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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故事，似乎总与“逃”有关，而“逃”的背后是欺骗、剥夺与无奈。

2018年平安夜，阿冀的母亲在印尼离世，消息传来，我想起了这位慈祥老人的样子。那时她摸摸我的下巴，再轻拍自己肚子，意思是问我“吃饭了没”。

我也想起上一次见阿冀时，铁窗内他的脸，沉默而忧伤，那时母亲已经病重，而阿冀已在狱中服刑10年，自高中毕业从家里逃走出去工作后，他已有16年没见到母亲了。

阿冀是海上喋血案的印尼籍犯人，在台湾服刑。他是一名境外渔工，因为不堪忍受打骂虐待而杀死了台湾船长，在茫茫大海上逃无可逃，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就是服刑，刑期20年。

而他本来是到台湾去追寻更好的人生的，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平安夜后的26号，台媒报道了4个越南大型旅行团抵达高雄后，152名旅客集体脱团逃逸的事件，“假观光真打工”再次登上各大版面。这是台湾“观宏专案”后脱团人数最大的一宗案子。

“观宏专案”是东南亚国家优质团客来台观光签证作业规范的简称，指印度、印尼、越南、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6国的人民，可透过参加台“交通部”指定的旅行团或企业赞助申请去台湾旅行的签证，为“新南向政策”中的一环。

越南“旅客”脱团逃逸有点类似来到大陆的“洋黑工”。“洋黑工”是通过旅游签证或者偷渡滞留打黑工的外籍人士，他们多来自越南、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非洲。这是由于部分地区劳动成本上升，劳力密集型产业浮现缺工现象，而外籍劳工廉价好用、便于管理的特点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于是人蛇集团做起了从境外找工到入境工作的“一条龙服务”。

这些逃逸越南“旅客”被谴责的同时，常年协助外籍劳工的机构发文打开了这起集体脱逃事件的一个切面：被骗。到台湾后中间人失联，原本承诺的工作也没着落。他们也想过通过合法渠道留在台湾工作赚钱，但无奈中介费太高，听人说可以交少量的钱就能留下打工，便集体脱团逃逸。

同样是“逃”，台湾还有另一群在逃的东南亚打工者，他们被称为“逃跑外劳”。不过“逃跑外劳”性质上与此不同，指的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台湾雇主而自行离开，然而这在台湾却是违法行为。“逃跑外劳”的成因也更复杂，但同样指向在台湾工作所要支付的高昂“中介费”。

基隆港，一位渔民在清理渔网，大概4天后，他们将出海。

谁是“逃跑外劳”？

东南亚外籍劳工通过合法渠道进入台湾工作，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原雇主而变成“逃跑”的“非法”状态，在台湾被称为“逃跑外劳”。警察抓捕逃跑外劳的新闻不断，而近来被广泛讨论的是以下两起命案。

2017年8月，27岁的越南籍逃跑外劳阮国非被举报偷车，因为拒捕，最后身中9枪而死。过程中虽然阮国非疑似精神异常，但他全身赤裸，不可能藏有攻击性武器，当时的状况警察是否执法过当？

2018年4月，另一名越南籍逃跑外劳黄文团在警察的追捕中头部被防暴网枪击中，同时双手被带上手铐。黄文团趁警察不注意逃离，数天后暴尸阿里山。

被枪杀，被追捕而流落至死，直接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与雇主的民事契约，触犯行政法规。即便被抓，最严重的法律后果不过是罚款和遣返。而且“逃跑外劳”在台湾的犯罪率其实很低，但却长期被“罪犯化”。

然而，劳雇关系总有合适不合适，为什么离开原雇主会从“合法”变“非法”？

这是由于台湾的《就业服务法》规定：外劳不可自由转换雇主，除非有“不可归责于受聘雇外国人之事由”，例如原雇主破产歇业或不支薪，照顾对象死亡，劳工受雇主虐待等原因。

“不得自由转换雇主”的规定意味着劳工从合约开始的那天起，就被绑定在雇主名下，在劳动力市场丧失了择业的自由。

“不能自由转换雇主”的规定带来很多问题，当外籍劳工被不当对待又无法举证时，他们会选择逃跑。而外劳一旦逃跑，便失去了法律保护，只能东躲西藏，被不良中介控制，生病无法就医，权益受到损害无处申诉。

资本趋利避害，资本也擅长诡辩：外劳是自由选择来台工作的，不满意可以回去，逃跑也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

然而，外劳逃跑其实是个结构性问题，而且外劳并不“自由”。

2014年6月30日，台湾，米粉工厂作业环境闷热，面临请不到本地员工窘境，只好仰赖外籍劳工协助。

中介费大山

外籍劳工去台湾工作前，先要支付一笔高昂中介费，这笔费在8到15万台币（约1.8到3.3万人民币）之间，越南的中介费在各个移工输出国位居第一，超过18万台币（约4万人民币）。

中介有两种，一种是外劳母国的中介，一种是台湾的中介。这笔高额中介费在母国支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到台湾中介手中，这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台湾作为移工的输入方掌握绝对话语权。

外籍劳工在母国往往要通过抵押房产田地或借贷才能筹到这笔费用，所以还没工作便先负债。而且这笔钱是非交不可，因为外劳要去台湾打工，必须经过私人中介，没有其它渠道。

到了台湾工作以后，外劳还要支付台湾本地中介费。第一年每个月缴交1800台币，第二年每个月缴交1700台币，第三年每个月缴交1500台币，3年合计6万台币（约1.3万元人民币）。

但外劳的薪资有多少？现在的产业外劳是2.2万台币（约4815人民币），社福外劳是1.7万台币（约3721人民币），薪资还要扣掉本地中介费、劳健保、食宿、体检、税收等各类名目。

2016年10月21日之前，台湾还有“外劳每在台湾工作三年必须回乡一日”的法规，这就意味着外劳每三年就会被再度盘剥，重新收取一次高昂的母国中介费。其后期限延长至15年，中介业的利益受损，便会私底下向外劳收取“买工费”。

外劳付了那么多钱来工作，还没赚钱就先负债，当然不愿意轻易回去。但是，如果在工作期间劳资关系破裂，又不能轻易转换工作，这就造成了他们非常窘迫的处境。

台湾引入的外籍劳工有两大块：产业外劳和社福外劳。产业外劳包括制造工、营造工和渔工，引入产业外劳是为了防堵80年代中期台湾产业外移的危机，为传统产业的“缺工”提供廉价劳动力。社福外劳包括看护工和家庭帮佣，为解决人口老龄化下长照资源不足的问题。

产业外劳面临的问题通常是薪资拖欠、超长工时、职灾遣返，社福外劳则会面临没有休假、性侵虐待、24小时待命等问题。在语言不通、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外籍劳工已经举证困难，更何况是家庭这样的密闭私领域。

台湾台北一个公园里，一名印尼女佣在照顾一位坐轮椅的男性。

即便是举证成功，获得转换雇主的机会。但找工作的时间只有2到4个月，找不到工作还是要回去。明明错不在自己，却面临失业遣返风险。而工作机会掌握在中介手中，想要工作，请交钱。

只能逃跑。

逃跑外劳中有些有当地关系，以越南为主，因为台湾有许多越南配偶，外劳通过关系网滞留工作。有些外劳则遭到不良中介控制，有人赚到钱全身而退，有人则被强迫劳动甚至从事性交易。

中介制度加上“不能自由转换雇主”的规定，让外籍劳工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只能选择出逃，而“逃跑外劳”也成为台湾社会的尴尬。

根据台湾“移民署”的数据，目前总计有5万多行踪不明的外劳滞留台湾。截至2018年11月底，外籍劳工总数已突破70万。而台湾自1992年开放引入东南亚外籍劳工以来，累积入台工作的人数超过500万人。

如此庞大的数量，支撑着台湾的产业和长照（长期照护老人），做着台湾人不愿意做的“肮脏、危险、辛苦”的“3D行业”。但他们的劳动和生存处境，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关心。

2005年8月，台湾劳工团体到”劳委会“声援泰国劳工。抗议的泰国女劳工高举「反奴」的标志。

被禁用的手机

除了结构性困境，外劳还会面临行动受限的问题。

2017年2月，高雄冈山一间食品豆干加工厂爆出软禁一名印尼籍劳工14年，另一名外劳6年。这个劳工原本去台湾当看护工，下飞机就被中介带去工厂并谎报逃跑沦为黑工。

这也许是极端案例，但没收手机和禁止外出是家务工常面临的难题，这是为了方便管理的一种手段。中介会提醒雇主：别让外劳出门，他们会变坏。别让外劳玩手机，他们才会认真工作。

即便不没收手机，不禁止外出，但外劳依然不“自由”。在台湾，家务工不受《劳基法》保护，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得不到规范，家务工24小时待命，无法休息。很多家务工能得到一个月一天的休假，但不能太晚回“家”因为有门禁，来自雇主的压力成为他们隐形的镣铐。

不仅是家务工，产业外劳住在工厂宿舍，也都要遵守宿舍规则和门禁。外劳一般周日放假，那时便能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台北车站等地看到大量来自东南亚的外籍劳工聚集休闲，仿佛真的置身菲律宾或印尼。当夜幕开始降临时，他们就像灰姑娘一样匆匆离去。

但外籍劳工没有南瓜马车。

全球化让跨界移动变得容易，亚洲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以及中东地区都开放引入东南亚外籍劳工，但底层劳动者依然很难从这种便利中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

“黑工”和“逃跑”向来不是美誉，甚至有扰乱社会治安之嫌，让人心生恐惧。但其实不过是一群想要赚钱的人，试图改变命运而跨界移动。

阿冀之所以做境外渔工，是因为成为境外渔工所要支付的中介费最少。在印尼，没钱的人出国做渔工，而更穷的，只能做境外渔工。他们一去海上两三年，但劳动和生活条件毫无保障，试图逃离命运，却也逃不过命运。

作者为南风窗实习记者，在台湾学习4年，在长期细致地接触、访问台湾外籍劳工群体之后，出版报告文学著作《奴工岛》，书中揭示的外劳悲惨处境，震动台湾社会。

作者 | 姜雯

编辑 | 李少威 lsw@nfcmag.com

新媒体编辑 | 黄靖芳 hjf@nfc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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