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眼中的汪曾祺:他在文学里闲适隐逸,在家中“没大没小”

亲人眼中的汪曾祺:他在文学里闲适隐逸,在家中“没大没小”

汪曾祺

四年前,笔者有幸结识了汪曾祺的内侄、85岁的上外离休干部施行先生。初次见面,他就捧着两本汪曾祺的书,神采奕奕地谈起这位让他引以为豪的姑父,一聊我们就聊成了忘年交。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文学才子,沈从文的得意门生,“短篇小说之王”“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他对生活细节的观察力、文字运用能力,对人性的感知能力都属一流,他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常青树,“汪迷”遍天下。然而,在亲人眼中的汪曾祺却并不如此风光:他平凡,甚至有点自卑;他沉默寡言、有点固执己见;他“没大没小”,在家中甘居末位。

>>平凡

在家人眼中,汪曾祺很平凡。1974年,施行第一次见到姑父汪曾祺。当时汪曾祺虽然已经“摘帽”,但依然显得有点自卑。

汪曾祺在40年代已经以写作出名,但在家中却从不显山露水,以至于施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他是个作家。1974年,施行为编写词典在北京住了一年,有时就住在汪曾祺甘家口的家中,与这位姑父有了亲密接触。在他眼中,姑父沉默寡言,在家里几乎都不说话,只是偶尔说说笑话。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一个七平方米大小的斗室里面,一个人睡。汪曾祺在《无事此静坐》中曾写过,他外祖父家中曾有一幅字,上书“无事此静坐”,儿时的他就很喜欢,也常常拿一本书悄悄地走空房间,坐下来读半天。他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儿隐逸之气了”。晚年的汪曾祺,也像个隐士。1986年,他曾自言“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甚至完全隔绝,这也有好处。我可以比较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一个较远的距离外思索生活。”

亲人眼中的汪曾祺:他在文学里闲适隐逸,在家中“没大没小”

汪曾祺

汪曾祺虽是施行的姑父,但施行却并不当面叫他“姑父”。汪家人都亲昵地叫汪曾祺“老头儿”。汪曾祺在其散文名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曾表达过对家庭关系的看法:“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就连汪曾祺的孙女都叫他“老头儿”,还打趣说:“他是什么作家?他是‘坐家’,坐在家里的‘坐家’。”在这样“没大没小”的家庭里,施行每次见了汪曾祺,都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好。叫“老头儿”显得不尊重,叫姑父又显得生分——只好尴尬地不叫。

这个平凡的老头也有个平凡的爱好,就是做菜。他喜欢买菜、做菜,家中一天三顿饭都是他主厨。他的生活很简单,逛菜场、做菜、写作。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去逛当地的名吃,研究其做法。他会研究菜谱,为推出新菜而动脑筋。每次家中来人,他都会张罗一桌好菜。汪曾祺对施行说:“每次你们来,一进电梯,我就在琢磨做点什么好吃的。”可是他拿手的淮扬菜总是萝卜丝、干丝这几样,施行当时并没有觉得有多好吃,现在想起来不难吃。他笔下的那些美食,却勾馋了一众海内外读者。

画画也是汪曾祺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是画家,他也喜欢作画,高中毕业曾想考美专。读者也许会记得《受戒》中小英子对明海的称赞:“他会画!画得跟活的一样!”汪曾祺也像明海一样,会画石榴花、栀子花、凤仙花、石竹子、水蓼、淡竹叶、天竺果子、腊梅花……画画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娱乐,并不以此奇货自居——谁向他索画,他一概来者不拒,甚至会主动送画。施行从未向他要过画,他却主动画了一幅送给他们夫妇,题名《同度春光》。

亲人眼中的汪曾祺:他在文学里闲适隐逸,在家中“没大没小”

汪曾祺送给施行夫妇的画

平凡也是一种魅力。王安忆便佩服他的“平凡”:“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轻轻松松带了读者走了一条最最平坦顺利简直的道路,将人一径引入,人们立定了才发现:原来是这里。”在亲人眼中,汪曾祺没有架子,认真做事,追崇平等,人老而童心未泯。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能够如此充满魅力。在家庭生活中,他“没大没小”,甘居末位;在写作中,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对生活的爱,对平凡美的追求,所以他的作品可以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却直击人心。

>>固执

在施行眼中,汪曾祺是一个有点固执的人。他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信心,即使被退稿也从不黯然。他坚信自己会进入文学史。他说:“我当不了大师,可我会成为名人。”他固执地写短篇小说,从未写过长篇。他曾在文字中坦白自己这种对短篇小说的执念:“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他认为长篇小说不行,本来没有那么长,是作家硬把它拉长。他虽读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并不喜欢,读这本书也是因为在右派下放的时候没事干才读的。在他看来,“长篇小说就其体裁来说就不自然,就不符合生活的实际情况。”

汪曾祺的字写得很漂亮,一直坚持手写,拒绝使用电脑。他对现代化的设备一向不太热衷,据说在家中连电视机频道也不会切换。施行1993年学会了电脑打字,曾想劝说汪曾祺用电脑。他却说:“不,我不用,电脑一用以后,我的本色就没有了,没噱头了。我就是要靠写。”他喜欢写字。在小说中,也能够感受到他对写字的钟爱。《卦摊》中写字的场景,令人难忘:“他有时候伏在地上写字。用纸,用拆开的香烟盒子,用薄薄的小板,因材就用,各取所宜,长短大小不一,都把它写得满满的。……似乎自有一种意义,不可了解,超乎了解的意义。”写字与吟诗一样,是名士的一种风度,怎能随意放弃?写字对于他而言,与文学写作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他曾经打过比方:“写作品好比写字,你不能一句一句去写,而要通篇想想,找到这篇作品的语言基调。”

他抽烟、喝酒,我行我素。他的烟瘾很大,正如他在《艺术家》中所描述的:“抽烟的多,少,悠缓,猛烈,可以作为我的灵魂状态的纪录。在一个艺术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的抽,深深的吸进去,浓烟弥满全肺,然后吹灭烛火似的撮着嘴唇吹出来。夹着烟的手指这时也满带表情。”抽烟,对于汪曾祺而言,与写作一样,能够给他带来“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他的酒瘾也很大,连家里的料酒都喝。有一次他喝得烂醉如泥,躺在街头睡着了,正好被沈从文发现,带回家里把他唤醒。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他居然说:“不让我喝酒,就是打破了我的‘生态平衡’”。喝酒伤肝,他晚年肝不好,施行就帮他在上海买过蚂蚁,据林斤澜说还挺有效果。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对酒的痴迷,汪曾祺的笔下不乏鲜活的“酒徒”,酒不光有烧酒、甜酒之分,有颜色,还有肥瘦。就像《七里茶坊》里面写的酒:“蒸酒的时候,上面吊着一大块肥肉,肥油一滴一滴地滴在酒里。这酒是碧绿的。”字里行间浸透着一个“酒徒”作家对酒的感情。

>>深情

汪曾祺笔下的理想女性,美丽、鲜活而充满生机;他写的理想爱情真挚而自由,正如他在《大淖记事》里面所言:“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人说这种风气不好,可是汪曾祺却为此打抱不平:“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或许会有人以为汪曾祺是一位风流才子,其实不然。

1947年,汪曾祺在《牙疼》中曾写过他与S的故事。他牙疼了好几天,S陪着他,央求他明天一定去看。一晚上不见,他一早就披着衣服给她写信,第一句是:“赞美呀,一夜之间消褪于无形的牙疼。”她了解他的脾气,却又不愿意他受苦。后来他们短暂分离,“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拖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去治牙,写了文章还淘气地说:“真不希望这让S看见,她要难过的。”这位S的原型就是其夫人施松卿。另外一篇小说《寂寞和温暖》中写的女科研人员沈沅身上也有施松卿的影子:她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滨海小城,家乡是福建的侨乡,她在南洋读小学,回国来上学,外语很好,喜欢文学……

据施行介绍,大姑施松卿出生于1918年,父亲施成灿是马来亚(1965年9月16日独立后才改称马来西亚)华人医生、侨领。她祖籍福州长乐,先后在马来亚、新加坡、福州、香港、昆明等地求学。1939年,她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和杨振宁是同班同学。后来转过两次系,先到生物系,再到外文系。她清秀瘦弱,淡眉细目,在西南联大外号“林黛玉”。1945年,她与汪曾祺因同在昆明中国建设中学任教而相识。施松卿就像汪曾祺笔下的理想女性:活泼、主动,年龄比男方要大。她很早就读过他的文章,一读而难忘。她也喜欢写作,1948年就有3篇小说在《大公报》副刊发表。他们于1949年结婚,育有一子二女。

家里人都能看出他们之间的爱。汪曾祺爱施松卿的方式是尊重她,信任她,不干涉她的自由。谁都可以叫汪曾祺“老头儿”,可汪曾祺却不许别人怠慢施松卿。施松卿晚年经常被邻居叫去打麻将,一打就是大半天,汪曾祺也不阻拦,但总感到很遗憾。汪曾祺1987年访美三个月,给她写了16封信。他与她无话不谈,还向她炫耀道:“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她也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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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松卿与汪曾祺

施松卿爱汪曾祺的方式是给他最需要的理解、支持和保护。他们的房子很小,一家人挤得喘不过气,满地摊着赠报赠刊。即便如此,汪曾祺仍能保留一间“自己的房间”,七个平方的斗室。她曾任教于北大外语系,退休前是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亲人眼中,施松卿生性好强,既主内又主外,是家中说一不二的“一把手”。她总是能够紧跟形势,一辈子不犯错误。她的社会地位与收入都比汪曾祺要高,却总是能够给予汪曾祺最需要的爱。她保护他的童心与固执;支持他的写作,并引以为傲。每次施行来访,她都会送他汪曾祺写的书。汪曾祺年轻时悲观厌世,甚至想自杀;晚年的他饱经苦难,却成为了乐观主义者:在写作中保持真性情,故事温暖而怡然自得。他也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在80年代的“横空出世”,背后都有施松卿的爱与付出。汪曾祺1997年去世,享年77岁;施松卿则于次年撒手人寰。他们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48年的风风雨雨。

汪曾祺在亲人眼中的平凡,在文学中表现为一种难得的隐逸、闲适;他在家中甘居末位,与儿孙“没大没小”,在写作中也亲切如邻,以人性回归文学,延续了中国文学之文脉。平凡、固执与深情形成了一种内在和谐,构成了汪曾祺作品独一无二的气质。

亲人眼中的汪曾祺:他在文学里闲适隐逸,在家中“没大没小”

施松卿与施行

作者:狄霞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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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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