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1930年1月23日，德里克·沃尔科特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中的圣卢西亚岛卡斯特里市，拥有英国、荷兰和非洲血统。他的祖母和外祖母据说都是黑奴。父亲是英国人，以画水彩画维持生计，并酷爱诗歌、戏剧和歌剧，但在沃尔科特婴儿时期就去世了。他由当教师的母亲抚养长大。
1944年，在德里克·沃尔科特14岁时，初次在报纸上发表诗歌。
1948年，德里克·沃尔科特用母亲积攒下的钱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诗25首》，开始文学生涯。
1949年，德里克·沃尔科特的第一部剧作《亨利·克里斯多夫》得以公演，并获得殖民地发展与繁荣奖学金。同年，20岁的沃尔科特创建了圣卢西亚艺术行会，并考入圣卢西亚岛的圣玛丽学院，后进入西印度大学的牙买加莫纳校区，攻读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文学。
1953年，德里克·沃尔科特从西印度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沃尔科特在圣卢西亚、格林纳达、牙买加等地中学任教。
1959年，德里克·沃尔科特在特立尼达创立了戏剧工作间，并担任导演达十年之久。同时他还为多家刊物撰稿，担任专栏作家。
1962年，德里克·沃尔科特发表了诗集《在绿夜里》，开始真正地崭露头角。
亲笔签名1965年，沃尔科特发表了诗集《船难幸存者及其他诗作》。
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里克·沃尔科特以客座教授和住校诗人的身份出入美国各大学，后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创作系。
1990年，推出超过300页的史诗式长诗《奥梅洛斯》(Omeros)。这一向荷马致敬的作品被公认为沃尔科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1992年，凭借代表作《西印度群岛》被瑞典文学院授予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认为他的创作始终忠于三样东西–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英语和他的非洲祖先。
2011年，凭借封笔作《白鹭》捧得了英国的诗歌奖项艾略特奖。
2017年3月18日凌晨，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圣卢西亚的家中因病去世，享年87岁。3月25日，圣卢西亚为德里克·沃尔科特举办了盛大国葬。
主要作品
| 作品名称 | 作品类别 | 创作时间 |
| 《年轻人的墓志铭》 | 诗集 | 1949 |
| 《亨利·克里斯朵夫》 | 戏剧 | 1950 |
| 《多芬海域》 | 戏剧 | 1954 |
| 《锣鼓与色彩》 | 戏剧 | 1958 |
| 《提金和他的兄弟们》 | 戏剧 | 1958 |
| 《在绿夜里》 | 诗集 | 1962 |
| 《猴山上的梦》 | 戏剧 | 1971 |
| 《噢，巴比伦!》 | 戏剧 | 1976 |
| 《星星苹果王国》 | 诗集 | 1980 |
| 《仲夏》 | 诗集 | 1984 |
| 《奥美罗斯》 | 诗集 | 1990 |
| 《西印度群岛》 | 诗集 | 1992 |
| 《厚赠》 | 诗集 | 1997 |
| 《白鹭》 | 诗集 | 2010 |
创作特点
主题
圣卢西亚所在的西印度群岛，其文化受到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直到1979年，圣卢西亚才获得独立，但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殖民文化具有强大的惯性，在诗人沃尔科特身上就是如幽灵般缠绕着他的身份问题。黑人与白人，臣民与宗主，加勒比本土与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在沃尔科特的创作主题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从小一路接受的都是西方或者说英式教育，但在另一方面，黑色的皮肤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的另一半血脉来自哪里，以及他的民族和国家曾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历史。
沃尔科特是荷兰、非洲黑人和英国三种血统的混血儿，这一特殊身份铸就了其作品文化的多元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哈姆雷特的影子，比如在《王子》一诗中，”哈姆雷特”一样的主人公通过反思母亲”淫欲”和父亲被谋杀的过程，指出了世间道德的堕落。戏剧《亨利·克里斯托夫》的第一部分更是直接引入了《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三场，以烘托克里斯托夫出色的英雄人物形象。沃尔科特的父亲沃里克在沃尔科特一周岁时就去世了，但是他一直活在沃尔科特的思想和作品中。在长篇史诗《奥梅罗斯》中，沃尔科特就描述了与父亲的鬼魂团聚的情景，德里克经常把自己看成是哈姆雷特，目的是要超过父亲沃里克在完成艺术事业和解放自己方面做出的成就”。
沃尔科特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提到对父亲未竟事业的承继，包括他的绘画爱好，并在多部作品中表达了对过早离世的父亲的怀念与追思，其中也饱含了对家族的热爱与”寻根”。与其他加勒比海艺术家一样，沃尔科特也处于”加勒比文明的无根性、无本土文学”的恐慌与自卑中，面对着来自西方影响所造成的”影响的焦虑”;而不同的是，沃尔科特作为”幸存者”，一扫莎翁笔下哈姆雷特的懦弱与自怜，在《海难余生及其他诗歌》中立志要成为当地的”第二个亚当”、新型的”鲁滨逊”，去为他的家乡命名并掌控、改造它，将文明和文化赋予在西方凝视下的荒芜、蛮夷的加勒比岛屿。正如东西方元素同时在他的血液里流淌，他也将把加勒比海与西方的文学传统混合起来，从而爆发出一种惊人的力量，重振加勒比海的文化。
沃尔科特主要的剧作有以英国中世纪历史传说为主要情节、表现奴隶获得新生的历史剧《亨利·克里斯朵夫》，通过对探险家哥伦布、征服者雷利、反抗者图圣和殉难者戈登四位历史人物的描写来探索人们对历史的反应的史诗剧《锣鼓与色彩》 。此外，还有风格剧《多芬海域》和道德剧《提金和他的兄弟们》。前者的主人公是个勇敢的加勒比海老渔民，后者的主人公是个擅长利用自己的智慧作弄人的小人物。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猴山上的梦》是沃尔科特的代表作，通过一个烧炭老人幻想已当上非洲皇帝的故事，展示了当地人民和殖民主义者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历史发展过程。《噢，巴比伦!》展示了现代世界的堕落，《休战纪念日》着重剖析了特立尼达中上层人士的性格弱点。沃尔科特在戏剧作品中多次挪用莎士比亚经典，植入”哈姆雷特”形象。如《蓝尼罗河的支流》就常被评论界视为对莎士比亚经典剧目《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的后殖民改写。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类具有”为爱而失去理智”的普遍弱点，而沃尔科特则抒发了戏剧艺术所需要的宗教式的信仰和热忱。
沃尔科特以幽默的口吻颠覆了莎士比亚的原文本意，愉悦地承认与莎士比亚所代表的西方传统的联系，但同时又借莎士比亚经典的普适性来彰显他自己的加勒比的独特性。这便是在模仿、继承、超越中发现和建构自我。沃尔科特这部剧的情节以希拉的个人危机及发展作为中心而展开，这位女主人公与”埃及艳后”有着不一样的命运，带有鲜明的加勒比海特色。加勒比的戏剧界可以看成是加勒比岛屿的一个缩影;剧中所有主要人物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爱着戏剧舞台，爱着加勒比岛屿。虽然沃尔科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学里任教，但他的作品从未偏离他出生的加勒比海岛。他渴望将”那里”的精华拿来，经过艺术的想象力的改造，为”这里”赋予希望和力量，使其拥有文化与身份的独立性。
风格
沃尔科特善于把最日常的生活转化成艺术作品，每件作品都充满了异常复杂的技术，这不是为了单纯地增加写作的难度，而是为了使同等复杂的现实呈现出水晶般透明的质地。写寻常的现实，用晓畅的语言、复杂的技术达成精确清晰的效果。
沃尔科特的诗作常常抵达一种无限繁衍、无限变化的意象，他经常说，加勒比世界的一切都是混杂的，语言是混杂的，美丽的自然风景蒙了尘土，宽阔的海滩上扔着报废的美制吉普车，许多人一贫如洗地生活在丰足的自然物产之间。短短几句话里就有着多重的混杂:衰败与生命，寂寥与热闹，收获与无所得，太阳滋养万物也炙烤万物。
沃尔科特像孩子那样在风景里游弋，报出村庄的名字，这些世人闻所未闻的村庄给大海镶上可有可无的边。《克鲁索之旅》中有一段写他自己驾车在悬崖边的公路疾驰时看到的景象:海，像一块”结结巴巴的帆布”，”结结巴巴”一词将视觉上的皱褶般的海浪转化为了声音里的磕绊，代表了一种不明晰的、破碎的言词表达。他的诗摈除了几乎所有个人生活和生平信息，就连爱情和生老病死都很少以明晰的词句出现。大海的意象弥漫于行句之间，作者仿佛随时可以跨出字句去踏浪一样。大海，让人在感受存在的同时感受被擦除:”浪涛一遍遍冲刷着沙子，天上的云彩飞速变形，人永远在水中走”，别说各种肤色、语言和宗教，无常形、无常态的东西都在这里汇聚。
沃尔科特的早期诗作大多描写个人的孤独和与当地生活习俗的不协调，揭示了多种族社会的矛盾。中近期诗作受英国现代诗人迪伦·托马斯等人的影响，并吸取了当地民间歌舞的节奏和韵律。诗意象富丽敏感，充满律动和感性，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在《绿色的夜》中，作者运用传统的诗歌体裁，其中包括十四行诗体，表达了他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强烈的思想感情，其特点是把深邃的理性思考与艺术技巧融为了一体。《海葡萄》表明诗人极力冲破欧洲文化传统的樊篱，走自己独立的创作道路，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诗中不再有早期作品中加勒比环境与欧洲文学的冲突意识。自传性长诗《另一种生活》是沃尔科特艺术生命的新起点，他抛弃了短小诗歌中的复杂风格，以新的透视法反思了自己的乡间生活。沃尔科特的诗是非洲文化、欧洲文化、加勒比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等多元文化交融下产生的硕果，是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意识和探索开拓、创新独立精神所取得的成就。诗题材丰富多彩，风格新颖多变，形式厚重，韵律和谐。画家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得以真实地描绘自然景物，细致地观察社会生活，迅捷地捕捉细微感情。感性意象、隐喻的繁复又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的表现力。诗的简洁明晰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古诗对他的影响。
沃尔科特比大多数英国人更深层、更宏亮地使用着英语。他写的抒情诗–《在绿色的夜晚》和《珊瑚》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作品留在了人们心中–而他早期那些精心调配的十四行系列《岛屿的传说》确保了近期这些独白、叙事性诗歌的写作可能性。沃尔科特的诗歌已超越了自我置疑、自我探索、自我诊治的阶段而变成了一种公共的资源。
获奖记录
人物评价
德里克·沃尔科特是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俄裔美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评)
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和广阔的历史视野，是其献身多种文化的结果……由历史视域供养和多元文化使命支撑的伟大的诗歌光彩。(瑞典文学院评)
后世纪念
1993年，在德里克·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二年，圣卢西亚首都卡斯特里圣母始胎无染原罪长方形教堂外的广场改名为德里克·沃尔科特广场。
基本介绍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是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祖父是牧师，曾任大学校长。父亲经商，母亲是诗人，写过宗教诗歌。艾略特曾在哈佛大学学习哲学和比较文学，接触过梵文和东方文化，对黑格尔派的哲学家颇感兴趣，也曾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1914年，艾略特结识了美国诗人庞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来到英国，并定居伦敦，先后做过教师和银行职员等。1922年创办文学评论季刊《标准》，任主编至1939年。1927年加入英国籍。艾略特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
基本简介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是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祖父是牧师，曾任大学校长。父亲经商，母亲是诗人，写过宗教诗歌。艾略特自称在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 政治上是保皇派， 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被称为“但丁最年轻的继承者之一”。托马斯·艾略特表达了西方一代人精神上的幻灭，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1948年因革新现代诗，功绩卓著的先驱”，获诺贝尔奖文学奖。
生平履历
1888年9月26日，托马斯·斯托姆·艾略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是新英格兰一个名门的后裔，他的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是华盛顿大学的创始人。1906年，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专修哲学，同时也为《哈佛拥护者》编稿和写稿。他三年完成了本科课程，然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索邦大学、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深造。他完成了关于英国哲学家F.H.布拉德雷的博士论文，但没能回哈佛大学接受博士学位。
1914年来到欧洲时，艾略特遇到了埃兹拉·庞德，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文学和私人关系。艾略特在欧洲还从事过许多职业，包括担任伦敦附近一所男子学校——海给特学校的定期教师、罗伊兹银行的职员。1917年到1919年，他担任《利己主义者》刊物的助理编辑，加入费边和奎恩（后称费边和费边）出版社，最后成为它的董事长。
1927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并皈依英国国教。他于1915年与维维恩·海伍德结婚，但又于1932年分手；她从1930年起就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1947年死去。1957年，他与他的秘书维莱丽·弗莱切尔结婚。
1932年，艾略特在17年以后第一次重返美国，赴哈佛大学担任“查尔斯·爱略特·诺顿诗歌教授”，完成工作之后他又回到伦敦。在此后35年中，他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不列颠荣誉勋章和自由奖章，以及1964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他的缺席授奖。
艾略特于1965年1月4日在伦敦逝世，骨灰埋在撤莫塞特郡东库克村的英国国教教堂。
创作履历
履历年表
1922-1929年是艾略特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诗歌的技巧和内容趋向复杂化。代表作《荒原》（1922）和《空心人》（1925）集中表现了西方人面对现代文明濒临崩溃、希望颇为渺茫的困境，以及精神极为空虚的生存状态。《空心人》中绝望的情绪十分明显：人是空心人，头脑里塞满了稻草，人的声音“完全没有意义，像风吹在干草上”，而整个世界将在“嘘”的一声中结束。空心人是失去灵魂的现代人的象征。
1929年以后，艾略特继续进行诗歌艺术的探索，同时思想开始出现变化。他的长诗《灰星期三》（1930）宗教色彩浓厚，作者试图在宗教中寻求解脱。《四个四重奏》（1943）是他后期创作的重要作品。这是一组用四个地点为标题的哲学宗教冥想诗歌。《烧毁了的诺顿》指一座英国乡间住宅遗址，《东柯克》是艾略特的祖先在英国居住的村庄，《干萨尔维奇斯》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边的一处礁石，《小吉丁》是17世纪英国内战时国教徒的小教堂。这些地方都是诗人认为值得纪念的地方。每一首诗都模仿贝多芬的四重奏，有5个乐章。诗歌抒发人生的幻灭感，宣扬基督教的谦卑和灵魂自救。有的批评家认为，这是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
创作阶段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T.S.” Eliot）的诗歌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作品情调低沉，常用联想、隐喻和暗示，表现现代人的苦闷。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用内心独白表现主人公渴望爱情又害怕爱情的矛盾心态，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空虚和怯懦。此诗后来收入他的第一部诗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所见》（1917）。他这时期出版的另一部作品《诗集》（1920）也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分子的悲观和失望，颇受英美文坛的好评，《小老头》被认为是《荒原》的前奏曲。
文学分析
艾略特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些诗显示了他早期所受的影响：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特别是史蒂芬尼·马拉美和儒尔·拉福格的反讽派，以及查尔斯·波德莱尔的都市意象。艾略特毕生对现代文明困境和战后幻灭情绪的关注，在此也初露端倪。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年发表于《诗刊》）是上述影响和关注的早期例证。这是一个羞怯、受压抑的男人的内心独白。它使人看到艾略特在此时就已开始对作为一种技巧的“支离破碎”的观念感兴趣了。普鲁弗洛克渴望与人交往，却又离群索居，既敏感又麻木，总担心与人交流和接触会有不良的后果。通过在全诗中罗列一些看起来毫无联系的意象，艾略特强调了他认为属于现代男女的那种支离破碎的特征。
《荒原》，这是20年代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展示了他对20世纪困境的关注。它的成就应归功于艾略特的良师兼益友埃兹拉·庞德的热情帮助。他建议艾略特修改原稿，删去一些阐述性的材料，砍掉七十二行韵体对白，删除一些冗言赘言和俗丽的诗歌措词。结果它成了一首无与伦比的实验性诗作，语言质朴无华，想象超凡不俗，它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次革命。艾略特在诗中所表现的技巧和远见，在某种程度上将对当代人和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荒原》中，他试验了一种他认为是詹姆斯·乔伊斯发现的技巧：神话运用。
1922年评论《尤利西斯》时，艾略特将这种运用神话的方法解释为提供“一种现实与历史之间永恒的比照”。在收入1919年诗集《诗》的《笔直的斯威尼》和《夜莺中的斯威尼》两首诗里，艾略特也曾试验过这种方法。在《荒原》中，他是最后一次运用神话的手法。他围绕死亡与再生的神话构思作品，相信这种神话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原型。艾略特这种观念来源于两本人类学著作，杰西·韦斯顿女士的《从祭仪到神话》（1920年）和詹姆斯·弗雷泽爵士的《金枝》启发他在诗中描绘了一个神话的国度，那里一个受伤（或死亡）的国王在等待着有人来拯救他，并使他的土地恢复丰饶。诗中借助荒漠、水、丰饶和再生等的象征，艾略特创造了在他看来既属于现代、也属于任何时代的图景。
艾略特《荒原》以后的诗歌继续对当代文化进行探索，他极为强调个体寻找一个确定个性的标准的必要性。这一诗学问题反映了艾略特的个性旅程，这在那些有关宗教怀疑与调和的诗歌标题中就有所暗示：《三圣人的旅程》、《灰星期三》（1930年）、《四个四重奏》（1943年）。《四个四重奏》的创作始于1934年，到1943年才完成，这是他改变基督信仰后的作品；他并没有过分地将宗教信仰的避难所戏剧性地表现为通向真理的坦途。这是一部包含着宗教与哲学沉思的组诗。正如它的标题所暗示的，《四个四重奏》有着音乐的结构，它由四首以地名为标题的抒情长诗组成：“燃烧的诺顿”，一个英国庄园所在地；“东库克”，艾略特祖先居住的一个小村庄；“干燥的赛尔维吉斯”，美国马萨诸塞州安角海域的一组礁石；“小吉丁”，17世纪一个英国国教社团所在地。诗的每个四重奏都含有流动的、变化不定的韵律，有伴随着它主题的主题、反复和多重富有独创性的音乐的、沉思的基调。总之，这部四重奏表现了艾略特在个性发展和文学历程中寻求价值肯定的一种努力。
这些探索促使艾略特在其他体裁上一试身手。他写了五部戏剧：《大教堂谋杀案》（1935年）、《合家团圆》（1939年）、《鸡尾酒会》（1949年）、《机要秘书》（1953年）、《政界元老》（1958年）。宗教主题在每一部戏剧中都得到体现，五部戏剧都在伦敦和纽约百老汇成功地上演。这些剧作都用韵文写成，它们显示了艾略特试图探索他在诗中涉及过的同样的主题，只不过这次是将它们搬上了舞台。
艾略特在他的诗歌中所关注的问题，也在他的文学评论中得到展示。他发表过研究但丁、乔治·哈伯特、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17世纪诗歌的著作，还出版了多种论述社会和宗教、研究多种美学问题的论文集。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圣林》（1920年），收有艾略特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在这篇论文中，他谈到传统的能动性，强调诗本身而不是诗人个性的重要性。这些观念也包含在艾略特的诗中，他的诗歌不断地表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他宣称，这是一种艺术家可以通过对传统的贡献和反思而重构传统的方式。在这种重构的过程中，艾略特说，艺术家必须通过“不断的自我牺牲”压抑个性。现代诗歌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诗本身，而不是诗歌创作者的个人风格。他不仅宣扬这种观点，自己也身体力行。
尽管他在文学评论和诗剧创作上都有建树，但艾略特始终还是个诗人。他是个后来才成为英国公民的美国人，由于他这种不同寻常的、几乎是人格分裂的角色，读者曾问艾略特他的诗歌是属于美国传统还是英国传统。1959年他在《巴黎评论》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得说我的诗歌显然与我那些著名的美国同龄人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英国同辈人的特征则在我的作品中表现得较少。这是我可以肯定的。”
正像他清楚地理解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评论家们也清楚地懂得，艾略特作为现代主义英语诗歌的创始人之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就对文学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并且必将影响未来。艾略特晦涩难懂的试验性诗歌向他的读者提出了挑战，并在继续挑战。晦涩难懂的标准是艾略特美学观的一部分，他认为，诗歌，特别是20世纪的诗歌，不可能简单明了。在《诗的用途与批评的用途》中，他解释了这个观点：“难懂（在阅读某些诗时是）由于作者省略了读者习惯于寻找的某些东西而造成的，因此，读者便感到困惑不解，四处搜寻诗中略去的东西。
”使诗具有这种内在的困难性，是艾略特的一种技巧实验：他的没有明显联系的意象的罗列，对隐喻的依靠，粗砺的、不加修饰的语言，对结构的创新等。艾略特最终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看法，他对20世纪混乱和文化贫乏的感觉，还提出了关于怎样对现代文明的脱节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的问题。晦涩、创新、预言，T.S.艾略特对瑞典文学院在颁奖时给予他的赞扬当之无愧，他们公认他“无论在诗歌中还是在捍卫某些观点的文论中，他都能以卓越的天赋找到恰如其分的词汇”。
后世影响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由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成了中文。对于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博尔赫斯说，反而我们创造了先辈和传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而不是传统创造了我们。《荒原》发表后，各种阐释层出不穷，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对西方文明没落的写照。也有批评家从荒原的拯救上做文章，认为《荒原》在本质上与《尤利西斯》不同，艾略特描写了孤苦无援的个人面临无边的黑暗战栗不止，要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非人力所及，惟有在隆隆雷声中静候甘霖降临。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回忆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大学生有“开谈不讲艾略特，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可见艾略特对中国文化界影响之大。而如今诗歌处于边缘化状态，艾略特文集的出版令人感到“迟到了20年”。知名文学评论家、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也表示，翻开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众多著名诗人都曾表示深受艾略特影响，例如徐志摩曾仿艾略特诗风写作《西窗》。卞之琳、夏济安、穆旦等人也都受其影响至深，“从当年的徐志摩、孙大雨到今天的文学青年，几代人读艾略特的旷世长诗《荒原》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难忘记忆”。
艾略特还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共同追求正确判断”的理想一度成为颇有感召力的口号。艾略特的第一本文集《圣林》就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开创新时代的权威之声，他的《论文选，1917—1932》更是英国批评史上少有的经典。
成就荣誉
艾略特在诗剧领域也颇有成就，他试图创立一种现代的诗剧模式。剧作《大教堂谋杀案》（1935）的主人公是12世纪的大主教贝克特，剧本肯定了宗教献身精神。他的其他剧本还有《全家重聚》、《鸡尾酒会》等。艾略特还是一个重要的文论家，他写有著名的文学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和《诗的三种声音》等大量评论。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如作家要有历史感，作家不能脱离文学传统但可以以自己的创作去丰富和改变传统，诗人应该去寻找“客观对应物”等。他在《圣林》和《论诗与诗人》等文章中还提出了诗歌创作与评价的原则。这些见解对新批评派有很大的影响。1948年因诗歌《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金。[1]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用英语写作的最有影响力的诗人。
人物作品
艾略特从1909开始诗歌创作，先后出版《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7）、《诗集》（1919）、《荒原》（1922）、《艾略特诗集》（1909-2925）、《东方贤人之旅》（1927）、《灰色的星期三》（1930）、《诗选》（1909-1935）、《四个四重奏》（1943）等。其中，《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早期诗歌的代表作；《荒原》产生于创作中期，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划时代作品，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四个四重奏》是晚期诗歌的代表作。
艾略特的诗受法国象征派诗歌、 文艺复兴后期英国剧作家和玄学派诗歌的影响， 形象具体准确， 思想和感情融合用联想和暗示为联系， 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怀疑和幻灭的情绪， 到了30、 40年代又有向宗教中求解脱的情绪。
艾略特早期诗歌中最重要的有：《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写上流社会一个庸碌的青年在求爱诗中的矛盾心理；《一位夫人的写照》，写上流社会妇女生活的空虚；《小老头》，通过一个老头子的独白描绘一种空幻的感受。这些诗歌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上层社会人物精神上的空虚、贫乏和绝望。
《荒原》（The Waste Land)是20世纪西方文学里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是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也是艾略特的成名作。 全诗分5章。在第一章《死者葬仪》里，诗人以荒原象征战后的欧洲文明，它需要水的滋润，需要春天，需要生命，而现实则充满了庸俗和低级的欲念， 既不生也不死。第二章《对奕》对照上层社会妇女和酒吧间里下层男女市民的生活，显示出这样的生活也是同样低级和毫无意义的。第三章《火诫》写情欲之火造成的庸俗猥亵， 空虚而无真实的爱。第四章《水里的死亡》最短，暗示死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渴望的生命之水也拯救不了人类。 第五章《雷霆的话》又回到欧洲是一片干旱的荒原这一主题，对革命浪潮感到恐惧，宣扬宗教的“给予、同情、克制”。艾略特利用人类学关于神话传说的研究成果，大量引用或更动欧洲文学中的情节、 典故和名词，用6种语言，以鲜明的形象并借暗示和联想、严密的结构，构成一部思想和情调一致的完整诗篇 。全诗极少用韵， 大多是有节奏的自由体，语言变化多端。这首诗在技巧上是一个大突破，在《标准》季刊最初两期刊出之后，颇受訾议，其后作者增加了注解，研究者又作诠释和评论，基本可以读懂。
艾略特其他重要诗作如《空心人》， 绝望情绪更明显：人只是死亡国土上的一个空架子， 一个填满了稻草的人， 一个影子。”世界在呜咽中结束”。这首诗中抽象名词逐渐增多。《灰星期三》指四旬斋的第一天 ，要把灰撒在悔罪者的头上， 宣扬基督教服从上帝的意旨和悔罪的教义。
《四个四重奏》写成于1935至1941年间，借用4个地点为题：《烧毁了的诺顿》指一座英国乡间住宅的玫瑰园遗址；《乐科克》是艾氏祖先在英国居住的村庄和村达小路；《干燥的萨尔维奇斯》指美国马萨诸塞州海达一组礁石；《小吉丁》则指17世纪英国内战时期国教徒聚居点的一座小教堂。 这是一组哲学宗教冥想诗， 中心主题同《荒原》一致，通过个人经历、历史事迹等，抒发对时间（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空幻感、生命的幻灭感， 齐始终，等生死，”紫杉与枚瑰同寿”，宣扬基督教的谦卑精神。 这首诗冥想与形象交织结合， 语言节奏性强， 没有《荒原》的造作， 读来自然流畅， 明白澄澈，被认为是艾略特登峰造极的诗作。
艾略特的剧作多采用诗体。早期的《斗士斯威尼》未完成。为伦敦某教区募款而上演的《磐石》（1934）是古装表演剧， 其中的合唱队台词则渲染教会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困难，宣扬它最后必然取得胜利。
艾略特最著名的诗剧是《大教堂凶杀案》，为坎特伯雷大教堂主日活动而作。故事源自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汗马斯· 厄·贝克特与国王亨利二世的矛盾。贝克特抵抗住各种引诱，最后被国王派来的骑士杀死。评者认为此剧歌颂的是为世人赎罪的献身精神，也有人认为是反对教义所否定的骄傲罪。
《全家重聚》用现代题材写犯罪的报应，犯罪使家庭破裂，强调人物的赎罪心理。 《鸡尾酒会》和《机要秘书》以现买主义喜剧形式宣扬宗教信仰给有罪的人带来自我认识之光，只有宗教信仰才能使人不入迷途。最后一个剧本《政界元老》（1959）则转而歌颂爱情。
艾略特最早的批评著作收在《圣林》中， 以后陆续发表批评文章，于1932年另编《论文选集》，1936年又编成《古今论文集》。
他的最主要的文学批评文章有：《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的功能》、《诗歌的用诗和批评的用诗》，此外还有关于诗剧、个别剧作家和诗人的文章和演讲。艾略特对莎士比亚并不推崇；认为弥尔顿给诗歌技巧带来了坏影响；他认为雪莱概念化，拜伦只供上层社会娱乐。他十分推崇但丁、英国文艺复兴（尤其后期）剧作家、玄学派诗人。他称颂德莱顿的诗歌技巧能给人以惊讶的快感。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他提出一个作家不能脱离传统创作，但能像催化剂那样使传统起变化， 这就是作家个人才能之所在。文学批评的功能就是要把读者所未能见到的事实，摆到读者面前，提高他欣赏和感受的能力。
艾略特还提出两个重要的诗歌批评概念：”感受的分化”和”客观对应物”。他认为英国诗歌在I8世纪以后趋向于理念化、 概念化， 思想与感情、 思想与形象脱节，而19世纪诗歌的思想感情又趋于朦胧模糊，因此诗人应回头向17世纪前期即文艺复兴后期和玄学派的诗学习。他认为诗人表达思想感情不能像哲学家或技巧不高明的诗人那样直接表达或抒发，而要找到”客观对应物”。作家必须像古典主义作家那样用冷静的头脑， 把”客观对应物”如各种意象、 情景、 事件、 掌故、 引语， 搭配成一幅图案来表达某种情结， 并能立刻在读者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 做到文情一致，以纠正19世纪诗歌的朦胧模糊的效果。
除文学批评外，艾略特还发表过不少有关宗教和文化的名作和文章，其中主要的有《什么是基督教社会》、《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等。
艾略特的创作和评论对英美20世纪现代派文学和新批评派评论起了开拓作用，对整个西方文坛的影响，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
同名作家
艾略特Eliot，George（1819～1880）
英国作家。原名玛丽·安·埃文斯。1819年11月22日生于英国沃里克郡，1880年12月22日卒于伦敦。她从小熟悉英国农村的风土人情。少女时代就读于女子住宿学校，母亲去世后帮助父亲料理家务，居家自学，有语言天才，掌握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希腊文。20岁随父亲迁居考文垂，在那里结识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查尔斯·勃雷、查尔斯·韩奈尔等，读了后者所著《关于基督教起源的考察》等怀疑主义论著，毅然抛弃了宗教信仰，热烈关注社会改革的各种新潮流。这是她一生的转折点，1846年她翻译出版了德国思想家大卫·斯特劳斯的无神论著作《耶稣传》，几年后又翻译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
这两部书的出版对英国19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相当大影响。1851年她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助理编辑，接近更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成熟。
这个时期她与评论家、有妇之夫乔治·亨利·路易斯由于思想投合而共同生活。在后者的鼓励下开始从事创作，以乔治·艾略特为笔名发表作品。最初以《牧师生活场景》为题发表3部中篇小说 ，引起评论界的注意 。接着出版的《亚当·比德》，是一部真实地反映18世纪末英国农村风貌，表现同名主人公深刻道德力量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是一部描写19世纪初英国农村生活的小说 ，通过一对兄妹的故事和命运反映作者的道德思考。《织工马南》，是一部有较高艺术成就的心理小说。由于与有妇之夫同居，她被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社会所放逐，后来两人经常在欧洲大陆旅行。
两次意大利之行使她创作了长篇小说《罗慕拉》，反映意大利宗教改革家的生活。她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费利克斯·霍尔特》、《米德尔马契 》、《丹尼尔·德龙达》等。《米德尔马契》被认为是她最重要的小说，通过众多人物复杂交织的命运深刻地思考了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个人行为对自己及对他人所造成的后果等，把作者的“人必须为自己的道德选择付出代价”的思想发挥到极致。这是一部描写人生幻灭的小说，包含大量的心理分析。艾略特具有深刻的观察力和思考力，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女性人物。
人物生平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年生于墨西哥城。父亲是记者、律师，曾任墨西哥革命中著名将领埃米里亚诺·萨帕塔驻纽约的代表。
母亲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虔诚的天主教徒。祖父是记者和作家，祖母是印第安人，帕斯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与宗教气氛的环境中度过的。帕斯从5岁开始学习，受的是英国及法国式的教育。
14岁即入墨西哥大学哲学文学系及法律系学习，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和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后来又接受了西班牙”二七年一代”和法国超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
1931年开始文学创作，曾与人合办《栏杆》杂志。两年后又创办了《墨西哥谷地手册》。当时他对哲学与政治兴趣很浓，曾阅读大量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作品。
1937年在尤卡坦米岛创办一所中学，在那里他发现了荒漠、贫穷和伟大的玛雅文化，《在石与花之间》就是那时创作的。同年他去西班牙参加了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结识了当时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诗人们。《在你清晰的影子下及其他西班牙的诗》就是在那里出版的。回到墨西哥以后，帕斯积极投入了援救西班牙流亡者的工作，并创办了《车间》和《浪子》杂志。1944年赴美国考察研究。1945年开始外交工作.先后在墨西哥驻法同、瑞士、日本、印度使馆任职。
1953至1959年回国从事文学创作。后重返巴黎和新德里，直到1968年为抗议本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辞去驻印度大使职务。从此便致力于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在《翻译与消遣》(1973)中，他翻译了中国唐宋一些诗人的作品。
帕斯的诗歌与散文具有融合欧美，贯通东西，博采众长、独树一帜的特点。
1962至1968年，帕斯被墨西哥政府任命为驻印度大使，从此开始了他对东方文化的探索，研究印度的佛学思想，研究中国的阴阳学说。1969年结集出版了《东山坡》诗集。他的创作道路充满异彩，涉及过超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
1963年曾获比利时国际诗歌大奖，1981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1990年由于”他的作品充满激惰，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他还是波士顿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
个人作品
| 作品类别 | 作品名称 | 原文名 | 年份 |
| 诗歌 | 《太阳石》 | PiedradeSol | 1957 |
| 《假释的自由》 | Libertadbajopalabra | 1958 | |
| 《火种》 | Salamandra | 1962 | |
| 《东山坡》 | LaderaEste | 1969 | |
| 《清晰的过去》 | Pasadoenclaro | 1974 | |
| 《转折》 | Vuelta | 1976 | |
| 《向下生长的树》 | ÁrbolAdentro | 1987 | |
| 散文 | 《孤独的迷宫》 | Ellaberintodelasoledad | 1950 |
| 《弓与琴》 | ElArcoylaLira | 1956 | |
| 《榆树上的梨》 | Lasperasdelolmo | 1957 | |
| 《交流》 | CorrienteAlterna | 1967 | |
| 《连接与分解》 | ConjuncionesyDisyunciones | 1969 | |
| 《仁慈的妖魔》 | ElOgroFilantrópico | 1974 | |
|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或信仰的陷阱》 | SorJuanaInesdelaCruzolastrampasdelafe | 1982 | |
| 《人在他的世纪中》 | HombresensuSiglo | 1984 | |
| 《伟大的日子的简记》 | 1990 | ||
| 《印度纪行》 | VislumbresdelaIndia | 1995 |
获奖记录
写作特点
帕斯之所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正如评奥委员会所说，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将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美洲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为一体”。在得悉自己获奖时，帕斯说:”这项奖金不仅仅是颁布发给我的，而且也是给墨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的”，他因为”永远拥有众多的读者”而备受鼓舞。
应该说，帕斯获奖一事又一次表明，西班牙语拉丁美洲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近半个世界文学中异军突起正在世界文坛上发出光辉。
给予帕斯卡影响最大的依然是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和传统象征技巧融合在帕斯诗歌中，但他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创造性和这种创造性的独特需要。他的诗歌语言、形象都相当一致多早期诗歌多涉及身份特征，晚期诗作多涉及经验事件，早期诗作形式多为短行诗句，中期以长句诗行为主，后期还受到东方诗歌如日本传统徘句形式的影响。
他的许多诗是情诗，反映了他的诗歌理论，即:诗是交流，是打破人的孤独和重复生存整体性的一种手段。他的赠礼就在于，在个人与总体之间、在人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揭示他自己所受到的异化与当代特有的种种忧虑，为饱经坎坷者提供一些慰藉。他的诗集《在你明净的影子下及其他》(1937)就已引人注目，而《在世界的边缘》(1942)使他被公认为西班牙语世界最有前途的诗人之一。
帕斯的散文表明，他熟知传统，视野极为宽广，学识十分渊博，他是墨西哥国民性的主要阐释者。墨西哥人的种族构成是:印第安人占29%，欧印混血者为5%，纯白人为15%。在拉美大国中，印第安人和欧印混血人的这种比例是最高的。难怪中国人在访问墨西哥山区农村时满目所见者皆像中国人，感到回到了中国南方一样，十分亲切。
然而，墨西哥人是谁?帕斯在《孤独的迷宫》中对墨西哥国民的身份特征和性格提出了复杂而有争议的分析。作为一个民族，墨西哥人的共同心理特点是什么呢?古代印第安人的文化遗产当然使作为其继承人的印第安人和欧印混血人感到自豪，白人虽少，却也有同感，因为他们是生于斯、长于斯、受到墨西哥文化氛围薰陶的国民。在殖民时期，印第安人文化虽受摧残，西班牙文化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天主教徒的文化形成主体，但是印地安人的风俗、习惯、文化方式依然举目可见。
在《孤独的迷宫》中，帕斯结合历史、神话和社会行为方式从心理学方面分析了墨西哥的性格。帕斯认为墨西哥人格性格最可观可感的特征是掩饰，是使用”面具”，因为他们难于判断自己是谁，他们在寻找自己的民族身份，经受着一种集体性身份危机，所以必须时时掩饰自己(实际上这也见于拉美各国，墨西哥尤为突出)。
拉美各国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应予继续下去的混合传统，不如说是一种有待实现的前景;换言之，他们的特征和身份还有待于形成。这就是”孤独的迷宫”的含义吧。当然，帕斯在论孤独的辩证法时，是把个人的统合和社会交流问题置于现代生存的中心位置的。墨西哥文学专家彼得·万西塔待说:”帕斯把墨西哥历史解释为三个断裂:征服、独立和革命。
印第安人在被征服之时，被众神和领袖们放弃，因而陷入惶惶然的精神孤独之中……和西班牙的决裂没有形成有动力的民族神话，共和派领袖们只关心巩固自己身为富有的继承人的地位。
而自由派则因为有进取精神的资产阶级尚未出现而只充当欧洲舶来品，所以也只是用华丽言词表演空想《孤独的迷宫》主题是:自由派忽视了人的另一个活动部分，即神话与梦想。帕斯考察了墨西哥人对工作、宗教、性和政治的态度，他们目前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困境，认为墨西哥革命(二十世纪初世界诸重大革命中为首者)也几乎不是有意识地想要挖掘被长期埋没的阿兹特克人、西班牙人、摩尔人的赠礼-这些赠礼象被征服以前的墨西哥金字塔一样，纠结为一，层叠重合……革命依然强调实践，像一个盛大的节日，而不是一个有理有据、有学术依据的纲领……现在需要摆脱虚假的墨西哥身份，要返归本源，要建立真正的民族自我。”
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创作和论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探索人的处境、人的精神交流，尤其是墨西哥人的性格特征及其内涵的，从他青年时期至到现在。他的努力旨在把握时代的脉搏，探索现代人的种种问题。在纵向上，他吸收本国古代文化、欧洲古典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在横向上，则保持与时代潮流同步。贯穿这一切的是关注和探索人的精神、意识，本国人的身份、特征和认同性。这正是一位现代诗人和作家应该具有的视野和态度。
所谓面向世界，其实必定是以对本国传统、本国人的固有精神和国民性的探索为己任的，因为世界各民族虽然具有共性，然而，从文学上探索、挖掘、正视、表现自己民族的特殊性虽然十分困难，却正是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帕斯之所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大概这一点也是原因之一。
人物评价
帕斯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随笔和文论，具有广泛的影响，被誉为百科全书似的作家。比如，他反对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帕斯认为，那种把时间看成是无限发展和进步的时间观，是错误的。”历史进化论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社会领域里的天真应用，是对历史的生物性解释”。帕斯认为:”历史作为一种现象，其发展是无法预知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代价昂贵的血淋淋的虚构。历史是无法预见的，因为作为它的主体的人本身并非个成不变”。
帕斯的创作融合了拉美本土文化及西班牙语系的文学传统，继承欧洲现代主义的形而上追索以及用语言创造自由境界的信念，在他的诗歌世界里，强烈的瞬间经验和复杂的历史意识，个人的生命直觉和人类的文化传统达到了强烈合一。他的后期诗作更自觉地将东西方文化熔于一炉，其诗作由繁复回到具体明澈，可以说是受到东方古典诗歌的启示。他翻译过王维、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诗歌大师的作品。
帕斯在为纪念阿兹特克神话中为人类而自我牺牲后升天化为金石的羽蛇神而创作的长诗中把民族倾向(墨西哥传统文化和历史)与现代主义诗意(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熔于一炉，成为新诗作的巅峰。
帕斯晚年写的《人在他的世纪中》(1984)和《伟大的日子的简记》(1990)是对自己前期作品的总结和反思，对未来文学的前瞻和探索，具有很高的文学理论价值。
人物思想
奥克塔维奥·帕斯是20世纪欧美诗坛少数几位真正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并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作家之一，他曾两次到过东方(日本和印度)，对印度宗教神话、日本徘句及中国诗歌等有着独到的认识和欣赏。
特别是1962一1968年他以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身份第二次旅居这个东方古国时，对它的了解和研究更加直接、客观。这一切极大地影响了帕斯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并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多次表示”印度教给我们什么叫众生平等”，认识到”我们都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会了沉默”，”印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我们不仅学会尊重它，而且热爱它”。
帕斯的代表诗集《东山坡》创作于1962一1968年，那些年他旅居、游历了印度、阿富汗和锡兰。这些诗歌向西方读者描述了东方奇异的神话、历史和景色，使他们沉浸在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里，为此帕斯不得不第一次为自己’的诗歌做注解。这部诗集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诗人对东方文化和宗教的吸纳，其中有些诗取自大乘佛教、印度教或密宗的观念和神话，这些观点使诗人反思，他又根据自己的玄学思想来加以修改或阐明。
多神崇拜是印度宗教的重要特征之一，墨西哥的土著宗教也崇尚多神论，所以帕斯对印度各地保留的各种神雕和塑像并不感到陌生或排斥，相反，它们强烈的视觉画面使印度文明不仅通过大脑，而且通过眼睛、耳朵及其他感官渗人诗人的内心。1952年夏天帕斯第一次去印度时访问了穆德拉，那是距新德里东南一百六十公里的一个古城，在公元2世纪曾为婆罗门教中心之一，传说黑天神在此诞生，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座古城的历史遗迹以及至今具有的宗教影响给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引发他创作《穆德拉》。
帕斯深人印度宗教神话的内核，从中汲取与他的诗学观点相一致的象征物和图解，以丰富他的作品。因而《东山坡》里的许多诗都具有特殊的启发性，其语言的简洁明了与思想的深刻复杂交汇在一起。《致画家斯瓦米那坦》从印度教所崇拜的大地母亲中获取灵感，以创作过程为开头，以所创造的东西为结尾，中间通过颜色、形态和原材料，最终在”世界的空白脸上”浮现了一幅画。画家的创作过程起步于创作所带来的巨大牺牲，因为颜料变成了鲜血，然后变成蜂蜜。鲜红一鲜血这个主旋律把诗歌的主题引人宇宙诞生的悖论中，那里创造与毁灭并存:
跳出墨西哥红色
然后变成黑色
跳出印度红色
然后变成黑色
嘴唇发黑
迦利的黑色
墨西哥阿兹特克人有以活人的鲜血祭祀太阳一生命之泉的习惯，帕斯把这种祭祀的涵义与印度文化中红和黑的象征意义融合起来。遨利，意为”黑色女神”，是雪山神女的十个化身之一，湿婆的另一位妻子。据说她象征强大和新生，但又是残杀和毁灭女神，长得黑面撩牙，口吐红舌，身带血污，专喝恶魔的鲜血。《致画家斯瓦米那坦》所要表达的实质是创作的新生和复兴，红色象征着创造的能量，也代表着祭祀牺牲的鲜血。当画带着它强劲的颜色出现的时候，迎利必须接受这个致意:
黄色和它被烤焦的野兽
赌色和它地下的大鼓
黑色雨林的绿色躯体
在帕斯看来，诗歌是从诗人的痛苦中诞生的，这回应了大地母亲一创造之母最完美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对立的事物综合了，生与死、好与坏、牺牲与创造的辨证关系在一种和平的氛围中达到和谐，而这种和平更多的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艺术作品既是谜语也是答复:
画是一个躯体
只被赤裸的谜语覆盖
由此可以看到，东方经历-东方文化和生活-对帕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帕斯从佛教中领会吸收了”彼岸”的观念，发现诗歌是接近”彼岸” 、战胜孤独、冲破贫乏的自我封闭 的一种方式。在东方，他的创作达到了顶峰。
东方打开了帕斯的心灵和诗歌，将他的经历和个性与一个日益广阔的现实历史与未来在此交汇和视野融合起来。他的东方情结在此得到最大的释放。
人物经历
早年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于1923年出生于波兰科尼克(Kornik)，八岁时移居波兰南部城市克拉科夫(Cracow)。童年时代的她家庭生活中，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读书。她五岁就开始作儿童诗，她的父亲是第一个热心读者。
辛波丝卡于1945年至1948年间，在克拉科夫的雅格隆尼安大学修习社会学和波兰文学。 1945年3月，她于一九四五年在波兰日报副刊发表了她第一首诗作《我追寻文字》。1948年，因经济困窘，她被迫放弃学业。
1948年，当她正打算出第一本诗集时，波兰政局生变，共产政权得势，主张文学当为社会政策而作。辛波丝卡最初的诗歌写作包括这部处女作，符合那个时代的政治要求。对于早期这段诗歌的创作经历，她之后有着失望和憎恶。 辛波丝卡于是对其作品风格及主题进行全面之修改，诗集延至1952年出版，名为《存活的理由》。辛波丝卡后来对这本以反西方思想，为和平奋斗，致力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的处女诗集，显然有无限的失望和憎厌。
成熟
1953年至1981年，担任克拉科夫《文学生活》(Zycie Literacia)周刊的诗歌编辑和专栏作家。1970年，她出版自己的诗全集，居然没有收入首本诗集中任何一首作品。
1954年的第二本诗集《自问集》出版。在这本诗集里，涉及政治主题的诗作大大减少，处理爱情和传统抒情诗主题的诗作占了较多的篇幅。1957年，她与早期政治信仰和诗歌创作告别，活跃于团结工会一系列运动中。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她诗歌的创作和发表，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处理政治主题，甚至有意让诗歌远离政治。1957年，《呼唤雪人》出版，至此她已完全抛开官方鼓吹的政治主题，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触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爱情的关系。在1962年出版的《盐》里，表现出她对新的写作方向进行更深、更广的探索。
辉煌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 1976年之前的三十年创作生涯中，辛波丝卡以质代量，共出版了180首诗，其中只有145首是她自认成熟之作，她对作品要求之严由此可见一斑。1976年之后，十年间未见其新诗集出版。
1986年《桥上的人们》一出，遂格外引人注目，这本诗集竟然只有22首诗作，然而篇篇佳构，各具特色，可说是她诗艺的高峰。
当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她正在度假，得知这一消息后，她有点紧张，她对别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对她而言非常抽象。
2012年2月1日因肺癌逝世于克拉科夫，享年88岁。
作品年表
| 作品名称 | 原文名 | 年份 |
| 《存活的理由》 | Dlatego yjemy | 1952 |
| 《自问集》 | Pytania zadawane sobie | 1954 |
| 《呼唤雪人》 | Wo anie do Yeti | 1957 |
| 《盐》 | Sól | 1962 |
| 《101首诗》 | 101 wierszy | 1966 |
| 《无止境的乐趣》 | Sto pociech | 1967 |
| 《诗选》 | Poezje wybrane | 1967 |
| 《种种可能》 | Wszelki wypadek | 1972 |
| 《巨大的数目》 | Wielka liczba | 1976 |
| 《桥上的人们》 | Ludzie na mocie | 1986 |
| 《诗集，波兰语-英语双语诗》 | Poezje: Poems | 1989 |
| 《选读札记》 | Lektury nadobowi zkowe | 1992 |
| 《结束与开始》 | Koniec i pocztek | 1993 |
| 《一粒沙看世界》 | Widok z ziarnkiem piasku | 1996 |
| 《一百个笑声》 | Sto wierszy – sto pociech | 1997 |
| 《瞬间》 | Chwila | 2002 |
| 《给大孩子的诗》 | Rymowanki dla du ych dzieci | 2003 |
| 《冒号》 | Dwukropek | 2005 |
写作特点
辛波丝的诗歌大部分是沉思，但也谈到死亡、酷刑、战争，也因其凝练、清澈、悠游从容的风格而被誉为”诗坛莫扎特”。抛开早期与政治的关联，辛波丝卡从1957年出版的《呼唤雪人》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触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爱情的关系，以及她对生命的认知。
在辛波丝卡的每一本诗集中，她追求新风格、尝试新技法的用心。 她擅长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悦，以小隐喻开发深刻的思想，寓严肃于幽默、机智，是以小搏大，举重若轻的
《一见钟情》语言大师。一九七六年之后，十年间未见其新诗集出版。一九八六年《桥上的人们》一出，遂格外引人注目。这本诗集竟然只有二十二首诗作，然而篇篇佳构，各具特色，可说是她诗艺的高峰。她的诗歌同样是属于整个世界的，字里行间都深刻地透露着道德和哲理。她的诗歌更是包罗万象的，如一位波兰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宇宙世界、人类和动物的进化史、古往今来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她个人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几乎无不涉猎，并以其独特和多样化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显示了她的无比广阔的视野和卓越的艺术才华。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辛波丝卡关注的主题。在她眼中，自然界充满着智慧，是丰沃且慷慨的，多变又无可预测的:细体自然现象对人类具有正面的启示作用。她对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出的优越感和支配欲望，颇不以为然。她认为人类总是过于渲染自身的重要性，将光环笼罩己身而忽略了周遭的其它生命;她相信每一种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理由，一只甲虫的死亡理当受到和人类悲剧同等的悲悯和尊重。
窗外的风景本无色，无形，无声，无臭，又无痛;石头无所谓大小;天空本无天空;落日根本未落下。自然万物无需名字，无需人类为其冠上任何意义或譬喻;它们的存在是纯粹的，是自身俱足而不假外求的。人类若无法真诚地融入自然而妄想窥探自然的奥秘，必定不得其门而入。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实垂手可得，天空是可以无所不在的──只要与自然合而为一，只要”一扇窗减窗台，减窗框，减窗玻璃。一个开口，不过如此，开得大大的。
辛波丝卡的政治嘲讽和机智在《对色情文学的看法》 一诗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八十年代的波兰在检查制度之下，政治性、思想性的着作敛迹，出版界充斥着色情文学。 在这首诗里，辛波丝卡虚拟了一个拥护政府”以思想箝制确保国家
辛波斯卡诗选《万物静默如谜》封面安全”政策的说话者，让他义正严词地指陈思想问题的严重性超乎色情问题之上，让他滔滔不绝地以一 连串的色情意象痛斥自由思想之猥亵、邪恶。但在持续五个诗节嘉年华会式的激情语 调之后，辛波丝卡设计了一个反高潮在冷静、节制的诗的末段，他刻意呈现自由思想者与志同道合者喝茶、翘脚、聊天的自得和无伤大雅。这样的设计顿时瓦解了说话者前面的论点，凸显其对思想大力抨击之荒谬可笑，也间接对集权国家无所不在的 思想监控所造成的生存恐惧，提出了无言的抗议。
辛波丝卡认为生存是天赋人权理应受到尊重。在《种种可能》 一诗，依附于每一个个体的”种种可能”正是人间的可爱之处。这也许不是一个诗的时代–或者，从来就未曾有过诗的时代–但人们依旧写诗 、读诗，诗依旧存活着，并且给以快乐，安慰。辛波丝卡是懂得诗和生命的况味的， 当她这样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人物荣誉
辛波丝卡是波兰最受欢迎的诗人，被公认为当代最迷人的诗人之一，享有”诗界莫扎特”的美誉。她在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史上第三位获奖女诗人，2001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名誉会员。这是美国授予杰出艺术家的最重要荣誉。
社会评价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 她是个负担。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
波兰文化部长博格丹·兹德罗耶夫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辛波丝卡是一个正直、忠诚、憎恶任何形式名誉的人。”她理解他人，理解弱者，对他人怀有极大的宽容。”声明中说，”另一方面，她只期望自己谦虚地活着。” 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在他的推特上说:”辛波丝卡的去世是波兰文化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辛波丝卡的去世，科莫洛夫斯基写道:”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 科莫洛夫斯基说，辛波丝卡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
1996年，辛波丝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以冷静、清醒的笔触，把幽默与柔情结合起来，赢得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具有”反讽的精确性”和原生力量。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称她为”诗人中的莫扎特”，一位将语言的优雅融入”贝多芬式愤怒”，以幽默来处理严肃话题的女性。
瑞典文学院给予辛波丝卡的授奖辞是，”通过精确地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最富有意义。由这样的观点出发，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开阔无垠。”
辛波丝卡是一个勇敢的女诗人，她始终未停滞于单一的写作模式中，大概是这种勇敢打破了诗歌在出版界的”毒药”魔咒，1998年由台湾两位译者根据英文译本翻译的《万物静默如谜》就毫无预期地受到欢迎，而2012年简体中文版本的引进，又使得它获得了一年内逾五万册的销量。争议、怀疑，经过转述与加工的文字难免有变样，但是只要诗歌的精神没有偏差，辛波丝卡的思想仍可从遥远的波兰穿越到读者心中，甚至产生连她都未曾体悟的启示。
人物经历
早年时期
智利诗人。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生于智利中部的帕拉尔城，卒于黑岛。早年丧母，1906年迁居智利南部的特木科镇。父亲是一名铺路司机。在特木科读中学时开始写作。1917年7月在特木科《晨报》发表题为《热情与恒心》的文章，署名内夫塔利·雷耶斯，是诗人第一次发表作品。此后，他不断使用不同的笔名在首都和家乡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习作。1920年起，正式使用巴勃罗·聂鲁达的笔名。1921年3月，到圣地亚哥教育学院学习法语。不久，诗《节日之歌》在智利学生联合会举办的文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中年时期
从1927年起，在外交界供职，先后任智利驻科伦坡(1928)、雅加达(1930)、新加坡(1931)、布宜诺斯艾利斯(1933)、巴塞罗那(1934)、马德里(1935~1936)的领事或总领事。在马德里期间，主办了《绿马诗刊》。这时期的主要诗作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发表于1933年，反映”一个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的寂寞”。第二卷发表于1935年，色彩已经较以前鲜明。1936年6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他坚定地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1937年发表诗篇《西班牙在心中》。
然后奔走于巴黎和拉美之间，呼吁各国人民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1939年3月被任命为驻巴黎专门处理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全力拯救集中营里的共和国战士，使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来到拉丁美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诗风。他于1940年8月到墨西哥城就任总领事，并访问了美国、危地马拉、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家，写下许多著名的诗篇。
在此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苏联人民正在与希特勒法西斯浴血奋战。聂鲁达到处演说，呼吁人们援助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1943年11月，聂鲁达回到圣地亚哥。不久，在黑岛买下了一处别墅，着手创作他最重要的诗作《漫歌》。
1945年是聂鲁达的一生中难忘的一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1946年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大批共产党人被投入监狱。聂鲁达不得不中止《漫歌》的创作。他的住宅被放火焚烧;他本人也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从此被迫转入地下，辗转在人民中间，继续从事创作。在此期间，他完成了《1948年纪事》和《漫歌》两部长诗的创作。
1949年2月他离开智利，经阿根廷去苏联，并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此后他到过欧、亚、美的许多国家，积极参加保卫和平运动，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1951~1952年暂居意大利，其间曾到中国访问。1952年8月智利政府撤销对他的通缉令，人民以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欢迎他的归来。回国后过了几年比较安定的生活，完成了《元素的颂歌》(1954)、《元素的新颂歌》(1956)和《颂歌第三集》(1957)。1957年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
晚年时期
当反对魏德拉势力的战斗在智利国内取得胜利，对左翼分子拘捕的命令撤销后，聂鲁达回到久别的智利。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7年，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被捕。聂鲁达在他1958年的选集《放纵》(Estravagario)中反思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此后，聂鲁达开始旅行，他去了古巴和美国。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聂鲁达写了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热情歌颂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和社会变革。1969年，智利共产党提名他为智利总统候选人，后为了智利左翼的团结而退出竞选，并支持智利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后，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法国的大使。在他逝世前不久的9月11日，智利发生了美国尼克松政府支持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阿连德死于政变，聂鲁达在智利的两处住所被洗劫一空。
死亡疑云
聂鲁达在政变后曾计划出逃并在流亡后公开反对皮诺切特政权，但他在打算出逃前一天被送往圣地亚哥的一家诊所，在那里死去，终年69岁。官方宣布他的死因是前列腺癌，但在皮诺切特的独裁时代里一直流行着质疑官方版本的各种说法。
1990年，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走向终结，诗人的遗骸被移至黑岛，重新安葬。对聂鲁达死因的质疑之声也开始浮出水面。诗人的死亡太蹊跷了，入院后的几个小时里的医疗记录离奇失踪，军政府是否介入其中，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在多位证人，包括聂鲁达的长期司机对聂鲁达自然死亡的说法提出挑战后，官方于2011年展开了对聂鲁达死因的调查。
2011年，聂鲁达生前的司机马努埃尔·阿拉亚(ManuelAraya)接受一家墨西哥杂志采访时透露，聂鲁达并非自然死亡，有人被当局主使，向聂鲁达的胃中注射了致命的毒药，诗人因此毒发身亡。
支持马努埃尔·阿拉亚观点的人指出，1973年9月22日，也就是聂鲁达去世的前一天，他其实有途径能从智利安全逃到墨西哥去。而一旦聂鲁达到了墨西哥，就意味着他会在那里发表不利于皮诺切特的言论，使得皮诺切特政府受到严重的政治威胁。可是诗人没有如期离开，随后被一辆救护车拉到了圣地亚哥。
怀疑者还指出，1982年，军政府另一个政敌、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在他声明反对军事独裁之后，与聂鲁达死于同一所医院，死因是常规手术之后的脓毒性休克。但是2006年人们重新检查他的尸骨发现，他是被杀害的，死因是芥子气和铊中毒。 智利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据信在同一家医院被六人下毒，其中数名皮诺切特的特工，因与弗雷1982年1月22日的死亡有关，而于2009年12月被捕。 2010年12月，法医还掘出了前内政部长何塞·托阿的遗骸，进行死因调查。近40年前的官方结论是，托阿于1974年在医院病房的衣橱内自缢，但是2012年10月，法官宣布，他是被人勒死的。
2015年，西班牙媒体报道，聂鲁达可能因注射某种药物致死。当年6月，西班牙法医团队表示，在新一轮鉴定中，在诗人遗骸发现一种异样细菌。这以后，智利政府发表一份关于聂鲁达的内政部文件:”诗人被注射了一种令心跳停止的止痛药，可能导致他的死亡。”这份文件还指出，这种药物由腹部注射，而非通常的静脉注射。
药物成分和注射医生均为”不明”。更令人怀疑的是，聂鲁达在圣玛丽医院的医疗记录完全消失，甚至连他几年前担任法国大使时的医疗记录也找不到了。西班牙法医团队的卢纳博士表示:”我们面对的是个谜。”
2017年，智利政府表示，非自然死亡的怀疑”高度可能”是正确的。10月20日，由16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终于得出结论–他们一致否认聂鲁达死于”前列腺癌”:”百分百肯定不是。”
当年，在获知聂鲁达死讯后，马尔克斯曾写道:”他离去时，一定包含深深的失望。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一生的理想。”智利当地则有种说法，聂鲁达既非死于癌症，也非死于阴谋，他”死于悲伤”。
成就荣誉
1945年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并于同年加入了智利共产党，1950年获得加强国际和平奖。1971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邮差》已被译为30余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国，同名电影荣获1996年奥斯卡金像奖。中文版《邮差》是被翻译的第31种语言。
个人作品
| 出版 年份 | 作品 | 原文名 | 类别 |
| 1923年 | 《黄昏》 即《晚霞》 | Crepusculario | 诗集 |
| 1924年 |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 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sperada | 诗集 |
| 1925年 | 《奇男子的引力》 | Tentativa del hombre infinito | 诗集 |
| 1926年 | 《指环》 | Anillos | 诗集 |
| 1926年 | 《居民及其希望》 | El habitante y su esperanza | 小说 |
| 1959年 | 《爱情十四行诗100首》 | Cien Sonetos de Amor | 诗集 |
| 1960年 | 《英雄事业的赞歌》 | 诗集 | |
| 1961年 | 《智利的岩石》 | Las Piedras de Chile | 诗集 |
| 1961年 | 《典礼的歌》 | Cantos Ceremonirales | 诗集 |
| 1967 | 《船工号子》 | Barcarola | 诗集 |
| 1968年 | 《白天的手》 | L’Homme qui Rit | 诗集 |
| 1969年 | 《世界的终结》 | la Legende des siecles | 诗集 |
| 1969年 | 《还有》 | Quatre-Vingt-Treize | 诗集 |
| 1970年 | 《烧红的剑》 | La espada encendida | 诗集 |
| 1970年 | 《天石》 | Las Piedras del Cielo | 诗集 |
| 1970年 | 《海啸》 | 诗集 | |
| 1972年 | 《孤独的玫瑰》 | La Rosa Separada | 诗集 |
| 1972年 | 《无用的地理学》 | 诗集 | |
| 1973年 | 《处死尼克松和赞美智利革命》 | Incitación al Nixonicidio y alabanza de la revolución chilena | 政治诗 |
| 1974年 | 《冬天的花园》 | Jardín de Invierno | 诗集 |
| 1974年 | 《黄色的心》 | El Corazón Amarillo | 诗集 |
| 1974年 | 《2000年》 | 2000 | 诗集 |
| 1974年 | 《疑问之书》 | Libro de las Preguntas | 诗集 |
| 1974年 | 《挽歌》 | Elegía | 诗集 |
| 1974年 | 《挑眼集》 | Defectos Escogidos | 诗集 |
| 1978年 | 《我命该出世》 | Para nacer he nacido/Passions and Impressions | 诗集 |
| 1980年 | 《看不见的河流》 | El río invisible | 诗集 |
社会评价
聂鲁达在拉美文学史上是继现代主义之后崛起的伟大诗人。
聂鲁达一生有三个主题:爱情、诗歌和革命。聂鲁达把这三个主题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推向堪与马丘·比丘高峰试比高的高度。他的爱情是与他的爱情诗互为一体的。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第一首就是《女人的肉体》，还有他的《我的船长》、《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都是爱之绝唱，在全世界引起长久的回声。
人们对聂鲁达爱情诗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更感兴趣的同时，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逃亡者》，以及众多反抗不公不义的诗篇，很值得怀念，即使他在涉及意识形态方面并非无可挑剔。
聂鲁达的作品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他是写人民的。尤其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他所描写的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如西班牙内战、智利人民的斗争、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等。在将政治生活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将现实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
人物履历
圣-琼·佩斯，原名阿列克西·圣-莱热·莱热，1887年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瓜德罗普群岛潘-达-毕特海港附近的一个小岛上。他父母均属于克里奥尔贵族阶层，是数代之前移居安底列斯群岛的法国侨民的后裔。家族世代经营种植园。佩斯的童年时代即在该岛上度过。在这里，佩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八岁便享用天文望远镜、游艇和乘骑。航行和马术后来成为他终身持续不衰的爱好。望远镜对佩斯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培养了佩斯对于远方的事物的强烈爱好，也启示了他对于远征和探险的渴望，这一份童年的爱好对于他将来从事文字和外交生涯所需的远见卓识也并非毫无意义。1896年至1899年，佩斯就读于潘-达-毕特中学，热爱数学和植物学，课余喜欢观测天象，也经常在岛上纵马驰骋或泛舟海上，知识逐渐扩大到海洋、自然和哲学。
童年生活的经验成为佩斯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佩斯的全部作品都来自这个背景，他从未停止反映得自这一经验的雄浑、庄严、新奇的最早印象。
1897年岛上发生地震与经济危机，庄园主家族破产。1899年佩斯随父母回到法国，定居于比利牛斯山下的波城。旋即考入波尔多大学学习法律。这期间，他结识了诗人弗朗西斯·雅姆、保尔·克洛岱尔和雅克·里维叶，他们对他的诗歌写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06年他进入军队服役一年。同时研究地质学并登山，当然他也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去扩展并加深对大自然具体、详细而精密的知识。
1907年，他的父亲去世。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利用微薄的收入赡养母亲和几个姊妹。1910年加里曼书店出版了其处女诗集《颂诗》，其时他23岁。该书出版后完全被读者所忽略，既没有人加誉于他，也没有引起批评。可能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其潜在的文学价值，这个人正是同样长期被大众所忽视的普鲁斯特。
1911年，在保尔·克洛岱尔的影响下，佩斯决定投身外交界。他前往西班牙、英国、德国等地旅行，实地考察矿业、工厂、港湾设施、商界和银行。这些旅行帮助他准备外交考试，也使他有机会结识当地名流，在英国，他结识了康拉德和泰戈尔，对泰氏的作品深为钦佩，并怂恿纪德将它译为法文。
1914年，佩斯通过了外交考试。1916年被派驻北京公使馆担任三等秘书。在中国的五年中，他经常到各地旅游，东北、内外蒙古、朝鲜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横越戈壁大沙漠的经验促使他写下了史诗《远征》。佩斯的外交生涯在驻华期间有了顺利的发展，1921年离任时己升至一等秘书。
1921年佩斯奉召回国。途中他游览了日本、火奴鲁鲁、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与飞枝群岛之后，继续以双桅帆船漫游、穿越南太平洋，顺由美洲太平洋海岸回到法国。不久被派往美国担任华盛顿会议(1921-1922)有关海军装备与远东问题的政策专家。在华盛顿，佩斯与时任外长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同游波多马可河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佩斯作为外交官的前途变得明朗起来。当时有位官员建议白里安写回忆录，在冷场之下，佩斯依其热爱大自然的天性，提了一个建议:”一本书不过宣告一棵大树的死亡罢了。”此话大得白里安赞赏，认为不同凡响，此后他在外交界的发展一直得到白里安的大力推荐。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佩斯专心致力于外交工作，积极参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事务。
1922年，时任《新法兰西评论》编辑的安德列·纪德访问了佩斯的寓所，征询他有没有新作可以给他发表。佩斯指着一个打开的小箱子说:”你过去看看吧，也许你能找到点东西。”结果纪德在箱子里找到了一部标题为《远征》的手稿。纪德当即征得佩斯同意出版这部长诗。但在离开寓所时，纪德忽然记起外交官是不得随意用原名发表这类东西的，就问诗人用什么名字好，他很快得到了答复:圣-琼·佩斯(St-John Perse)。这是佩斯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此后一直未改。《远征》单行本于1924年问世，但读者仍很少，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少数读者当中却有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艾略特等。这表明佩斯在人群中已经获得相当的承认。
1925年以部长办公室主任身份参加英、法、德、意、比五国罗加诺会议，1928年参加美法公约会谈，并出席伦敦海军会议和海牙会议。1929年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长。
1930年艾略特将这部诗译成了英文，但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它对英美诗歌产生重要影响还要等到20年以后。在法国境内，正是超现实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佩斯再一次被冷落了。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佩斯受命以大使衔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先后参加法苏公约谈判，出席英、法、德、意关于恢复义务兵役制谈判(1935年)，幕尼黑会议(1938年)。在所有上述会议和谈判中，佩期始终竭力维护欧洲和平，大力抵制”绥靖政策”，公开反对张伯伦对希特勒节节让步的怯懦行径。佩斯于是成为纳粹德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大敌。到德军攻陷法国前夕，保尔·雷诺为了保住议会右派的微弱多数地位解除了佩斯的外交部秘书长之职，作为补偿，转请他出任驻美大使，但遭到佩斯拒绝，巴黎陷落前几天，他搭上英国货轮前往伦敦，在那里会见了丘吉尔并作短暂停留之后，横越大西洋，于6月14日抵美国。纳粹进入巴黎，佩斯的寓所被盖世太保洗劫，存在那里的外交档案和未出版的文学手稿全部掳去，二战以后虽经多方查找，均无着落。期间，他被维希政府取消国籍，财产被没收。1940年佩斯出奔美国。
战争猝然结束了佩斯的外交生涯，也使他得以摆脱政治事务，回到中断了近20年的文学事业。1941年起他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文学顾问达十年之久。佩斯的诗歌才华在流亡期间得到了充分施展，放射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华。
他完成了《流亡》、《致异乡女》(1943年)、《雨》、《雪》、《风》等重要诗章。诚如克洛岱尔所说的:”固然第三共和国失去了一位政治活动家，法兰西却得到了一位再生的诗人。”以上流亡时期的诗篇都以法、英对照本传布于英语国家和拉美地区，在法国境内，马赛的《南方杂志》和巴黎的地下刊物都刊载过他不少诗篇。在法国境内第一次对佩斯表示集体敬意的行为则要推迟至1950年。
此后，作为诗人的佩斯声誉日隆。1957年发表《航标》，这部总结性的长诗被公认为法国诗歌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同年，佩斯的美国友人为他提供了法国土伦港西南吉安斯半岛上的一笔地产，佩斯由是回到了阔别十七年之久的祖国。1958年以古稀之年与杜勒斯·罗素女士结婚。1959年发表《年代纪》。
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年法国《七星丛书》出版了圣-琼·佩斯专辑。专辑的撰稿人包括一些当时最有名的作家和诗人:纪德、克洛岱尔、布勒东、勒奈、斯彭德、麦克里许等。他们唤起人们注意这位在法国被称为”伟大的缺席者”的作家。此后，佩斯的声誉开始稳定地上升，终于在1960年众望所归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群岛》。1965年出席但丁诞辰700周年纪会会，发表《致但丁》。1969年发表《已故情人所吟唱的》。1971年出版《唱给二分点的歌》。1975年9月20日，诗人以88岁高龄谢世。
写作特点
在本世纪最杰出的诗人当中，佩斯无疑是最令人困惑的一位，读者先前的文学经验丝毫没有难备接纳佩斯横空出世的诗篇。佩斯诗歌的来源是比一切现存的文学更为古老的事物，他从其漫游世界的经历中，从其所熟悉的航海术和马术中，他在其中度过童年的热带海岛风光中，撷取珍奇的事物和闪光的意象。他周游全世界以寻求俘获物。
他阅读他所目睹不到的东西，来完成他漫游时所获得的，同时把别人的经验吸收为他自己的东西。他对存在的细节与人类各种事物具有一种非凡的热望，他如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昆虫学家一样熟悉各种自然界事物。佩斯把所有这些珍贵的事物收集进他的诗篇，并记录种种令人感动的人类情绪，从卑琐动摇的世界把它们提出来，重新镶上并饰以宝石，以形成丰盈的收获:人类的想象力最终完成了辉煌的伟业，形成一部伟大的、令人惊叹的史诗。
佩斯的每一诗行直截地给予阅读者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奇感受，而这种为奇迹所倾倒的美妙的情感将自始至终伴随着阅读的全过程。这些诗句在细节上是那样惊人的清晰、明朗、精确、坚定和稳固而又简洁匀称地支撑着整个诗的结构。局部的奇迹在这里只是整个诗章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微妙地承担着其独特的作用。每一个片断都足以炫人耳目，而整体是惊心动魄的庄严和宏伟。
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 奇珍异宝、珍贵的闪光、辉煌的韵律在他的笔端仿佛是无穷无尽的，足供他任意驱遣，绵绵不尽的诗句宛若天风海涛，横空出世，无迹可循。语言的魔术在佩斯这里抵达了它的极致。
他的语言在滔滔雄辩和不尽的礼赞中，一不留心变成了他所礼赞和倾诉的对象本身。在叙述一支军队在沙漠戈壁中的伟大进军时，他的诗句自然具备了军队行进的节奏、青铜的闪光和马匹的嘶鸣，首领宏伟的气魄和昂扬的姿态;在向大海敬礼时，他的诗句变成了大海的呼吸，浪涛的运动，染上了海水的颜色，放射出灯塔转动的光芒;在写到雪时，它一变而为绵绵不绝的低诉和叮咛，在写到雨时，它就发出雨水的泪光，而当一场大风刮起时，它就获得了它创造和毁灭的全部力量，把一切席卷而去……
人物评价
瓦拉斯·福里指出:”在本世纪中没有任何诗人比佩斯更为关心如何量度与估计诗之力量了，而且再没有哪个人的诗比他的作品更能灿烂地证明诗之力量了。”佩斯的诗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亘古的对话。在这世界中，”文字”是人类的一种特别赠礼与权益，也是唤醒一个深藏的应和之网的符咒。在读佩斯的作品时，我们将目睹和聆听到”文字”本身，一再重新发现其力量，并作为重新构成自然的一种元素而存在。
佩斯重新唤起了文字所能具有的最崇高、最神秘的力量，也即是统一世界的力量。这些诗即是那些如矿藏般潜伏于世界之体中的力量的实现:诗人带来了今日的光之宇宙，并重新树立起了过去的、业已被深埋了的宇宙。
在欧美现代的名诗人中，奥登、斯彭德、聂鲁达都先后到中国，但说到与中国的渊源之深，没有人能与佩斯相比。佩斯驻北京使馆的前后七年中，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时期，佩斯以诗人敏锐的直觉和外交官的远见卓识，对中国作了多方面的考察，以一个西方人的身份，为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佩斯抵华伊始，就对当时西方使团的短视和自我隔离提出批评。当时驻华的西方外交官普遍认定中国缺乏蜕变的能力。佩斯则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他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结构开始崩溃，因此有利于”社会集体主义的”滋长，”中国终会走上集体主义，非常接近教条的列宁式共产主义”。
佩斯这封信写于1917年1月3日，当时中国知识界对马列思想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更谈不上什么组织力量，佩斯的预言所据为何不得而知，但却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其预见性确实令人吃惊。
在外交事务中，佩斯对中国一直抱有同情。凡尔赛条约公布后，佩斯于1920年4月21日给巴黎的信中沉痛陈言:”我为可怜、不快乐的中国所担心的一切终于发生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侮辱是无以复加:……山东一向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摇篮，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圣地。全中国的眼睛都关注着这个省份。
完全无法想象的是和会竟然没有一个体会到，山东问题这种不公正的处理会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不出十年，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些后果的冲击……”
人物思想
比起其他西方外交官，佩斯与中国民间有较广泛的交往。他和个别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建立了相当深的友谊。这其中有时任北洋政府外长的陆徵样和梁启超。
他对陆氏评论是”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圈，他实在是相当特别的人物，而他的道德权威来自他超然于派系斗争的独立性”，”我很容易在想象中看到他在困境或孤独中，在欧洲的修道院度其余年”，最后一句竟完全言中，陆氏后来在比利时出家，成为天主教僧侣。佩斯对梁启超相当看重，称他为”我认识的中国人物中最为投合的其中一位”，”在这里他的外号是’知识分子里的王子’:但这位杰出的作家，受国民责任及爱国心所驱，不时要放下他纯粹的文学工作，来介入南北之间的纷争，为和解和复苏国家而努力”。
佩斯对中国的山水风物的观感，一部分融入他完成于中国的诗篇中，在通信中也有所反映。他给康拉德的信中曾详细描述了他在戈壁沙漠的旅行经验。他给纪德的信中称北京是”世界天文中心，超越时空，是绝对的存在”，紫禁城更是”美妙的抽象，是心灵最终摸索的石阵，这个世界最后的几何聚合点”。
当然，佩斯的判断有时候相当武断。譬如他回答瓦雷里对中国诗的探询时说:”至于中国人心目中的诗，我们还是不要谈吧。我们对诗的原则的老争论，在这里全不适用。中国人的诗观一向服膺于最学院性的工整，因此没有触及诗的真正神秘根源。”我宁愿把佩斯的看法看作是对当时西方外交界盛传的”满大人善写诗”的一个回答，因为真正优秀的中国诗歌对不通中文的佩斯恐怕仍无缘接触。
人物轶事
还有一件佚事也可以在这里一提。1920年北京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闹剧，时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仓惶逃入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家眷被复辟部队扣为人质。当时佩斯通过个人交涉，获准前往接触直系亲属。
佩斯后来在通信中说，”整个事件的过程相当有趣:在民国部队来临前的恐慌中，我由大使馆的议员陪同，在紫禁城仅耗费三个劳累的钟点”，结果不但接出总统的太太、女儿、儿子，连姨太太等也成功带回大使馆，”他们在我住所居留了几星期，我的窗帘还染有一个中国小孩所制造的果酱污渍”。
佩斯关于中国的记录散见于致法国外交部的公函以及和亲友的通信中，若加以收集整理，在国内出版，相信不但一般读者会感到某些兴趣，而且也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基本信息
萧沆(Emil Cioran, 1911-1995)罗马尼亚旅法哲人，20世纪怀疑论、虚无主义重要思想家。有罗马尼亚语及法语创作格言、断章体哲学著述传世，以文辞精雅新奇、思想深邃激烈见称。
萧沆属天才早熟型、诗人气质哲学家。入读布加勒斯特大学期间，博览群书，尤其深受叔本华、尼采、舍斯托夫、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的影响。21岁完成第一部作品《在绝望之巅》之后，连续数年以罗马尼亚文撰著多部作品，文风犀利、思想独特，令人侧目。在一度留德之后，30年代后期游学法国，并继续母语创作。后因欧洲时政变化，滞留巴黎，遂选择定居于此 。自4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反省自己早年亲纳粹唯生命论思想，后决意与自己的过去决裂，放弃母语，转以法文从事思考写作。1947年完成的第一部法文作品《解体概要》，几经修改，於1949年发表，旋即获颁奖助外国作家法文创作的里瓦罗尔奖。此为萧沆一生唯一一次接受文学奖。
个人作品
此后40年间，萧沆创作多部法语哲学作品。尽管在相当时期里，萧沆的巴黎生活处於边缘化的状态，其作品也只维持在小众范围传播，却一直深受论者好评，不乏热切拥趸。60、70年代中，德、英、日、西语译本渐多，在彼时方兴未艾的叛逆思潮中，影响深广。而80年代以来，其人其书经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等人介绍，则渐为大众熟知，遂成当代西方经典。桑塔格在《激进意志的样式》一书中便说:萧沆是当今思想最精细，写作最具力量的人之一。
萧沆的作品围绕对存在之虚妄与困顿的反思展开，充满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论调;对人世磨难与苦痛，有极为敏锐深刻的观察体认，因而呈现为一种极端的清醒，以致几近凶狠的态度;而同时，其文笔旨趣之新颖考究，遣词造句之暴戾刻毒，则构成了他特殊的行文与运思风格，备受推崇。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曾如此形容萧沆:他是梵乐希之后，最伟大的法文作家之一，足令法文增辉。
萧沆在多年后为《解体概要》撰写的一篇介绍文章里，曾这样坦白说:我跟那些神秘论者混再久也无济於事，在内心深处，我从来便是站在魔鬼一边的:可因为无法跟他的威力媲美，於是我至少尽力通过自己的无礼、尖酸、专横与任性来使自己无愧於他。而旅居美国的罗马尼亚知名作家诺尔曼‧马内阿，曾如此描述他:他是一位杰出的反叛者，也是一位独具怀疑精神的厌世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们在人类存在的虚无当中惊醒过来。
萧沆的主要著作有:《在绝望之巅》、《欺瞒之书》、《罗马尼亚的变革》、《眼泪与圣徒》、《思想的黄昏》、《败者的祈祷》(以上皆为罗马尼亚文)、《解体概要》、《苦涩三段论》、《存在之诱惑》、《历史与乌托邦》、《坠入时间》、《恶质造物主》、《诞生之不便》、《撕裂》、《赞赏练习》、《供词与诅咒》、《萧沆作品集》、《笔记1957-1972》(以上为皆以法文写作)。
1995年於巴黎辞世。
人物经历
沃莱·索因卡(Akinwande Oluwole Wole Soyinka，1934年7月13日-)于1934年7月13日生于尼日利亚。他属于雅鲁巴部落，部落丰富的传说后来成为他文学取之 不尽的泉源。 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首次创作一些短剧、诗歌、歌曲就在这里上演或发表。1954年，他20岁时，进英国利兹大学，专攻英语，并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1958年被接纳进皇家官瑟剧院担任剧本编审、导演和演员。1960年，沃莱·索因卡作为一位戏剧研究人员回到尼日利亚。他遍游全境采风，着重考察和研究民间文艺，有意识地把西万戏剧艺术同非洲专统音乐、舞蹈、戏剧结合起来，创造出且有非洲特性的新型话剧。 他还研究尼日利亚民间文艺，把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和戏剧结合起来，开创了用英语演出的西非现代戏剧，并很快就以一个具有非凡才华的剧作家、演员和导演脱颖而出。索因卡的戏剧创作从早期到成熟期大概经历了20多年。早期创作主要在1960年以前这段时间，作品有《雄狮与宝石》《沼泽地的居民》 《裘罗教士的考验》等。
在1961年，他帮助创办了尼日利亚作家和艺术家团体姆巴里俱乐部，对尼日利亚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索因卡一直在尼日利亚政坛较为活跃，1967年，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因被指责为破坏交战双方的和平，他被雅库布·戈文(Yakubu Gowon)领导的联邦政府逮捕入狱，单独囚禁。
在狱中，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后来全部收录在《狱中诗抄》(Poems from Prison)中出版。后因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施压，在被关押22个月后得以释放。他在狱中的经历最后写进了《此人已死:狱中笔记》(The Man Died: Prison Notes)。索因卡1960年至1970年，作品有 《孔雀的收获》《森林之舞》 《疯子和专家》 《路》 《强种》等。
获释后，他就去欧洲和加纳，流亡了六年。1976年，他回到了尼日利亚，在伊费大学执教。作为剑桥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的英语客座教授，他还定期前往欧洲。同时，他还是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1970年以后，突出的创作形式是宣传鼓动性的时事讽刺剧、揭露剧，代表作品是 《死亡与国王的马夫》。
总的说来，沃莱·索因卡的创作是联系非洲和尼日利亚的现实的。他自己说，他的”永久信仰是人的自由”，他也本着这个一贯的主张而从事创作活动的。正由于此，1986年因为”他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人生的戏剧”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洲作家。
此外，索因卡也一贯以大胆直言著称，他经常批评尼日利亚的行政部门，也反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暴政，包括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政权等。他的许多著作都有明显的反对独裁反对专政的论调，这些激进言论经常使他身处险境，但同样也令他的名声大增。尼日利亚独裁者萨尼·阿巴察(Sani Abacha)的统治期间(1993年-1998年)，索因卡因被迫离开尼日利亚，流落异乡，常年在国外居住，后成为美国亚特兰大艾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教授，主要居住在美国。
独裁政权倒台后，1999年他接受了原伊费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奥巴费米亚沃洛沃大学(Obafemi Awolowo)名誉教授的头衔，但开出的条件是，这个大学必须禁止招收政府高级官员中的军官。
2014年7月15日，尼日利亚连日来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祝贺尼日利亚剧作家和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80华诞。
2020年10月，宣布即将出版《地球上最快乐的人的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Happiest People on Earth》)。这是时隔将近50年来索因卡创作的第一本小说，本书将在今年年底前出版，并确认已经计划在2021年初于国际上出版此书。
人物作品
| 体裁 | 作品名称 | 原文名 | 年份 |
| 戏剧 | 沼泽地的居民 | The Swamp Dwellers | 1958 |
| 裘罗教士的考验 | he Trials of Brother Jero | 1960 | |
| 雄狮和宝石 | The Lion and the Jewel | 1959 | |
| 森林之舞 | A Dance of the Forests | 1960 | |
| 强种 | Kongi’s Harvest | 1964 | |
| 孔其的收获 | 1965 | ||
| 死亡和国王的马弁 | 1975 | ||
| 未来学家的安魂曲 | Requiem for a Futurologist | 1983 | |
| 路 | he Road | 1965 | |
| 疯子和专家 | Madmen and Specialists | 1970 | |
| 小说 | 译员 | The Interpreters | 1965 |
| 反常的季节 | Season of Anomy | 1973 | |
| 地球上最快乐的人的编年史 | Chronicles of the Happiest People on Earth | 2020 |
创作特点
主题
在索因卡的剧作中，非洲文化传统中的非理性因素首先表现为根深蒂固的神话秩序、祭祀仪式。索因卡出生在约鲁巴族世代居住的阿贝奥库塔。
村子旁流淌着一条以集约鲁巴族的炼铁、工艺、战争、创造和毁灭于一身的奥贡神之名命名的河流。在他的祖辈当中，也有从事巫医、祭司等职业的亲属，他们笃信鬼神、巫术和各种迥异于基督教的宗教仪式。在尼日利亚各种原始质朴的仪式几乎充满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死者的第一、第二次葬礼有特殊的仪式;新生儿的命名要有一个仪式:男性生殖割礼、生日、房屋奠基、甚至新买一部汽车者要举行一个仪式。
这些古老的仪式本身就是一笔丰富的文化资源，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潜力。由此，西非民族丰富的神话，复杂的信仰，繁琐的仪式在他全部的剧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运用西方文学的叙述框架，把约鲁巴神话翻译为英语.通过这种文学传递法，使非洲的神话和习俗与西方现代戏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建筑了一个与西方理性思辨、工业文明迥然相异的神秘、虚幻、古老、陌生的东方神话世界。以此对抗占霸权地位的西方现代文明，消解欧美文化中心主义。
索因卡的戏剧深深植根于非洲世界和非洲文化之中，他也是一个阅读范围广泛、无疑是博学的作家和剧作家。他通晓西方文学，从希腊悲剧到贝克特和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除了戏剧的范围以外，他还精通欧洲文学。例如，像詹姆斯·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就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痕迹。索因卡是一位写作时非常谨慎的作家，特别是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他能写得像先锋派一样深奥微妙。
在战争期间，在他蹲监狱和其后的时间里，他的写作呈现出了一种更为悲剧的性质。精神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冲突显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险恶。那对善与恶的记录，对破坏力和建设力的记录，也越来越含糊不清，他的戏剧变得含义模棱两可，他的戏剧以讽喻或讽刺的形式，采用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神话式的戏剧创作。对话尖锐深刻，人物变得更富有性格，经常夸大到滑稽的程度，而且需要有个结局–戏剧的气氛热烈起来了。
其活力也绝非少于早期作品–正相反:那种讽刺、幽默、怪诞的和喜剧性的成分，以及神话般的寓言制作，都栩栩如生地活了起来。索因卡对非洲的神话素材和欧洲的文学训练的使用是非常独立的。他说，他把神话用作他的创作的”艺术母体”。因而这也就不是一个民间传统的再现的问题，不是一种异国情调的再现的问题，而是一个独立的、合作的工作。神话、传统和仪式结合成一体，成为他的创作的营养，而不是一种化装舞会上穿的服装。
借助古老的神秘的文化意象、神话情节进行创作是西方现代戏剧的特点之一”借助与理性和科学背道而驰的远古神话、仪式，试图在理性的非理性之根中、意识的无意识之源中重新发现救治现代痛疾的希望，是寻求弥补技术统治与理性异化所造成的人性残缺和萎缩的良方。”不仅如此，在尼日利亚文化传统中，戏剧也是再现宗教神话和祭祀仪式的主要方式。受上述两方面原因影响，索因卡在20世纪60年代初，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尼日利亚各地考察和研究民间戏剧，寻求将民间古老的戏剧加以现代化的途径。
因此索因卡的剧作中-大部分现代悲剧都深深植根于约鲁巴人的谚语和神话，极度抒情和华丽的约鲁巴语言以及隐晦神秘的伊发神喻，从某种意义上说，索因卡的戏剧世界就是一个神话与仪式的世界。如《森林之舞》从头至尾都是建构在一个欢庆仪式下的。当中有许多约鲁巴神话传说中的意象，剧中人物不仅有现在活着的人，还有森林之王、棕桐树精、黑暗神、宝石精、河神、幽灵等，俨然就是一个神话世界。在他的剧作中，约鲁巴神话传说及仪式并不是矫揉造作的生搬硬套，而是滋润其创作的营养，直接、同步、雄辩地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神话像诗一样，是一种真理，或者是一种相当于真理的东西，当然，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的真理或科学的真理相抗衡，而是对它们的补充。
索因卡塑造了一系列神话、仪式秩序的牺牲品。因为神话及仪式往往被用来说明氏族成员必须遵守特定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规范，因此，神话及仪式具有祖训、法典的作用，成为维护某种制度、习俗、道德的权威根据。
《强种》是索因卡唯一的一部严肃的悲剧。该剧也是建立在约鲁巴的一个民俗传说及仪式的基础上的。据说在非洲有这样的风俗:在新年前夕的除旧迎新的宗教仪式上，要找一个外地人作为牺牲品或替罪羊。给他灌麻醉药，在他身上涂上色粉，在半夜之前拖他穿过全村，让人人往他身上倒垃圾，扔脏物，肆意欺凌和咒骂，最后把他驱逐出城，永远不许回来，或者把他折磨至死。这样做的用意是希望在除夕把过去一年全城的罪恶、污行都”栽”到他身上让他带走。这一仪式通常被称作”净化仪式”。正直、善良的外乡人埃芒为了保护另一个外乡的白痴孩子，就这样冤死了，他没有反抗的能力，因为他活着就必须遵守神话、仪式秩序;村民们与埃芒并无冤仇，但为了自身的利益，谁也不敢打破这一神话、仪式秩序，纵然是深爱埃芒的桑玛也只能看着心上人成为替罪羊。更具悲剧意义的是，埃芒的父亲也是这一神话、仪式秩序的牺牲品。
每年除夕的时候，他就在头上顶着象征性地装着垃圾的小船，为村里人把全村的”污秽”送往河里让它流走，最后为此劳累至死。埃芒的悲剧命运是因为他是一个外乡人，这是由于客观条件造成的悲剧，而埃芒的父亲作为本乡人，却因他所从事的事业而成为英雄人物。他曾骄傲地对埃芒说，他们的家族是”强种”……这就是一个主观因素导致的悲剧了。主观也好，客观也好，父子两代人都没能挣脱神话、仪式秩序的约束。”追溯共同祖先，巩固图腾、祖先的地位，强化同部族意识，强化对共同体的认同作用”，这是非洲神话仪式的一项很突出的社会功能。
神话仪式通常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在民俗学中，仪式往往是人生一个重大的关头，人们在仪式之前和仪式之后体验的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实际上，埃芒和他的父亲具有”替罪羊”原型的象征意义。”替罪羊”原型出自《圣经》中《利未记》第16章第10节:每逢赎罪日，以色列人要选出两只公山羊，交给大祭司，用抓阉的办法定出一只献给上帝，一只献给荒野中的邪灵阿撒泻勒，这后一只便是替罪羊。由大祭司把两手按在羊头上，在上帝面前承认族人的种种罪孽和过错，以示把族人的罪过全部转移到这只羊身上。
随后派人把羊带到荒野放掉，表示它带走了以色列人的一切罪过。后来，”替罪羊”转喻为”代别人受过的无辜者”。”替罪羊”的自我牺牲是为了让他人或人类换来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上述两部悲剧，索因卡揭露了非洲传统文化中愚昧、野蛮、不人道的神话仪式行为。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索因卡在批判的同时又寄希望于负有民族牺牲精神的当代”马弃”或”强种”。因为在索因卡看来，他们才是带领非洲人民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化大潮的救世主。只有依靠这种神话式的”自觉”，才能营造一个社会、自然和个体灵魂绝对统一、和谐的理想社会。
索因卡认为，优秀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形而上的、超越现实的关注，而不是形而下的纯粹的叙述，揭示的是一种不可立时可得的现实，颠覆习俗的观念把社会从陈旧的历史观念或其他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历史观。随着殖民者的入侵，欧洲文化渗透到了非洲大陆，非洲的本土文化受到了猛烈冲击。
在严峻的非欧文化碰撞之中，有的非洲人固步自封，拒绝接受外来文化，一味美化非洲的原始文化;有的非洲人则数典忘祖，拜倒在欧洲文化的脚下，认为欧洲的月亮比非洲圆，甘愿做殖民者的奴隶。索因卡是非洲的”普罗米修斯”。他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俯视非欧文化，勇敢地盗取”天火”来焚毁非洲传统文化落后腐朽的因素，寻找了非欧文化相融合的途径，为非洲传统文化开辟了一条创新超越、走向世界之路。为此，索因卡竭力主张立足于非洲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不断挖掘和继承非洲传统文化的精华。
通过借鉴欧洲现代文化和重新审视、选择、调配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一种”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学。他将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技巧同西非约鲁巴部族的文化传统有机融合;在戏剧时空的处理上既吸取非洲传统艺术、又大大突破了传统写实戏剧的限制，既借鉴西方戏剧的多种手法、又大胆创新，提出独特的戏剧时空观;探求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悲剧传统、又全新阐释约鲁巴传统文化意识的悲剧精神，力求在两种异质文化的二重组合中实现双向超越。
譬如，索因卡指出，在现实的经验之外，尤其是在这个”技术补偿性”的西方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宇宙统一体，依靠一种神话式的直觉和跳跃性情绪想像，人类可以达到这个统一体。
他的”宇宙整体”是相对于非洲世界和非洲思想而言的，排除了”技术补偿性”的西方世界。在他的戏剧《死亡与国王的侍从》中的欧朗弟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他有两个自我:他是一个受西方教育的人，刚从欧洲归来，这个”自我”代表着”西方”;同时他又是一个鲁巴人，这是他的传统”自我”。欧朗弟代父自杀，象征着那个西方的分裂的”自我”必须死去，以使传统的、真正的”自我”保持存在，同时保证一个传统的、和谐统一的”完整自我”得以再生。欧朗弟式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性的超越精神就是索因卡的人生追求最形象的表达。他试图借神话的隐喻和古老的仪式来传达善良人性和坚强意志对于尼日利亚民族发展的重要性。
在南非，索因卡的戏剧无疑影响了黑人剧作家把神话学(包括现已成为神话的抵抗白人统治的历史人物)融汇在行使他们自己的当代生活的人民的普遍模式里”，索因卡通过文学艺术证明，”非洲心灵中被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和哲学掩盖的东西既不必在非洲不可逆转地要介入的现代世界中被抛弃，也不必最终返回部落主义，而是可以与现代意识结合的，一如现代意识吸纳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化身。奥冈的创世神话应该放置在人类思想的世界体系中”
手法
后殖民性
索因卡描述过他在非洲一个小乡村的儿童时代。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的母亲是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都是基督教徒。但是在上一代中有一些巫医和坚信幽灵、魔力和任何非基督教事物的仪式的其他人，我们遇见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树妖、幽灵、术士和非洲的原始传统都是活跃的现实。我们还面对着一个更复杂的神话世界，它植根于一种源远流长的口头流传的非洲文化。对儿童时期的这个叙述也就给索因卡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背景–与丰富而又复杂的非洲传统的一种亲身经验的密切联系。
索因卡是一位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在接受西方语言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哲学。这当中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最为深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拉尔斯·吉伦斯在颁奖辞中就明确指出:”他熟悉西方文学，从希腊悲剧到贝克特和布莱希特，除戏剧外，他熟知杰出的欧洲文学。
“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相类似，索因卡的作品中也有许多晦涩难懂的隐喻及荒诞的情节。如为庆祝尼日利亚独立而写的剧本《森林之舞》中死者、活人、幽灵、鬼神同台亮相;《疯子与专家》满纸疯人疯语，正义与邪恶界限模糊;《路》则被认为是索因卡最具代表性的荒诞剧，艺术构思怪异，剧情荒诞不经，影射象征曲折隐晦。
反理性，鄙视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索因卡虽然吸收了一些反理性的特点，但用反理性来概括他是不恰当的。明显，索因卡的创作受到了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但事实上，反理性不能被用在索因卡的作品上。因为当欧美人类学家致力于发现和阐释非洲黑人文化的时候，浸淫于欧风美雨之中的非洲黑人和非裔黑人精英分子也在反思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的价值，审视它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他们并不盲目排斥其他文化，但对黑人所具有的创造精神更加深信不疑。”黑人性”理论的倡导者桑戈尔曾把自己的种族和传统文化比喻为”黑肤色的女人”，对她给予了这样的礼赞:”赤裸的女人，黑肤色的女人!你那犹如生命的肤色覆盖着全身……赤裸的女人、黑肤色的女人像熟透的饱满的果实，像醉人的黑色的美酒。”他表示自己虽然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但仍然眷恋着非洲黑人传统文化:”我那向北方的风和掠夺者开放的脑海，忘不了我的祖先和我的祖先的祖先的足迹。”索因卡尔亦如此。
故此，索因卡作为当代后殖民语境中个性鲜明的非洲黑人作家，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非”理性不是对西方传统理性的反叛，而是对黑非洲传统非理性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川吉伦斯也承认，索因卡的根是深深植于非洲的土地和非洲的文化之中的。把索因卡剧作的特点之一归结为非理性，这是其作品的本土性的突出表现，也是其作品的后殖民性在内容方面的表现之一。
非理性
非理性是索因卡创作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他巧妙融合非欧文化中的非理性因素的结果。20世纪60 年代以后，索因卡的创作强化了非理性文化的氛围和基调。他将非洲原始文化当作美学的基质来应用，不仅客观地再现西方的非理性文化，而且自觉地运用非洲传统的非理性思维来构架情节、塑造形象。
索因卡很早就以剧作家闻名于世。他探索这种艺术形式是意想之中的，因为它与非洲的素材和非洲语言形式以及笑剧创作联系紧密。
他的戏剧频繁而又驾轻就熟地使用许多属于舞台艺术而又真正植根于非洲文化的手法–舞蹈、典礼、假面戏、哑剧、节奏和音乐、慷慨激昂的演说、戏中戏，等等。与他的后期剧作相比，他的早期剧作轻松愉快、情趣盎然–恶作剧、冷嘲热讽的场景、伴有生动诙谐对话的日常生活的画面，等等，往往以一种又悲又喜的或怪诞的生活感觉作为基调。在这些早期戏剧中值得一提的是《森林舞蹈》- 一种非洲的《仲夏夜之梦》，有树精、鬼魂、幽灵、神或半神半人。它描写创造和牺牲，神火英雄奥根就是这些业绩的一位完成者。这位奥根有像普罗米修斯的外貌–一个意志坚强且又擅长艺术的半神半人，但又精于战术和战斗，是一个兼有创造和破坏的双重人物的形象。索因卡经常涉及这个人物形象。
音乐
另外，索因卡剧作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要归功于他娴熟的语言技巧及对舞蹈，挽歌等富有韵律的音乐语言的使用。索因卡巧妙的使音乐的语言和语言的音乐融为一体。通过运用音乐(舞蹈、歌曲等)使音乐的语言和语言的音乐相互置换，令读者置身于一个音乐与语言的双重世界中。古希腊悲剧的吟唱形式不仅是非洲美学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也是非洲戏剧内在的结构形式。因此剧本中经常以轮流吟唱的形式暗示情节，推动情节的发展。如同音乐中的反复一样，剧本中重复出现的短语或动作与人物的行动同步，增强人物的行为效果.剧中抒情，柔美的舞蹈，与乐队的鼓声及合唱队的歌声一块引导观众进入一个封闭的自给的空间。这是一个非洲人民所熟悉的音乐世界，因而也是一个充满非洲乡土气息的，现实色彩浓厚的世界。
人物影响
索因卡对非洲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他的非洲书写，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变世人对非洲的印象，非洲不再是《动物世界》，不再是干旱饥荒，也不是只有种族歧视和部落冲突，而是一片现实与梦境交叠、融汇色彩斑驳与黑暗沉郁的真实的大陆，”有人简单地把这部作品看作非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冲突，其实它有更丰富的内涵，有诗意、讽刺、惊奇、残酷、贪欲”，包裹在非欧文化冲突之下的是丰富而真实的人性。
另外，索因卡一贯关心政治。直到现在，已逾八十的他仍在为国际人权、难民食品救济与安全、平民教育、政权贪腐、恐怖暴力事件等问题奔走呐喊，勤力不懈。为国际政治做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人物评价
瑞典文学院在总结沃莱·索因卡的文学成就时说:”在语言的应用上，沃莱·索因卡也以其非凡的才华而鹤立鸡群。他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和表现手法，并把这些充分运用于机智的对话、讽刺和怪诞的描述、素雅的诗歌和闪现生命活力的散文之中。它的作品洋溢着勃勃生气，促人奋进。沃莱·索因卡的作品尽管纷繁复杂，然却条理清楚，强劲有力。”
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说:”我们非洲有很多作家把实际行动做得跟写作一样好，但索因卡是最好和最出色的例子，树立作家达到时代要求的榜样，超乎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代表作品
诗集:《声韵集》、《青春诗钞》、《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新诗钞》、《蛮歌集》、《有韵的诗与有节奏的诗》等。长诗:《撒旦颂》等。专著《早期意大利文学研究:行吟诗人和骑士诗歌》、《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发展》等。
艺术特色
《少年集》其后的诗集《讽刺诗与抒情诗》(1868)，收集了六十年代的一些诗作，在许多首诗中可听得出某种哀伤。罗马的久攻不下，固然使得卡尔杜齐深感愁闷，但在当时占取优势的政策中，也有许多事情使卡尔杜齐情绪不悦。新的政治情势无法达到卡尔杜齐的期望。不过在这个集子中我们还能读到一些极为优美的诗。
卡尔杜齐熟悉十四世纪的诗，所以我们在他的诗中可以听到许多这个世纪的回声，例如《白色舞会之诗》以及关于意大利王国宣言的诗。 只有到《新诗抄》(1861-1881)和三卷集《野蛮颂》(1877-1889)中，卡尔杜齐才在抒情诗方面达到完全的成熟，并表现出风格上的完美。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位以耶诺特奥·罗马诺为笔名，与对手激战的倨傲的诗人了，在我们面前代之以一种完全改观的诗风，在那里人们可以听到甜美、柔和的旋律。引导诗《诗与韵律》极富音乐性，是对韵律之美的一首真正的赞美诗，它的结尾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卡尔杜齐的风格特色。显然，卡尔杜齐对自己的气质心里是清楚的，他自比为第勒尼安海。但他的不安并未持续，而真正快乐的音调则在迷人的诗《五月牧歌》里回响。《早晨》这首诗明显是怀念雨果的，它就像那首题为《希腊之春》的诗，同样令人喜爱。
《抗暴》是《新诗抄》中的一部分，由一系列的十四行诗所组成。虽然诗的价值不高，但可以代表卡尔杜齐对法国革命毫无保留的赞誉。
卡尔杜齐的伟大在他的《野蛮颂》里得到了更加完全的体现，诗集的第一集出版于一八七七年，第二集一八八二年，第三集一八八九年。其中对作品形式的批评作了一些辩护。 虽然卡尔杜齐采用古代的韵律，但他对此加以彻底变形，以至于一个听惯古诗的人，从中却听不出古典的声韵。这些诗有许多已达到内容完美的巅峰。
卡尔杜齐的才华从未超越《野蛮颂》的高水准。迷人的《米拉玛》，以及旋律优美而带有忧郁的《在秋晨的车站》是卡尔杜齐最富灵感的作品。《米拉玛》是写不幸的马克西米连皇帝，及其短暂的墨西哥探险，那动人的悲调远胜过栩栩如生的想像，它同时还描写了亚德里亚海岸，完美精练。这首诗散发着一股怜悯感，这种情调在卡尔杜齐处理奥地利题材时是很罕见的，而他在《诗与节奏》(1899)里描写伊丽莎白女皇悲惨命运的美丽诗篇中，又再一次表现了这种怜悯之情。
在像卡尔杜齐这样激昂而丰富的诗质中，可以发现许多鲜明的对照来自各方面的不满于是就混杂着对人的衷心赞美。无论如何，卡尔杜齐是世界文学上最具威力的泰斗之一，虽然也有发自他同胞的不满之声，但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不能避免这一点。因为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然而，责难并非针对他某些时候所热衷的共和倾向。人们让他保留自己的观点，没有人去对他独立的政治立场表示争议。
总之，他对独裁者的敌意，随着年月而日趋消沉。他越来越把意大利王朝视为意大利独立的保护者。事实上，卡尔杜齐曾献诗给意大利皇后玛格丽塔，一位受到四面八方的人所尊敬的崇高女性，她的诗性心灵受到卡尔杜齐宏伟艺术的颂扬，卡尔杜齐对她的美貌和慈爱的敬仰，表现在宏伟的诗篇《献给意大利皇后》和不朽的诗《鲁特琴与竖琴》中，他透过普罗旺斯牧歌，表达了对这位贵妇的赞颂。
心胸狭窄的、顽固的共和党人由于卡尔杜齐的这些事而把他看做是他们事业的背弃者。然而，他义正辞严地反驳说，献颂诗给高雅而善良的女性，与政治毫无关系，而他拥有权利，可随心所欲去思考，去描写意大利统治家族及其成员。
为意大利自由而战，这对他感性的发展极端重要。卡尔杜齐是强烈的爱国者，他以全部心灵的烈火投入战争。无论在阿斯普罗蒙特和曼塔那的战败中他受到何等的挫折;无论新议会政府不能依照他的愿望组织，使他受到何等的幻灭，但他仍为他神圣的爱国事业的胜利而狂喜不已。
他热情的天性，使他对于任何在他看来有碍完成意大利统一工作的事深感苦恼。他是个缺乏耐心的人，做事总是力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尤其对那种圆滑的拖沓和含糊极为反感。
同时，他的诗却灿烂华丽。虽然他也是历史和文学评论杰出的作者，但我们首要关注的是他的诗，因为他借诗赢得极大的声誉。
写于五十年代的《少年集》(1863)，顾名思义，是他年轻时代的作品。它的两个特点是:一方面是古典的造型和音调，有时带着卡尔杜齐崇仰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神黛安娜的观点;另一方面有显著的爱国情操，对天主教会和教皇权力带着强烈憎恨，他认为这是意大利统一的最大障碍。
他坚决反对教皇的绝对权力，卡尔杜齐在他的诗篇中唤起读者对古代罗马的回忆和对伟大法国革命的憧憬，也使读者想起了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的形象。有时候他相信意大利似乎已经前景渺茫，担心所有古代的德行和勇敢精神都已腐化堕落，这时，他便陷入最深的绝望之中。
真正的爱国情操表现在十四行诗《马真特》和诗篇《公民表决》里，他再次对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表示衷心的赞扬。那首描写萨伏依十字架的诗应该是《少年集》中最美的诗了。
作品简介
《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这部抒情诗集于1868年初次发表，1881年经作者修订再版，只收入1861年至1867年间的作品，后来在《全集》中成为汇集1861年至1871年10年作品的单卷本。诗人自己对此卷的评语是:”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对诗和自己都没有信心的人，但是他仍然有所追求;他追求新意又没有勇气同习惯决裂。”诗集反映诗人由于政治上的失望而产生的精神危机和对当时意大利流行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不满。诗人内心的痛苦时时流露笔端:”永别了，快乐的年岁，外表和梦想令心神陶醉的岁月:生命的春天呵，永别了。
“无论是描写社会生活的《狂欢节》，还是爱国主义题材的《为了宣告意大利王国的诞生》，都写得调子低沉，色彩黯淡，失去了从前的热情和明朗的色调。他认为当时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发生了总危机，”如临深渊”，而他本人推崇现实主义，为了消除浪漫主义的不良影响，他要好好地进行”语言洗刷”，”用知识的裹尸布”包缠身体。
只有一首抒情诗《蒙塔尔托山》是例外，写得激昂慷慨，谴责君主制像雾气笼罩太阳一样使民族复兴运动失去了光芒，感情激赵的诗句被评论界认为”像从滑膛枪里射出的子弹”一样射向同封建主妥协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诗集在语言上精工细凿，遣词造句颇具匠心，讲究韵律美感。
这是卡尔杜齐创作后期的代表作，原来分3次发表:1877年出版最初的《野蛮颂歌》，1882年出版《新野蛮颂歌》，1889年出版《第三部野蛮颂歌》，最后在《全集》中汇集成两卷本。诗人说明将诗集如此命名的原因是”这些诗在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听来和读来是野蛮的，虽然很注意按照他们的抒情诗的格律形式来写，并且因此这些诗在许多意大利人听来也还写得不错，和谐悦耳。”他要通过这些作品同时实现对诗歌进行革命与复兴的两大目标，所谓革命就是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诗歌进行革新，复兴就是复古，恢复古典诗歌的传统，他也因此被称为”新古典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