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伟大在于其内容的全息性，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对哲学、科学、军事、医学、建筑、玄学、文学、音乐、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从另外角度去认识这本古老经典。

“二进制”的发明

计算机语言是以二进制的形式来编写。计算机无法直接识别并执行人类使用的语言输入命令，于是人们便发明利用各种门电路来控制电路中高低电位，以此来记录“1”和“0”，从而进行“二进制”最基本运算。

在二进制发展史上，《易经》贡献了重要力量。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1679年发明了“二元算术”之后，因为不能应用而无实用意义，一直不敢公布于世。

后来，莱布尼茨与当时旅居在清王朝都城北京的西方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进行有关“二进制”原理的通信。白晋在收到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原理的来信之后，在回信中将他从《易经》中发现的六爻易卦与二进制的关系告知莱布尼兹，并附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和次序图。莱布尼兹发现伏羲六十四卦与他发明的“二元算术”完全一致。所以，在接到白晋的信和易图之后， 莱布尼兹才决定将其发现的“二进制”原理公开发表， 题为《关于仅用0与1 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 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

莱布尼茨因参悟了中国《易经》中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后，立刻从黑白相间6条直线上，领悟到二进制数字排列矩阵，从而改进和发明了能进行四则运算、自乘、开平方和立方演算器，被誉为“现代机器数学先驱者”。

解释“量子纠缠”理论

“量子纠缠”理论起初的试验是这样：在试验室用一对电子发生碰撞，化作一对运动方向相反的光子。这对光子在测量以前，是不具备确定旋向，但在对其中一个光子测量确定出旋向后，无论距离有多远，另一个光子会同时“采取”相反的旋向。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对光子之间存在超光速的信息“联系”。

越来越多的类似科学试验，似乎证明信息传递可以远远超过光速，可是还没有最后定论。但真相是，根本不存在信息传递，因为《易经》中早就有信息同步原理。既然是信息同步，那么信息传递的时间为零。爱因斯坦的信息传递速度不可以超过光速，这个理论是不可推翻的。

《易经》中太极的原理告诉我们大太极包括小太极，小太极是大太极的一部分，每个小太极的变化即反映整个大太极的变化。由此总结出，全信息理论与信息同步理论。二者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子系统（小太极）都包含整个母系统（大太极）的全部信息，母系统（大太极）也包含了所有子系统（小太极）的全部信息。

整个系统作用相互关联又相互对应，根据子系统的变化，我们立即知道母系统的变化，也可以知道另一子系统的变化。但有关联关系不一定有联动关系与因果关系，因为它们本属同一原始基因，便会同时发生对应的变化。同一点碰撞形成的一对光子，互相包含对方的信息，存在共同的基因。

在一方变化的同时，另一方也会发生变化，但不存在信息交流，而是存在信息同步。信息的速度是不可能比光快的，他们也根本不需要进行信息交流。这很好地解释了“量子纠缠”理论。

天文历法

在各门科学中，天文学是发展最早的一门。中华民族的先民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来了解气象的变化，发现了广阔无垠的宇宙奥妙和易学规律。

八卦是在古天文学的基础上发现，它与天文协同发展起来，也是古代天文历数的最初形式。因此，通过古代历数，可以证实八卦与天文学的兼融关系。八卦与六十花甲数一起，不仅可以动态地反映天象，而且还能推演历数。所以八卦与甲子都是象数兼赅。它们既是天体运行的客观标志，又是协调律历度数，统一纪年月日时周期的象数符号。八卦与甲子的相继出现，并有机结合反映天地阴阳之象，这充分说明古人认识到这是宇宙万有客观规律，故称其为“天道”。

据《易传·系辞》文，无论八卦、六十四卦，还是干支、卦气等，都是从古天文学观测中发现的一整套自然规律，它从阴阳变化原理上探讨天体运动和气象演变过程和法则，是中国古代天文气象学的理论支柱之一。这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易经》中，对于描述天地万物，是世界上最自然、最简单的朴素方法论。古人以地球为观测点，日月星辰的运动为观测结果。无论天体复合运动如何复杂，运用太极、河洛、易卦、干支等体系都能极其简单明了地利用图象和算式，如实地动态表达出来。其阴阳曲线、圈与点、阴爻或阳爻、卦、干支等阴阳位置、性状，都具有具体、鲜明、时空向量等物质运动的内容。

在中国古代天文发展史上，涌现了众多作出重大贡献的出色天文学家，他们的共同点是精通《易经》阴阳学说，如汉代的张衡、孟喜，唐代的李淳风、僧一行，元代的郭守敬等。

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且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他算出了日、月的角直径，观测记录了两千五百颗恒星，常明星一百二十四颗，能叫上名字的星约三百二十颗，这和近代天文学家观察的结果相当接近。他还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表现天象的漏水转浑天仪，第一架测试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还制造出了指南车。

孟喜的“卦气说”对于历法影响较大，其以《易经》六十四卦的爻象变化解释大陆气候一年变化的过程。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力定级的人，在其著作《乙巳占》中，把风分为8级。而千年之后，英国学者才将风力划分为0到12级。僧一行编制天文学重要历法《大衍历》，其最突出贡献是首次提出“定气”概念，并用它编制太阳运动表，以太阳在一个回归年内所行的度数，平分24等分，太阳每到一个分点为一个节气，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不等。

元代郭守敬集古今中外历法之大成，颁布了我国古代最精确的一部历法——授时历，回归年和朔望月分别精确到了365.2425和29.530593天，与现代测量结果只相差26.4秒和0.35秒。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国天文历法与《易经》之间始终紧密相连，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影响其它国家。1987年美国海军天文台的罗伯特·S·哈林顿（Robert.S.Harrington）宣布：太阳系存在第10颗行星，这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的。这一宣布使人类有可能解开两个玄妙的宇宙之迷：一是19世纪天王星的运行轨道为什么会“失常”；二是26000年前地球上的恐龙为什么会灭绝。

但是最早预测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旅法学者刘子华。他于1940年在巴黎用《易经》八卦原理推算出来，并计算出第10颗行星的密度为0.424克/立方厘米（水＝1克/立方厘米），轨道运行速度为1.689公里╱秒，对太阳平均距离为74亿公里，179年为周期绕太阳旋转。他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论文使世界震惊。

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论文审查委员会主席爱米尔卜勒耶（Emile Bold）说：“他费了许多考证和智慧显示出现代科学与纯直觉的知识构成的中国古代科学有深奥的吻合。”法国仆尔日天文台台长摩尔（Moore）称：“其博士论文为我们指出了中国古圣贤的宇宙科学，竟如此与最近四个世纪中若干代学者耗尽艰辛所得的结果相吻合。”

其它科学领域

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在研究宇宙奥秘时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的重要理论根据，并得到了大量观测数据的证实。他认为宇宙确实是“无中生有”，150亿年前的宇宙是由一个无限小的点爆炸形成，时间、空间、质量和能量都从那一刻开始，他的观点与《易经》中关于宇宙形成的论点完全一致。

物理学家卡普拉(Frijof Capra)从许多方面比较了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以《易经》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思想相似之处。他认为：现代物理学与《易经》都把事物的变化看成自然界本质。《易经》具有通过变化产生动态模式的观念，可能与现代物理中的S矩阵理论最为接近，八卦图同强子八重对称性类似。他的论著问世后，对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诺贝尔奖获得者、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依据《易经》理论，提出并协原理（亦称“互补原理”）时，他发现《易经》和现代物理学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对《易经》发自内心的无限敬仰与崇拜。1937年受到周培源教授邀请来中国，先后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讲学，游览了长城、十三陵、六和塔等。他在孔庙看到了阴阳鱼构成的太极图时大为惊讶，认为太极图是他思想最恰当的表现，因此选中了太极图作他的族徵，象征着中西文化的融合。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从《易经》阴阳消长的原理中受到启发，提出“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的变化。”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杨振宁博士说他之所以怀疑德国舒氏的奇偶性不灭定律，与他在西南联大时读《易经》有关。

美国地质学家特奇(Tatsch)根据八卦归类、推理的系统结构，撰写出专著《地球构造图》。他把地球划分为八块，以此来论述地震和各种矿床分布。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田新亚认为，八卦可以比拟于元素的八族，它们彼此之间的内涵性质有多处是可以对应的符号。易卦排列能和组成物质元素的内在组织上产生周期性适应。按《易经》原理推断，化学元素决非现在的107种，应该更多。现在已被科学所证实。

《易经》蕴涵着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广泛的科学知识，其内容可覆盖更多领域。

就数学而言，它蕴含了全部近代数学。不仅包括二进位、十进位数学，而且还包括勾股定律、黄金分割律、排列组合、求极大极小率、概率、大衍求一术、二项式定律、余数定理等。

物理学方面如宇称不守恒定律、测不准原则、相对论、原子学说、电子理论、夸克理论等都可以从《易经》中找到联系。被称为现代化学之渊源的炼金术，是凭借《易经》的阴阳学说才得以发展。

生理学中双螺旋理论（即DNA缺氧核酸）的发现，是因DNA中的64种核酸数，与《易经》中的64卦数和卦爻结构相符合。当代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生态学问题，其本质可以从《易经》中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联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们还在继续把易学原理运用到其它自然科学，如：传统数学与当代计算机科学有机结合、研制新型的医疗器械、预测地震洪水天灾等。

建筑领域

中华建筑体现着中华文明，而《易经》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无论从规划选址，到结构演算，还是从艺术造型到内在功能，经典建筑无处不显现着易经文化的智慧。

关于建筑文化，《易经·系辞》中就有“宫室”发明的记载，指出上古的时候，人在洞穴中居住而生活于野外，后世的圣人改为宫室。宫室上有栋梁，下有檐宇，以防风雪，是来自于《易经·大壮卦》。古人采用向阳视生原理，体现在住宅的建筑布局上，强调向太阳、利生命的观念。又如《易经·彖》：“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所以建筑也应顺应山势、水势，向阳背阴，效法自然。

在古代，建筑的布局、设计等都以易学理论为指导。如四合院就是阴阳平衡、和谐观念的典范；传统建筑中的“九深十八柱”就是从易学中获得灵感。易学中的太极、八卦理论也深深渗透到古代建筑之中，如辉煌壮丽的宫殿、雄伟的万里长城、巍峨的宝塔、富丽堂皇的官府、神圣的祭坛、庄严的寺庙、神秘的坟墓。。

北京故宫就是按照《易经》的哲学原理设计。根据天体星象排列，故宫在大地上正是天上北极星在大地上的投影，格局称谓“吉星高照”。三大殿分别叫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均以 “和”字为核心，殿名完全来自《易经》；其按照阴阳原理，前殿为阳，后寝为阴。后三大宫为乾清宫，坤宁宫和交泰宫，取《易经》“泰卦”哲理，喻意乾清坤定，天下太平；皇帝为乾，皇后为坤，天地交合，福泽天成。

三宫又分左右十二宫，即东六宫与西六宫。北京城门，外城七门，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西便门，喻面南向明而治；内城九门，喻九五之尊统御四字。皇城大门南有天安门，北有地安门，东有东安门，西有西安门，象征先天八卦，乾天坤地，离日坎月之格局。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又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天象28宿。内城东南崇文门，西南宣武门，象征左文右武。东北安定门，西北德胜门，象征文治武功，怀柔天才。东直门、西直门，象征日月出没的阴阳大道。中轴线十五里，象征河洛运枢左右逢源之常数。这一切的讲究及释义均来自《易经》。

除了故宫，四川都江堰也是一个充满《易经》哲学思想的经典作品，其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鼻祖。都江堰位于岷江由山谷河道进入冲积平原的地方，原岷江上游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坡度减缓，水流速度骤然减慢，大量泥沙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每年雨季来时，水势骤涨，排洪不及，泛滥成灾；雨量不足时，又时常形成干旱。公元前256年，蜀郡守李冰父子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易学原理，因势利导、一分为二，以疏为治，选址于岷江流域地势变缓之处结点，用石块砌筑成都江鱼嘴，将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为内江，灌溉300万亩成都平原良田，使之享誉“天府之国”的美称；西为外江，具有调节水流冲砂排洪之功能，是岷江的主流。

都江堰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综合水利工程，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治水领域中的典范工程。工程合理地利用了地形地势，成功地完成对水流的疏导而为人所用，既改变了原有水患状况，同时对生态系统、水流主向没有造成大的影响，维系了区域的生态平衡，其对水量、流速、冲击力的计算更是精准无误。易学理论对运动的描述，对淤积的化解、对动与静的相对转换与对立统一，对阴阳相生相克及相伴相成的辩证法则无一不渗入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实施之中。

中国的特色建筑，包括现代建筑，无一不秉承：朝向（坐北朝南为最佳）、气流、近水、方正之基本原则和要素。一些经典名建筑更是充分利用易经文化原理，在星象、地理、五行平衡、太极阴阳、天干地支、12生肖和24节令等元素进行抽象提炼，最终完美表达于整个项目。典型代表包括浙江兰溪著名的诸葛八卦村和俞源太极星象村，以及赵州桥、苏州园林、新疆特克斯八卦城等众多闻名建筑

《易经》文化，直接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建筑学。《易经》中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地制宣的思想，依然在当今中国现代建筑学领域有着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