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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丨赵毅衡评约翰·哈芬登著《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某种复杂的意义

赵毅衡评约翰·哈芬登著《威廉·燕卜荪传》第一卷:某种复杂的意义


赵 毅 衡

书 籍 简 介

作者:[英]约翰·哈芬登

译者:张剑、王伟滨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9

ISBN:9787220121241

说创作,说理论,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都是英美现代文学史上少不了的。他生来是一个特立独行不党不群的人物。长期远离英国与欧美的“文化主流”,与中国共命运,更为他的生涯平添了传奇色彩。燕卜荪著作极多,但很少写到自己的经历。关于燕卜荪的若干传记,不得不围绕他的理论展开,都是专业论著。关于他生平的零星记载,只是散见于各种人物的回忆。奇怪的是,关于他在中国的长期经历,很少见到他昔日中国同事学生有所回忆。本文不长,收集材料却耗尽了多年的耐心。燕卜荪晚年为先他谢世的朋友写了一些文字,说到一些个人的交往。他的这些文字常发表在“小刊物”,甚至图书馆都不收藏的学生刊物上,从未结集—这倒是燕卜荪的一贯大师作风,对发表的刊物等级毫不在乎。近日巫宁坤先生来英,带来他的回忆,也带来母校南京大学已故赵瑞蕻教授的纪念文字。他们都是昔日西南联大的学生。燕卜荪这个人物的形象,终于在我头脑中生动起来。燕卜荪十九岁进入剑桥,主修数学,两年后得到学位考试第一名。此时突然改攻文学,两年后的一九二九年不仅得到文学学位考试荣誉第一,而且写出他的成名作《复义七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成为英美新批评派轰动性的开场。那时他才二十三岁,已经是全国闻名的剑桥才子、剑桥文学社刊物 Granta 的台柱,前途可谓光芒万丈。他的指导教师瑞恰慈后来回忆说,燕卜荪当时做他的学生,按剑桥的面授(tutoring)惯例,一星期来见他一次,不久就拿来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提出许多“合理”的解读,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一个又一个兔子,最后他问:“任何诗都能这么读,对吗?”瑞恰慈对他说“那么你动手做吧”。两星期之后,燕卜荪就拿出了三万多字的打字手稿,一年后《复义七型》出版,那时燕卜荪硕士学位尚未到手。

复义(ambiguity),又译晦涩,或称朦胧。诗究竟是否应当意义清晰,不出歧解,一向是文学界争论之事。《复义七型》之所以震动文坛,是因为此书分析了两百多段名家作品,证明晦涩不仅是文学语言的特点(这点早就有许多人指出),而且是文学语言美感和力量之所在。自此书出版,诗能否多义,应否多义,此后已不必再争。当然,诗可以或应当晦涩到什么地步,仍是一个问题。燕卜荪一本书改变了整个现代诗的历史,甚至于有理论家认为现代诗应分成“前燕卜荪时期”与“后燕卜荪时期”。此书也开创了新批评派的“细读”(close reading)批评范例,一直到今天,英美大学的文学系,依然鼓励学生作细读分析。由瑞恰慈全力推荐,剑桥给燕卜荪一笔奖金进行深造。次年,正当瑞恰慈在北京任教时,剑桥校方因为在燕卜荪抽屉里发现了避孕套,取消其教师资格。此事使瑞恰慈极为震怒,但抗议无效。瑞恰慈只能劝燕卜荪到远东来,到他曾经短期任教的东京文理大学。燕卜荪在东京整整四年,一九三四年才回英国。远东之行,不仅让他”避过风头”,而且使他习惯了远离充满虚伪道德的欧洲文明中心。

在英国,燕卜荪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以及另一本名著《田园诗的几种形式》(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两本书都令文学界刮目相看,证明他不是靠小聪明一次成名的懒散才子。他率先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结合,证明田园诗这种中世纪的想象范式,在复杂的现代,可以被袭用,效果是复杂与单纯之间戏剧性冲突。这样,他就跳出了新批评的狭窄形式论。

在日本时,他已经开始写一本新作《佛的诸相》(TheFace of the Buddha),这是燕卜荪唯一一本关于东方的书。燕卜荪对佛教着迷,原因是他的强烈反基督教立场 :“佛教比基督教强的地方,是它摆脱了新石器时代留下的人祭牺牲狂热。”应当说,这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见解。可惜此书手稿在战时失落,不然将是一部比较文化研究超凡绝俗的著作。

一九三七年,燕卜荪回到东方,想完成此书。但日本的军国主义狂热,已经使燕卜荪这样不过问政治的学者都难以忍受。燕卜荪决定舍日本而取中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到达北京,正好落入七七事变后的围城。平津诸校南迁,燕卜荪与瑞恰慈夫妇由海路南下到香港,随即赶到长沙加入西南联大。为躲避轰炸,西南联大在长沙西南二百里的南岳村复课。三年级修的“莎士比亚”课连书本都没有。燕卜荪上课,凭记忆在黑板上默写了整出《麦克白》,一时传为佳话。据巫宁坤回忆,是整部《哈姆雷特》。据赵瑞蕻回忆,是“整段整段《奥赛罗》,还有乔叟和斯宾塞”。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在长沙时期,燕卜荪上课,的确只能凭记忆。赵瑞蕻先生说战事倥偬之中,上燕卜荪的课,让人恍然觉得如身临秦火之后,天下无书,儒士只能靠整部背诵经书授徒。燕卜荪成为西南联大传奇人物,还因为他的诗人风度 :极端不修边幅,而且好酒贪杯。有一夜倒上床时,把眼镜放在皮鞋里,第二天踩碎了一片,只好“半壁江山,坚持抗战”。

由于他上课精彩,燕卜荪与闻一多、吴宓、冯友兰一样,成为课前学生必然演出抢座位闹剧的热门教授。联大继续南撤到昆明,燕卜荪跟着长途跋涉。在昆明,依然几乎无书,燕卜荪曾南下新加坡解决书籍问题。回到昆明,发现饭堂刚被炸毁,几乎饿饭。

燕卜荪后来回忆说,如此的流亡大学,可能西方人认为不够水准。然而,他用他的亲身观察作证,理论物理教授的学术水准很先进,农学院收集研究了两千种小麦,最沉重难搬的工学院设备,都比香港大学强。纯科学研究也很受重视,流落到云南,社会人类学者反而兴高采烈。而他的课,“让学生为玄学派诗人唐恩瞠目结舌,肯定是战时的绝妙职业”。

赵瑞蕻教授回忆说,在昆明时,西南联大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外文系开一门“欧洲名著选读”,由十几位教授,各以一堂课讲一本书。师资阵容如此强大,恐怕在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而燕卜荪贡献的,是讲《堂吉诃德》。就燕卜荪对复杂意义的偏好而言,此书的确是最佳选择。而西南联大两年,也给燕卜荪留下最美好的记忆。他在文章《战时大学》中问道 :“你能想象牛津与剑桥搬到英格兰西北僻乡,合并成一个学校,而不争不吵?”中国知识分子的敬业合作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记得听已故的王佐良教授说,西南联大给他的最深印象,是从来没有为“权位”(placement)争吵,足以印证燕卜荪的观察。可惜,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事开始,燕卜荪坐不住了,赶回英国。他向联大校方“因战事请长假”,暂时离开,还算这个大学的人。

在英国,燕卜荪进入 BBC 广播电台工作。一九四一年起,207继奥威尔任中国部主编,该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风暴将至》(The Gathering Storm)。战后,一九四七年,燕卜荪已婚并有两个儿子,全家远途“回到”北京。在中国,孩子们坚持上本地小学,几年后小儿子雅可只会汉语,不会英语了。

当时形式分析的“新批评”学派风靡英美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克兰(R. S. Crane)、奥尔森(Elder Olson)等教授,主张与新批评不同,形成“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双方激烈争论。当时新批评的几位主将在耶鲁任教,因此,这场争论,文学史上又称“芝加哥—耶鲁之争”。新批评主张一切从文本分析出发,而芝加哥学派认为这是“批评一元论”,他们认为“体裁”等文本间的关系,是决定如何解读任何作品的先行条件。

过了半个世纪,现在回顾,芝加哥大学的这批学者,观点是对的。把《庄子》当作哲学还是文学,把《水经注》当作地理还是文学,读起来大不相同—不可能有脱离“体裁规定性”的阅读。但是当时,新批评如日中天,我可以想象新批评主将燕卜荪的亲炙弟子穆旦,在芝大面临的犹疑。巫宁坤回忆说,一九五〇年他回到北京,见到当时尚在京的燕卜荪。他刚在芝大学过奥尔森指名批判他的长文,希望听听燕卜荪的意见,燕卜荪只说了一句“没听说过这个人”,就扫荡一净,何等干脆!

不巧的是,抗战后燕卜荪又逢上中国的另一次战争。燕卜荪能在如此环境中保持幽默感,真是不容易。一九四八年,新批评派的基地美国肯庸学院举行讨论会,邀请燕卜荪夫妇参加。燕卜荪一生难得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次是远飞而去。那时买机票已是大难事,“用支票不行,银行过账一天,钱又不对了。所以我们扛了一大提包的大额票子到航空公司,四个职员点了一天,黄昏时终于明白还少两百万,赶快去银行提出补上。最后打字的纸,比同样大小的钱稍贵些”。

在如此气氛中,燕卜荪留下与北大师生一起“迎接解放”。甚至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已与英军在朝鲜对阵,燕卜荪也不愿意离开。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只是因为中方无意延订合同,他才很不情愿地回到英国。

燕卜荪第二次在中国期间,写成了他自认为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此书极具野心,试图一举解决语言学与社会学的结合问题。他指出,一个社会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主要靠对词汇的理解,这比公开声明的教义之类重要得多。而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词汇理解的发展。应当说,这是早于福柯二十年提出了福柯思想的基本命题。可惜,此书写得过于深奥,实在难懂。而且英美思想界,当时还没有接受此理论的氛围。不过此书之难,也挽救了它 :手稿托一个英国朋友带出中国,在海关被扣。几个翻译研究了大半天,也没有弄懂究竟内容是否反动,最后发还,一九五一年,在伦敦出版。

燕卜荪回英后,在一个较小的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任教二十多年,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离开。我想燕卜荪的剑桥经验,以及他的个性,使他永远不愿意进入英国的主流大学。如果不能远避到中国,就只好去外省大学。他不是理想主义色彩很强的人,尽一切可能远离政治。因此,二战期间BBC 的对华广播工作,使他极不舒服,战争一结束就赶快离开。对他来说,保持心智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英国一流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名声,根本落不进他的视线之内,无怪乎他的几本著作,都是孤标一格,学术上分量很重,极难读,却绝无学究气。

因为同情中国革命,燕卜荪在英国被公认为左派,却在一九七九年受封为爵士。近年由于弗兰克·克默德(FrankKermode)、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等英美批评界领袖的倾心推崇,燕卜荪历史地位更高。克摩德赞赏燕卜荪的诗“字谜般复杂”,布鲁姆认为燕卜荪之伟大,在于其理论与其人品一样“精怪”(eccentricity)。

写诗时,燕卜荪可以说惜墨如金。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诗合集》(Collected Poems),总共四十首,大部分是早年之作。他的诗可以说是他的理论的延续,寓意多重,晦涩难懂,在英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成一家。他的诗风,对他的西南联大学生辈诗人如穆旦等人,明显有极大影响 ;与他的同事,如卞之琳,互相得益甚多,至于中国的英美文学学者,几乎一代人全受到过他的教益。

燕卜荪写到中国的诗有五首。其中《中国》(“龙孵化出毒蛇……”)一诗,象征绵密,实际上在比较中日两种文化。《南岳之秋》是燕卜荪唯一一首长诗,有四百多行,是在谈战争中的西南联大,写得从容轻快。全诗娓娓而谈,似乎是与中国同事饮酒聊天,只是思想跳跃极快。“确实,我奔跑,我逃亡,带着希望,带着信任。”说到南岳,“对佛是神圣的。山自己就是神,骑坐在两个命运上”。看着巍然崇山,他说想起叶慈诗句 :“灵魂记得它的孤独,在许多摇篮中颤抖。”燕卜荪坚信的是,中国将在此摇篮中获得新生。燕卜荪自四十年代起,就不再写诗,只是偶然落笔。一九五二年离开中国前,写了一首《中国谣曲》,起头是“他见过了香香姑娘,正要回游击队上”,以《王贵与李香香》起意。但香香的告别,竟是元俚曲“捏一个泥人”的反复变化延伸,写得缠绵明朗,读来是本色民歌。写诗时,燕卜森是个妙人。

一九八三年九月,巫宁坤教授有机会到英国访问七十八岁高龄已经退休的燕卜荪,两人细说联大北大同事别后的坎坷生平,感慨万端。巫宁坤邀请燕卜荪重访北京,而且“不必演讲”,不料燕卜荪回答说 :“我喜欢演讲!”可惜,这个在中国演讲了半辈子的二十世纪大学者,第二年就去世了,没有像他的老师瑞恰慈那样,有在中国作最后一轮演讲的机会。这是燕卜荪的遗憾,更是中国学界—例如当时正在研究燕卜荪的我—极大的遗憾。

(本文许多轶事,是听王佐良、卞之琳、巫宁坤等前辈“闲谈”所得,无法加注,却信实。)

本文原载于《符号学论坛》

编辑︱王孔

视觉 | 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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