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汽车和小汽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鸣笛声和说笑声。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点。开始有了稀稀落落的、然而是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和理发馆门前的旋转花浪。有烫了的头发和留了的长发。高跟鞋和半高跟鞋，无袖套头的裙衫。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气味。城市和女人刚刚开始略略打扮一下自己，已经有人坐不住了。这很有趣。陈杲已经有20多年不到这个大城
市来了。20多年，他呆在一个边远的省份的一个边远的小镇，那里的路灯有三分之一是不亮的，灯泡健全的那三分之二又有三分之一的夜晚得不到供电。不知是由于遗忘还是由于燃料调配失调。但问题不大，因为那里的人大致上也是按照农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制而生活的，下午六点一过，所有的机关、工厂、商店、食堂就都下了班了。人们晚上都呆在自己的家里抱孩子，抽烟，洗衣服，说一些说了就忘的话。
汽车来了，蓝色的，车身是那种挂连式的，很长大。售票员向着扩音器说话。人们挤挤拥拥地下了车。陈杲和另一些人挤挤拥拥地上了车。很挤，没有座位，但是令人愉快。售票员是个脸儿红扑扑的、口齿伶俐而且嗓音响亮的小姑娘。在陈杲的边远小镇，这样的姑娘不被选到文工团去报幕才怪。她熟练地一揿电门，遮着罩子的供看票用的小灯亮了，撕掉几张票以后，叭，又灭了。许多的街灯、树影、建筑物和行人掠过去了，又要到站了，清脆的嗓子报着站名，叭，罩灯又亮了，人们又在挤挤搡搡。
上来两个工人装束的青年，两个人情绪激动地在谈论着：“……关键在于民主，民主，民主……”来大城市一周，陈杲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民主，在大城市谈论民主就和在那个边远的小镇谈论羊腿把子一样普遍。这大概是因为大城市的肉食供应比较充足吧，人们不必为羊腿操心。这真让人羡慕。陈杲微笑了。
但是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没有民主，到了嘴边的羊腿也会被人夺走。而不能帮助边远的小镇的人们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则只是奢侈的空谈。陈杲到这个城市来是参加座谈会的，座谈会的题目被规定为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陈杲接连发表了五六篇小说，有些人夸他写得更成熟了，路子更宽了，更多的人说他还没有恢复到20余年前的水平。过分注意羊腿的人小说技巧就会退化的，但是懂得了羊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却是一大进步和一大收获。这次应邀来开会，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留了1小时零12分钟，因为那里有一个没有户口而有羊腿、卖高价的人被轧死了；那人为了早一点把羊腿卖出去，竟然不顾死活地在停下来的列车下面钻行，结果，制动闸失灵，列车滑动了那么一点点，可怜人就完了。这一直使陈杲觉得沉重。
正像从前在这样的座谈会上他总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一样，现在这一类会上他却是比较年长的了，而且显得土气，皮肤黑、粗糙。比他年轻、肩膀宽、个子高、眼睛大的同志在发言中表达了许多新鲜、大胆、尖锐、活泼的思想。令人顿开茅塞，令人心旷神怡，令人猛醒，令人激奋。结果文艺问题倒是讨论不起来，尽管主持会议的人拼命想引导大家围绕中心，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四人帮”赖于立足的土壤，关于反封建，关于民主与法制、道德与风气，关于公园里有愈来愈多的青年人聚众跳交谊舞、用电子吉他伴奏，以及公园管理人员如何千方百计地与这种灾祸作斗争；从每隔三分钟放送一次禁止跳这种舞的通告、罚款办法到提前两个小时净园。陈杲也在会上发了言，比起其他人，他的发言是低调门的，“要一点一滴，从我们脚下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他说。这个会上的发言如果能有一半，不，五分之一，不，十分之一变为现实，那就简直是不得了！这一点使陈杲兴奋，却又惶惑。
车到了终点站，但乘客仍然满满的。大家都很轻松自如，对于售票员的收票验票的呼吁满不在意，售票员的声音里带有点怒气了。像一切外地人一样，陈杲早早就高举起手中的全程车票，但售票员却连看他都不看一眼，他规规矩矩地主动把票子送到售票员手里，售票员连接都没接。
他掏出“通讯录”小本本，打开蓝灰色的塑料皮，查出地址，开始打问。他问一个人却有好几个人向他指点，只有在这一点上他觉得这个大城市的人还保留着“好礼”的传统。他道了谢，离开了灯光耀眼的公共汽车终点站，三拐两弯，走进一片迷宫似的新住宅区。
说是迷宫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简单，六层高的居民楼，每一幢和每一幢都没有区别。密密麻麻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阳台，密密麻麻的闪耀着日光灯的青辉和普通灯泡的黄光的窗子。连每一幢楼的窗口里传出来的声音也是差不多的。电视正在播送国际足球比赛，中国队踢进去一个球，球场上的观众和电视荧光屏前面的观众欢呼在一起，人们狂热地喊叫着，掌声和欢呼声像涨起来的海潮，人们熟悉的老体育广播员张之也在拼命喊叫，其实，这个时候的解说是多余的。另外，有的窗口里传出锤子敲打门板的声音，剁菜的声音和孩子之间吵闹和大人的威胁的声音。
这么多声音，灯光，杂物都堆积在像一个一个的火柴匣一样呆立着的楼房里；对于这种密集的生活，陈杲觉得有点陌生、不大习惯、甚至有点可笑。和楼房一样高的一棵棵的树影又给这种生活铺上薄薄的一层神秘。在边远的小镇，晚间听到的最多的是狗叫，他熟悉这些狗叫熟悉到这种程度，以致在一片汪汪声中他能分辨哪个声音是出自哪种毛色的哪一只狗和它的主人是谁。再有就是载重卡车夜间行车的声音，车灯刺激着人的眼睛，车一过，什么都看不见了。临街的房屋都随着汽车的颠簸而震颤。
行走在这迷宫一样的居民楼里，陈杲似乎有一点后悔。真不应该离开那一条明亮的大街，不应该离开那个拥拥搡搡的热闹而愉快的公共汽车，大家一起在大路上前进，这是多么好啊，然而现在呢，他一个人来到这里。要不就呆在招待所，根本不要出来，那就更好，他可以和那些比他年龄小的朋友们整晚整晚地争辩，每个人都争着发表自己的医治林彪和“四人帮”留下的后遗症的处方。他们谈论贝尔格莱德、东京、香港和新加坡。晚饭以后他们还可以买一盘炸虾片和一盘煮花生米，叫上一升啤酒，既消暑又助谈兴。然而现在呢，他莫名其妙地坐了好长时间的车，要按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办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其实事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很正常，很应该，只是他办起来不合适罢了，让他办这件事还不如让他上台跳芭蕾舞，饰演《天鹅湖》中的王子。他走起路来都有一点跛，当然不注意倒也看不出，这是“横扫一切”留下的小小的纪念。
这种倒胃口的感觉使他想起20多年前离开这个大城市来。那也是一种离了群的悲哀。因为他发表了几篇当时认为太过分而现在又认为太不够的小说，这使他长期在95%和5%之间荡秋千，这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按照人们所说的，对面不太远的那一幢楼就是了，偏偏赶上这儿在施工，好像在这里还要安装什么管道，不，不止是管道，还有砖瓦木石呢，可能还要盖两间平房，可能是食堂，当然也可能是公共厕所，总之，一道很宽的沟，他大概跳不过去，被横扫以前本来是可以跳过去的，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桥梁，找一块木板，于是他顺着沟走来走去，焦躁起来，竟没有找到什么木板，白白地多走了冤枉路，绕还是跳？不，还不能服老，于是他后退了几步，一、二、三，不好，一只腿好像陷在沙子里，但已经跳了起来，不是腾空而起，而是落到沟里。幸好，沟底还没有什么硬的或者尖利的东西。但他也过了将近十分钟才从疼痛和恐惧中清醒过来，他笑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一跛一拐地爬了出来，谁知道刚爬出来又一脚踩到一个雨水洼里，他慌忙从水洼里抽出了脚，鞋和袜子已经都湿了，脚感到很牙碜和吃了带土的米饭时嘴的感觉一样。他一抬头，看到楼边的一根歪歪斜斜的杆子上的一个孤零零的、光色显得橙红的小小的电灯泡。这个电灯泡存在在这里，就像在一面大黑板上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或者说是惊叹号也行。
他走近了问号或惊叹号，楼窗里又传出来欢呼混合着打口哨的声音，大概是外国队又踢进了一个球。他凑近楼口，仔细察看了一下楼口上面的字迹，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地方。但他不放心，站在楼口等候一个过往的人，好再打听一下，同时怪不好意思。
他临走以前，那个边远的地方的一位他很熟悉也很尊重的领导同志找了他去，交给他一封信，让他去到大城市去找一个什么公司的领导人。“我们是老战友”，当地的陈杲所熟悉的领导同志说，“我信上已经写了，咱们机关的唯一的一辆上海牌小卧车坏了，管理人员和驾驶员已经跑了好几个地方，看来本省是修不好的了，缺几个关键性的部件。我这个老战友是主管汽车修配行业的，早就向我打过保票，说是‘修车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去找找他，联系好了拍一个电报来……”
就是这么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找一个私人，一个老友，一个有职有权的领导，为另一个有职有权、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领导所属单位修理一辆属于国家所有的小汽车。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老同志的委托，而懂得羊腿的重要性的陈杲也就不对带信找人的必要性发生怀疑。顺便为当地办点事当然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总觉得好像是穿上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或是穿上一条裤子结果发现两条裤腿的颜色不一样。
边远的小镇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所以他刚到大城市不久就接连收到了来自小镇的电报，催他快点去讨个结果。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个人。反正我从来也没坐过那辆上海牌，今后也不会坐。他鼓励着自己，经过了街灯如川的大路，离开了明亮如舞台的终点站和热情的乘客，绕来绕去，掉到沟里又爬出来，一身土，一脚泥，来到了。
终于从两个孩子口里证明了楼号和门号的无误，然后他快步走到了四楼，找对了门，先平静了一下，调匀呼吸，然后尽可能轻柔地、文明地然而又是足够响亮地敲响了门。
没有动静，然而门内似乎有点声音传出来，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好像有音乐，于是他摒弃了方才刹那间“哟，没在家”的既丧气而又庆幸的侥幸心理，坚决地再把门敲了一次。
三次敲门之后，咚咚咚传来了脚步声，吱吜，旋转暗锁，光当，门打开了，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上身光光的，大腿光光的，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白布裤衩和一双海绵拖鞋，他的肌肉和皮肤闪着光。“找谁？”他问，口气里有一些不耐烦。
“我找×××同志”，陈杲按照信封上的名字说道。“他不在，”小伙子转身就要关门，陈杲向前迈了一步，用这个大城市的最标准的口语发音和最礼貌的词句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道：“您是不是×××同志家里的人，（估计是×××的儿子，其实对这样一个晚辈完全不必用‘您’）您能不能听我说一说我的事情并转达给×××同志？”
黑暗里看不到小伙子的表情，但凭直觉可以感到他皱了一下眉，迟疑了一下，“来吧”，他转身就走，并不招呼客人，那样子好像通知病人去拔牙的口腔医院的护士。
陈杲跟着他走去。小伙子的脚步声——咚、咚、咚。陈杲脚步声——嚓、嚓、嚓。黑咕洞洞的过道。左一个门，右一个门，过了好几个门。一个门里原来还有那么多门。有一个门被拉开了，柔和的光线，柔媚的歌声，柔热的酒气传了出来。
钢丝床，杏黄色的绸面被子，没有叠起来，堆在那里，好像倒置的一个大烧麦。落地式台灯，金属支柱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亮光。床头柜的柜门半开，露出了门边上的弹珠。边远的小镇有好多好友托付陈杲给他们代买弹珠，但是没有买着。那里，做大立柜的高潮方兴未艾。再移动一下眼光，藤椅和躺椅，圆桌，桌布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第四场鸠山的客厅里铺过的那一张。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进口货。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硬，舌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的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只有床头柜上的一个装着半杯水的玻璃杯使陈杲觉得熟悉，亲切，看到这个玻璃杯，就像在异乡的陌生人中发现了老相识。甚至是相交不深或者曾有芥蒂的人，在那种场合都会变成好朋友。
陈杲发现门前的一个破方凳，便搬过来，自己坐下了。他身上脏。他开始叙述自己的来意，说两句又等一等，希望小伙子把录音机的声音关小一些，等了几次发现没有关小的意思，便径自说下去。奇怪，一向不算不善于谈话的陈杲好像被人偷去了嘴巴，他说得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些词用得不伦不类，比如本来是要说“想请×××同志帮助给联系一下”，竟说成了“请您多照顾”，好像是他来向这个小伙子申请补助费。本来是要说：“我先来联系一下”，竟说成了“我来联络联络”。而且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一把钝锯在锯榆木。
说完，他把信掏了出来，小伙子斜仰着坐在躺椅上一动也不动，年龄大概有小伙子的两倍的陈杲只好走过去把边远地区领导同志的亲笔信送了过去。顺便，他看清了小伙子那张充满了厌倦和愚蠢的自负的脸。一脸的粉刺和青春疙瘩。
小伙子打开信，略略一看，非常轻蔑地笑了一下，左脚却随着软硬软硬的歌声打起拍子来。录音机和香港“歌星”的歌声，对于陈杲来说也还是新事物，他并不讨厌或者反对这种唱法，但他也不认为这种唱法有多大意思，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轻蔑的笑容，不自觉的。
“这个×××（说的是边远地区的那位领导），是我爸爸的战友吗（按，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作自我介绍，从理论上还无法证明他的爸爸是谁）？我怎么没听我爸爸说过？”
这句话给了陈杲一种受辱的感觉。“你年轻嘛，你爸爸可能没对你说过……”陈杲也不再客气了，回敬了一句。“我爸爸倒是说过，一找他修车，就都成了他的战友了！”
陈杲的脸发烧，心突突地跳起来，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难道你爸爸不认识×××（边远地区的首长）吗？他是1936年就到延安去的，去年在《红旗》上还发表过一篇文章……
他的哥哥是××军区的司令啊！”
陈杲急急忙忙地竟然说起了这样一些报字号的话，特别是当他提到那位知名的大人物、××军区的司令时，刷地一下子，他两眼一阵晕眩而且汗流浃背了。
小伙子的反应是一个20倍于方才的轻蔑的笑容，而且笑出了声。
陈杲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
“我跟您这么说吧，”小伙子站了起来，一副作总结的架势，“现在办什么事，主要靠两条，一条你得有东西，你们能拿点什么东西来呢？”
“我们，我们有什么呢？”陈杲问着自己：“我们有……羊腿……”他自言自语地说。
“羊腿不行，”小伙子又笑了，由于轻蔑过度，变成了怜悯了，“再一条，干脆说实话，就靠招摇撞骗……何必非找我爸爸呢，如果你们有东西，又有会办事的人，该用谁的名义就用去好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我爸爸到北戴河出差去了……”他没有说“疗养”。
陈杲昏昏然，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了脚，不由得侧起了耳朵，录音机里放送的是真正的音乐，匈牙利作曲家韦哈尔的《舞会圆舞曲》。一片树叶在旋转，飞旋在三面是雪山的一个高山湖泊的碧蓝碧蓝的水面上，他们的那个边远的小镇，就在高山湖泊的那边。一只野天鹅，栖息在湖面上了。
黑洞洞的楼道。陈杲像喝醉了一样地连跑带跳地冲了下来。咚咚咚咚，不知道是他的脚步声还是他的心声更像一面鼓；一出楼门，抬头，天啊，那个小小的问号或者惊叹号一样的暗淡的灯泡忽然变红了，好像是魔鬼的眼睛。
多么可怕的眼睛，它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陈杲连跑带蹿，毫不费力地从土沟前一跃而过，球赛结束了，电视广播员用温柔而亲切的声音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他飞快地来到了公共汽车的终点——起点站。等车的人仍然是那么多。有一群青年女工是去工厂上夜班的，她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车间的评奖。有一对青年男女，甚至在等车的时候也互相拉着手，扳着腰肢。今日的四铭先生看了准保又要休克了。陈杲上了车，站在门边。这个售票员已经不年轻了，她的身体是那样单薄，隔着衬衫好像可以看到她的突出的、硬硬的肩胛骨。20年的坎坷，20年的改造，陈杲学会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也丢失了一点本来绝对不应该丢失的东西。然而他仍然爱灯光，爱上夜班的工人，爱民主，评奖、羊腿……铃声响了，“哧”地一声又一声，三个门分别关上了，树影和灯影开始后退了，“有没有票的没有？”售票员问了一句，不等陈杲掏出零钱，“叭”地一声把票灯关熄了。她以为，乘车的都是有月票的夜班工人呢。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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