度德里是达瓦宣教团的全球中心，引起聚集性感染事件的尼扎穆丁清真寺是其活动中心，可容纳5千多人。
据钱雪梅研究，达瓦宣教团1962年就已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菲律宾南部和泰国南部等东南亚穆斯林聚居地。另据BBC报道，达瓦宣教团于孟加拉国举办的年度集会被认为是全世界麦加朝觐以外规模第二大的穆斯林集会。
3月25日，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西亚与国际研究所研究员丘伟荣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上评论称，达瓦宣教团因强调个人修行和宣教，不受国家认同和政治倾向约束，比其他伊斯兰运动更加跨越国界，也更希望到不同国家去参加宗教集会。
BBC指出，达瓦宣教团成员强调他们并非政治组织。据印度媒体《今日特伦甘纳》3月29日报道，达瓦宣教团是伊斯兰世界中少有的只针对穆斯林开展活动的组织。长期对达瓦宣教团开展田野调查的学者法立诺（Farish A Noor）在新加坡《海峡时报》撰写评论称，达瓦宣教团在很多方面仍是一个“良性”的运动，不挑起与其他宗教对立，也未展现政治野心。
法立诺分析称，达瓦宣教团具有无中心、无党派、无组织的特点，非常灵活，这让许多参与者成了跨国旅行者，并在这一过程中“收获颇丰”，戒除了网瘾、烟瘾乃至是毒瘾。
尽管如此，根据钱雪梅的研究，达瓦宣教团的某些地区性组织直接参与了暴力与恐怖组织活动，或者开展极端主义宣传，部分极端暴恐组织也试图渗透和利用达瓦宣教团的跨国网络和平台。
法立诺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二十年前印尼曾有激进分子试图渗透达瓦宣教团网络，达瓦宣教团领导层对此主动作出回应，对其成员开展检查工作，确保组织活动不会成为印尼国内暴力恐怖事件的载体。
疫情蔓延时危险的跨国修行
据BBC报道，达瓦宣教团“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此需要“敲开普通穆斯林的门”，每年会派代表到不同国家访问40天。达瓦宣教团活跃于南亚、东南亚地区各国，形成了跨国修行网络。但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期，这一网络容易造成病毒传播，也因此会引起外界的关注与批评。
在马来西亚，达瓦宣教团也举行了宗教集会。2月27日至3月1日期间，达瓦宣教团在吉隆坡郊区大城堡占美清真寺举行了1.6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会，其中参与者除了1.45万名马来西亚人外，还有来自印尼、文莱、新加坡、泰国、柬埔寨等国的外国访客，以及居住在马来西亚的缅甸罗兴亚人难民。
据《东方日报》等马媒报道，达瓦宣教团大城堡集会成了马来西亚疫情暴发的一大源头。据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4日报道，马来西亚卫生总监诺希山就马来西亚疫情表示，大城堡清真寺集会出席者占马来西亚确诊病例近六成，聚集性感染者是他们的工作重点。
据《当今大马》等马媒报道，文莱、新加坡、泰国乃至柬埔寨等国均发现了曾参与大城堡集会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纽约时报》3月26日报道，达瓦宣教团本欲于当月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哈尔举行规模达15万人的大型集会，最终在巴官员敦促下取消了活动。尽管如此，许多参与者已经抵达会址，造成了聚集性感染。
除了数目尚不确定的巴基斯坦感染者，还有至少两名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和两名巴勒斯坦公民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也随之传播至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据印度新闻托拉斯4月2日报道，在巴基斯坦城市赖温德至少40名达瓦宣教团传教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当局将隔离整个城市，并关闭市内所有杂货铺和药房，禁止市内人员流动。另外，还有包括5名尼日利亚女性在内的约50名宣教团成员因怀疑感染被送往检测。
“甩锅游戏”族群化的危险
达瓦宣教团在多国发起的大型集会引起了聚集性传染事件，引起外界批评与国际社会的关注，一场“甩锅游戏”（blame game）开始上演，并呈现出与各地复杂的族群关系纠缠在一起的趋势。
据印媒《德干先驱报》3月31日报道，当日，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抨击达瓦宣教团集会组织者，称他们在“大流行”时期举办此类活动“非常不负责任”。凯杰里瓦尔表示已向德里地方长官阿尼尔·柏嘉尔（Anil Baijal）去信，建议对组织者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强调任何与此事有关的“失职”官员都将被严惩。
在印度与马来西亚，达瓦宣教团集会事件与敏感的族群情绪交织在了一起。马来西亚网络上由此出现了不同族群间的仇恨言论。
《新印度快报》等多家印度媒体刊登评论文章，称达瓦宣教团“和平”、“纯宗教”的面貌掩盖了其对暴力恐怖活动的参与。
对达瓦宣教团的责备可能演化成印度社会对穆斯林社群的不满情绪。去年受印度《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刺激而参与了长时间抗议的穆斯林团体，则在是否与达瓦宣教团“切割”上显得进退两难。
丘伟荣在《东方日报》撰文反对渲染族群仇恨情绪，强调尽管一部分达瓦宣教团信徒未遵循劝告，但大部分信徒已接受了病毒检疫。与达瓦宣教团关系密切的传教士也一再要求大城堡集会参与者需接受检疫和自我隔离，奉劝所有穆斯林居家隔离。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期的集体宗教朝圣活动在传播病毒上风险较高，这对于达瓦宣教团成员、基督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等各宗教信徒来说都同样适用。因此，法立诺认为，比起责怪达瓦宣教团，更应该做的是让这一组织承担起社会责任，参与到抗疫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