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25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主持召开政府第五十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两年后，上海市政府建立上海市住房问题研究小组，之后诞生了《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验方案》。

199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上海市的住房改革方案，同年5月1日，《方案》正式出台，提出“推行公积金、提租发补贴、配方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五项重点房改措施。

继上海试行后，1992年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等城市相继建立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住房公积金制度，1994年，国务院在总结部分城市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

1998年8月，福利分房制度正式终结，标志着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全国的全面展开。

1955年，新加坡为了应付工人的退休需要，当时的英属殖民地政府就推行了中央公积金制度，相当于强制性的存款储蓄，为退休后过敏提供养老保险，这个制度实际上是独立于政府预算之外，无需征税，由立法强制推行的国民储蓄计划，雇主与雇员分别按薪资的一定比例抽出薪资的一部分存入个人公积金账户并按期结息。

当时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通过颁行《中央公积金法》确立的，因为新加坡还是英属殖民地，除公务员和少数部分雇员外，其他群体都没有正式的养老保障。

1965年新加坡建国。李光耀执政后，为了避免高福利给政府带来沉重负担，通过扩张中央公积金制度的保障范围，强制替国民理财，涵盖了养老、医疗、住房、教育、投资等内容。

中央公积金支付的建立使新加坡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储蓄水平，80年代，新加坡的储蓄总额平均占个国民生产总值的41%，对1960年-1989年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加坡政府规定，每个公民的公积金存款户头必须保持不能支用的最低存款额度。而这些资金的80%，由公积金局全部购买政府建设证券，用于国家需要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从1965年至今，中央公积金共有600多亿新元用于社会保障，600多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成了新加坡高速发展的巨额资本来源。

但成也公积金，败也公积金。

在1985年新加坡经济衰退的的三个原因中，有两个就与公积金制度有关。由于公积金缴费率的不断提高，结存的巨额余款由中央公积金局投资与建屋发展局，造成了商业楼宇、旅店和酒店的过度膨胀，成为影响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其中，2013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余额达到2000亿美元，相当于其2012年GDP的74%。

2014年5月，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宣布，新加坡公积金最低存款余额的下限从2014年的148000新元调整到155000新元。当时的政策规定，会员在满55岁提取公积金时，必须达到最低的存款要求，如果不够，就必须全部保留。这预示着，在此阶段内满55岁的新加坡公民无法达到最低存款余额而被禁止提取公积金。

而新加坡政府人力部长陈川仁在国会接受询问时，也侧面证实了目前只有一半的人能达到这个要求。

此举激起了新加坡人的不满。

2014年5月，新加坡人 鄞义林在网上发表了《你的公积金去了哪儿》的博文。文章涉嫌影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挪用公积金款项，李显龙随即起诉其诽谤，要求他撤下文章，并作出道歉和赔偿。

鄞义林后来删除了博文，并发表了道歉声明，表示愿意支付5000新元的赔偿，而李显龙一“诚意不足”不接受道歉。

2014年6月、7月，6000人齐聚新加坡唯一被允许进行公开示威的芳林公园举行“还我公积金”的示威集会，抗议公积金制度。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不少中低收入的新加坡人认为政府主导的养老金制度不透明且不能满足退休生活。

鄞义林在集会上说，“新加坡人有权知道我们的钱去哪儿了”。

中国公积金制度师从新加坡。

当时，中国“人口压力重，经济底子薄”。90年代，中国一直实行福利分房的体制，但随着地方财力的困难、企业效益滑坡，住房解困的速度越来越慢。

四下考察之后，政府在新加坡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中国式的公积金被人诟病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典型。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会员拥有的个人账户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普通账户，用于购房、支付获准情况下的投资、保险和教育支出；二是保健账户，主要用于支付本人及直系亲属医疗费用；三是特别账户，只限于养老和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支出以及经济允许情况下的投资，一般在退休前不能动。

中国式的公积金设立了住房公积金（普通账户）、医保账户（保健账户）、养老账户（特殊账户），却没有设立个人账户制，采取了“统账结合”的制度，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由于没有任何养老基金积累，为确保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发放，只能使用企业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缴费，尤其是从近几年的实践看，旧制度下的养老金负债己经超过了社会统筹基金的支付能力，个人账户基金被用来弥补社会统筹基金的不足，造成了在资金流程上与现收现付没有实质性差别的“空账”运行体制。

现收现付模式强调的是一定时期内的收支平衡，即年轻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足够支付老年人当前支取的养老保险。但随着老龄化加剧，这一收支平衡被打破，现收现付难以为继，造成空账运转。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率高达90%，而2017年的空账已上升为4.7万亿元。

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在管理上也面临着严重的不足和漏洞。

2005年，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人李树彪，因贪污、挪用上亿元公积金一案被判死刑。

2009年，61岁的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朝阳区分中心原主任刘毅因挪用总计9000万元住房公积金被提起公诉。

2013年，吉林省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车世刚，涉嫌违法挪用住房公斤进高达11亿元。

新华网发文《公积金管理大案频发 公共信托制度亟待引入》称：

公开报道的公积金案件，从2003年的3起，2004年的8起一直上升到2007年的17起，2008年的18起，涉案金额也从2003年的1.16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10.8亿元，住房公积金遭挪用的案件频发并非偶然，这表明目前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体制仍存在不少的漏洞。文章说，人们缴纳公积金并不是向国家转移所有权，而是委托政府按照规定保管此钱，增进缴纳人的福利。所以，公积金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公共信托服务。公共信托机制关键在于公正，就是要公正地对待信托人的利益，而不能按照个人意志随意处分他人的财产，更不能以他人的财产谋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积金不在作为一项信托资金，而是作为一项政府资金进行了管理，由此观之，我们在公积金管理上存在着定位上的不准，这使得信托资金应具有的额监管严密性丧失，公积金存在着一种公地悲剧。

2014年，就在新加坡公积金引发当地民众不满的时候，人民日报发文称公积金陷入怪圈：几百套管理系统不互通，少数人“盛宴”。

人民日报说，相比房价一路高涨，公积金贷款额度明显偏低，功能弱化，渐成摆设，实际操作中，“提取难”又在加剧这一趋势，不少地方公积金提取存在手续繁、到账晚、限制多等问题，值得警惕的是，刚性规定加上不良作风使绊，反而催生了公积金代取业务，一些“地下中介”还要从中抽取高额佣金。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和监管机制，能不能解决公积金异地流动、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可不可以建立统一信息共享平台、成立公积金银行，需要改革去破解。

2018年9月13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通知》，《通知》中规定： 贷款额度与借款申请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年限挂钩，每缴存一年可贷10万元，缴存年限不够一整年的，按1整年计算，最高可贷120万元……

将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缴一年能贷10万，按照最高120万的额度计算，想要贷满，需要连续缴存12年。

且异地购房不能再随便提取，只能买户籍所在地或者户籍所在省会。

如此一来，公积金提取要么就是进城务工人员主动销户、要么等满55岁，或者干脆回家买房。

中国房地产发文说，政策的推出大有深意，称公积金“很大一部分沦为中高收入者炒房的”帮凶”。

但作为使用公积金买房的人而言，无论如何难以理解，作为最买不起房的一帮人，是如何成为“帮凶”的。

甚至还有一部分真正低收入家庭，靠工资和公积金贷款还是很难购置起商品房甚至保障房，买不起房，自然用不到公积金。

2013年，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中，9%的贷款人使用了80%的公积金余额，而大约有80%的人仍未使用住房公积金，这就使得公积金贷款形成了一个怪圈：无房的人补贴了有房的人。

政策规定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后，不论缴纳多少，贷款总额不会变，一方面，抑制了买房刚需，一方面又为租房提取提供便利。之前贷款额度与账户余额相关，许多人为了买房不敢随意提取公积金，现在买房无望，租房市场可谓又迎来春天了。

前段时间北京房租市场迎来一次高涨，而此次政策的推出，人们终将发现，公积金，其实是属于房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