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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之梦》背后,那个造梦的人

他身上有一种混杂的气质,理想主义的天真与商人的精明计算并存,挣扎在「桃花源」与「武陵」,乌托邦与名利场,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为无数细枝末节的问题做决断——比如在疫情冲击和时代巨变中,为一部戏找到容身之所。

文|枕木

编辑|金匝

图|受访者提供

梦的缘起

故事,要从《如梦之梦》说起。

那是1990年,导演赖声川在罗马看画展,他注意到一幅杨·布格尔的画,画的主题就是「画」,在那幅画里,到处都是画,墙壁上挂着画,地上堆着画,画中人物手上拿着画。看到这幅画中画时,赖声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既然画家可以做「画中画」,那我也能写一个「故事中的故事」。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一个长句: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这是《如梦之梦》最初的构想,也是后来这部戏的第一句台词。

9年过后,赖声川在印度研习佛法,白天上课、绕塔,晚上读书。有个午后,他坐在舍利塔南边,开始书写这个「故事中的故事」——他把脑子里组合出来的一切人物、剧情、架构,从心中「倒」在纸上。等回家后,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输入电脑,变成了一份长达29页的大纲。平常两小时的戏,大纲通常是3-4页,他自己都无法想象,这份29页的大纲,会成为一出多长的戏。

后来,这份大纲成了长达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

《如梦之梦》固然是一出好戏。它是大胆的突破,也是惊人的作品。《香港经济日报》评价它,「一个大戏川流不息」,新加坡《海峡时报》称它有「史诗的特质」。但它也是一部非常难制作的戏,这部戏共有十二幕九十五场,演出长达八个小时,首创环绕形式剧场,让一部分观众坐在舞台中央,椅子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犹如置身故事之中,与剧中人同喜同悲。它需要三十多位演员饰演一百多个角色,三百多套衣服,舞台包含八个方位、三个楼层,时间线从民国初年一直延续到现代,空间上横跨亚欧,从台北演到巴黎,又到上海、北京、诺曼底。

剧本完成后的5年里,《如梦之梦》演过几次,「演一场亏一场」。第一次演出是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那时赖声川是客座教授,只做出了一版三个半小时的英文版工作坊式演出。后来他回到台湾,在台北艺术大学,终于上演了完整的八个小时的《如梦之梦》,却难以持续。赖声川的妻子丁乃竺当年接受采访时也说:「每次制作《如梦之梦》都当作是最后一次,因为实在太困难了。」

为了找到复排的可能性,赖声川曾让学生做过一个「《如梦之梦》专业重演企划案」,研究这部戏如何才能一直演下去,五位研究生努力了一个学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该剧无法重演。「不但无法筹集专业演出所需之预算,更在台湾找不到适合的演出空间。」

2005年过后,整整8年里,《如梦之梦》都没有再演出过。

直到遇见王可然。

2021年央华版《如梦之梦》剧照 图源如梦剧场公众号

王可然,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的主角,一位戏剧制作人,痴迷戏剧,不为人熟知,是完完全全「幕后的人」,谢幕时没有他的身影,演职人员名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但同时,他也是大戏《如梦之梦》背后的舵手。

遇到《如梦之梦》是在2009年,王可然刚成立一家名叫央华的戏剧公司,想做一些真正的好戏。他和赖声川合作《宝岛一村》,他管制作,赖声川是导演,有一天,他给《宝岛一村》想了个广告语,叫「赖声川超越巅峰之作」,询问赖声川的意见,结果对方一笑,说:「我还有个作品,叫《如梦之梦》,你可以看看。」

《如梦之梦》剧本很长,王可然看得很慢,但读了一半,他就打电话给赖声川:「我们做吧。」赖声川提醒他:「你要想好哦。」

从决定要做《如梦之梦》到它真的面世,王可然筹备了近4年。这部戏成了他那段时间的人生主题。4年里,王可然的好友、央视主持人张越每次见到他都会问:「你上次说那个戏怎么样怎么样,还排不排啊?」排吗?刚开始,王可然的心里也没谱,只说「多半排不了」;等过些日子,张越再问,他有了松动,「再等等,在想办法」;又过些日子,他会说,「有点眉目了」。

2013年,《如梦之梦》终于在大陆首演,主演是许晴、 史可、 谭卓、 刘美钰、胡歌、李宇春、闫楠、孙强。首场戏,一张最贵的戏票一千来块,那时北京市的月平均工资是五千多块,谁要花工资的五分之一,看一场从没听说过的戏?连张越也担心票卖不出去,为了支持王可然,她自己默默花钱,买了一堆票请同事看。

但大家都没想到,《如梦之梦》北京首场的票,很快就卖空了,票房超过1200万元,那是保利剧院第一个破千万的戏剧。等到上海演出,又卖了1000多万,剧场的工作人员给领导打电话汇报,那头都不敢相信:「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那之后,央华版《如梦之梦》在大陆连演了9年,簇拥者无数,到了这两年,常常一票难求,张越放出话去:「谁都别再托我买票了。」大家都知道她和王可然关系好,但她一个口子都不敢开,只回一句:「我买不来。」

一部普通话剧的成本约为100万,但《如梦之梦》不同,它制作繁复,费用超过800万。4年筹备,没有收入,为了拿出这800万,王可然卖掉了自己在观湖国际的房子,也抵押了自己在富力城的房产——那是他毕业十多年来全部的积蓄,只能租房住。最穷的时候,他卡里就剩3万块钱。所有这些,在戏开演之前,他谁也没说。十多年过去,再聊起这段,张越都不住地摇头:「王可然是一个疯子,是个冒险家……《如梦之梦》这部戏,除了他,没人敢做。」

戏幕后的王可然,身上有一种混杂的气质,理想主义的天真与商人的精明计算并存,挣扎在「桃花源」与「武陵」,乌托邦与名利场,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为无数细枝末节的问题做决断——比如在疫情冲击和时代巨变中,为一部戏找到容身之所。

他的故事正如作家贾行家所说:「列位看官,且看戏剧人是如何商人一般,赌徒一般,顽童一般,也君主一般,巫师一般,在精明地、狂热地、游戏地,也专断地、魅惑地制戏吧。他们使我们的年月尚有几分性情,几分颜色。」

王可然 图源如梦剧场公众号

听差的、老妈子和舵手

去年冬天,《人物》跟访了王可然好几次,那是他最忙的月份,赶上《如梦之梦》的演出季,聊天的地点不固定,有时在排练厅,有时在餐桌上,或是剧院的会议室里,他的手机一直在响,经常答着问题,突然就开始对着手机发语音,结束后抬起头又问:「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戏剧制作人的日常,是看戏人很难理解的一种琐碎和忙碌。牛萌曾是资深文化记者,为了写一本名叫《一切为戏剧》的书,也是王可然的自传,她跟访王可然一年多,两人最高效的采访是晚上三点以后,那个时候,白天的事情都解决了,该回的微信都回掉了,王可然终于可以安静下来,好好地回答她那些问题。

白天的王可然到底在忙些什么?牛萌给过一个回答:他是一个剧的启动者、总设计师,负责选剧本,找导演,挑演员,找投资,搭建一个剧组,还要敲定演出场地,把关宣传营销、商务、售票……

他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排《雷雨·后》时,王可然想请法国著名戏剧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来执导,但对方对这个陌生的东方故事完全无感,看完剧本后一口回绝:我为什么要去中国导一部这样的戏?第二次沟通,他才改变主意,愿意跟王可然见一面。等到第三次沟通,他开始觉得这部戏很有乐趣。第四次沟通结束,他才正式答应来排这部连台戏,结果,新冠肺炎又爆发了。

在此期间,王可然和中方团队反复给埃里克写信,介绍《雷雨》《雷雨·后》的创作背景,解释为什么《雷雨》是中国最伟大的戏剧作品,它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关系是什么,整个过程前后花了一年半。

找好了导演,演员也需要一个个敲定。话剧经费有限,排练耗时又长,对演员来说不是一个很有性价比的选择,最困难时,敲定一个演员,王可然花了整整七个月。面试演员时,他不会让他们试戏,通常就约对方一起喝咖啡,大家随意聊聊天,一杯咖啡喝完,五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能判断这个人能不能用——这是一种对人的直觉。

他给《雷雨》选四凤的演员,和对方聊的是恋爱史,什么时候开始收到情书,什么时候开始恋爱,原因很简单——周家的两个公子都爱四凤,她一定是一个对男人极具吸引力的少女,那么,这个演员最好也在生活中有很强的异性缘。

他说服演员何赛飞来演鲁侍萍,很多人一开始不理解,何赛飞贵气、妩媚,在人们心里,鲁侍萍只是一个贫苦的、被抛弃和遗忘的老妈子,但大家都忘记了,鲁侍萍也是一个被周朴园疯狂爱过、到老也忘不掉的女人。王可然一直记得一个细节,那么多年,周朴园家的窗子就是不能开,因为鲁侍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开窗,「能让一个江南的阔少爷疯狂爱着的女人,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有无比的魅力」。

《雷雨·后》剧照,左起佟瑞敏(饰周朴园),何赛飞(饰鲁侍萍)齐琦 摄

戏剧制作人要操心的,远不止戏剧本身。保利剧院的副总经理张朝慧是王可然十多年的合作伙伴,她还记得,最早王可然和保利剧院谈《如梦之梦》的演出事宜,要拆改剧场,领导不同意,拍了桌子,因为从没有过先例。她作为剧场方的对接人,去王可然的办公室找他,「那屋特小特小」,推门进去就看到一张小桌子,王可然正跟人打电话,桌角放着一个大红本,是房产证。虽然王可然什么也没说,但张朝慧一下就明白了,她心里特难受,喜欢戏剧的人她见过不少,但用自己全部资产来赌这个事的,「少之甚少,甚至都没有」。

如果要更直观地感受一位戏剧制作人每天在做什么,牛萌在《一切为戏剧》中记录过几个片段。那是去年她看《如梦之梦》彩排时,王可然的日常——

他一边快步赶往剧场办公室,一边跟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伯爵、江红和五号病人的戏还要调整;晚上赖声川导演要跟演员肖战、张亮、黄璐视频连线,记得提前做好准备;饰演妻子角色的演员头发颜色不对,能否让其染色;现场观众千万不能拍照,一定要盯住;今天晚上安排一场聚餐,请全体演员吃火锅,给大家打打气。

穿过后台,推开办公室的门,一屋子人等着跟他汇报:面向抗疫工作人员的《如梦之梦》武汉公益演出场,确定要做直播吗?直播内容是什么?在哪些平台同步?这部戏在武汉公开首演,邀请哪些媒体和评论家去看?嘉宾的机票酒店订好了吗?快要开票了,售票规则怎么定?一张身份证允许买一套票还是两套?昨天这部戏又上微博热搜了,外界的疑问要回应吗?怎么回?

除了《如梦之梦》,还有数不清的事情等他拿主意:央华另一部重头戏《犹太城》马上要复排,公司的百度百科资料得重新编写了,年底要排一部新戏,该找主演了,已开始接洽一些演员,是否还有其他人选?

如此直到半夜2点。

不仅如此,制作人的功夫还得能延伸到剧场之外,这也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活儿。

编剧万方是作家曹禺的女儿,也是王可然多年的合作伙伴,她性格单纯,自我定位是个「社恐」。万方一直记得,《北京人》在厦门巡演,她忽然接到电话,家里16岁的宠物狗情况不太好,那会儿她在剧院,吓出一身冷汗,王可然立马从剧院出来,送她去坐回城的飞机,等到了机场,还有些时间,他又给万方买了个冰淇淋。安慰到万方的,除了冰淇淋,还有花儿,每年三八妇女节,万方都会收到王可然送的花,「没有人会送我花,但是他会」。

李宗雷是央华的签约演员,疫情刚爆发那年,他在老家合肥待了很久,没有演出,也没有收入,王可然给他打电话:「你来公司上班。」去公司干嘛呢?王可然给他弄了一个视频账号,拍些非常无聊的小视频,其实就是想找个名目给他发点钱。这样的小事很多,李宗雷喜欢这种感觉,「他会惦记着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这些很重要,很温暖」。

在央华,王可然是「这个单位的老爷、老妈子兼听差,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张越一直记得一件事,有一回,她跟一个上海的朋友聊天,聊到戏,对方说,喜欢看央华的戏,还认识一个央华的票务,张越有点好奇:「央华的人我还挺熟,票务叫啥?」对方回答她:「一个叫王可然的,微信名叫右手举杯。」

这是一个戏剧制作人的生活:「两眼发直,乱乱哄哄,操心到极致。」

王可然在排练厅 图源王可然微博

两个都不在的地方

戏剧圈子里,王可然的央华是一家比较独特的公司。大部分民营戏剧公司排的戏其实就两类,一类是小圈子的艺术,不打算面向特别多的普通人,还有一类以低成本、低票价,迎合观众的趣味,逗逗乐、贫贫嘴——但王可然把自己放在了「两个都不在的地方」。

这一点,从央华的剧目表能看出来——《如梦之梦》《宝岛一村》《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的经典作品,《冬之旅》《新原野》《雷雨·后》是万方的戏,《乡村》《西贡》《犹太城》则是欧洲戏剧节上口碑非常好的作品。「这么多年来,在戏剧市场上,严肃的戏没市场,有市场的嬉皮笑脸,主题很深刻,市场又不错的,唯一就是可然。」王可然的大学老师、纪录片导演张同道如此评价。

很多人都谈起过那件事。那还是2017年7月,王可然和演员安娜伊思·马田去了欧洲最负盛名的戏剧节——阿维尼翁戏剧节。在阿维尼翁的第一天晚上,他们抢到《西贡》两张票,座位很糟糕,是剧场最后一排的角落,特别挤,王可然几乎是「半个屁股边碰着椅子」看的《西贡》。三个半小时的戏,全法语,他一句都听不懂,却看懂了,而且被极大地吸引,当天,他就去找导演谈,要引进这部戏。安娜觉得神奇,听不懂台词,要如何判断戏的好坏?但在王可然的标准里,制作人是一个全方位的工作,制作人首先是要懂戏,再去谈生产和制作。他把这种能力归纳为,「一种戏剧人的敏感和专业」。

张越是资深戏迷,她学文学出身,一直有看戏的习惯。央华上演《西贡》时,张越正在巴尔干出差,返程那天刚好能赶上最后一场,因为是法国请来的团队,下次演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坐了几十个小时的飞机,来不及回家,提溜着箱子就去了剧场。戏很长,她以为自己肯定会睡着,毕竟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结果居然没睡,从头看到尾。

《西贡》的故事发生在一间名为「西贡」的越南餐厅,讲的是一大批越南百姓跟着法国占领军撤走,逃往法国,从此国门关闭,铁幕降下,到他们活到铁幕打开的那一天,40年过去了。历史裹胁着个人的命运,完全不能控制,这些异乡人一生都在寻找文化和身份的认同。2018年12月,《纽约时报》评选2018年全欧洲五部最值得推介、最具创作高度的戏剧作品,《西贡》就是其中之一,它被称为2017年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剧王」——王可然戏剧人的敏感,应验了。

他还力推了一出叫《乡村》的戏,戏的主角是逃回以色列的犹太人,眼看着追兵就要打到以色列了,但那里的人干着活,喝着酒,日子一如往常,他们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说,那就再等两天,不行咱们就去马萨达吧。

不了解犹太民族历史的人,可能领会不到这句话的含义。马萨达是以色列的一个高岗,那地方原是犹太国王的王宫,两千年前,古罗马帝国入侵时,大部分犹太人被杀死、被抓走,剩下最后的一批,只能跑到王宫门口的那片山岗上。围困之后,这些人誓死不降,他们在那儿守了一年多,直至弹尽粮绝,集体自杀。「去马萨达」,就意味着集体自杀。这个民族经历得太多了,死亡对他们来说仿佛等闲之事,他们是勇敢的,从不喊口号,只是过日子,然后云淡风轻地说:「不行咱们就去马萨达吧。」

这些年,央华引进的也多是这类作品。《犹太城》讲的是二战期间,大批犹太人被限制在 「犹太城」,这些即将被处死的人,白天做苦工,晚上会换上干净衣服,用一块肥皂头或一件旧衣服,换一张戏票,到剧场里看戏。进到剧院,仿佛回到了往日文明的生活中,「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还像个人」。

看这些戏时,作家贾行家疑惑过:「如此遥远的苦难,如此不同的苦难态度,为什么在今天在这里上演?」像《乡村》这样的戏,不介绍历史背景,观众是很难懂的,不是所有人都理解「马萨达」意味着什么,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犹太民族两千年的流亡史,这些戏好归好,但门槛太高,票不好卖,「赔死了」。

但王可然不这样认为。舞台上那些「遥远的苦难」,讲的其实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命运。他想让中国观众看见真正好的东西,不管现在能不能完全看得懂,能不能欣赏得了,但真正质量好的东西它得在,大家得见过。

去年上演的央华版《如梦之梦》,王可然大胆地启用了肖战来饰演《如梦之梦》里面的五号病人,这是一个需要勇气的决定。许多人都很吃惊,为什么选他?其实在此之前,王可然并不认识肖战,也不了解他的过往,他知道肖战是因为选角导演的推荐,听身边一位心理医生聊起,才知道肖战经历的始末。

第一次跟肖战见面,他认为五号这个角色对方能胜任。肖战瘦削、干净,和五号的气质很相符,最重要的是,演员身上的复杂性足以代表戏剧的复杂性,他所经历的人生无常,那种迷茫,「人待着待着莫名其妙就被成全了,莫名其妙又被打击了」,那既是五号病人的命运,也是肖战自己的命运。

过去一年,肖战的加入给《如梦之梦》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关注,武汉场《如梦之梦》开票时,购票平台曾因人数过多而崩溃,数据显示,当时每秒钟有超过13万人在线购票,而未改造前,武汉琴台大剧院能卖出的座位数只有1800个左右。

这也给央华带来了数不尽的冲击和困扰。尽管推出了一人一票一证实名制购票,仍有黄牛挂出售卖信息:去年北京场《如梦之梦》所有价位的票,黄牛炒到了最低5位数起,其中一楼和莲花池的票更是2万以上。为了应对这些,票务售罄后,央华官方一直在呼吁,「请各位认准真正的合理、合法、安全的三家票务销售渠道,目前这三个渠道均已无任何可售余票了」。

张越如此形容王可然正在做的戏——他要做符合广大人群心理需求,又有高水准舞台呈现的戏剧作品,前者能把更多的人带进剧场,而后者则保证观众的精神食粮美味营养,这样才能让戏剧与观众互相滋养,以便双方都能体健貌端、长寿健康。

「这当然很难,对一个靠卖票养活自己的民营剧团来说尤其难,但他知行合一地做了。」

任薪橦(孙女)、孙中艺(老总管)、许晴(顾香兰C)、张亮 (伯爵)、肖战(五号病人B)、黄璐(江红A)

拐杖

去年冬天,王可然获得了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颁奖典礼在一个小院举行,在场的都是他最亲密的工作伙伴和朋友。那个下午,王可然很动情,站在台上说了很多话,讲自己为何走上戏剧之路。

他从小就敏感多思,在家里小小的九寸黑白电视上,看了很多话剧,那时候电视节目不够播,电视台在剧院架个机器,录播话剧,总政的,人艺的,播什么他就看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对未来有恐慌感,这一点他也解释不清,总觉得世界很大,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找不到可靠活着的办法。

中学时代,一位安徽省话剧团的演员找到王可然所在的合肥二中,要给学生们排一个戏,免费,王可然当时是校学生会宣传部的部长,成了对接人。那位老师叫周安东,他带着王可然走进戏剧的大门。那时他们排话剧,所有人都走了,王可然还一个人在学校礼堂,一遍一遍地练台词、走位置,礼堂很空,能听见自己的回声,好像每走一遍,心里的那种少年维特式的烦恼就少一点。跟弟弟一起放学回家,他经常走着走着就开始背台词,弟弟都笑,觉得他「神经了」,要跟他保持20米的距离,怕别人以为这里有一对傻子。

王可然的戏剧之路并不顺遂,第一次考戏剧学校,家里并不支持,因为要去外地考试,钱不够,一位老师资助了他100元,那是1987年,100元是老师至少半个月的工资。第一次考学,他去了北京、南京、杭州,初试就被刷了,于是去当兵,在北京郊外的长辛店,他当了三年装甲兵。三年过后,还是想学戏剧,他又去考试,那年的招生老师正好是之前遇到的那个,他认出了王可然,鼓励他,「你这四年变化巨大」。

他先是去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读了一年半,又退学去了北师大。他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年龄偏大,戏剧功底也深,有个任课老师选了他当课代表,老师在讲台上说,以后你们还要学单本剧,什么是单本剧呢,10到15分钟长度的剧叫单本剧,王可然脱口而出:「老师,不是的,30分钟以上才是单本剧。」

二十多年过去,王可然和大学老师张同道一起吃饭,对方还记得他的那些「事迹」,他老逃课,因为很多东西他都懂了,他从来也不会做出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有学生天天跑办公室,去帮老师倒水、扫地,「批发各种形容词」,张同道评价他:「王可然肯定不会干这个事。」

但毕业是现实的,他还是没能做戏剧,「混迹在各个电视台的剧组里」,或者在电视台给人做点活,还开了一个小广告公司,有个生意上的伙伴跟他合作了十年,突然有一天跟他讲,王可然你真是个很有趣的人。这十年间,他观察了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做着做着就倒了,一小部分朋友做着做着就发达了,只有王可然,十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这位朋友点醒了他:「你不是那种能力差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现在干的事都不是你在意的,你不会为了它拼命。」

那一天,王可然觉得自己再也无法逃避了。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知道,戏剧是他人生的拐杖,等到大学毕业,他以为自己可以不思进取,浑浑噩噩地活着,挣点小钱,活得还挺滋润,但时间告诉他,这些东西根本无法带给他真正的快乐。

那个授勋仪式,贾行家也在现场,他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对朋友的理解:王可然为什么那样选戏?为什么做一家央华这样的公司?这些都得到了解答——「央华的戏剧救了哪个具体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它肯定救了王可然自己。」

「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授勋仪式上,王可然先生接受法国驻华大使罗梁先生颁发的勋章。王晓溪 摄

那些对戏有伤害的事,王可然通通都拒绝了。2013年,《如梦之梦》首演,其中有一场重头戏,女主角许晴、谭卓,饰演伯爵的男主角金士杰都会出现在舞台上。一个茶叶品牌找上门来,说只要把他们的茶叶放到舞台的桌子上,就愿意付三十万元。

当时几乎是王可然经济上最紧张的时候,母亲身体也不好,正需要钱,听说有赞助,他本来是开心的,在老上海天仙阁的桌子上放一盒茶叶,也非常合理。可签约当天,品牌方拿出茶叶来,他一看是普洱,当场就拒绝了。「20世纪20年代,普洱还是偏远地区的乡民喝的茶,根本就进不了当时上海最高档的妓院。三教九流的顶层人物,喝的是最好的龙井或者最好的猴魁,桌上怎么可能会有普洱?」

因为尊重戏剧,他不愿生硬地宣推,更愿意让戏剧和人心发生关系。张越印象最深的,是王可然曾经为了宣传万方的《新原野》,发起了一场剧本围读会。

那是2017年6月17日,111位戏剧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出发,汇聚到古徽州黟县的南屏村。他们中有教师、警察、魔术师、图书编辑,还有国家击剑运动员、公务员、村妇。央华包下了村里所有的客栈和旅馆,请大家在老祠堂围读剧本。南屏村交通并不发达,得先乘飞机,再倒汽车,张越路上来例假,连买卫生巾的地方都找不到,最后还是当地一位女性「支援」了她。

那个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读剧本。《新原野》看起来讲的是一个旧社会女性的故事,但事实上,当111个参与者一人一句读完了之后,每个人都好像变成了剧中人,大家开始倾诉,每个人都开始谈自己的感受。夜深了,剧终人散,人们在广场上搭起长条桌,喝啤酒、聊天。编剧万方对同行的人感慨,那个夜晚,永生难忘。张越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发布会」,但她知道,这些人就像种子一样,会将《新原野》带给更多人。

南屏举行的大型读本活动

大树底下不长草

王可然不是一个情绪平稳的人。至少现在不是。十几年前,张越刚认识他那会儿,他还是一个特别克己复礼的人,看不到什么情绪,反而特别照顾别人的情绪,但现在,「他就跟一个行走的炸药包似的,一碰就炸了」。

去年冬天,因为20套《如梦之梦》的票没有安排到位,王可然曾当着一群央华工作人员的面,直接打电话批评一位央华副总经理,那是一个追随了他近20年的下属和伙伴,但批评是毫不留情面的,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说:耽误这一整天,你脑子在干什么?他也曾在十几位员工面前骂副总经理李雄,骂了整整十分钟,还摔了杯子砸他。在排练现场,许多次,张越和王可然都因为戏吵起来,张越是唯一一个敢直接骂他的人,吵得厉害时,张越说他:「你这不就是个暴君吗?」

「王可然是个控制狂。」他总是把问题管理得很细,这是张越最痛恨他的一点。比如说晚上要去吃庆功宴,这种小事,他都要自己安排,谁和谁要坐在一块,谁喜欢吃什么,谁谁谁最近不舒服,需要有什么特殊照顾,他一定要每个人都打理到,如果今天晚上下雨,那么谁和谁要打一把伞,他都会想好。有时候张越也在想,他管这些干什么,但他就是要管,不管他就不踏实。

但作为朋友,张越又非常理解王可然的情绪化。一个24小时有100件事需要处理的人,从钱、到项目、到人、到对外对内的关系,他都要管,这样的人很难没有脾气。

他遇到过太多没法掌控的事,一场演出,涉及到几百人的调度,航班延误了,全部演员滞留机场,下一场演出赶不上了,或者是技术团队和剧场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了,这些事都有过。

他还要面对永远在变化的明星们。曾有一位明星主动要求来央华演戏,签约时答应能拿出70-90天来排练,签完合同了,新闻发布会开了,突然通知剧组,只能拿出19天,而且这19天都不是连贯的。还有人只参加一线城市的演出,不想去二三线城市的巡演;有说自己接了新电影,实在是没时间,能不能轧戏……刚开始做制作人时,一看到是明星经纪人来电,王可然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因为一旦哪个演员要变动,简直是灭顶之灾。

贾行家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制作人,王可然在和演员沟通的时候,会说一些「掉底的话」,他会直接告诉演员们:「我不想和演员深交。」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尤其是商业世界里,这句话是犯忌的,因为它太容易被误读,可能会影响演员的情感。一个做戏的人,和一个演戏的人,为什么不深交?

但王可然就这么说了,「就像是一个魔术师用透明的布在给你表演一样,他就这么干了」,反而有一种奇妙的真诚,就好像东北人在酒桌上说,「咱们俩以后好好处,但是处不好也没事」——事实上演员也都明白, 「你告诉我这个,我就放心了」。贾行家后来想想,「那句话反倒对演员是个安慰」。

对所有戏剧人而言,2021都是艰难的一年。去年11月8日,央华戏剧一天里发布了3座城市演出的取消信息:河南艺术中心的舞台剧央华版《如梦之梦》,重庆大剧院、珠海大剧院的舞台剧连台戏《雷雨》《雷雨·后》。更早之前长沙场的《如梦之梦》,所有的演员都到位了,剧场拆了、改了,差一天就公演,几百万已经花进去了,票也全都卖光了,张家界出现疫情。那个时候,大家都处在犹豫中,演还是不演?最后时刻,王可然自己叫停了。

身边的朋友都劝,扔出去几百万,对一个民营剧团来说简直就是「要死了」,但即使是停了,也没人觉得你好,观众都骂你,只能自己扛着。自己扛的结果就是,压力特别大,气急败坏,待着待着,莫名其妙就开始「发疯」,摔桌子,打板凳,不知道又跟哪件事急眼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熬。

贾行家有一个感受是,在央华,王可然没有一个等量齐观的合伙人,他的要求很高,秩序很严密,因为「民营企业没有太多试错的机会」。他是这个公司的绝对核心,大家拿他当师父,当长辈,工作人员实际上都是二传手。有时候,可能某位工作人员半夜给发来一句,「对不起,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那一定是王可然看了告诉他的。

「大树底下不长草」,这是央华的现状,也是王可然的困境。当《人物》试图将这个问题抛向王可然,他飞快地打断了这个问题,语气急切:「并不是需要我来决断,而是必须我来决断。这绝对不是权力,而是责任,因为我要承担所有后果。」

图源王可然微博

剧场的滋味

看自己制作的戏,王可然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悄悄地看。

他有一个习惯:数观众。制作第一部戏时,他就是如此。那还是十多年前,《陪你看电视》深圳首演,中场休息时,他站在门口,看见一大群人往外面跑,他太难受了,本能地开始数,想看看走了多少人。等中场休息快结束,又有很多人往回走,他又开始数回来的人,最后发现,走掉的人和回来的人数一样多,心才放下来。

在剧场这个封闭空间里,王可然有过许多难忘的时刻。《如梦之梦》第一年开演,有两位观众因为看戏是邻座,中场休息时聊了几句,留下联系方式,消息再传来时,他们已经结婚了。

《如梦之梦》五周年的时候,有一位癌症患者来看戏,结束后参加活动,正好当时五号病人的主演胡歌下台,那人喊了一声,胡歌听见了,跪在莲花池边上给他签名,很多媒体见证了这个瞬间。第二年,这位患者又来了,王可然认出他来,对方告诉他:「我又活了一年。」

剧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人心能得到片刻安放。「所有的撕裂,都有一个解答的机会,所有的绝望,都有一个予人希望的方案。」很多人都提到了戏剧带给他们长久的抚慰和震动。张越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如梦之梦》的心情——人啊,糊里糊涂被送到这个世界上,努力寻找了,和期盼擦肩而过,等慢慢想明白了,这辈子就结束了,下辈子还会再来,所有的苦都要重吃,所有的执着都不能放下,又要重新历练一遍——人就一轮一轮地,跌跌撞撞地活,是人生苦旅,也是人生乐趣。

贾行家也记得自己去看戏,演员何赛飞站在观众席里和台上的人说话,能看到她小腿下面肌肉的抖动。「话剧是空间的游戏。台上的运作如同一个有机整体,如同钢琴演奏家舞动的双手,说不出的默契,说不出的准确,默契就是简洁,准确就是优雅,都是百看不厌的美学标准。」

话剧演员李宗雷,最享受的是舞台上那种「流动的节奏的气息」。他第一次感觉到观众的呼吸,是演《北京人》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瞬间,他说了一句话,突然感觉观众的呼吸一下就停了,他们就想听他后面要说什么,他开始跟观众做游戏,就不说,然后放两句话,再放两句话,等观众慢慢松一口气,说着说着又停了,那些词完全就在脑子里,自己疯狂往下走。

话剧演员的收入不高,这不是什么秘密,刚毕业的小孩去剧院,一个月五六千块,李宗雷刚入行时,2006年,一个月工资400块,没什么戏排,他应聘过洋酒的销售,卖过车,给企业宣传片配「非常宏伟的配音」。

在央华的一间小会议室,他分享了一件事,那是2009年,当时他还没有来央华,在另一个剧团,有个演出要去欧洲,要申请签证,让大家出具一个银行的存款单,要有3万元以上的存款,一屋子戏剧演员全炸了,「说谁有他妈三万块钱存款还来干这个」。

当时大家都在那笑,觉得这是非常戏剧的一件事,一帮人在台上演才子佳人,演老板、高官、富商、伯爵、哈姆雷特,要三万块钱存款作为出国的凭证,全都拿不出来,但大家那个时候不觉得苦,就觉得很有趣,很好笑。

之前疫情来了,实在没戏演了,李宗雷在家做红烧肉,在小区里面给人卖饭、送饭。他演过很多「风流倜傥的大帅哥」,现在卖卖饭,也没觉得有什么,他在剧场跟大家讲,红烧肉也分派别,湖南加辣椒,江浙加糖,各地都不一样。央华的排练厅扔着好些书,卡尔维诺,村上春树,都是李宗雷的——红烧肉和看书演戏不冲突。

去年,王可然的身份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放下了部分手头工作,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参与到戏剧制作,导了新戏《你和我,剧场奇妙七步》。这部戏从曹禺的四部经典著作《雷雨》《北京人》《原野》《日出》以及万方的三部作品《冬之旅》《你还弹吉他吗》《新原野》中节选了七个片段,张越也成了戏中人,她本色出演了一位「说书人」,将七个片段巧妙地串成一个整体。

在这部戏的结尾,所有演员一起目视前方,诉说着《雷雨》里周冲对理想世界的描绘——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首演的那个夜晚,戏演到这里时,观众自发开始鼓掌,剧场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演员越来越「松」,观众却越来越「紧」,这是属于戏剧人和看戏人的奇妙共振。

刚刚过去的3月,王可然和央华又开始制作中文版《悲惨世界》,采用的是维克多·雨果的儿子夏尔·雨果改编、曾由其父亲自认证的剧本,法国演员之春戏剧节主席让·瓦雷拉监制,法国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导演,2023年1⽉10-15⽇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世界首演。

发布会上,许多人回忆了自己与《悲惨世界》的故事。那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主持人张越说,她找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各个版本的《悲惨世界》,如果出国,也会查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在演《悲惨世界》,不管英文版法文版都要去看一下,雨果笔下的法国,那些普通人的故事,「非常长,非常美,非常有力」,冉·阿让一边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狂风暴雨,一边面对内心的征战。

这也是王可然青春期最喜欢的戏。他曾在许多场合提到过《悲惨世界》对他的影响,「你就觉得天空开始亮起来了,高中生活有依据了,有光了」。戏可以把对生活的压力和不满都抒发出来,可以把对别人的关心说出来,把不公平的事鞭挞一下。

关于《悲惨世界》,他还想起来一个小故事,他第一次看这本小说时才12岁不到,重读时是17岁,那年,他去参加一场主持人考试,所有考生都是竞争对手,前面一位考生发现自己忘带稿子了,他就把自己的备稿递了过去。下午,他照例去恩师赵芝莲老师那儿上课,跟老师提起这事儿,还问老师:「我这样是不是好傻?」赵芝莲老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跟他说:「你不傻,你心里表现出了我看重的东西,这就是人道主义。」

那天,老师拿了一本《悲惨世界》递给他,夜里重读,王可然至今还记得那份心境——「它把我朴素的东西照亮。它告诉我什么是对的。」

王可然站在黑暗的侧台看光亮处的戏 图源王可然微博

参考资料:

1、《一切为戏剧》,王可然、牛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2、《赖声川的创意学》,赖声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