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奇江
在外职场歧视，在家“照料惩罚”，性别不公从根本上镶嵌和运作于“家庭-劳动市场”公私两个领域。疫情之下女性多维度的贫困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我别无选择。”根据路透社2020年4月的报道，一位英国的单身妈妈在疫情期间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当房屋的物业经理一边威胁她，表示要让她失去房子时，却也提起了“以性换租”的无理要求。该女性在英国公平住房联盟（National Fair Housing Alliance）网站上的播客中诉说了自己的不幸经历。“如果我不和他发生关系，他就会把我赶出去。”
同是2020年的4月，日本宣布了居家隔离的防疫政策。根据日本《周刊文春》的报道，由于疫情，一名叫做牧野和男的59岁男性公司社员收入锐减。4月5日，夫妻俩在家喝了5个小时的酒，妻子不断抱怨丈夫“挣得太少”。最终，失控的丈夫将妻子殴打致死，结束了两个人近三十年的婚姻。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个小镇Metema，许多做服务员或家政工作的女孩因为疫情被解雇。她们无奈转而从事性工作，否则，她们就只能回到村庄被迫嫁给年长的男性。疫情使许多家庭陷入贫困，女童面临着更大的童工和早婚风险。一个女孩甚至从11岁就开始卖淫。该镇管理劳动和社会事务的小组组长向路透社表示，超过一千名妇女在该地区从事卖淫工作，其中约15%是未成年人。
1月9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人们在露天市场上行走。
从英国、日本到埃塞俄比亚，她们只是成千上万个被疫情改变命运的女性的缩影。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与我们并存一年之久。出于隔离的防疫需求，许多城市经历了封城或宵禁，许多家庭被迫隔离。疫情不但造成了难以预计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对公共健康和卫生系统构成威胁，而且引发失业危机和经济滞缓，揭露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系统的脆弱性，强化了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在过去的一年里，疫情影响了每一个人，但对每个人的影响却不尽相同。老人比年轻人更加脆弱，穷人比富人更容易暴露于病毒之中。根据报告，从纽约最富裕的社区到最贫穷的社区，核酸检测的阳性率从35%上升到62%，美国40个州的数据表示，黑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比白人高2.4倍。而涉及到性别，虽然男性更容易感染，感染后死亡率稍高于女性，但女性受到新冠次生灾害的脆弱性更明显。不同人群不成比例地受到疫情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伤害。
疫情更像一枚棱镜折射出性别与贫困的复杂关系。封锁状态下，女性更容易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她们在家庭和护理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偏高，现在又增加了。女性大多从事不稳定的、容易暴露于病毒的行业和领域工作。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20年，疫情使4700多万妇女和女孩的生活状况降至贫困线以下。按照目前通用的世界银行关于绝对贫困的标准，收入低于1.9美元/天即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则是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一半。在2021年，全球可能将有4.35亿妇女和女孩陷入极端贫困。2021年，在25至34岁的极端贫困人口中，男女比例为100：118；预计到2030年，这一差距预计将扩大到100：121。
本文总结过去一年中疫情引起或加剧女性贫困的一些突出情况，重新审视疫情所暴露出的社会不公和性别不平等。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阻止疫情带来的性别平等的倒退和女性经济水平的降低。有必要指出，本文所讨论的贫困也不仅仅指向“收入/消费”的单一维度。贫困同样是就业机会、福利保障、身心健康和安全的缺失。疫情不但带来了健康贫困，它次生的失业、家暴、性和生命安全的威胁，都是贫困的不同内涵和维度。
性剥削：贫困滑坡的性别陷阱
在疫情期间，女性贫困一种特有的性别现象是性剥削的加重。除了文章开头提及的英国的“以性换租”的单身妈妈，在美国，类似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夏威夷州妇女委员会（The Hawaii Stat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的议员Jabola-Carolus对NBC 新闻表示，疫情期间她收到的房东性骚扰房客的举报比她在此工作的前两年都多。这些投诉中，许多房东都是在房客面临失业和经济压力的情况下，提出了性要求，以减免房客的房租。在以旅游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夏威夷，疫情不仅仅使人们的收入锐减、失去工作，新冠病毒又不得不让人居家隔离——这些情况为房东创造了性侵的绝佳条件。印第安纳州也有类似的案例。2020年4月，美国大约有50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失业总人数接近2200万。虽然一些州颁布了暂缓房租的救济政策，但还不足以让中低收入的租房者有栖身之所。根据美国多户住房委员会（the 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的数据，在2020年4月5日前，只有69%的公寓交了租金，而前一个月为81%。
房东滥用经济优势和疫情，利用女性脆弱的生活状况，威胁将后者赶出家门，要求“以性换租”，直接构成了基于经济和性别不对等的性剥削。另一些女性，则是在绝望的情况下无计可施，不得不转向性服务行业。根据英国《独立报》的报道，新冠疫情导致许多女性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从事性工作的女性首次大幅增加。英国支持卖淫合法化的运动组织The English Collective of Prostitutes表示，上百名女服务员、清洁工和美容师已经咨询他们关于从事性工作的问题。
数年前在中国曾经猖獗一时的裸贷也随着新冠病毒“传染”了邻国日本。根据朝日新闻在2020年5月23日的报道，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非法高利贷对失业和停工的女性群体设下不同形式的裸贷陷阱。一些裸贷直接将“性回报”作为额外的还贷需求。报道中一位北海道的女性在旅行公司兼职。疫情收入锐减之后，她无力负担债务和生活费。走投无路的她用裸贷的方式仅得到了30万日元（约1.84万元人民币）。另一些形式的裸贷要求苛刻，除了借款一周就高达50%的夸张利率，一旦延迟付款就会把裸照发布给贷款人的亲友。此外，非法裸贷还伴有诈骗、敲诈和勒索风险。在公开裸照的威胁下，一些还款需要支付远超当初承诺的利息。
社交媒体、暗网等网络平台更是助长了性剥削。根据德国海因里希·鲍尔基金会（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的报告，在俄罗斯，一些视频直播平台中出现了大量针对女性的“低息贷款”，这些贷款要求女性以直播等形式录下裸体或性行为。俄罗斯联邦统计局（Rosstat）的数据显示，在俄罗斯，女性的收入本来就比男性低30%，而疫情打击的又是女性占多数的旅游贸易、餐饮娱乐等行业。经济情况的恶化也吞噬了女性的性安全，性剥削愈发严重。联合国的人权专家小组警告称，无处不在的网络和摄像头让性犯罪更加隐蔽，犯罪者会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精准地寻找弱势群体进行网络性剥削。该小组敦促各个网路平台利用数据和算法识别这些犯罪，消除对女性的性剥削，缓解疫情中的性别人道主义危机。
“直播裸贷”和“以性换租”是趁人之危，更糟糕的是，在日本部分男性还对女性变差的经济状况有幸灾乐祸的态度。根据南华早报4月30日的报道，日本广播公司的一档午夜节目中，一位观众对节目抱怨说，由于疫情隔离要求红灯区停止营业，他无法像平常一样享受按摩或其他成人行业提供的服务。日本知名喜剧演员冈村隆史（Takashi Okamura）在节目里回应说，“新冠疫情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疫情将迫使更多漂亮女孩进入性服务行业，为男人们带来福音。你应该把钱存着。”
此番性别歧视的言论随后遭受日本舆论的严厉批评。冈村隆史本人和他的公司均为此言论道歉。他本人称，仍有很多人正因为疫情而处于水深火热中，而他的言论对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很不合适。不幸的是，冈村隆史的话从侧面反应了残酷的现实：面对疫情带来的恶化下滑的经济，许多女性面对着贫困的生活压力，不得不进入风俗业成为性工作者。
与此同时，在与贫困为伴的性工作者身上，疫情治理更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难题。疫情下的封锁和身份查验影响了注重隐私的性服务工作。病毒让客户失去的信任感，为了躲避检查和警察，一些性工作者迫于生计从事更危险的交易。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性工作者几乎处于“饥饿或死亡”的绝境。一位35岁的性工作者平时只接“快单”，但疫情宵禁的政策让她不得不留一个客人过夜。几个小时之后，她的胸部和腹部被刺多刀，倒在血泊中死亡。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性工作不被认为是一种工作，性工作者被认为更易传播新冠病毒，受到更多的歧视。英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原本从事性服务业的女性，在疫情期间举步维艰。一项对222名性工作者的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的性工作者难以维持生计，十分之三的人难以获得政府的救助。性工作的罪化更让性工作者无法获得政府关于疫情的健康或经济支持，如何保障疫情下的性工作者的卫生安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挑战。
贫贱夫妻百事哀：激化的家庭矛盾和家暴
家暴虽然不是贫困，但却是一种与贫困相伴的现象。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宣布进入隔离或宵禁的紧急状态。保持社交距离，减少外出和聚会等防疫措施改变了以往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也对人际间和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调整。疫情造成的失业和工作压力，让家庭暴露于社会风险之中。作为一个经济单元，家庭整体收入的下降，不但会激化家庭内部矛盾，也日益凸显女性因家庭角色带来的贫困。女性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居家隔离、远程工作的后疫情时代，家庭恐怕不是提供保护和依靠的爱巢，反而是索取精力和时间的黑洞。伤害和暴力更可能来自亲人。
拉丁美洲的性别暴力在疫情期间尤其严重。2020年的前三个月，墨西哥就有约1000名妇女被谋杀，而截至4月底，墨西哥死于新冠肺炎的女性仅为420人。3月中旬到4月中旬，与前一个月相比，墨西哥家暴庇护所接到的求助电话和信息增加了80%以上。公民运动党（Citizens’Movement party）议员玛莎·塔格尔（Martha Tagle）对路透社表示：对墨西哥女性而言，比新冠病毒更致命是家暴。暴力才是对女性权利的最大威胁。面对家暴，疫情期间的封锁让女性没有藏身之地。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疫情以来，暴力伤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有所加剧，施暴者很有可能利用疫情期间女性出行和工作的限制，进一步控制、伤害女性。2020年6月17日，南非总统马塔梅拉·西里尔·拉马福萨在疫情暴发百日演讲中说，“今晚，我怀着最沉重的心情面对南非的妇女和女童，我要谈论的是正在我国肆虐的另一种流行病——我国男子针对妇女和儿童的谋杀。在过去的数周内，至少有21名妇女和儿童被谋杀。其中包括在昆士敦（Queenstown）和布拉克潘（Brakpan）的养老院里分别89岁和79岁两位祖母。在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一位老妇人甚至被强奸。”如果不算胎死腹中的婴儿，死于谋杀的最小女童才六岁。他说，“作为一名男子、一名丈夫和一名父亲，我对这种不亚于战争的犯罪行为感到感到震惊。强奸犯和杀人犯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的社区里。”
在英国，2020年，仅从3月23号到4月12号这大约20天之内，有16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法国从2020年3月17日“封城”起，截至2020年4月3日，报告家庭暴力的案件上升30%。塞浦路斯、新加坡分别增加30%和33%。阿根廷的家暴增加了25%。报告预计，巴西、加拿大、德国、西班牙、英国等国的家庭暴力也都有所增加。在一些没有及时家暴统计系统的国家，疫情或许会让家暴翻倍增长。同时，各国的证据表明，残疾妇女遭受伴侣和家庭成员暴力的可能性是非残疾妇女的2倍，遭受性暴力的可能性高达10倍。
我们目前暂时缺乏直观的官方数据来观察中国家庭暴力发生的情况。但根据为平妇女权益机构2020年4月的反家暴检测报告，在中国，根据湖北监利和北京为平妇女支持热线的统计表明，2020年1月到2月期间，家暴求助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1-3倍。为平志愿者检索了到2月底为止的疫情期间的家庭暴力案件报道18篇，涉及2人死亡，其中包括两起殴打出警的警察。报告指出，这期间部分地方公安和司法监察机关依然努力通过远程系统等方式干预家暴，但也有地方以防疫为借口推诿家暴求助。
除了直接的肢体暴力，女性也面临居家隔离带来的抑郁等心理健康的问题。在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因为疫情受到了心理健康的影响。上海大学一项覆盖了36个省的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女性受访者的心理困扰明显高于男性受访者，更容易换上创伤后应激障碍。除了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严格的隔离让很多女性在狭窄的生活空间长时间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湖北等中国中部地区的压力水平最高。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平时女性患有抑郁的概率就几乎是男性到底两倍。而新冠病毒带来的文化和经济影响，例如育儿负担、收入损失等，加剧了两性差距。疫情让女性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根据美国联邦疾控与预防中心的数据，2020年4月以来，44%的美国女性至少出现了抑郁或焦虑等一种症状，男性的这一数值为36%。
在日本，“新冠离婚”一度成为网络热词，成为最突出的疫情影响家庭关系的现象。2020年4月日本政府进入隔离的“紧急状态”，随后出现2008年后雷曼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失业潮。同时，很多仍然有工作的人需要远程办公、居家隔离。面对多方压力，家庭中暗藏的摩擦和矛盾就此激化。一个叫做“丈夫死亡笔记”网站日活量暴增，留言的女性纷纷抱怨丈夫的种种居家劣行，甚至诅咒丈夫感染新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王瓒玮指出，根据日本媒体的网络社会调查，40%的受采访者曾在疫情期间考虑离婚。想要离婚的人中，女性为82%，男性为18%，女性想要摆脱婚姻的理由大多和疫情相关：第一，疫情影响了就业市场，造成了家庭收入的下降，“贫贱夫妻百世哀”，双方无法共同抵御经济压力分道扬镳；第二，家庭成员相互传染的恐惧和分担家务、照料等期待，影响了家庭关系的维系；此外，共同育儿、意见不和等情况也频频发生。
2021年1月14日，日本京都，女子走在空旷的长廊。日本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随着疫情的蔓延，情况日益严峻，女性自杀率更是飙升。
2021年《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篇论文分析了日本疫情中的两波自杀高潮。根据公众号“知识分子”对论文的介绍，第二波疫情中女性的自杀率增加了37%，最大增幅约是男性的5倍。家庭主妇自杀率上升了132%，是六种研究职业中增长最明显的。论文分析家庭主妇自杀的原因时表示，居家隔离和远程办公增加了家庭主妇的工作量和家庭负担，而家暴和其他威胁也增加了女性的压力。
家庭角色的困囿和照料的价值剥夺
另一种发生于家庭领域内的隐形歧视和性别暴力，也是让女性陷于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疫情期间，男性和女性的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都在增加，但平均而言，全球女性每天花在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上的时间是男性的3倍，约为4.2小时。在北非和西亚地区，这一差距更大，女性从事这些活动的时间是男性的7倍。照料和社会再生产的性别化规范（gendered norms）降低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将女人困在了家庭无偿的照料劳动和市场非正式的底薪劳动中，形成了“家庭和工作如何平衡”的难题；其次，当疫情这样的社会风险来临时，女性被认为是有家庭兜底的、低产出低价值的劳动资源，成为社会风险中首先被牺牲裁员的对象。
照料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劳动过程。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南希·福布尔的解释，照料常常发生在有感情纽带的家庭成员之间。洗衣做饭准备后厨的工作虽然重复琐碎，却创造了大部分养老、育儿和抚养后代的社会价值。照料是最私人却也是最具有公共属性的劳作。但照料本身很难变成标准化的、流水线的“产品”，更难以明码标价。血缘、家庭纽带和感情关系，也让照料者难以获得直接的、对等的经济回报。“照料惩罚”正是描述这种付出和回报不对等的、照料者的收入折损。在家庭内，它导致家庭内承担照料工作的成员低就业和低薪资；在职场，性别歧视叠加的照料惩罚导致家政、医护中照料的相关工作收入低于其他工作。为了维持老人、儿童的生活需求，女性往往会牺牲自己来达到目的，这种现象也成为了女性疫情期间的“自我贫困化”。
照料惩罚也不仅仅在“惩罚女性”，它同时会造成卫生系统的羸弱。在菲律宾，女性更难以获取医疗保健的信息和资源，有79%的女性受访者甚至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而男性的这一数值为57%。在东南亚，医疗服务点数量的减少对女性，尤其是孕妇影响最大。疫情以前的非洲，女性就长期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而疫情加剧了粮食品短缺和卫生危机、减少了安全的饮用水与卫生服务。根据国际关怀组织的报告，在非洲最容易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行业，如小贸易和初级生产中，由女性为主的行业占大多数。冲突地区的暴力再度抬头，非洲女性的生存面临严重挑战。《中国妇女报》的报道称，考虑到许多非洲社会持续处于欠发达和边缘化状态，而女性本就处于弱势地位，新冠肺炎可能会严重影响到非洲五亿妇女的生活。
在对埃博拉疫情的全球卫生治理研究中，关于性别盲视（Gender blindness），照料（Care）和男性偏见（Male bias）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女性在疫情中两难境地：全球卫生系统一边依靠妇女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照料角色中充当免费的劳动力和工具，一边却在政策与实践中忽视女性的需求，让令女性匿迹隐踪。在与流行病做斗争的过程中，性别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附带问题”，但它其实是社会应急和应对能力的本质问题。如果女性贫困和性别问题继续保持隐形，应对致命病毒仅依靠女性坚忍不拔的品质和自我牺牲，这不但会损害女性的健康，打击她们的经济状况，更会让卫生系统继续软弱无力。和埃博拉疫情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对男女产生的不同影响，同样是照料生产和消费生产中性别差异的结果。要减轻“贫困的女性化”，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们提出，无偿的照料经济必须成为政策制定中具有高度显性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终止经济结构性的性别盲视。
受疫情挤压的女性职场
女性化的无偿照料在疫情的危机时刻是 “缓冲器”，但在有偿高薪的公共领域中成为了牺牲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新冠病毒让2020年全球的全年工作时间减少了8.8%。假设每周工作48个小时，它相当于减少了2.5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这比当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损失工时多出4倍。而这些就业损失导致全球劳动收入下降8.2%，这相当于3.7万亿美元，约为全球生产总值的4.4%。
2021年1月13日，韩国首尔，女性就业者实拍就业中心的招聘信息栏。韩国2020年失业人口超110万 增幅创20年新高
对比来看，金融危机中主要的失业群体为男性，而疫情中的失业群体则主要为女性。在全球范围内，疫情给女性带来的就业损失为5%，男性为3.9%。以美国为例，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与2019年12月相比，美国2020年7月女性工作者减少了10.6%，男性的降幅为7.3%。2020年9月，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是男性的4倍。在尚未实现同工同酬的情况下，疫情更是拉大了相同工作收入的性别差异。
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类来看，女性从业者比较集中的住宿、餐饮服务业也是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部门，就业率平均下降了20%以上，其次是零售业和制造业。妇女占服务业雇员的55.8%。相比之下，男性从业者占多数的是信息、通信、金融和保险业。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在2020年第二、第三季度还有所增加，采矿业、采石业和公共事业的人数也略有增加。妇女在低偿或无偿的再生产性经济中有过高的代表性，但在有偿的生产性经济中却代表性不足。
同时，性别职业隔离（sex segregation）更加恶化了女性的职场环境。女性被认为是劳动效率低下、缺乏理智和专业性的劳动力，因而不适合做医生、律师、大学教授和技术专业职位，而适合照料的、需要付出关爱和感情劳动的护士、幼儿园老师等职位。这种性别职业隔离造成了两性在经济收入和职业社会声望上的明显差距。此外，即使在相同的工作种类中，妇女在工作场所的职位、级别整体低于男性。在大部分工作领域中，高管、领导层很少有女性的身影，接近60%的妇女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女性主要从事不签订合同，没有社会保险的兼职、低薪、非正式工作，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更容易失业。加上生育和照料负担，母职惩罚和年龄歧视，失业后，女性比男性更难于回到劳动力市场。
2021年1月12日，德国莱比锡，医务人员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忙碌。
抗击疫情最重要的医疗卫生行业就是典型的例子。从全世界来看，女性占卫生部门从业人员的70%，这是女性占多数的行业。但是，医护工作本身同时带有严重的性别隔离。女性被认作是适合专业性较低、薪资较少的护理工作；而男性则是掌握技术的治疗者。“女护士、男医生”的性别划分尤其明显。医院院长、主任和公共卫生系统内的领导层，就更是男性为主的“兄弟会”。这种职业隔离的结果导致了同一行业男女收入的差异。在中国，在线招聘网站BOSS直聘发布的《2020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显示，2019年，医疗业的性别薪酬差异达到38.4%，女性医护收入仅为男性的六成。医疗界的性别薪酬差异始终高居前五位，连续三年都仅次于重体力工业产业。
除了进一步分化收入，疫情增加了许多女性职业的社会风险，更加放大了职业中的性别不公。2020年年初，4.26万名支援湖北医疗人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其中女性护士为2.53万名，占支援湖北的总共2.86万名护士中的90%。来自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最新数据显示，女性卫生工作者中的COVID-19确诊病例比男性同行中观察到的高两到三倍。全球范围来看，工作在一线的女性医疗工作者，比男性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
女性不但作为母亲和妻子照顾家庭成员，也作为医护，照料着疫情下的全社会。但女性面临的职业歧视却并因此减轻。2020年初，中国“剃发明志”的宣传资料夸张地将女性的身体作为动员宣传的符号，但在抗疫成功之后，某宣传片却轻易否定了女性所做的实际贡献。剧中，参加抗疫运输队的志愿者全部都是男性。为了凑齐名额，组织者说，“还差一个人，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剧情中男性抢走了“拯救和保护者”的英雄角色，女性又变成了被动自私的客体，固话性别预设的做法引发众多批评。在意大利、新加坡和无数其他国家，都有与疫情有关的女性医护人员遭受人身和言语攻击的报告。
小结
2020年本是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通过的25周年，全世界的性别平等本应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性别平等的工作反而面临倒退的风险。我们憧憬的性别平等的世界并没有到来——“每个妇女和女孩都可以行使她的自由和实现她的权利的世界，例如生活中不遭受暴力，可以上学、参与决策以及同工同酬。”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报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履行承诺，完全实现这样的性别平等。
与美好憧憬不同的是，现实是如此的残酷。新冠肺炎疫情是过去一百年内最严重的社会灾难。它放大了各种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瑕疵。从教育、就业到健康安全，女性的发展仍然困囿于性别歧视和两性差异，女性群体的脆弱性尽显无疑。以往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疫情控制或结束后的性别情况也不乐观。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SARS等案例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大型流行病爆发后，男性的经济水平很容易回归常态，但女性的收入则很难恢复到流行病爆发前的水平。在大型流行病结束后，为了及时还债，卖淫的水平也会飙升，性剥削会更加严重。
女性贫困的问题摆在眼前，亟待改变。在公平有效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女性“职业下滑”的滑梯尽头也不是退守家庭。在全球市场化的基础背景下，疫情更是放大了“家庭-劳动市场”两个互动框架中的性别歧视，对于很多女性而言，性别歧视让职业发展困难重重，疫情让女性职场的天花板压得更低；而“照料惩罚”不但压榨女性家务劳动的剩余价值，家暴和其他伤害让家庭不再是可以撤回的、提供保障的 “后方阵地”。性别不公从根本上镶嵌和运作于“家庭-劳动市场”公私两个领域、影响着疫情这样特定条件下社会中关于职业、利润、劳动组织与家庭安排。贫困伴随着暴力和性安全的威胁，女性陷入生产和维系性别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女童和老年女性的处境也不容乐观。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从种族、年龄等其他维度分析多维交叉影响下的疫情贫困问题。但不论女性群体内部是怎样的多元和异质，女性面临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下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女性作为公民和工作者的勇敢付出和坚韧抗争，我们不可能控制疫情。在经济下滑、社会创伤的后疫情时代，社会的修复更需要女性恢复经济活力，否则我们不可能完成全社会的秩序重建和经济修复。我们首先要增加性别不公的可见性，在尝试突破职业天花板、打破性别隔离的同时，让隐形、无偿的家庭照料得到重视，尽量消除照料和母职惩罚对职场的不利影响，在共同抗疫的社会努力中同时消除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我们需要立刻行动起来，得到更多公共政策的支持，纠正系统和制度中的性别歧视。在与病毒斗争的同时，我们也要治疗性别歧视这样的“社会疾病”，促进更平等的社会。
（感谢肖雨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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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