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回归祖国广州的新加坡华侨陈残云先生在他的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多次提到了广州著名食肆“陶陶居”，在小说当中，陈老先生描述该食肆是说媒、相亲的“圣地”。

就“陶陶居”所处广州第十甫的死角位置，注定它有躁动之心的基因。

“陶陶居”始创于光绪六年(1880年)，前身为“陶陶居小食店”，但原址在广州清风桥边（现广州中山五路与广大路附近），生意不算太红火，但其拿手名馔的“金钱鸡（正称为‘金钱觭’）”倒是名满省港澳。

光绪十九年(1893年)，“陶陶居小食店”店主看中了一位落泊旗兵（是对前朝官兵的一种称谓）大官在广州第十甫的私邸，决定将经营范围升格为“茶楼”。

由于落泊旗大官要价太高，“陶陶居小食店”店主独力难当，于是，找到了广东南海县石湾张槎镇人（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的人）陈伯绮入股，才将买卖落实。

陈伯绮入股为即将开张的新店设定了“创办会”制度经营“陶陶居”（继续沿用始创股东的店名，以视尊重），即日常经营由司理（经理）负责，股东不用每天都驻店，定期召开“创办会”会议便可瞭解店面业务。因此招揽了当时广州顶级的行业精英过来参与“陶陶居”的总体策划。

对于此地址，“创办会”的成品一致认为“陶陶居”虽然靠近广州商业旺地上下九路以及即使身处同样是商业旺地的第十甫，但却位置偏西，属于旺地水尾（边缘），是其选址命煞之处。

大概是深知选址存具有宜居不宜商的“骏马囿地”的命煞之弊，使得主持人必须要每时每刻都要采取“躁动”——俗称万马奔腾的办法，来吸引顾客的眼球。

第一代主持人陈伯绮想到了新点子，就是不惜重金登报以“陶陶”两字鹤顶格征联，头奖为白银20元。

现在不知道白银20元值现今多少钱，但其诱惑力足以引起了广州名流、墨客的高度雅兴，纷纷投稿，其中包括广州文豪江孔殷（江太史）、黄慈博等文人。

报社最终选出三甲对联，

冠军为：

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

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

后改为：

陶潜善饮，易牙善烹，恰相逢作座中君子；

陶侃惜分，夏禹惜寸，最可惜是杯里光阴。

由当时广州著名书法大家秦咢生先生书写挂于三楼处。

亚军为：

陶秀实茶烹雪液，爱今番茗椀心情，美酒消寒，不羡党家豪宴；

陶能明松听风声，到此地瓶笙耳熟，层楼招饮，何殊勾曲仙居。

季军为：

陶陶乐，弄月读书空自若，却笑倚帘吟似鹤；为君歌，为君酌，君不见古来圣肾皆寂寞；

隐隐居，临风把盏更何如，岂须弹铗叹无鱼；进君酒，停君车，君不见胸中块垒尽消除。

征联一招实在使得，店铺还未开张就已先声夺人，把全城的目光全都吸引过来。

现在有人问，“陶陶居”究竟是茶楼还是酒家呢？

如果按它的前身——“陶陶居小食店”去看，它应该发展成酒家，然而，其初期的股东陈伯绮、谭简、谭桓（即有“茶楼王”之称的谭杰南）都是广东南海县石湾张槎镇人（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的人）。而广东南海县石湾张槎镇的人在1920年代一度把持着广州八成的茶楼业的经营。

基于这个原因，“陶陶居”凭借着同乡的支持，经营项目是茶楼业，也就是饮茶、吃点心的场所。

在民国时（1912年—1949年），广州有成文的规定，茶楼业是以饮茶、吃点心为主，以饼屋（或饼柜）为标志。酒家是以筵席为主，以烧腊档（低柜）为标志。饭店是以小酌为主。茶楼业经营时段有6时到11时（早茶）、14时到17时（晏茶）、20时到24时（晚茶）三个时段。称“茶市”。酒家与饭店的经营时段大体相同，午饭为11时至13时，晚饭为17时至20时，由于酒家大多做筵席，主要是在傍晚经营。而饭店是做小酌，主要是在中午（晏昼）经营。酒家与饭店做的称“饭市”。

明文上，“茶市”与“饭市”各有经营场所，井水不犯河水，各不相干。并且受各自的茶楼（茶居）公会（工会）与酒家公会（工会）的保护

这里先埋下伏笔！

“陶陶居”三字还有故事可言，这里是说躁动，留待后文续说！

“陶陶居”开张之后，虽然因广告效应促使其门庭若市，但“骏马囿园”的命煞之地永远横亘在创办人的心里，必须不断“躁动”起来才能永葆生意兴旺。

文中已强调，“陶陶居”是茶楼，其旗下必然拥有身怀屠龙之技的饼师。

正是具有这个天然优势，饼师在主持人的倡议下对当时所谓的月饼进行改革。

这里还需铺垫一下，广州包括全国，虽然在每逢中秋都有饼饵作“中秋月饼”，但当时并没有特定的制式，也就是将日常的酥饼在中秋节时充当“月饼”。

不过，自“陶陶居”的饼师对此进行改革，情况发生改变。

“陶陶居”的师傅将在唐代时已有、始创于化州的“拖锣饼”的基础上进行两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对饼皮进行改革。“拖锣饼”是蔗糖炼成的糖浆同花生油一起与麪粉（面粉、小麦粉）混合而取得质感酥软的饼皮，但其延展性稍欠不足，故做出来的饼的饼皮较厚。

“陶陶居”的饼师在糖浆、花生油的基础上，再加入促使麪团（面团）具备延展性能的“陈村枧水（即用蕉树头烧成灰再兑水澄清的溶液）”，使做出来的饼饵可以馅多皮薄。

其次是对造型进行改革。“拖锣饼”的造型叫做“搓圆按扁”——搓成圆球状再用手按扁，与其他饼饵没有明显的区别，“陶陶居”饼师特意订了一批雕花饼模，使“月饼”表面嵌上花纹图案。

这种 “新式月饼”马上受到广大的食客追捧，并成为“广州月饼”的象征。致使每逢中秋前，广州人及周边地区的人都争相选购“陶陶居”的“正宗月饼”，并形成风气。

在陈伯绮主持期间，“陶陶居”躁动不断也被老一辈广州人会唱一时。

首先是对水。

当时广州沙河顶的“沙河粉”被广州人热捧，陈伯绮灵机一角，每天雇上大板车千里迢迢从广州东北郊外的沙河镇白云山九龙泉溪涧取水运回广州西南角的店铺，并在水桶漆上“陶陶居”与“九龙泉水”的字眼招摇过市，让整个广州城都知道“陶陶居”是“水靓茶滚”的上等茶楼。促使“陶陶居”的身价倍增，茶位由每位半角徒增为一角，雅座更高达二角五分。即使如此仍客似云来，茶客就乐于此道。

第二是对陈设。

“陶陶居”的建筑本来就是以大官私邸为基础而建，气派而属非凡，但陈伯绮深懂广州好赏花，于是都在每季摆出一个“花局阵”，以繁花似锦、喜气盈盈的面貌（风水）吸引顾客。

陈伯绮主持“陶陶居”廿多年之后光荣退休，并交由世侄谭杰南担当。

这个谭杰南有“茶楼王”的外号，在他主持下，让“陶陶居”更加躁动，一度想让“陶陶居”打造成“美食天堂”，誓将茶楼与酒家的经营场所合二为一。

在陈伯绮主持期间，“陶陶居”虽然首创“广式月饼”享有“月饼泰斗”的声誉，但附近的“莲香楼”以擅长的“莲蓉”加咸蛋黄作馅的“莲蓉月饼”力压“陶陶居”的“五仁月饼”，使“月饼市场”被“莲香楼”平分秋色。

谭杰南主政想了一些办法，就是在“月饼季”找一帮人在上下九路到第十甫路一带高声收购“陶陶居”的月饼盒，试图挽回月饼销量下降的颓势。并且设立“月饼会”，就是让一些人平时交纳一些钱作为订金，在中秋时可低价换得月饼以赏月的制度（此制度现在海外华人仍较热衷和盛行，但国内已没有了）。

不过，谭杰南最大的躁动还是将茶楼与酒家的经营场所合二为一之上。

想和做是两码子的事！

现实是茶楼与酒家的经营是受到各自公会（工会）的保护，不可逾越。

谭杰南也深知这一点，但却打算“霸王硬上弓”，于是暗中对“陶陶居”内部进行装修，设立点心厨房和肴馔厨房，势必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开张。

其做法分两方面，一方面外聘酒家工会的成员担心肴馔厨房的厨师（他们自然高兴，多了一处地方安排工作），内聘茶楼工会的成员担当点心厨房的厨师（他们不高兴，耽心饭碗不保）。另一方面添挂“涎香饼家”的招牌作“茶楼”的标志，以表示虽同一铺位，有两个招牌，不算跨界经营。

本意为计划天衣无缝。

殊不知，此事最终被茶楼工会理事知道，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极力反对。并上演了一场两工会成员械斗事件。

最终以拆分“板面钱”才平息此事。

所以，现在人询问“陶陶居”究竟是茶楼还是酒家，答案是“酒楼”。是它使广州的茶楼业与酒家业（即茶市与饭市）融为一体的先驱。

不久，日本仔侵占广州，“陶陶居”成美食天堂几成炮影，直至到抗日战争胜利，将茶市与饭市融为一体才正式被所有广州的食肆所接受。

如今，无论是酒家抑或饭店，只要它愿意，都可以经营饭市与茶市，甚至是宵夜。所以一整天都可以待在一店吃餐饱，这就是“食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