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实验正在六个英语发达国家同时进行：今年6月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爱尔兰的百余家企业一起，开始试行四天工作周。实验将持续六个月，非营利社区4 Day Week Global、智库Autonomy、“四天工作周运动”（4 Day Week Campaign），以及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的研究人员共同主持了这次实验。
实验按照100:80:100原则进行，也即在工作时长减少到原来的80%的基础上，薪酬仍保持100%的水平，并不因缩减时长而减薪，以此换取生产力100%的承诺。
实验组织方在采访中告诉世界说，目前六个国家已有大约180家企业主动投入这次实验，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涉及雇员超过10000人。当前参与其中的既有创意、金融、科技、IT等传统概念中较为高技术含量、对员工满意度更为重视的尖端行业，也不乏餐厅、物流、零售店等传统上被认为注定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企业。
尽管四天工作制已不是新鲜提法，如此大规模的实验仍是史上第一次。它的根本假设在于，更短的工作时长将能够减轻劳动者压力、提高其劳动效率和工作满意度，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用更少的时间更好地完成工作，而针对工作满意度的竞争，则可能成为企业竞争的新形式。研究者正在跟踪分析这次实验中参与企业的员工满意度等指标，尝试回答这一新工作制度对于企业管理和效率的影响。
五天工作制：20世纪的产物
一周七天，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的标准工作制度显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配套设置。“周末”概念最初出现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在现代工厂形成之初，只有周日作为休息，但由于周日的狂欢往往影响到周一的工作，十九世纪欧洲的一部分工厂老板开始做出妥协，将周六的下午安排为休息日。
工人在周日休息后周一直接旷工的现象在十九世纪普遍到了形成“圣星期一”传统 / Wikipedia
与之同期，美国的制造业也在经历关于工作时长的革命：1866年，美国“全国工会”要求通过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法律，第二年5月1日，第一次芝加哥大罢工爆发，此后同样的罢工活动持续了二十年。1890年美国政府对于工作时长的统计表明，当时的制造业全职工人每周平均工作100小时。二十世纪以后，关于限制工作时长的尝试不断涌现，1906年，两家印刷厂首先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两年后的1908年，为了照顾犹太教工人与基督徒工人之间不同的礼拜时限，一家位于新英格兰的工厂成为美国第一个实行五天工作制的工厂。1926年，由于相信缩短工作时长能够提高效率和劳动产出，福特汽车公司率先宣布实行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这成为五天工作制的开端。
但即使如此，五天工作制的真正巩固，仍要感谢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由于失业严重，就业不足，缩短工作时长被视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种有效对策。类似的观点一直持续到大萧条结束之后仍在发展，1933年，美国国会在最后一刻否决了一项限制每周工作不超过30小时的提案，原因是反对者称之为“共产主义”，但仍有不少企业在内部实行更短的工作时长制度。
大萧条结束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缩短工时的运动呼声渐低，平均工时逐渐回升到40小时左右，现代人熟悉的40小时工作制也由此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共识。美国家乐氏麦片是工时方面最为著名的例外，但即使是家乐氏，也最终在现实需求面前逐渐倒向了40小时的常规工作制度——1946年，该厂工人投票通过了每天工作6小时的制度，这意味着每周工作时长仅为30小时，但市场压力仍迫使该公司的实际劳动时间逐渐向每天8小时发展，1985年，家乐氏最后一个部门宣布放弃6小时工作制，正式回归了每周40小时的主流工作制度。
一位1936年的美国工厂工人 / 网络
尽管如此，工作时长安排从未被认为应当一成不变，早在二十世纪初，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就普遍预期，未来人们将工作更短时间。1928年，凯恩斯曾预测100年内人们就将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1965年，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也预测，到2000年美国人将每周工作14小时。
当然，这些预测并未成真。直到20世纪结束，全世界没有什么地区真正进入了每周工作不到20小时的理想境界，但是数据也同时表明，各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长的确在下降，2019年，美国劳动者平均每年工作时长为1780小时，这意味着每周不到35小时，而同期德国工人的工作时长只有1300小时。
四天工作制的时代来临了吗？
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以来大部分经济体都在工作时长方面经历着相似的变动过程：在经济起步时期，加班严重，超负荷运转乃至于强制加班的现象大量存在，在这一阶段，工作时长与经济景气状况呈现某种程度上的正相关，人们在经济更好的时期工作更久，随后，与技术迭代、生产力改善以及工人运动的兴起同时，平均工作时间开始在波动中下降，在发达国家，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而直到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被认为还未走出工作时长上升期。
也是在这一基本预设下，因经济萧条而引发的工时下降更多地只被视为一种波动中表现，而围绕改变工作制度的讨论，其重点仍围绕着提高效率、降低压力、从而实现更可持续的工作展开。在1926年首先推行了五天工作制的福特汽车公司在此后一个世纪里取得的商业成功，被认为证明了这一预设的正确性——如果能在整体工作成果不受影响的前提下降低工作时长，公司显然将以更好的员工福利吸引到更多人才，同时也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赢得更多竞争优势。
21世纪开始的二十年里，相似的讨论和实验在世界各地零零星星地进行着。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曾公开称赞过四天工作制的提议，尽管谷歌直至今日仍未正式实行这一制度。2008年至2011年间，美国犹他州政府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10小时，实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但在2011年走出次贷危机影响后又恢复到了传统工作制。2018年，新西兰公司Perpetual Guardian则在试行了每周四天工作制后，对结果非常满意，宣布将实验永久化为公司制度，该项目正是当前实验组织方之一4 Day Week Global组织实施的。
全球首个采纳四天工作制的企业Perpetual Guardian / 网络
而在新冠大流行爆发以后，彻底改革工作制度的呼声开始在全球各地出现。
由于远程工作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隐形加班日益普遍，而疫情压力导致裁员后、留下的员工又不得不填补离职同事造成的工时延长，外加对自己工作前景的悲观和对于不够友好的职场环境日益降低的容忍度，美国在过去三年里经历了严峻的用工荒：今年5月的数据表明，美国在过去12个月里每个月都有超过400万人离职，连续6个月存在1100万以上职位空缺，招聘需求比大流行爆发之前上涨了61%，自愿离职率则上升了25%。
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全球几乎全部经济体：麦肯锡公司在今年7月发布的一项调查在进行访谈的六个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印度和英国）都观察到劳动力供应已经出现结构性缺口，“雇主继续依靠传统手段来吸引和留住人才……然而，大流行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评估他们想要从工作和生活中得到什么。”
对于四天工作制的呼吁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日益高涨。“四天工作周运动”代表在采访中告诉世界说，新冠疫情对于四天工作制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大流行病向公司表明，他们可以比他们想象的更快、更深刻地改变，并促使他们思考如何使未来的工作变得更好。远程办公迫使许多公司收紧流程和政策，以帮助他们提高效率和协作，而封锁则使工人（尤其是被困在家里带孩子的父母）需要更多的自由时间。”
另一个启动四天工作制的原因则被认为是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一项对1970年至2007年超过20个国家的数据的分析预测，如果工作时间减少10%，生态足迹、碳足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分别下降12.1%、14.6% 和4.2%。还有研究认为，在实行四天工作制以后，更松弛的生活有助于人们选择更加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
为期六个月的四天工作制实验由此在今年6月展开，新的工作制度对员工职场压力程度、工作满意度和碳排放的影响成为实验监测的主要指标。问题的关键仍是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直到目前，这并不容易。
缩短工作时长并非万能答案
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企业对于四天工作制采取了不同的方案：为了不影响业务开展，有些公司选择了让员工在一周五天内自行选择某一天休息的办法，前提是相关领域同事不能选择同一天，这是为了确保在传统工作周内每一天都有在岗的职员能够响应工作。另一些公司则干脆选择了排班制，例如一半人在周一到周四工作，另一半人的工作周则从周二开始，这在服务业企业中尤为流行。
这固然制造了更多假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新的问题：团队之间更高的沟通成本变得不可避免，而不断花费时间尝试追赶工作进度，以及更多的假期加班可能性，也都是享受着每周三天假期的员工们需要面对的新挑战，在某些例子中，它们甚至会成为新的职场压力源。
四天工作制被认为将显著减少通勤里程中的能源消耗 / 网络
关于对气候影响的预设，实验组织方也在采访中坦承，当前它还仅仅停留在预设阶段，需要更多数据和实证证据来验证，四天工作制下的能源消耗也是实验中列入监测范围的数据之一。参与采访的波士顿学院社会学家Juliet Schor表示，尽管有粗略的统计结果暗示了缩短工作时长和减少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当前这一相关关系通常被解释为降低通勤里程以及工作场所暂时关闭所带来的影响，而在现实中，缩短工作时长的减排效应真实与否，取决于人们在多出来的一天假期中做些什么。
直到目前，经营模式较为灵活的中小企业仍是响应实验呼吁的主要对象，而当问题涉及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劳动安排，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成倍增加。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发现，低收入、低学历的劳动者是社会中工作时长最长的群体，即使在美国，高中学历及以下的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也普遍超过40小时，而其工作收入在几乎相等的工作时长下，过去二十年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他们的工作时长问题不仅难以在当前的四天工作制框架内得到解决，相反地，停滞乃至于减少的收入、更不稳定的工作前景和更脆弱的地位正在迫使他们工作更长时间。
有研究指出，就劳动者个人而言，工作时间事实上是调节就业压力的一种隐形方式，是劳动者可控的进入或退出某份工作的手段，实验组织方则对世界说表示，直到目前四天工作制仍是一个止步于企业管理领域的尝试，无意也无力就社会政策发表评论。
这也将本次实验的预期结果限定在一个相对简单的范围内：在四天工作制下，当前采纳实验的企业能否如一百年前的福特公司一样，为劳动者、企业和社会带来“三赢”？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四天工作周”代表Alex Pang这样告诉我，“我认为我们有机会让事情变得更好，我们也都希望得到一些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