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烧腊师傅跟我谈奋斗

toutiao

2年之前

在香港，烧腊师傅跟我谈奋斗

电气道、英皇道、水星街、木星街、油街、大强街、蚬壳街……方圆不过五里，我在香港北角渡过了五天。

每一条街道都有一位诗人，北角是属于也斯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斯写过一首出了名的《中午在鲗鱼涌》：

有时工作使我疲倦

中午便到外面的路上走走

我看见生果档上鲜红色的樱桃

嗅到烟草公司的烟草味

门前工人们穿着蓝色上衣

一群人围在食档边

一个孩子用碱水草绑着一只蟹

带它上街

我看见人们在赶路

在殡仪馆对面

花档的人在剪花

……

有时我走到山边看石

学习像石一般坚硬

生活是连绵的敲击

太多阻挡太多粉碎

而我总是一块不称职的石

有时想软化

有时奢想飞翔

也斯的北角是这样子的，

最典型的街道是春秧街。

这里以上海、福建移民居多。

鲗鱼涌在北角的东边，快40年过去了，也斯的北角还是那样，而生活真的变成了连绵的敲击，借由键盘实现了难辨真假的阻挡与粉碎。

时代突飞猛进，北角（香港）老了。

每晚在北角附近暴走。

从大强街一路走至香港大球场再至铜锣湾，店庆前的SOGO百货，呈现内地二线城市国营商场生态，品牌杂乱堆积，女装看似通通如韩版爆款，Clarks、Camper款式老旧，六楼玩具柜台挤一堆国产动漫周边……

空一双手出来，在对面希慎广场直上诚品，《余英时回忆录》并未上架。以前做文艺女青年，虚荣到觉得买一本贵价竖排港版书才算有品，如今以家庭主妇眼光来看，书价也未免太贵了些……包括那些周边，吃的喝的抹脸的香氛的，无端觉得虚张声势不过裹一层包装纸专等水鱼上钩。

最后买一包“仙楂美人果”了事，据说是山楂、黑糖搅拌了薏仁在一起，帮助消化用的。

默默从希慎再次暴走回大强街，香港大球场与对面中央图书馆均灯火通明，叮叮车川流不息，一路吃了6颗美人果。

就是这袋。某宝有代购，

诚品卖68港币一袋。

味道蛮好，

介乎食品与药品之间的一种味道。

从大强街一路走至英皇道商务印书馆。某家素食馆外卖档只余一点素烧鹅，某中年妇女正在数纸钞包圆最后那一点。

北角某个街角，红绿灯上站着鸽子，

叽叽咕咕，衬得闹市逾静。

阿朱推荐印书馆斜对面小巷子里的古月骨肉茶，不见了，左右找不到，只能接受已经不见了的事实，到底还是不知道冰梅橄榄汁的味道是什么而新加坡口味骨肉茶又淡成什么样子。

某大厦门口，一位足底赤黑的嫲嬷吃力地挪动身体，身边卷成一堆的大概是她所有的家当，回来时见她捧一碗炒饭埋头大吃，大约是哪位好心人给的？

两天后的某一晚，我又在大强街附近见到了她，腰与地面平行，每隔一段距离出现的电线杆是她的救命稻草，扶着喘息一阵再向前行。她是怎样从英皇道走到这里的？

北角太多老人家了，每早还会见到一位戴鸭舌帽的高个子老者，拄着拐杖，顽强地慢步在急匆匆赶路的上班族群里，那画面十足像电影里的“时间冻结”镜头，用来表示时间飞快流逝而总有一些什么东西永存。

临走前那一早，我又见到高个子老人。他摘掉了帽子，稀疏的白发紧贴肉色头皮，凭空又老十岁。

香港老人常由菲佣照顾，

菲佣聊天，老人静坐。

也有收拾得利索干净的老人家，

但那也只是一时一地的事。

谁知道可怕的一动不能动的日子

什么时候来？

北角老人真多，因为活动范围有限，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见到他们。在菜场档口，在街角药店，在某个红绿灯路口，在深夜买马的大厅，在窄细的马路上。

我乘坐的某辆大巴的日常。

司机目测也有六十几岁，

这些格言对他来说，

应该是铭记在心的了。

某日课前，

窗帘映出某位工人维修的身影。

这很像我记忆里的香港，

黑白的，无声的，勤奋的。

他们固执地维持自己的速度，并不理会周遭变迁。他们在香港生在香港死，内心大概一直拥有作为港人的某种尊严与骄傲，但是无从说起也无需对任何人说起。

离开了中环、尖沙咀与铜锣湾，关闭了时尚、繁华、快速的天线，远离了国际金融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超级联系人”的名号，北角窥视镜里的香港，和极为缓慢行走在路上的老人一样，呈现出一种日常的老态。

著名的德成号蛋卷，如今每逢四五六三天才售卖，那天一早去看，门口已排起近一千米长龙，排队的都是老人家。绕到前面看了下售价，某宝代购大约加价三分之一，银发族们排队大概也就是赚个零花钱。

德成号蛋卷门前的长龙。

十之八九是老人家，

9点开门就已经是这幅景象。

临走时，SOGO周年庆开始了。据说排三小时队可以买单，一条意大利百分之百羊绒围巾一折后399元，但我也没有任何意愿参与，该买的都买了，不该买的一样也不想买。

如同双11，据说阿朱和J小姐都清空了自己的购物车，我很想抄一抄她们的购物清单，但一想算了，真的好像什么也不缺。

在《从瓮中长大的树》中，也斯将与自己一样成长于六七十年代，在种种混杂文化背景下汲取营养的香港文化人譬喻为：

我们都是从瓮中长大。

在也斯看来，香港好似一个瓮：“在香港长大，其实也是在种种限制中长大。因为限制特别明显，也分外自觉去超越它。幸好瓮口总可以张望天地，瓮内也有宽大的圆腹。”

如今，时间流逝，圆圈不圆。瓮的体积不变（又或许越来越小了），瓮中人的呼喊和抗争也明显越来越弱小——这与既定事实有关，也与人为障碍设置有关。

香港老了，却也因此变得可亲。

夜间9点半，我和一对香港夫妇吃晚餐。先生是一位酒楼供职的烧腊师傅，太太原先当家庭主妇，儿女长大后就出来做事。

夫妻感情非常好，太太搂住先生的胳膊，认真介绍说：这是一位好老公，靠一双手养活了一家四口人。

他们应该不知道，在内地的政治话语体系里，奋斗正在重新成为热门词汇。

他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些，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日常，无论年老或青春，无论政治风向如何变幻，真正的香港人，吹着海风，卖力地生活。

春秧街，香港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