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权与婚姻

现在，跟400年前相比，哪个时期更容易移民或出国？

这还真不好说，至少当年不需要国家许可就能周游世界——当然那个时候更准确的说法是“探险”。现代人出国必备的护照（PASSPORT）一词，也不过从1845年才开始使用的，各国对移民的真正严格管控更是要到二战后了。

当然，那个时候除了探险家们受皇室资助以外，普通百姓是不乐意也没能力“周游”世界的，除非在国内受排挤或压迫，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比如战争难民。

16世纪，英国亨利八世在权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鼎力辅佐下，接连换了6任妻子——当时的天主教教义规定不准离婚，为此亨利八世不惜让克伦威尔跟罗马教廷翻脸——最终才完成了英国宗教改革，尤其是《至尊法案》，规定英国国民：

无论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必须受英国国王的控制，而不是遥远的罗马教皇。

从此，除了有权任命本国主教以外，实惠也是少不了的，原来要上交罗马教廷的十一税（10%）也转给了英国国王。就这样，权臣克伦威尔兑现了“让亨利八世成为最富有的国王”的诺言。至于克伦威尔被亨利八世处死的结局，只能说明一个历史真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从来没有一个好下场，国内如商鞅被贵族车裂而死。

宗教改革完成了，是不是英国百姓就信仰自由了？完全不是，亨利八世向罗马教廷夺权是为了自己的权力、白花花的税收，还有婚姻自由。作为一个国王，多娶几个老婆的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你罗马教皇还被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囚在阿维尼翁70年，为啥干涉我堂堂英国国王的婚姻自由？！

亨利八世并不想完全与罗马教廷决裂，上面说了他要的是权力和税收权，信仰上他依然信天主教，只要允许他随意娶老婆就行。

二 一个学霸

改革后，圣公会成为英国国教（跟天主教差别微小）。16世纪60年代，有一部分人开始主张彻底清除天主教的残余。这些人信奉加尔文教教义（纯正的基督教义），提出废除主教制和偶像崇拜，减少宗教节日，提倡勤俭、隐忍。这就是清教徒（Puritan）。

随后，清教徒脱离圣公会，建立独立的宗教，还发起了清教徒革命，这下惹恼了英国政府，一帮清教徒要跟国教要平分秋色，还要造反，受到排挤、迫害甚至清洗也就不意外了。

以下的历史，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就有了：

1620年9月16日，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木制帆船启航往北美洲，3个月后，抵达了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

船上有102名乘客，这是北美大陆首批移民，是美国的鼻祖。作为清教徒的他们，终于摆脱了本国的控制和迫害。

有了第一批，后面就源源不断了，数百万清教徒们怀着要在北美大陆建设一个“山巅之城”国度的伟大梦想，扎根落户在这块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

其中，一个名叫理查德·马瑟的英国人在1635年移民到美国马萨诸塞海湾。作为一个知名的清教牧师，理查德担任过哈佛学院院长，其父也毕业于哈佛学院，由于担心受到英国国教的迫害曾回到英格兰。

理查德有一个儿子科顿·马瑟，是个学霸，15岁就从哈佛学院毕业了。22岁被任命为波士顿北部教堂牧师，这样从祖父到自己，马瑟一家三代都是知名的牧师。

布道是牧师的本职工作，没啥好说的。不过，跟其他牧师不同的是，科顿·马瑟还热衷研究学术，历史、传记、哲学、自然科学、教育和生活指导涉猎广泛，谁叫他是个学霸呢？

科顿·马瑟一生共写了超过450本书籍和小册子，他的著作在当时的美洲可说是无处不见，用今天的话说，绝对是个超级大V了和顶级畅销书作家了。

三 一个开国元勋

其中，科顿·马瑟在1710年写成《论善行》一书影响最大，备受欢迎。他主张，不论是男女、不论是个人还是某个组织的成员，都应加入到行善的行列中来。他认为：

行善是对上帝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法。

把行善归结于宗教影响，是西方慈善思想的来源。美国哲学家亨利·艾伦·莫说，“宗教乃慈善之母，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产生过程上，莫不如此。”

基督教教义说：“爱上帝超过一切，爱邻里如同爱自己”、“甚至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

很快，马瑟成为美洲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之一。他为殖民地树立了道德基准，呼吁清教徒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回归到清教主义的神学本质。

马瑟曾帮忙说服伊利胡·耶鲁，向纽黑文一所即将新建的学校捐款，这所学校就是现在的耶鲁大学，跟哈佛大学一样，当时叫耶鲁学院。

《论善行》一书直接影响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没错就是那个发明了避雷针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政治家，独立宣言的起草和签署人之一，也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马瑟的主张仍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的善行也是为宗教精神服务的。而富兰克林

把行善彻底世俗化了，让普通民众也能参与进来。

早在1729年，富兰克林就创办了费城周报报纸，来传播公益思想。在他的推动下，北美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第一支志愿消防队，费城大学、邮局医院等纷纷建成。富兰克林曾对马瑟的儿子说，《论行善》影响了自己一生的行为。

马瑟和富兰克林的主张和实践，又影响了后来镀金时代的人们，直到后来的19世纪的钢铁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一大批富豪们。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一大批富豪企业家的慈善组织纷纷成立，如今运转已超过百年，直到如今的比尔·盖茨基金会，美国富豪是美国这个慈善第一大国的最重要贡献者。

1889年，卡耐基发表了一篇文章，成为现代公益事业的思想理论，这篇名为《财富的福音》被认为是经典之作。他指出：

“富人对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剩余财富的最佳使用途径是，在他们生前通过适当的方式运用于造福公众的事业。”

卡内基为企业家们明确列出了六大公益捐助的最佳领域，第一建大学，第二建免费公共图书馆，第三建立或扩大医院、医学院、实验室以及其他与减轻人的病痛相关的机构，特别以预防为重点。第四建立公园、美化环境。第五建公共游泳池。第六捐赠教会。

四 广大市民

慈善不是牧师和富豪们的独角戏。

美国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从当初的13个殖民地到后来的50个州，一直是奉行的主权在州，州的英文单词state实际上是国家的意思。

联邦可以看做是50个小区业主合伙请的一家物业公司，把一部分公共职能如军队外交让渡给物业公司，但各州的自主权非常大，这种体制200多年来并没有实质变化。

这为美国的志愿精神发展提供了空间，毕竟“物业公司”不是啥都能干，而且宪法也对联邦政府做了很多限制。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威尔考察后，对美国民众参与社区管理和志愿精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美国社会良好运转非常重要的因素。

托克威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

人们关心公益，开始是出于必要，然后出于主动选择；

开始还掂量计算，后来便习以为常。

随着人们不断努力造福同胞，服务他人逐渐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和爱好。

1601年，英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慈善用途法》（又称《伊丽莎白一世法》)，明确了慈善事业的范围，具有开创性意义。英国的成文法对北美大陆的慈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

如马瑟父子一样，数百万被排挤的清教徒来到北美，自然把慈善的好习惯带来了，推动了殖民地时代发达的慈善事业，从剑桥的哈佛学院到纽坡特的雷德伍德图书馆，从费城的第一家医院到波士顿的第一家贫民院，都是接受私人捐赠建立起来的。

除了留下乐善好施的英名，缓解公众压力外，富豪们乐于捐赠还有一个现实原因：税收抵扣。现行美国的遗产税高达55%。身价10美元相传给后代必须缴5亿多的税，还不如捐出来做好事。

2010年，股神沃伦·巴菲特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发起“捐赠誓言”，号召亿万富翁生前或去世后至少用自己一半的财富来做慈善。已有100多位富豪加入，目前没有看到有中国企业家宣布参与。

如今，无论是从绝对的捐助规模，还是GDP占比，个人收入占比，美国都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慈善大国。

从长期数据来看，每个国家慈善捐赠总额占GDP的比重相对固定，美国在2%左右，新加坡在0.6-0.7%之间，中国在0.15%左右

慈善捐款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美国1.8-2.2%之间，英国0.7%，日本0.3%，中国在逐年上升，2017年是0.07%。

总结：

宗教尤其新教影响根深蒂固，是慈善的源头

牧师、富豪的榜样的作用甚大，更少不了民众高涨的参与热情

相关慈善法，尤其是对捐赠的抵税，刺激了富豪们的捐赠行为

最终让美国的长期捐赠数据稳定，并且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