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上有一种混杂的气质，理想主义的天真与商人的精明计算并存，挣扎在「桃花源」与「武陵」，乌托邦与名利场，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为无数细枝末节的问题做决断——比如在疫情冲击和时代巨变中，为一部戏找到容身之所。
文｜枕木
编辑｜金匝
图｜受访者提供
梦的缘起
故事，要从《如梦之梦》说起。
那是1990年，导演赖声川在罗马看画展，他注意到一幅杨·布格尔的画，画的主题就是「画」，在那幅画里，到处都是画，墙壁上挂着画，地上堆着画，画中人物手上拿着画。看到这幅画中画时，赖声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既然画家可以做「画中画」，那我也能写一个「故事中的故事」。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一个长句：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这是《如梦之梦》最初的构想，也是后来这部戏的第一句台词。
9年过后，赖声川在印度研习佛法，白天上课、绕塔，晚上读书。有个午后，他坐在舍利塔南边，开始书写这个「故事中的故事」——他把脑子里组合出来的一切人物、剧情、架构，从心中「倒」在纸上。等回家后，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输入电脑，变成了一份长达29页的大纲。平常两小时的戏，大纲通常是3-4页，他自己都无法想象，这份29页的大纲，会成为一出多长的戏。
后来，这份大纲成了长达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
《如梦之梦》固然是一出好戏。它是大胆的突破，也是惊人的作品。《香港经济日报》评价它，「一个大戏川流不息」，新加坡《海峡时报》称它有「史诗的特质」。但它也是一部非常难制作的戏，这部戏共有十二幕九十五场，演出长达八个小时，首创环绕形式剧场，让一部分观众坐在舞台中央，椅子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犹如置身故事之中，与剧中人同喜同悲。它需要三十多位演员饰演一百多个角色，三百多套衣服，舞台包含八个方位、三个楼层，时间线从民国初年一直延续到现代，空间上横跨亚欧，从台北演到巴黎，又到上海、北京、诺曼底。
剧本完成后的5年里，《如梦之梦》演过几次，「演一场亏一场」。第一次演出是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那时赖声川是客座教授，只做出了一版三个半小时的英文版工作坊式演出。后来他回到台湾，在台北艺术大学，终于上演了完整的八个小时的《如梦之梦》，却难以持续。赖声川的妻子丁乃竺当年接受采访时也说：「每次制作《如梦之梦》都当作是最后一次，因为实在太困难了。」
为了找到复排的可能性，赖声川曾让学生做过一个「《如梦之梦》专业重演企划案」，研究这部戏如何才能一直演下去，五位研究生努力了一个学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剧无法重演。「不但无法筹集专业演出所需之预算，更在台湾找不到适合的演出空间。」
2005年过后，整整8年里，《如梦之梦》都没有再演出过。
直到遇见王可然。
2021年央华版《如梦之梦》剧照 图源如梦剧场公众号
王可然，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的主角，一位戏剧制作人，痴迷戏剧，不为人熟知，是完完全全「幕后的人」，谢幕时没有他的身影，演职人员名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但同时，他也是大戏《如梦之梦》背后的舵手。
遇到《如梦之梦》是在2009年，王可然刚成立一家名叫央华的戏剧公司，想做一些真正的好戏。他和赖声川合作《宝岛一村》，他管制作，赖声川是导演，有一天，他给《宝岛一村》想了个广告语，叫「赖声川超越巅峰之作」，询问赖声川的意见，结果对方一笑，说：「我还有个作品，叫《如梦之梦》，你可以看看。」
《如梦之梦》剧本很长，王可然看得很慢，但读了一半，他就打电话给赖声川：「我们做吧。」赖声川提醒他：「你要想好哦。」
从决定要做《如梦之梦》到它真的面世，王可然筹备了近4年。这部戏成了他那段时间的人生主题。4年里，王可然的好友、央视主持人张越每次见到他都会问：「你上次说那个戏怎么样怎么样，还排不排啊？」排吗？刚开始，王可然的心里也没谱，只说「多半排不了」；等过些日子，张越再问，他有了松动，「再等等，在想办法」；又过些日子，他会说，「有点眉目了」。
2013年，《如梦之梦》终于在大陆首演，主演是许晴、 史可、 谭卓、 刘美钰、胡歌、李宇春、闫楠、孙强。首场戏，一张最贵的戏票一千来块，那时北京市的月平均工资是五千多块，谁要花工资的五分之一，看一场从没听说过的戏？连张越也担心票卖不出去，为了支持王可然，她自己默默花钱，买了一堆票请同事看。
但大家都没想到，《如梦之梦》北京首场的票，很快就卖空了，票房超过1200万元，那是保利剧院第一个破千万的戏剧。等到上海演出，又卖了1000多万，剧场的工作人员给领导打电话汇报，那头都不敢相信：「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那之后，央华版《如梦之梦》在大陆连演了9年，簇拥者无数，到了这两年，常常一票难求，张越放出话去：「谁都别再托我买票了。」大家都知道她和王可然关系好，但她一个口子都不敢开，只回一句：「我买不来。」
一部普通话剧的成本约为100万，但《如梦之梦》不同，它制作繁复，费用超过800万。4年筹备，没有收入，为了拿出这800万，王可然卖掉了自己在观湖国际的房子，也抵押了自己在富力城的房产——那是他毕业十多年来全部的积蓄，只能租房住。最穷的时候，他卡里就剩3万块钱。所有这些，在戏开演之前，他谁也没说。十多年过去，再聊起这段，张越都不住地摇头：「王可然是一个疯子，是个冒险家……《如梦之梦》这部戏，除了他，没人敢做。」
戏幕后的王可然，身上有一种混杂的气质，理想主义的天真与商人的精明计算并存，挣扎在「桃花源」与「武陵」，乌托邦与名利场，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为无数细枝末节的问题做决断——比如在疫情冲击和时代巨变中，为一部戏找到容身之所。
他的故事正如作家贾行家所说：「列位看官，且看戏剧人是如何商人一般，赌徒一般，顽童一般，也君主一般，巫师一般，在精明地、狂热地、游戏地，也专断地、魅惑地制戏吧。他们使我们的年月尚有几分性情，几分颜色。」
王可然 图源如梦剧场公众号
听差的、老妈子和舵手
去年冬天，《人物》跟访了王可然好几次，那是他最忙的月份，赶上《如梦之梦》的演出季，聊天的地点不固定，有时在排练厅，有时在餐桌上，或是剧院的会议室里，他的手机一直在响，经常答着问题，突然就开始对着手机发语音，结束后抬起头又问：「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戏剧制作人的日常，是看戏人很难理解的一种琐碎和忙碌。牛萌曾是资深文化记者，为了写一本名叫《一切为戏剧》的书，也是王可然的自传，她跟访王可然一年多，两人最高效的采访是晚上三点以后，那个时候，白天的事情都解决了，该回的微信都回掉了，王可然终于可以安静下来，好好地回答她那些问题。
白天的王可然到底在忙些什么？牛萌给过一个回答：他是一个剧的启动者、总设计师，负责选剧本，找导演，挑演员，找投资，搭建一个剧组，还要敲定演出场地，把关宣传营销、商务、售票……
他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排《雷雨·后》时，王可然想请法国著名戏剧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来执导，但对方对这个陌生的东方故事完全无感，看完剧本后一口回绝：我为什么要去中国导一部这样的戏？第二次沟通，他才改变主意，愿意跟王可然见一面。等到第三次沟通，他开始觉得这部戏很有乐趣。第四次沟通结束，他才正式答应来排这部连台戏，结果，新冠肺炎又爆发了。
在此期间，王可然和中方团队反复给埃里克写信，介绍《雷雨》《雷雨·后》的创作背景，解释为什么《雷雨》是中国最伟大的戏剧作品，它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关系是什么，整个过程前后花了一年半。
找好了导演，演员也需要一个个敲定。话剧经费有限，排练耗时又长，对演员来说不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选择，最困难时，敲定一个演员，王可然花了整整七个月。面试演员时，他不会让他们试戏，通常就约对方一起喝咖啡，大家随意聊聊天，一杯咖啡喝完，五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能判断这个人能不能用——这是一种对人的直觉。
他给《雷雨》选四凤的演员，和对方聊的是恋爱史，什么时候开始收到情书，什么时候开始恋爱，原因很简单——周家的两个公子都爱四凤，她一定是一个对男人极具吸引力的少女，那么，这个演员最好也在生活中有很强的异性缘。
他说服演员何赛飞来演鲁侍萍，很多人一开始不理解，何赛飞贵气、妩媚，在人们心里，鲁侍萍只是一个贫苦的、被抛弃和遗忘的老妈子，但大家都忘记了，鲁侍萍也是一个被周朴园疯狂爱过、到老也忘不掉的女人。王可然一直记得一个细节，那么多年，周朴园家的窗子就是不能开，因为鲁侍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开窗，「能让一个江南的阔少爷疯狂爱着的女人，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有无比的魅力」。
《雷雨·后》剧照，左起佟瑞敏（饰周朴园），何赛飞（饰鲁侍萍）齐琦 摄
戏剧制作人要操心的，远不止戏剧本身。保利剧院的副总经理张朝慧是王可然十多年的合作伙伴，她还记得，最早王可然和保利剧院谈《如梦之梦》的演出事宜，要拆改剧场，领导不同意，拍了桌子，因为从没有过先例。她作为剧场方的对接人，去王可然的办公室找他，「那屋特小特小」，推门进去就看到一张小桌子，王可然正跟人打电话，桌角放着一个大红本，是房产证。虽然王可然什么也没说，但张朝慧一下就明白了，她心里特难受，喜欢戏剧的人她见过不少，但用自己全部资产来赌这个事的，「少之甚少，甚至都没有」。
如果要更直观地感受一位戏剧制作人每天在做什么，牛萌在《一切为戏剧》中记录过几个片段。那是去年她看《如梦之梦》彩排时，王可然的日常——
他一边快步赶往剧场办公室，一边跟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伯爵、江红和五号病人的戏还要调整；晚上赖声川导演要跟演员肖战、张亮、黄璐视频连线，记得提前做好准备；饰演妻子角色的演员头发颜色不对，能否让其染色；现场观众千万不能拍照，一定要盯住；今天晚上安排一场聚餐，请全体演员吃火锅，给大家打打气。
穿过后台，推开办公室的门，一屋子人等着跟他汇报：面向抗疫工作人员的《如梦之梦》武汉公益演出场，确定要做直播吗？直播内容是什么？在哪些平台同步？这部戏在武汉公开首演，邀请哪些媒体和评论家去看？嘉宾的机票酒店订好了吗？快要开票了，售票规则怎么定？一张身份证允许买一套票还是两套？昨天这部戏又上微博热搜了，外界的疑问要回应吗？怎么回？
除了《如梦之梦》，还有数不清的事情等他拿主意：央华另一部重头戏《犹太城》马上要复排，公司的百度百科资料得重新编写了，年底要排一部新戏，该找主演了，已开始接洽一些演员，是否还有其他人选？
如此直到半夜2点。
不仅如此，制作人的功夫还得能延伸到剧场之外，这也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活儿。
编剧万方是作家曹禺的女儿，也是王可然多年的合作伙伴，她性格单纯，自我定位是个「社恐」。万方一直记得，《北京人》在厦门巡演，她忽然接到电话，家里16岁的宠物狗情况不太好，那会儿她在剧院，吓出一身冷汗，王可然立马从剧院出来，送她去坐回城的飞机，等到了机场，还有些时间，他又给万方买了个冰淇淋。安慰到万方的，除了冰淇淋，还有花儿，每年三八妇女节，万方都会收到王可然送的花，「没有人会送我花，但是他会」。
李宗雷是央华的签约演员，疫情刚爆发那年，他在老家合肥待了很久，没有演出，也没有收入，王可然给他打电话：「你来公司上班。」去公司干嘛呢？王可然给他弄了一个视频账号，拍些非常无聊的小视频，其实就是想找个名目给他发点钱。这样的小事很多，李宗雷喜欢这种感觉，「他会惦记着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这些很重要，很温暖」。
在央华，王可然是「这个单位的老爷、老妈子兼听差，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张越一直记得一件事，有一回，她跟一个上海的朋友聊天，聊到戏，对方说，喜欢看央华的戏，还认识一个央华的票务，张越有点好奇：「央华的人我还挺熟，票务叫啥？」对方回答她：「一个叫王可然的，微信名叫右手举杯。」
这是一个戏剧制作人的生活：「两眼发直，乱乱哄哄，操心到极致。」
王可然在排练厅 图源王可然微博
两个都不在的地方
戏剧圈子里，王可然的央华是一家比较独特的公司。大部分民营戏剧公司排的戏其实就两类，一类是小圈子的艺术，不打算面向特别多的普通人，还有一类以低成本、低票价，迎合观众的趣味，逗逗乐、贫贫嘴——但王可然把自己放在了「两个都不在的地方」。
这一点，从央华的剧目表能看出来——《如梦之梦》《宝岛一村》《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的经典作品，《冬之旅》《新原野》《雷雨·后》是万方的戏，《乡村》《西贡》《犹太城》则是欧洲戏剧节上口碑非常好的作品。「这么多年来，在戏剧市场上，严肃的戏没市场，有市场的嬉皮笑脸，主题很深刻，市场又不错的，唯一就是可然。」王可然的大学老师、纪录片导演张同道如此评价。
很多人都谈起过那件事。那还是2017年7月，王可然和演员安娜伊思·马田去了欧洲最负盛名的戏剧节——阿维尼翁戏剧节。在阿维尼翁的第一天晚上，他们抢到《西贡》两张票，座位很糟糕，是剧场最后一排的角落，特别挤，王可然几乎是「半个屁股边碰着椅子」看的《西贡》。三个半小时的戏，全法语，他一句都听不懂，却看懂了，而且被极大地吸引，当天，他就去找导演谈，要引进这部戏。安娜觉得神奇，听不懂台词，要如何判断戏的好坏？但在王可然的标准里，制作人是一个全方位的工作，制作人首先是要懂戏，再去谈生产和制作。他把这种能力归纳为，「一种戏剧人的敏感和专业」。
张越是资深戏迷，她学文学出身，一直有看戏的习惯。央华上演《西贡》时，张越正在巴尔干出差，返程那天刚好能赶上最后一场，因为是法国请来的团队，下次演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坐了几十个小时的飞机，来不及回家，提溜着箱子就去了剧场。戏很长，她以为自己肯定会睡着，毕竟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结果居然没睡，从头看到尾。
《西贡》的故事发生在一间名为「西贡」的越南餐厅，讲的是一大批越南百姓跟着法国占领军撤走，逃往法国，从此国门关闭，铁幕降下，到他们活到铁幕打开的那一天，40年过去了。历史裹胁着个人的命运，完全不能控制，这些异乡人一生都在寻找文化和身份的认同。2018年12月，《纽约时报》评选2018年全欧洲五部最值得推介、最具创作高度的戏剧作品，《西贡》就是其中之一，它被称为2017年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剧王」——王可然戏剧人的敏感，应验了。
他还力推了一出叫《乡村》的戏，戏的主角是逃回以色列的犹太人，眼看着追兵就要打到以色列了，但那里的人干着活，喝着酒，日子一如往常，他们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说，那就再等两天，不行咱们就去马萨达吧。
不了解犹太民族历史的人，可能领会不到这句话的含义。马萨达是以色列的一个高岗，那地方原是犹太国王的王宫，两千年前，古罗马帝国入侵时，大部分犹太人被杀死、被抓走，剩下最后的一批，只能跑到王宫门口的那片山岗上。围困之后，这些人誓死不降，他们在那儿守了一年多，直至弹尽粮绝，集体自杀。「去马萨达」，就意味着集体自杀。这个民族经历得太多了，死亡对他们来说仿佛等闲之事，他们是勇敢的，从不喊口号，只是过日子，然后云淡风轻地说：「不行咱们就去马萨达吧。」
这些年，央华引进的也多是这类作品。《犹太城》讲的是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被限制在 「犹太城」，这些即将被处死的人，白天做苦工，晚上会换上干净衣服，用一块肥皂头或一件旧衣服，换一张戏票，到剧场里看戏。进到剧院，仿佛回到了往日文明的生活中，「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还像个人」。
看这些戏时，作家贾行家疑惑过：「如此遥远的苦难，如此不同的苦难态度，为什么在今天在这里上演?」像《乡村》这样的戏，不介绍历史背景，观众是很难懂的，不是所有人都理解「马萨达」意味着什么，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犹太民族两千年的流亡史，这些戏好归好，但门槛太高，票不好卖，「赔死了」。
但王可然不这样认为。舞台上那些「遥远的苦难」，讲的其实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命运。他想让中国观众看见真正好的东西，不管现在能不能完全看得懂，能不能欣赏得了，但真正质量好的东西它得在，大家得见过。
去年上演的央华版《如梦之梦》，王可然大胆地启用了肖战来饰演《如梦之梦》里面的五号病人，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决定。许多人都很吃惊，为什么选他？其实在此之前，王可然并不认识肖战，也不了解他的过往，他知道肖战是因为选角导演的推荐，听身边一位心理医生聊起，才知道肖战经历的始末。
第一次跟肖战见面，他认为五号这个角色对方能胜任。肖战瘦削、干净，和五号的气质很相符，最重要的是，演员身上的复杂性足以代表戏剧的复杂性，他所经历的人生无常，那种迷茫，「人待着待着莫名其妙就被成全了，莫名其妙又被打击了」，那既是五号病人的命运，也是肖战自己的命运。
过去一年，肖战的加入给《如梦之梦》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关注，武汉场《如梦之梦》开票时，购票平台曾因人数过多而崩溃，数据显示，当时每秒钟有超过13万人在线购票，而未改造前，武汉琴台大剧院能卖出的座位数只有1800个左右。
这也给央华带来了数不尽的冲击和困扰。尽管推出了一人一票一证实名制购票，仍有黄牛挂出售卖信息：去年北京场《如梦之梦》所有价位的票，黄牛炒到了最低5位数起，其中一楼和莲花池的票更是2万以上。为了应对这些，票务售罄后，央华官方一直在呼吁，「请各位认准真正的合理、合法、安全的三家票务销售渠道，目前这三个渠道均已无任何可售余票了」。
张越如此形容王可然正在做的戏——他要做符合广大人群心理需求，又有高水准舞台呈现的戏剧作品，前者能把更多的人带进剧场，而后者则保证观众的精神食粮美味营养，这样才能让戏剧与观众互相滋养，以便双方都能体健貌端、长寿健康。
「这当然很难，对一个靠卖票养活自己的民营剧团来说尤其难，但他知行合一地做了。」
任薪橦（孙女）、孙中艺（老总管）、许晴（顾香兰C）、张亮 (伯爵)、肖战（五号病人B）、黄璐（江红A）
拐杖
去年冬天，王可然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颁奖典礼在一个小院举行，在场的都是他最亲密的工作伙伴和朋友。那个下午，王可然很动情，站在台上说了很多话，讲自己为何走上戏剧之路。
他从小就敏感多思，在家里小小的九寸黑白电视上，看了很多话剧，那时候电视节目不够播，电视台在剧院架个机器，录播话剧，总政的，人艺的，播什么他就看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对未来有恐慌感，这一点他也解释不清，总觉得世界很大，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找不到可靠活着的办法。
中学时代，一位安徽省话剧团的演员找到王可然所在的合肥二中，要给学生们排一个戏，免费，王可然当时是校学生会宣传部的部长，成了对接人。那位老师叫周安东，他带着王可然走进戏剧的大门。那时他们排话剧，所有人都走了，王可然还一个人在学校礼堂，一遍一遍地练台词、走位置，礼堂很空，能听见自己的回声，好像每走一遍，心里的那种少年维特式的烦恼就少一点。跟弟弟一起放学回家，他经常走着走着就开始背台词，弟弟都笑，觉得他「神经了」，要跟他保持20米的距离，怕别人以为这里有一对傻子。
王可然的戏剧之路并不顺遂，第一次考戏剧学校，家里并不支持，因为要去外地考试，钱不够，一位老师资助了他100元，那是1987年，100元是老师至少半个月的工资。第一次考学，他去了北京、南京、杭州，初试就被刷了，于是去当兵，在北京郊外的长辛店，他当了三年装甲兵。三年过后，还是想学戏剧，他又去考试，那年的招生老师正好是之前遇到的那个，他认出了王可然，鼓励他，「你这四年变化巨大」。
他先是去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读了一年半，又退学去了北师大。他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年龄偏大，戏剧功底也深，有个任课老师选了他当课代表，老师在讲台上说，以后你们还要学单本剧，什么是单本剧呢，10到15分钟长度的剧叫单本剧，王可然脱口而出：「老师，不是的，30分钟以上才是单本剧。」
二十多年过去，王可然和大学老师张同道一起吃饭，对方还记得他的那些「事迹」，他老逃课，因为很多东西他都懂了，他从来也不会做出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有学生天天跑办公室，去帮老师倒水、扫地，「批发各种形容词」，张同道评价他：「王可然肯定不会干这个事。」
但毕业是现实的，他还是没能做戏剧，「混迹在各个电视台的剧组里」，或者在电视台给人做点活，还开了一个小广告公司，有个生意上的伙伴跟他合作了十年，突然有一天跟他讲，王可然你真是个很有趣的人。这十年间，他观察了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做着做着就倒了，一小部分朋友做着做着就发达了，只有王可然，十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这位朋友点醒了他：「你不是那种能力差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现在干的事都不是你在意的，你不会为了它拼命。」
那一天，王可然觉得自己再也无法逃避了。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知道，戏剧是他人生的拐杖，等到大学毕业，他以为自己可以不思进取，浑浑噩噩地活着，挣点小钱，活得还挺滋润，但时间告诉他，这些东西根本无法带给他真正的快乐。
那个授勋仪式，贾行家也在现场，他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对朋友的理解：王可然为什么那样选戏？为什么做一家央华这样的公司？这些都得到了解答——「央华的戏剧救了哪个具体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它肯定救了王可然自己。」
「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授勋仪式上，王可然先生接受法国驻华大使罗梁先生颁发的勋章。王晓溪 摄
那些对戏有伤害的事，王可然通通都拒绝了。2013年，《如梦之梦》首演，其中有一场重头戏，女主角许晴、谭卓，饰演伯爵的男主角金士杰都会出现在舞台上。一个茶叶品牌找上门来，说只要把他们的茶叶放到舞台的桌子上，就愿意付三十万元。
当时几乎是王可然经济上最紧张的时候，母亲身体也不好，正需要钱，听说有赞助，他本来是开心的，在老上海天仙阁的桌子上放一盒茶叶，也非常合理。可签约当天，品牌方拿出茶叶来，他一看是普洱，当场就拒绝了。「20世纪20年代，普洱还是偏远地区的乡民喝的茶，根本就进不了当时上海最高档的妓院。三教九流的顶层人物，喝的是最好的龙井或者最好的猴魁，桌上怎么可能会有普洱?」
因为尊重戏剧，他不愿生硬地宣推，更愿意让戏剧和人心发生关系。张越印象最深的，是王可然曾经为了宣传万方的《新原野》，发起了一场剧本围读会。
那是2017年6月17日，111位戏剧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出发，汇聚到古徽州黟县的南屏村。他们中有教师、警察、魔术师、图书编辑，还有国家击剑运动员、公务员、村妇。央华包下了村里所有的客栈和旅馆，请大家在老祠堂围读剧本。南屏村交通并不发达，得先乘飞机，再倒汽车，张越路上来例假，连买卫生巾的地方都找不到，最后还是当地一位女性「支援」了她。
那个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读剧本。《新原野》看起来讲的是一个旧社会女性的故事，但事实上，当111个参与者一人一句读完了之后，每个人都好像变成了剧中人，大家开始倾诉，每个人都开始谈自己的感受。夜深了，剧终人散，人们在广场上搭起长条桌，喝啤酒、聊天。编剧万方对同行的人感慨，那个夜晚，永生难忘。张越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发布会」，但她知道，这些人就像种子一样，会将《新原野》带给更多人。
南屏举行的大型读本活动
大树底下不长草
王可然不是一个情绪平稳的人。至少现在不是。十几年前，张越刚认识他那会儿，他还是一个特别克己复礼的人，看不到什么情绪，反而特别照顾别人的情绪，但现在，「他就跟一个行走的炸药包似的，一碰就炸了」。
去年冬天，因为20套《如梦之梦》的票没有安排到位，王可然曾当着一群央华工作人员的面，直接打电话批评一位央华副总经理，那是一个追随了他近20年的下属和伙伴，但批评是毫不留情面的，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说：耽误这一整天，你脑子在干什么？他也曾在十几位员工面前骂副总经理李雄，骂了整整十分钟，还摔了杯子砸他。在排练现场，许多次，张越和王可然都因为戏吵起来，张越是唯一一个敢直接骂他的人，吵得厉害时，张越说他：「你这不就是个暴君吗？」
「王可然是个控制狂。」他总是把问题管理得很细，这是张越最痛恨他的一点。比如说晚上要去吃庆功宴，这种小事，他都要自己安排，谁和谁要坐在一块，谁喜欢吃什么，谁谁谁最近不舒服，需要有什么特殊照顾，他一定要每个人都打理到，如果今天晚上下雨，那么谁和谁要打一把伞，他都会想好。有时候张越也在想，他管这些干什么，但他就是要管，不管他就不踏实。
但作为朋友，张越又非常理解王可然的情绪化。一个24小时有100件事需要处理的人，从钱、到项目、到人、到对外对内的关系，他都要管，这样的人很难没有脾气。
他遇到过太多没法掌控的事，一场演出，涉及到几百人的调度，航班延误了，全部演员滞留机场，下一场演出赶不上了，或者是技术团队和剧场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了，这些事都有过。
他还要面对永远在变化的明星们。曾有一位明星主动要求来央华演戏，签约时答应能拿出70-90天来排练，签完合同了，新闻发布会开了，突然通知剧组，只能拿出19天，而且这19天都不是连贯的。还有人只参加一线城市的演出，不想去二三线城市的巡演；有说自己接了新电影，实在是没时间，能不能轧戏……刚开始做制作人时，一看到是明星经纪人来电，王可然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因为一旦哪个演员要变动，简直是灭顶之灾。
贾行家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制作人，王可然在和演员沟通的时候，会说一些「掉底的话」，他会直接告诉演员们：「我不想和演员深交。」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尤其是商业世界里，这句话是犯忌的，因为它太容易被误读，可能会影响演员的情感。一个做戏的人，和一个演戏的人，为什么不深交？
但王可然就这么说了，「就像是一个魔术师用透明的布在给你表演一样，他就这么干了」，反而有一种奇妙的真诚，就好像东北人在酒桌上说，「咱们俩以后好好处，但是处不好也没事」——事实上演员也都明白， 「你告诉我这个，我就放心了」。贾行家后来想想，「那句话反倒对演员是个安慰」。
对所有戏剧人而言，2021都是艰难的一年。去年11月8日，央华戏剧一天里发布了3座城市演出的取消信息：河南艺术中心的舞台剧央华版《如梦之梦》，重庆大剧院、珠海大剧院的舞台剧连台戏《雷雨》《雷雨·后》。更早之前长沙场的《如梦之梦》，所有的演员都到位了，剧场拆了、改了，差一天就公演，几百万已经花进去了，票也全都卖光了，张家界出现疫情。那个时候，大家都处在犹豫中，演还是不演？最后时刻，王可然自己叫停了。
身边的朋友都劝，扔出去几百万，对一个民营剧团来说简直就是「要死了」，但即使是停了，也没人觉得你好，观众都骂你，只能自己扛着。自己扛的结果就是，压力特别大，气急败坏，待着待着，莫名其妙就开始「发疯」，摔桌子，打板凳，不知道又跟哪件事急眼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熬。
贾行家有一个感受是，在央华，王可然没有一个等量齐观的合伙人，他的要求很高，秩序很严密，因为「民营企业没有太多试错的机会」。他是这个公司的绝对核心，大家拿他当师父，当长辈，工作人员实际上都是二传手。有时候，可能某位工作人员半夜给发来一句，「对不起，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那一定是王可然看了告诉他的。
「大树底下不长草」，这是央华的现状，也是王可然的困境。当《人物》试图将这个问题抛向王可然，他飞快地打断了这个问题，语气急切：「并不是需要我来决断，而是必须我来决断。这绝对不是权力，而是责任，因为我要承担所有后果。」
图源王可然微博
剧场的滋味
看自己制作的戏，王可然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悄悄地看。
他有一个习惯：数观众。制作第一部戏时，他就是如此。那还是十多年前，《陪你看电视》深圳首演，中场休息时，他站在门口，看见一大群人往外面跑，他太难受了，本能地开始数，想看看走了多少人。等中场休息快结束，又有很多人往回走，他又开始数回来的人，最后发现，走掉的人和回来的人数一样多，心才放下来。
在剧场这个封闭空间里，王可然有过许多难忘的时刻。《如梦之梦》第一年开演，有两位观众因为看戏是邻座，中场休息时聊了几句，留下联系方式，消息再传来时，他们已经结婚了。
《如梦之梦》五周年的时候，有一位癌症患者来看戏，结束后参加活动，正好当时五号病人的主演胡歌下台，那人喊了一声，胡歌听见了，跪在莲花池边上给他签名，很多媒体见证了这个瞬间。第二年，这位患者又来了，王可然认出他来，对方告诉他：「我又活了一年。」
剧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人心能得到片刻安放。「所有的撕裂，都有一个解答的机会，所有的绝望，都有一个予人希望的方案。」很多人都提到了戏剧带给他们长久的抚慰和震动。张越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如梦之梦》的心情——人啊，糊里糊涂被送到这个世界上，努力寻找了，和期盼擦肩而过，等慢慢想明白了，这辈子就结束了，下辈子还会再来，所有的苦都要重吃，所有的执着都不能放下，又要重新历练一遍——人就一轮一轮地，跌跌撞撞地活，是人生苦旅，也是人生乐趣。
贾行家也记得自己去看戏，演员何赛飞站在观众席里和台上的人说话，能看到她小腿下面肌肉的抖动。「话剧是空间的游戏。台上的运作如同一个有机整体，如同钢琴演奏家舞动的双手，说不出的默契，说不出的准确，默契就是简洁，准确就是优雅，都是百看不厌的美学标准。」
话剧演员李宗雷，最享受的是舞台上那种「流动的节奏的气息」。他第一次感觉到观众的呼吸，是演《北京人》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瞬间，他说了一句话，突然感觉观众的呼吸一下就停了，他们就想听他后面要说什么，他开始跟观众做游戏，就不说，然后放两句话，再放两句话，等观众慢慢松一口气，说着说着又停了，那些词完全就在脑子里，自己疯狂往下走。
话剧演员的收入不高，这不是什么秘密，刚毕业的小孩去剧院，一个月五六千块，李宗雷刚入行时，2006年，一个月工资400块，没什么戏排，他应聘过洋酒的销售，卖过车，给企业宣传片配「非常宏伟的配音」。
在央华的一间小会议室，他分享了一件事，那是2009年，当时他还没有来央华，在另一个剧团，有个演出要去欧洲，要申请签证，让大家出具一个银行的存款单，要有3万元以上的存款，一屋子戏剧演员全炸了，「说谁有他妈三万块钱存款还来干这个」。
当时大家都在那笑，觉得这是非常戏剧的一件事，一帮人在台上演才子佳人，演老板、高官、富商、伯爵、哈姆雷特，要三万块钱存款作为出国的凭证，全都拿不出来，但大家那个时候不觉得苦，就觉得很有趣，很好笑。
之前疫情来了，实在没戏演了，李宗雷在家做红烧肉，在小区里面给人卖饭、送饭。他演过很多「风流倜傥的大帅哥」，现在卖卖饭，也没觉得有什么，他在剧场跟大家讲，红烧肉也分派别，湖南加辣椒，江浙加糖，各地都不一样。央华的排练厅扔着好些书，卡尔维诺，村上春树，都是李宗雷的——红烧肉和看书演戏不冲突。
去年，王可然的身份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放下了部分手头工作，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参与到戏剧制作，导了新戏《你和我，剧场奇妙七步》。这部戏从曹禺的四部经典著作《雷雨》《北京人》《原野》《日出》以及万方的三部作品《冬之旅》《你还弹吉他吗》《新原野》中节选了七个片段，张越也成了戏中人，她本色出演了一位「说书人」，将七个片段巧妙地串成一个整体。
在这部戏的结尾，所有演员一起目视前方，诉说着《雷雨》里周冲对理想世界的描绘——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首演的那个夜晚，戏演到这里时，观众自发开始鼓掌，剧场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演员越来越「松」，观众却越来越「紧」，这是属于戏剧人和看戏人的奇妙共振。
刚刚过去的3月，王可然和央华又开始制作中文版《悲惨世界》，采用的是维克多·雨果的儿子夏尔·雨果改编、曾由其父亲自认证的剧本，法国演员之春戏剧节主席让·瓦雷拉监制，法国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导演，2023年1⽉10-15⽇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世界首演。
发布会上，许多人回忆了自己与《悲惨世界》的故事。那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主持人张越说，她找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各个版本的《悲惨世界》，如果出国，也会查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在演《悲惨世界》，不管英文版法文版都要去看一下，雨果笔下的法国，那些普通人的故事，「非常长，非常美，非常有力」，冉·阿让一边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狂风暴雨，一边面对内心的征战。
这也是王可然青春期最喜欢的戏。他曾在许多场合提到过《悲惨世界》对他的影响，「你就觉得天空开始亮起来了，高中生活有依据了，有光了」。戏可以把对生活的压力和不满都抒发出来，可以把对别人的关心说出来，把不公平的事鞭挞一下。
关于《悲惨世界》，他还想起来一个小故事，他第一次看这本小说时才12岁不到，重读时是17岁，那年，他去参加一场主持人考试，所有考生都是竞争对手，前面一位考生发现自己忘带稿子了，他就把自己的备稿递了过去。下午，他照例去恩师赵芝莲老师那儿上课，跟老师提起这事儿，还问老师：「我这样是不是好傻？」赵芝莲老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跟他说：「你不傻，你心里表现出了我看重的东西，这就是人道主义。」
那天，老师拿了一本《悲惨世界》递给他，夜里重读，王可然至今还记得那份心境——「它把我朴素的东西照亮。它告诉我什么是对的。」
王可然站在黑暗的侧台看光亮处的戏 图源王可然微博
参考资料：
1、《一切为戏剧》，王可然、牛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2、《赖声川的创意学》，赖声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