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地域认同与社群边界——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福建省社群意识的形成》
宋燕鹏
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与考古出版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马来西亚华人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首次在网络平台发布。
摘要：19世纪后期，繁盛一时的五大姓势力在槟榔屿开始走下坡路，原先被排挤的泉州社群开始崛起，兴化人和福州人也逐渐崭露头角，最终在20世纪初，在槟榔屿形成了与19世纪大相径庭的福建籍社群的面貌。相对于广东籍社群在19世纪的团结，原本与广东籍社群结合起来的汀州（龙岩）社群，被纳入福建籍社群，以槟榔屿福建会馆的成立为标志，马来亚槟榔屿福建籍社群最终形成。
关键词：20世纪 上半叶 马来亚 槟榔屿 福建籍 认同 社群边界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闽南话被称为福建话，相应的闽南人被称为福建人，这不仅是华人内部的称呼，英国殖民政府在1891年人口统计的时候，也将操闽南话者记录为福建人（Hokkien）。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源于19世纪槟榔屿人数居于绝对优势的福建省的方言群是操闽南话者。与新加坡福建会馆1860年、马六甲福建会馆1800年、吉隆坡1885年成立相比，槟榔屿福建会馆迟至1959年方成立。这是整合福建省籍贯社群的组织，不仅有闽南人，也有兴化人、福州人、汀州和诏安县客家人，与19世纪槟榔屿福建人的观念大相径庭。笔者正是从这个差异为线索，找寻槟榔屿福建社群在1800年以后的活动，以及福建社群形塑的路径。这不仅可以加深理解马来西亚福建人社群形塑的差异，也可以推动马来西亚区域华人社群的相关研究。本课题尚未见有学者加以关注，特撰文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19世纪槟榔屿五大姓为代表的闽南宗族势力的兴衰
1786年槟榔屿开埠，华人大量涌入，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为来自闽南地区的方言社群，内部依照地域和次方言的差别，又形成了小团体。对于槟榔屿华人的内部结构，英殖民地官员胡翰（J.D.Vaughan）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已经有所观察，他把华人区分为“澳门人”（Macao men）和“漳州人”（Chinchew）两大类。“澳门人”就是广东人，因为香港1841年归英殖民统治，在19世纪上半叶尚未崛起，之前广东下南洋者皆从澳门出海。他将“澳门人”分为客人（Kehs or Keh-langs）和广府人（Ahyas），包括新宁（Sin Neng）、香山（Hiong Shan）、增城（Chen Sang）、嘉应州（Ku Yin Chew）、从化（Chong-far）、永大馆（Win Tai Kwan）七个公司，以及一些更小的地缘公司。漳州人主要来自漳州府和邻近地区，分为“福建土著”（natives of Fukkien）以及福建省西北部的移民，主要以“姓”（Seh）为组成单位。较大的“姓”有“陇西堂”姓李公司、“龙山堂”姓邱公司，“九龙堂”姓陈公司、“宝树堂”姓谢公司。
从胡翰的叙述中，我们大体上可以发现，广东人基本上都是地缘组织，而福建人则基本上都是姓氏组织。南来的福建漳州社群，在槟榔屿19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一环，他们大抵聚族而居。陈育崧先生对此有论：“我们也发觉槟城华人社会结构的一些特征，例如帮的发展带有极其浓厚的宗亲观念，所谓五姓邱、杨、谢、林、陈等宗亲组织，其中四姓是单姓村移民……只有陈姓是从各地来的。……这种以宗亲组织为基础的帮的结构，槟城以外找不到。”
19世纪福建人移民以姓氏团体来组织社群，源于在福建移民中，漳泉的占绝大多数，而其中又以漳州人为主流，尤其是来自清代属于漳州海澄三都一带的乡民。那些属于九龙江下游滨海而居的福建人，早在明末西方殖民者到东方争夺香料贸易开始，就随着东南亚商港一个个启运，大规模地跟进货殖或迁寓他乡。在槟城19世纪初就有属于漳泉的谢、陈、曾、邱、林、辜、甘等姓较早在社会建立了个人或群体的地位。
随着槟榔屿商业贸易的发展和个人财富的增加，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五个以同乡姓氏为认同根源的群体逐渐崭露头角。到了19世纪中叶，它们不只在社会组织上建立内在联系，也在土地上占据一方，结集成为强宗望族，这人多势众的群体就是槟城的“五大姓”。从港仔口到社尾街之间，五大姓族人聚资购下大块街廓地段，建构起宗族聚居的围坊。依次排列是杨公司(材路头3号)、林公司(中街234号)、谢公司(本头公巷8号)、龙山堂邱公司(缎罗申街20号)、陈公司(打铁街28号)、文山堂邱公司(打铁街301号)。
不过在早期华人人数较少的时候，闽南人所面对的是广东省籍的广府、潮州、琼州、客家（惠州、嘉应州），上述诸方言群联合被闽南人排斥的汀州和漳州诏安县客家，组成了“广东暨汀州公冢”，上述籍贯者方可葬入。相对的是，闽南人组成了“福建公冢”，其中的内部派系，从福建公冢历年的职员就可以看出。张少宽先生曾统计1841-1892年福建公冢职员，并将职员派系列表。该表总共57人，籍贯明确的54人，明确为漳州的38人，泉州的16人，明显看到漳州系在19世纪槟榔屿福建公冢居于主导地位。而漳州系里，邱、谢、杨、林、陈五大姓就有31人，占了福建公冢职员一半以上。五大姓中，邱、谢、杨分别来自原乡海澄三都新江社、石塘社、霞阳社，林姓来自鳌冠社和三都其他村社的林姓，陈姓则以泉州同安陈姓为主。所以我们说，五大姓为代表的漳州和同安宗族组织在19世纪后期马来亚槟榔屿福建社群中是居于优势地位的。五大姓组成“福建公司”，就足以说明这种观念上的排他性。19世纪福建公冢只有闽南方言群的存在，这种方言群独占一省命名的公冢，恰好说明此时闽南方言群在槟榔屿的势力无可匹敌。
在19世纪前半叶，邱氏等大姓垄断槟城的鸦片饷码（Farm System）和锡矿贸易，各个姓氏宗族组织成为族人寻求庇护的主要场所。伴随着19世纪50年代私会党建德会的兴旺，以及五大姓经营饷码，槟榔屿福建人的势力达到了顶峰。1881年槟榔屿华人最高领导机构——平章会馆创建时的十四位领导人，广东、福建两帮各7人。福建帮的是邱天德、邱心美、杨章抑、谢允协、陈合水、叶合吉和林花鐕等7人。除了叶合吉外，其余皆为五大姓成员。可见当时五大姓为代表的漳州人势力之盛。
但是这种兴盛并未持续多久，在1867年槟城大暴动之后，英殖民政府加大了对海峡殖民地的统治力度，将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原属印度总督直辖改为皇家直辖殖民地（Royal Colony），由英国殖民地部直接管理。1869年《危险社团法令》（Dangerous Societies Ordinance）生效后，宣布海山公司为非法组织。但是对私会党打击效果有限。1877年，英政府任命白麒麟（Walter Alexander Pickering）为华民护卫司，是为英人直接干预华人事务之开始。华民护卫司亦为社团注册官。1889年《社团注册法令》（The Societies Ordinance of 1889）通过，1890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团法令，封闭所有华人私会党组织，并将一部分私会党徒驱逐出境，所有的社团必须重新登记才能公开活动。1895-1911年殖民地当局又颁布一系列与劳工有关的法令，消灭了五大姓的鸦片饷码所赖以有效运作及获利的私会党和实物工资。黄裕端博士曾论证五大姓经济实力的衰落，正好在19世纪末。1904-1907年经济衰退进一步削弱了五大姓的生存能力。结果鸦片饷码生意被压垮，五大姓及其盟友拖欠政府庞大的租金，最终宣告破产。
五大姓为代表的漳州宗族势力衰落的时间，恰好是其他福建县份华侨南下的主要时间点。而福建其他县份华侨大量南下，就改变了槟榔屿福建社群的基本面貌。
二 被排挤的泉州社群后来居上
泉州府和漳州府，自宋代以降，就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尤其是宋代泉州进士的数目要远远高于漳州。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甚至是闽南方言的漳州话和泉州话，漳州和泉州都有差异。这些差异都成为南来华侨乡土认同的基本出发点。
南来槟榔屿的漳州海澄县三都的各个宗族大姓，他们由于和泉州的同安县紧邻，且多有婚姻往来，所以同安县籍人在槟榔屿很容易被漳州社群所接纳。而在五大姓为代表的漳州社群之外，在槟榔屿的泉州南安、安溪、永春等籍贯社群，由于在19世纪上半叶南来人数较少，经济实力有限，无法在广福宫捐赠中居于主导地位。且在福建人为主的诸神庙，如清水岩（蛇庙）或者大伯公庙很难有一席之地。因此，南安、安溪、永春诸社群建立了凤山社的祭祀组织，供奉广泽尊王，以团结泉州籍社群。1864年槟榔屿凤山寺《广泽尊王碑》：“福建凤山社藉我泉属董事：永郡 孟承金，南邑 梁光廷，安邑 叶合吉，爰我同人等公议建立庙宇于山川胜地，崇奉敕封广泽尊王，威镇槟屿。国泰民安，名扬海内；则四方之民，罔不咸赖神光赫显垂祐永昌。”“永郡”即永春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建总督郝玉麟请准，升永春县为永春州，辖德化、大田二县，直隶福建布政使司。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州，仍为永春县。永春州原本就是从泉州中划分出来的，因此很自然的和泉州府籍社群联合在一起。被漳州宗族组织排斥的泉州社群，在广泽尊王的号召下，建立凤山社作为自己的组织。广泽尊王是源于南安县的地方神明，可以想见在凤山社的成员中，南安人应该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同安人也不落人后，胡渊衡、李丕竣及洪添庆等，在重建福寿宫（供奉大伯公）、弯岛头水美宫（供奉三王爷）居领导地位，似乎与漳系的神权组织，平分秋色泾渭分明。
在19世纪上半叶的槟榔屿，华人秘密社会凭借其不外泄的礼仪和三十六誓，以地缘和方言群为组织纽带，构建为华社的内层，展现强劲的凝聚力，抗暴御侮，团结自强。除了广府人为主的义兴公司（1799）外，还有和胜公司（1810，天地会一房，惠州人），存心公司（1820，原邱昭修为40年代领袖。后漳州人另组建德会，仅剩泉州人，安溪人叶合吉为19世纪中后期的公司家长），客家为主的海山公司（1823），和漳州人为主的建德堂（1844）。最终的格局是漳州海澄人为主的建德堂和广府人为主的义兴公司、和胜公司势不两立，也排挤同为闽南人的存心公司。
同安人虽然在19世纪并未被五大姓排挤，但是除了陈氏之外，却也未能在核心。不过在19世纪后期，同安人在槟城闽南社群中，最著名的闻人是李丕耀。他在南来第四代华人，其父李心钘祖籍同安金墩，种植家。从1848年开始，在威省拥有大片园丘，广植甘蔗，并生产砂糖，为当日著名的制糖业闻人。其子李丕耀是当时槟城华人社会的著名领袖，也是开辟福建第二公冢的功臣。同安人的地缘社团，直至20世纪初才出现。1920年初，先贤吕毓甫等假杜福星氏别墅陶然楼开座谈会，议决从速创立会馆，后数日正式开发起人大会，是日议决定名“南洋同安会馆”，旋因经济困难，停止活动。1923年吕毓甫重新提起复兴之议，四处募捐，因陋就简，购置打铁街巷门牌22号一楼一底，10月10日举行成立典礼。因1913年厦门从同安县划出设立思明县，金门岛划出设置金门县，为扩大组织联络感情起见，1947年4月6日召开特别大会，改名为“同安金厦公会”。
同安人在槟榔屿还有另外一群比较特殊的人群，那就是姓氏桥。比如姓周桥来自同安县杏林社、姓李桥都来自同安县兑山村、姓陈桥来自同安县丙洲社，还有姓林桥、姓杨桥。其中姓周桥人数最多。百年前，槟城海港曾经是许多外来船只卸货起货，买水集粮的地方。各姓氏桥的桥民在1970年代以前几乎清一色靠海为生，居民几乎都是船工。
最早成立的福建省籍的地缘会馆是槟榔州南安会馆，成立于1894年，初期在柑仔园租凭屋舍为会所，多年后迁至红毛路（现为苏丹阿末沙路），再迁至甘光内店屋，后来于1927年在打石街153号买下两层店屋作为会所，1978年再购置一间坐落在鸭家律的会所，作为永久基业。
安溪人在19世纪后期已经开始在华社崭露头角，前述1881年槟榔屿华人最高领导机构——平章会馆创建时的十四位领导人，广东、福建两帮各7人。福建帮的是邱天德、邱心美、杨章抑、谢允协、陈合水、叶合吉和林花鐕等7人。只有叶合吉不是五大姓成员，他就是安溪人。1919年前，散居北马各地之安溪乡亲为数不少。由于要联结梓谊及图谋乡亲之利益和团结。当时，槟城先贤林文虎、施求来、林辉煌、李敬堂、林清渊、陈文扫、林德佑、沈文锦等，以及怡保、打巴、太平等地先贤，共同发起组织。
晋江人何时南来槟榔屿已不可考。背井离乡的“新客”，幸运的可以栖身较早南来的同乡或者亲属的地方。有的则寄居在各自的姓氏宗祠里，一间小房子，聚居十几二十人，所谓“估俚间”，大概不过如此。然后再由相关人士介绍工作。时间到1912年，来槟榔屿的晋江人越来越多，经济实力渐趋雄厚，于是创立会馆的呼声，已开始酝酿。刘惟明联络张茂檖、张贻谋、郭燕声、郭泰山、倪云山、陈清江、黄乃武等同乡进行筹组会馆的工作。当时会馆发起人之一的黄乃武系商场巨擘，娴熟法律，对会馆的筹备奔走最多。最初租用四条路民宅，据《南洋名人集传》刘惟明：“君视同乡人旅槟日多，非集会团体，不足以联络乡情；于是召集同乡组织晋江会馆。”不久，筹资购置汕头街20号双层店屋，同时积极招募会员。王清波受到黄乃武鼓励，献捐吉打州铅埠数十英亩胶园，充作会馆产业，后胶园转卖，另购置四条路71号住屋一座。当时，不少晋江人在槟榔路的“吉宁万山”经营水果批发业，1930年代后的庄明恩，就是当年金果业的翘楚，名下水果店多间。为照顾南来同乡生活，多被介绍到该“万山”（即巴刹，市场之意）贩卖水果。因此有段时间，“吉宁万山”的水果生意，几为晋江人包办。
惠安人何时南来亦不可考，侨居槟城者，为数不少。当时槟城华人“囿于封建陋习，富畛域姓氏之高度意识，每因芝麻小事，闹至不可收拾地步……鉴于邑人之积习亟需改革”，先贤许生理、庄达德、林呈祥、骆宗汉等，提倡组织社团，创立“螺阳社”于头条路。嗣因环境关系，无形中停顿。1913年，林呈祥、庄达德、王妈安等在1913年八月设立联合公司，经营银信业，楼上暂时充作惠侨联合会会所，1914年2月6日获得华民政务司批准，3月1人宣布正式成立。1937年建立新会所，改名惠安公会。惠安人南下，在民国十三四年到二十一二年质检，此时惠安农村破产，经济崩溃，盗匪蜂起，社会不安，人民痛苦，臻于极点，迫使无分男女纷纷出洋。过港仔乃惠安侨民最初的开拓地，至今仍繁密，有“第二惠安”之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惠安华侨在槟城商业各界都有不俗的表现。树胶业，刘玉水挟着在陈嘉庚树胶公司任职的经验，创办启成公司于万山后海墘街，后复开设大成树胶于淡水港，资本多从惠安华侨中募集，构成惠安华侨在树胶业内的重要地位。金业以许文麻、许生理、许吉成兄弟经营金联成号，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已成巨富。此外从事铁器、木材、打铁、打石、机器修理的建筑商也特别多。旅馆业、民信业、饮食业等行业，惠安华侨也都有极大势力。人力车业、巴士车业及汽车修理业、脚踏车业，惠安华侨也执行业牛耳。帆船、渔船和造船业，八成都是惠安华侨的资产。可知在二战前的槟城，惠安人已经异军突起为一股重要的华人势力。
福州人南下槟榔屿的时间已不可考。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福州人就建立了自己的同乡俱乐部——闽南别墅。1925年时，多位乡贤认为福州同乡旅居槟城人数渐多，实有组织会馆福利乡亲，联络桑梓沟通声息，守望相助安危共仗的必要，在闽南别墅成立“槟城福州会馆筹备委员会”，推举募捐委员，出发本外埠筹募基金，供购置会所之用。凑足16500元，购下槟城鸭家律36号现今会所房产。1927年7月2日正式宣告成立。
三 1900年前后福建省社群意识的形成
19世纪中期开始，被五大姓所把持的福建公司，不仅不能成为五大姓的代言机构，也无法维护福建社群的边界。大量非漳州社群的南下，改变了原有的槟榔屿福建社群的基本态势。新的省级社群意识开始在槟榔屿形成，并且得到发展。
（一）19世纪槟榔屿福建人的社群边界观
19世纪槟榔屿福建人的社群边界，在前半期依赖于峇都兰章福建公冢（Batu Lanchang Cemetery）。1805年碑刻有云：“我闽省踵斯贸易，舟楫络绎不绝。营谋寄迹，固属穰穰；而羽化登仙，亦复不少。义冢前人虽已建立，第恐日久年湮，茔重鳞叠，剃山航海，谁招死后之魂？沐风栉雨，长抱生前之憾。触兔狐以动怀，徒有情伤物感；返柩骸而无术，难求地缩神方。用是爰集同人，捐囊随助。”这个公冢255名捐赠者中，175人姓名带“观”字。周凯《厦门志》第十五卷《风俗记》“俗尚”条：“闽俗呼人曰郎，呼公子、公孙曰舍，呼有体面者曰官，讹‘官’为‘观’，遂多以‘观’为名者。”说明闽南人占了绝大多数。加上姓“辜”“谢”“邱”等虽然没有名字带“观”，但也可基本判定为漳州海澄人者，可以断定这个公冢捐赠者基本都是闽南人无疑。1856年开辟浮罗池滑福建义冢（Pulau Tikus Cemetery）1886年开辟峇都眼东福建公冢（Batu Gantong Cemetery），槟榔屿形成福建人社群的三大公冢的格局。表面上福建公冢成功排挤了同属福建省的汀州和漳州诏安县的客家人，维护了福建人的团结，但是在福建公冢内部，却同样存在血缘排挤的现象。众多家冢的存在，是早期槟榔屿华人社会具有显赫地位的族群的表征，为代表该族群在社会上的成就，及加强一个姓氏族群内部凝聚力和本位观念。但是李丕耀在掌管福建公冢的时候，开放给汀州和诏安客家人，省级籍贯意识开始出现。在这个时候槟榔屿福建公冢开放给福建省籍的客家的原因，尚未有学者加以分析。笔者以为此时公冢的主事者李丕耀，祖籍泉州，来槟榔屿是第四代，已经属于所谓的“峇峇”（即海峡华人）。这类华人对祖籍国的概念已经比较模糊，所认同的家乡已经不是清朝的福建，而是槟榔屿。他们虽然可以说闽南话，但是清朝原乡的那种地域观念，在他们看来，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连带来的是，他们心目中的方言畛域已经模糊，而另外一种福建省的认同就开始发展。这在进入民国以后，更加在槟榔屿发展起来。
峇都兰章福建公冢（Batu Lanchang Cemetery）因为是最早的福建公冢，单独成立董事会会，浮罗池滑福建义冢（Pulau Tikus Cemetery）和峇都眼东福建公冢（Batu Gantong Cemetery）则联合成立了董事会，因此同为福建人的公冢，却成立了两个组织。民国十三年（1914）两个董事会合并，成立了“槟城联合福建公冢”，完成了福建省社群边界的再建构。当时制定的条规“弁言”云：“此三地虽名称均为福建公冢，而管理则分两部分。峇抵万章为一部。波罗知滑暨峇抵眼东为一部。各位董事，各以三年一轮值，各尽义务之管理，各行各事，犹秦越人之莫不相关页。且办事分为两处，加以地点屡易，致同侨之欲领照安葬者，每每误趋门径，甚形不便。以同为一省，同一名称之公共机关，而分彼此，贻讥外人，势所不免，识者耻之。董等因鉴及此，爰于壬戌之冬，先通两方意见，继开联席会议，亦均以合并办理为宜。事既解决，即以癸亥年元旦，为成立开办始期，取名联合福建公冢。……向有畛域之分，今亦借此泯除。”这个举措，显示的是，基于闽南人为主体的福建公冢，开始联合起来，维护了统一的社群边界。但是这个举措并未真正解决福建省社群的团结问题，因为新崛起的福建其他社群，没有机会进入福建公冢的领导层，真正的福建省的地缘组织，还要继续等待。
（二）漳州意识的出现——漳州会馆的建立
漳州作为地缘意识，在如今马来西亚仅有槟榔屿存在。早期南来槟榔屿多为闽南人，尤其是海澄县三都的邱、谢、杨、林四姓。但是在1786年槟榔屿开埠以来，很长时间五大姓中的四姓并未有地缘组织的建立。直至1881年，槟城邱、谢、杨三姓组成具有资助家乡性质的“三魁堂”，这是因为邱氏所在的新江社、谢氏所在的石塘社、杨氏所在的霞阳社，都在三魁岭周围。建立“三魁堂”就是为了将购置房屋所得的租金汇回家乡，以协助组织地方性“武装乡团”，拱卫家乡。据说原本“三魁堂”的印章是分成三部分的，只有三姓同时盖章，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印章，所通过的决议才能生效。同时三家姓氏公司各出四个人组成委员会，调节三家公司之间的纠纷和矛盾。“三魁堂”至今犹存，每个姓氏公司轮流管理三年。三个姓氏公司又属于另一个扩大的地缘组织——槟榔屿三都联络局，这是1896年由福建省漳州海澄县内108社（村）所组成，槟榔屿的是1900年成立的分局。当时因政局动荡，清廷调往厦门的粤军恣意掠夺，弄得民不聊生，岛内许多地方居民跨海到海沧避难，海沧乡绅发起捐助难民活动，但由于本地财力有限，三个月后捐资即无以为继，只得求助于马来亚槟城的谢、邱、杨三家公司，因为其祖籍地分别是海沧镇的石塘、杏林镇的新江和霞阳。这几个华侨团体获悉后，马上联络槟城乡亲，成立“筹捐组”，并且向旅居东南亚各地的海沧侨胞通报情况，得到广大华侨的广泛响应，所得捐款陆续寄回到海沧。第二年，局势有所缓和，难民返回厦门，但是海外捐款仍在继续，槟城“筹捐组”于是派人回到海沧，检查救济款的使用情况，并与海沧乡亲商定，将临时机构“筹捐组”改为正式社团，以当时海沧区划属海澄县三都为名，成立“三都联络局”，总局设立在槟城，海沧为分局，分局会址在沧江小学里，并且将华侨捐献余款在槟城购置总局会址，在厦门燕巢街（今镇邦路）、鱼仔市（今第八市场头）以及海沧购买了鱼池、果林，还拿出了一部分资金维修海沧沧江小学校舍和八卦楼。
三都联络局的建立，第一次将槟榔屿的海澄三都作为一个地缘观念在槟榔屿落实，并且形成实实在在的组织。在此时，海澄三都的几个大姓的上层很多已经是在槟榔屿出生且长大的“峇峇”，他们的方言畛域已经不似前辈那么明显，地缘观念成为他们认同的主要方面。通过上述“三魁堂”的建立，邱、谢、杨三姓建立了三魁岭的乡里观念，通过“三都联络局”又将三都观念在槟榔屿坐实。经历了槟榔屿一百年的开埠之后，几大姓的实力在槟榔屿已经开始衰落，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泉州籍大量南下的时代，这种社群之间的竞争和挑战，是摆在海澄三都几大姓面前的重要课题。泉州籍大量南下，促成了漳州地缘意识的出现。漳州地缘组织应运而生。
漳州计有龙溪县、漳浦县、长泰县、南靖县、海澄县、诏安县、平和县、云霄县、东山县及华安县等十县。据傅侨明回忆：“忆及远在公元一九二八年初旬，吾同乡先贤因欲组织漳州会馆十县，漳侨联络机构，当由一般热心同乡父老辈，挺身出来，不辞劳瘁，分离奔波。广召会员。结果获得良好之反应，乡亲相继入会者，日益增加，未及一年之光景，已拥有三四百名会员，成绩甚为可观。当时本乡筹备会的地址，位于此间碧春律门牌三十九号一间住宅，全座承蒙由老乡亲故实业家邱善佑JP，慷慨惠借者，其对本乡会之热忱，实属可嘉，当时筹备委员会，发起人计有邱善佑，杨章安，林耀椿，邱有益，谢自会，邱永再，邱龙水，邱龙标，温文旦，邱宗等多人，继而着手进行申请注册手续。在同年年底即获得当地华民政务司批准为正式社。”从发起人的姓名可见，十名主要发起人中有6名邱氏、1名杨氏、1名谢氏、1名林氏，属于五大姓中的四大姓，温文旦是三都赤石社人。邱善佑于1886年10月27日出生于马六甲，在槟城大英义学攻读，离校后即襄助父业，成为槟城大实业家。历任平章会馆协信理，1922–1964年任会长，1933～1941年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华人参事局参事、保良局主席、工部局议员、中央医院委员、华侨仁善会发起人兼会长、益善社邱善佑奖学基金、龙山堂邱公司、绍德堂邱公司、敦敬堂邱公司主席，邱氏家族会信理员、大英义学校友会主席、中华体育会副会长、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非官吏议员、平粜局局长等。1920年曾荣膺太平局绅。可知漳州会馆是由邱氏龙山堂发起，杨、谢、林三姓参与，容纳其他漳州成员的社团组织。原来五大姓中的陈氏，由于主体是同安陈氏以及其他地区的杂姓，而被排除出去了。漳州会馆的建立，就是四姓漳州意识崛起的标志，不仅容纳了漳州其他闽南方言社群，而且诏安客家人也名正言顺的可以加入了。
（三）福建省社群意识和组织的形成——槟榔屿福建会馆
槟城具规模的福建地缘社团在二战以后就已经很多了，一直到1959年5月29日，以槟城晋江会馆当年主席丹斯里苏承球乡贤为首，联合各乡团代表共同发起组织福联会，议决定名为：槟榔州福建会馆。当年出席会议代表名单：兴安会馆（2人）、永定同乡会（2人）、安溪会馆（1人）、南安会馆（2人）、同安金厦公会（1人）、惠安公会（2人）、龙岩会馆（1人）、福州会馆（2人）、惠北同乡会（1人）、德化会馆（1人）、永春会馆（1人）、惠南同乡会（1人）、漳州会馆（1人）、晋江会馆（2人）等14个乡团代表。1961年福联会成功获得注册官批准，1961年10月28日，筹委会召开会员团体大会，选出第一届职员，主要职员姓名及籍贯如下：
正主席：苏承球（晋江）
副主席：庄汉良（漳州平和县）、骆葆亨（惠安）
正总务：李仰宗（龙岩）
副总务：李成兴（永春）、黄云霖（南安）
正财政：李华春（安溪）、
副财政：林怡玉（福州）
正交际：王种罐（同安）
副交际：徐有勋（德化）、陈金宝（同安）
从上面的名单可见，邱、谢、杨、林四大姓已经离开了二战后的槟榔屿福建省社群的中心，在新的槟榔州福建会馆的领导层里已经毫无踪影。通过组织槟榔州福建会馆，各地方言社群在社团里进行了职位的重新分配和整合。晋江人和惠安人在二战后的槟榔屿异军突起，成为福建社群的重要力量。据当时苏承球所言：“组织的动机及目的，是为了联络各县、乡友会感情及推进在本州的社会福利事业，然后由小团结实现大团结，产生新的团结力量，以贡献本邦。”这句话有两个含义，第一是1900年以后福建省的地缘会馆纷纷出现，但是没有联络机构，所以有必要组织起来，以增进感情和推进福利事业；第二是由小团结实现大团结，各个地缘会馆已经团结起来各自的籍贯社群，再联合起来就可以团结整个福建省的籍贯社群，这个更大的社团，就是新的团结力量。
余 论
槟榔州福建会馆的建立，是20世纪上半叶槟榔屿华人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不仅是福建社群势力的重新整合，也是大历史的变迁中，槟榔屿华人社会的集体反映的一个面相。19世纪赫赫有名的五大姓衰落了，衰落的不仅是经济实力。随着五大姓土生华人的增多，他们对中国的观念逐渐淡薄，对英国殖民政府的认同与日俱增。五大姓公司逐渐变得内缩，更多关注自己内部事务，五大姓组成的福建公司也将变成纯粹的祭祀组织。五大姓的衰落，与晋江、惠安等籍贯次社群的崛起，此消彼长，是槟榔屿200年以来福建社群的一出演变史。
【注】文章原载于《八桂侨刊》2018年第2期。
责编：李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