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对家庭养老进行补贴、减税、购房优惠等政策支持，让老龄工作改革实施更有温度。
▲2021年2月14日，北京朝阳区垡头街道寸草春晖养老院，不会用手机的老人通过电话与家人联系，养老院也会专门安排老人们与家属进行视频通话、拜年。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文 |陆杰华

为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新时代老龄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中共中央、国务院于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从战略、全局和操作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推动新时代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

其中，“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的相关内容，引起了社会广泛热议。

▲2021年3月31日，北京西护城河边，“小老”照顾“大老”馨悦为老志愿者团队成员迟旭琴和姚红军（右）带着他们关注的老人88岁的独居老人薛化蕴“遛弯”。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社会转型

传统家庭代际反哺模式已式微

数千年来，子代（遗传学术语，可理解为子女一代）始终是中国家庭养老的最主要照料主体，老年人传统上依赖家庭照料，其中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将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称之为代际反哺模式。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关系中的抚养与赡养呈现的是一种亲子之间的双向互惠模式。

这是一种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接力模式以及夫妻关系为核心，明显不同的养老照料形态。

也就是说，在传统代际反哺模式下，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的抚育和培养是一种“投资”，可以看作亲代对自己未来晚年生计的投资行为，而老年人得到赡养，则可以理解为对其之前投资活动的利益“回收”。

正是代际间的这种交换关系，不仅奠定了家庭养老的重要基础，同时也确保了人口再生产的延续。

不过，伴随以工业化、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转型，尤其是生育率快速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家庭小型化显现，这种传统的代际反哺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是少子化老龄化特征更加明显，家庭老年赡养负担加重。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远远低于正常更替水平的2.1。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8.7%，意味着家庭赡养老年人的压力徒增。

与此相伴的是，家庭户规模呈现明显下降的态势，子代照料资源减少。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62 人，比2010 年的3.10人减少 0.48 人。

而且，老年人与子女合住比例也逐年下降，空巢和独居老人大幅增长。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显示，近20年来，老年人与其子女同住的比例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由2002年64.22%下降到2018年的53.17%，与配偶同住和独居的老年人比例则快速增长。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以中青年为主的持续增加的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加剧了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独居化的趋势，传统文化中的“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已被打破，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生活场”的距离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加大，也由此引发家庭养老照料的困境。

▲2021年6月9日，北京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建功南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社区老人正在餐厅内用餐。 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他山之石

国外代际反哺模式探索进行时

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而这势必给以代际反哺模式为主的东方国家带来更加持续性的压力。

为了提倡和鼓励成年子女与其老年父母同住，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传统代际反哺模式的回归。

为了鼓励子代为其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日本政府以优惠政策支持子女赡养老年人，其中子女赡养70岁及以上低收入老年父母可以享受减税，比如同住的可以减去58万日元。此外，如果照顾老年父母的子女新建、改建家庭住宅，并使老年人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还可以优先享受减税的优惠。

近年来，我国近邻韩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全球最低国家之列，其老龄化速度却超出预期，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5.59%，提前进入了中度老龄社会。

为了解决家庭养老照料资源减少的问题，韩国强调儒家孝道文化价值观，秉持“家庭照顾第一，公共照顾第二”的养老理念，相继出台了多项鼓励子女与其老年父母同住的政策措施。

比如，韩国对于赡养老年父母5年以上的三代同堂大家庭，在继承遗产时给予税额90%的减免，每赡养一个老年人即可扣除3000万韩元的遗产税。此外，为了鼓励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子女可以获得政策优惠贷款。

而自从1995年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新加坡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为家庭养老立法的国家。新加坡通过积极探索家庭养老新政策，维护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倡导家庭充分释放养老功能。

为了鼓励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或者同住，新加坡不仅出台了“敬老保健金”“三代同堂花红”等一系列现金福利方案，而且在政策保障房的组屋制度上，以更高概率的中签率和多类别的房屋优惠，倡导代际反哺的家庭凝聚力。

▲2021年2月3日，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小志愿者用亲手写的“福”字，向敬老院内的老人送上新春祝福。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多措并举

重构中国特色的代际反哺模式

具体到我国目前养老现实，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中国老年人希望与其成年子女就近居住或者同住，而选择独居、或仅与配偶居住和入住养老院的比例仅一成多。

这表明，与子女就近居住或者同住符合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期望。而这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代际反哺模式的重构。当然，重构符合中国特色代际反哺模式，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

其一，弘扬孝道，提倡子女是家庭养老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家庭养老是养老的重要基础和主要方式，子代是家庭养老的第一责任人。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中国的新国情，家庭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构代际反哺模式，不仅是回归传统，也是新时代积极老龄观的具体体现。

其二，立法先行，国家出台顶层设计与制度架构予以重视、鼓励。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有力推动子女与其老年父母同住的最有效措施是立法先行。因此，国家应注重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或同住的相关法规法律体系构建，其中包括重视子女家庭养老义务、便捷随迁老年父母落户等。

其三，地方探索，注重补贴、减税、购房优惠等政策组合。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整体框架中，积极探索不同地区进行差别化的老年友好与家庭友好的配套支持政策，在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或同住的生活难点中寻找政策落地的关键点。这不仅是针对性地解决社会难点、痛点，也让此次老龄工作的改革实施更有温度。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 陆杰华（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编辑 | 何睿 徐秋颖校对 |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