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创新格的治书信史

——记饶宗颐《潮州志》的纂修与重刊

林英仪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曾于1946—1949年担任潮州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潮州志》总纂，主持纂修《潮州志》的实际工作。当时，饶教授年甫而立，风华正茂，奋发有为，以超凡的魄力，发挥三长[1]之才能，兴创新格、纂韦编之壮举，成为全国罕见的文化盛事，在地方志史上树立起承先启后、典式垂范的丰碑。

一、专家云集，规模空前

1946年4月，由地方政府开明官员和热心史志工作的行家发起，时驻潮安县城的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决定纂修《潮州志》。同年7月成立潮州修志委员会。聘请曾兼任广东通志馆馆长、主修《广东通志》的原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海滨）、一贯热心家乡文教工作的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国民党中央执委兼华侨委员会常委萧吉珊、广东省政府委员陈绍贤、原广东省通志馆主任、著名文史专家温丹铭等为顾问。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郑绍玄兼任主任委员，郑卸任后，专员公署官员不参加修志机构，原两广监察使离任回潮的刘侯武接任主任委员。饶宗颐教授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延聘各县市局政要及硕彦鸿儒为委员。修志委员会成员共达156人，其中多数是专家学者，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纂修《潮州志》的专职常设机构是潮州修志编纂委员会和潮州修志馆。编纂委员会成员都是当时潮汕或在外地工作的各界文化名流。这个常设的修志机构，广聘人才，集专家学者数十人，形成强大的修志队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由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其篇目内容、卷帙规模，大大超越清代潮州府志。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相继修成的《潮州府志》，虽不断有所发展，但变化不大。顺治吴志十二卷，分十二部，30多万字；康熙林志十六卷，为目二十六，50多万字；雍正胡志二十四卷，列目三十；乾隆周志四十二卷，分三十六门，80多万字。《潮州志》列三十门，拟分订50分册，400多万字，其规模大大超过清代四部《潮州府志》之总和。更主要是增加新志目、新条目和新内容，使此次修志成为潮州地方志史上规模空前之盛举。限于历史条件，当年《潮州志》仅刊行20分册，未能首末完帙出版，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未刊志稿多已散佚，已刊部分志书也流传不多不广，成为一大憾事。

今逢盛世，文化建设方兴未艾，地方志事业不断发展。潮州市委、市政府重视地方志工作，把再造志书善本，传承地方历史文献，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拨出补助专款，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先生赞助出版经费，共襄《潮州志》重刊之善举。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从汕头市档案馆及热心人士处，获得当年修志档案资料和五个未刊志稿。2004年8月，饶教授授予委托书，委托潮州市志办补编重印《潮州志》。重刊的《潮州志》按1949年已刊版式编为10册。补编卷首一册，编入四篇序文：民国时期曾任铁道部部长、广东省文献会主任（建国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叶恭绰1949年夏撰写的《潮州志序》，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2004年8月撰写的《重印<潮州志>序》，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2004年7月撰写的《重印饶氏<潮州志>序》，饶教授2005年6月撰写的《重刊<潮州志>序》；存于汕头市档案馆的饶教授1948年春撰写的《潮州志述例》，纂修题名：潮州修志委员会、潮州修志编纂委员会、潮州修志馆等机构成员名单；附图、潮州志总目及新编详细目录。

原已刊行20分册按原版式扫描重印，编为第一至第六册。第一册为沿革志、疆域志、大事记；第二册为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物产志三•药用植物、物产志四•矿物、交通志；第三册为实业志一至四，六、七，即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商业、金融等专志；第四册为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第五册为职官志；第六册为艺文志、丛谈志。新补五个志稿编为第七、八册，第七册为民族志、山川志、实业志五•工业；第八册为风俗志、戏剧音乐志。补编志末一册，编入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沈启绵撰写的《重刊<潮州志>后记》，市志办主任黄继澍根据档案资料撰写的《潮州志纂修经过》，并附录部分修志档案资料复印件。

重刊的《潮州志》，全书共4400页，230多万字，成为志书的鸿篇巨著。饶教授对潮志重刊问世十分高兴欣慰，在《重刊<潮州志>序》中指出：“其弥足可贵者，执事诸君经反复查访搜寻，重获民族、山川、工业、风俗及戏剧音乐五部未刊志稿，复依据当年修志馆文书档案资料，补编全书卷首、志末部分，是则该志之再版，其规模格局已接近当年原拟之体制。”“窃以为重刊之事，迹近奢望，不意望九之年，竟能获见是书之补编锓梓，岂非人生之赏心乐事耶？”[2]

二、体例创新，内容翔确

1949年夏，时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主任的叶恭绰先生，获悉《潮州志》编辑告竣，即将出版，惊喜交集，欣然为《潮州志》作序，肯定“此书之善有二大端：“融通新旧，义取因时，纂组裁量，各依条贯，不取矜奇立异，亦非袭故安常。分类三十，统称为志，仍附各表，以省篇幅而清眉目。殿以丛谈、叙录，若网在纲，别为卷首、志末，在存全貌，可谓斟酌至当，兼备众长。此体例之精惬，为全书之特色者一也。”“义取存真，事皆征实，如山川、气候、物产、交通之类，皆务根测验，一以科学为归。更重调查，期与实情相副，迥殊扪龠，可作明灯。此记载之翔确，为全书之特色者二也。”[3]

诚如叶公灼见，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最显著的特点是承先启后，与时俱进，敢为人先，体例创新，内容翔确。在融通新旧、体例创新上，饶教授撰写《潮州志述例》作了说明：“兹编分三十门，沿旧志者十之四，自立义例者十之六。沿革、疆域、气候、山川、物产、古迹、兵防、水利、财赋、宦绩、人物，皆旧志所有。民族、地质、土壤、地形、水文、政治、交通、实业、侨况、社会、宗教、方言、戏剧音乐、金石，则向之所无。户口于旧志为附庸，今蔚为大国。乾隆时修府志为目凡三十六，兹多所删并，删形势入于地形，并飓风于气候，分灾祥中之地震以入地质，合署廨坊表寺观茔墓于古迹，合城池津梁墟市于建置，并堤防于水利，合赋役经费盐法于财赋，合屯田关隘于兵防，附驿传于交通，易征抚之篇，以年系联为大事志，艺文专列书目。其各体诗文则仿阮通志、海阳志例择要分系各门。”[4]

饶教授暨编纂委员会诸多专家，按新体例篇目，博辑历代史志资料，注重考证调查，经过三载辛勤耕耘，终于修成的《潮州志》，确是一部承先启、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高文典册，成为当时潮州（原潮州府区域）的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潮州志》承袭历代潮州旧志的很多记载。但同时对旧志书记述有误或不同之处，饶教授都查阅了大量史料，予以考证辨正或说明。如潮州海阳县的沿革，自明郭子章以后的各部潮州府志和海阳县志，都误从《周书•王会》篇讲起，认为周成王时潮地已有古海阳。饶教授根据自己考证研究之《古海阳考》，指明《周书》记述的古海阳系古楚东之海阳，实处今江苏常熟县即南朝萧齐所设立的南徐州海阳县，而非潮地之海阳县，更正了旧府县志之误。[5]义安置郡年期，旧志记述不一，仅《永乐大典•潮州府》在同一页中就记述义熙五、八、九三个不同年份，[6]《南越志》记义熙八年，《宋书》记义熙九年。饶教授查阅了《南越志》《晋书》《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志》，以及多部潮州旧志，根据多部史志文献记载，采定东晋义熙九年为义安置郡时间，并作说明：“《南越志》与《宋书》均为较古记载，相差一年，当是或就制可之日起计，或据到官之日起算，而隆安元年至义熙九年相距十七年，岂隆安初有建郡之议，后因故搁延欤，谨著其异于此。”[7]对古瀛州辖属情况，饶教授也作说明：“按补梁志，瀛州领郡四：义安郡、高要郡、乐昌郡、阳春郡。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梁武帝瀛州时治义安，郡六：义安、东官、梁化、海昌、乐昌、新会。又梁末陈初疆域，瀛州统郡三：义安、梁化、东官。此梁时瀛州疆域赢缩情形。”[8]

饶教授亲自撰编的新设立的《民族志》，全文三万多字，博采大量史志典籍资料，引证的史料数以百计，其中引自属于廿五史和全国性的史书三十多部，引自旧志二十几部，引自族谱十几部，还参阅一些专论、考述、纪略、杂记、注释之类的文章。根据历代史志记载，结合考古实物和访问调查材料，对潮州先民的民族构成、人口源流、迁入移出的发展情况，各立条目，编纂成书。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翔确，令人无限赞叹。这是饶教授的潮州民族民系研究成果，对《潮州志》内容的充实，也是一部系统的潮州民族史。

新设《实业志》，更是《潮州志》的创举。根据近现代潮汕地区各经济行业的发展情况，《潮州志》新设《实业志》，依次分为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工业、商业、金融等七个门类，与现代三大产业的分类及排列次序完全吻合，而且分别记述各行业的概况、分布情况、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统计数字等，在志书中增加了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料。这更是《潮州志》的显著特色。

特别是专业性强的门类，广延知名学术团体和行家参与编纂的篇章，内容更为翔确，更具科学水平。如“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之于地质矿产，中国地理研究所之于地图绘编及山川水文气候，中山大学生物系之于动物，厦门大学海洋研究所之于鱼类，韩江水利工程队之于水利，中华柑桔研究所之于农产柑桔昆虫，均能运用最新科学方法，为国内地方志别开生面。”[9]《物产志•药用植物》对每种都标明俗称汉名，再加列拉丁文学名，与世界通用植物学名称相一致。还附名称索引，方便检索。这部《物产志•药用植物》，成为“潮州本草纲目”的雏型，为潮汕药用植物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丰富资料。潮州旧志无设置戏剧音乐志目，史志文献记述这方面的资料不多。新编《潮州戏剧音乐志》，征引资料浩博，论证精辟翔实，实际上是一部探讨潮剧潮乐的专门著述，对潮州戏剧音乐史作了重大贡献。《山川志》《风俗志》等各专志，内容与形式均有所创新，除按志书体例分章节条目记述外，还选录一些诗词、民谣、谚语，补充专志内容，使之丰富多彩，可读可诵。这也是历代潮州府志所无的。

三、典式垂范，树立丰碑

1946—1949年，饶宗颐总纂《潮州志》之壮举，是潮州地方志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全国罕见的创举。民国时期，虽曾几次通令修志，但成书不多，按原州府范围修志的更少。查阅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历代截至1949年全国地方志书8200多种，在全国400多个旧州府中，民国时期修志的只有30多个地区，而且多数属于续修。其中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45—1949年）只有三个地区修志。即贵州《定番州志》，清代原本，民国续修，1945年铅印本；[贵州]《遵义新志》十一章，17万字，1948年铅印本；[广东]《潮州志》，1946—1949年修，分门类设志目三十，1949年出版20分册，约150万字。这就是说，这个时期，在全国少之又少的修志地区中，只有《潮州志》体例创新，门类齐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成果显著。当时虽未全部付梓，但据档案资料，补编卷首、志末和部分未刊志稿，基本可见卷帙浩繁的全貌。因此，当时《潮州志》巨著之纂修，的确是开创性的修志盛事，是全国罕见的创举。正如叶恭绰先生当年在《潮州志序》中所言：“盖民国建立后，吾粤以旧府属为范围新编之方志，此尚为第一次也。”他盛赞“有此精心结撰之作，所谓鸡鸣不已，凤举孤骞，诚空谷跫音，荒年颖秀矣”。夸奖“潮人士此举，殆有裨全省，而非止岭东一隅之幸”，“实足供时代所需”。当年《潮州志》之纂修，为潮州历史文献库增添宝贵典籍，是对潮州文献史和全国地方志史的重大贡献。此次《潮州志》补编重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使原潮州府地域有了民国时期编修的承先启后的志书巨著，使古代到民国时期的潮州志书连接相续地传承于子孙后代，传播到海内外，将使潮州优秀人文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第二，开创新格的典式。饶教授洞察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具先见先知之睿智，跟随时代步伐，根据清代乾隆朝修《潮州府志》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承前续后，融通新旧，开创新体例，增添新内容，在编纂宗旨、门类安排、体裁选择、撰写方法，以及遴选编纂专业人才等方面，都极具匠心妙笔。“自立义例者十之六”的新设志目，特别是民族、地质、土壤、水文、实业、侨况（务）、宗教、方言、戏剧音乐等专志，历代潮州旧志不仅没有这些门类的篇目，而且极少涉及上述门类的具体内容。这部按新体例、新内容、新方法编纂的《潮州志》巨著，不仅可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而且充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丰富资料，对地方人文和经济建设都裨益甚多，起到济世利民的作用。饶教授大魄力、创新格的修志创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建树。既丰富方志学的理论，又为现代编修地方志导夫先路，创新体例，提供规式，树立典范，堪称在中国地方志史上树立了重要里程碑。1982年香港大学授予饶宗颐教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表彰饶教授纂修《潮州志》之功绩。这部补编重印的《潮州志》，对当前开展第二轮地方志纂修工作，仍是可资借鉴的典范。

第三，同舟共济，多方协力修志。当年修《潮州志》，由广东省第五区专员公署决定启动，经费由潮属各市县分担。但因时艰加剧，物价飞涨，半年后各属负担经费就得增加二倍。至1947年7月，原由潮属各市县认担经费中止支付，修志经费无着，修志人员生活处于“饔飧不继中”。喻英奇继郑绍玄任督察专员后全不管修志之事。刘侯武毅然顶任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修志委员会和修志馆已成为民间机构。刘侯武亲自鬻字呼号，谋求解决经费问题。九月起，幸得地方人士热心劻助，筹措基金5000万元，将息款充作经费。但由于物价狂涨，货币已失作用，修志委员会报专署批转潮安、揭阳、潮阳三县政府向殷户劝捐稻谷各20石，至1949年初，以此维持修志人员的实物津贴。面对时艰的窘境，编纂委员会诸同仁，戮力同心，有的到中小学兼课，以补生活费之不足。大家勉强糊口，经常吃稀粥，嚼杂菜，甚至枵腹从公，共同度过难关。海外潮商俊彦，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香港创兴商行廖宝珊先生捐款200万元作为修志费用，暹逻余子亮等多所资助，对修志工作给予支持。香港方继仁先生按月由汤秉达先生经手，汇款维持修志馆的日常费用，还为修志人员到各县实地调查解决经费问题。在海内外潮籍乡亲的襄助下，编纂诸同仁夙夜匪懈，辛勤采辑，埋头著述，终于基本完成《潮州志》的纂修任务。

为筹措《潮州志》印刷经费，修志委员会于1949年3月具文呈请专署令饬所属市县各机关学校预订付款。同年5月，刘侯武、饶宗颐还奉函新加坡等海外侨领，宣传乡邦修志盛事，敦请“各同乡多方认购，惠借款项，以应急需，共襄盛举。”[10]新加坡侨领黄芹生、杨缵文等发动乡亲踊跃订购70部，并即先付款5000港元。

这次补编重印《潮州志》，也是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先生赞助，潮州市政府拨专款，机关学校社会各方专家和热心史志工作人士，同心协力参与整理编辑工作，才使这部志林巨著重刊发行。

第四，《潮州志》的重刊，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原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在《重印<潮州志>序》中指出：“该志之刊行，将为潮州历史文献库增添宝贵典籍，为建设文化潮州增添历史文化内涵，为现代修志工作树立规式典范，为潮学研究提供翔实史料，促进潮学研究之广泛开展。饶先生之道德文章，将嘉惠之士林，辉耀典册，永垂青史。此部宝贵志林巨著，传承于子孙后代，传播至海内外，将使潮州优秀人文传统更加发扬光大。”[11]事实正是这样。补编的《潮州志》重刊后，根据饶教授、陈先生和市领导的嘱咐，市志办向港、澳、台、泰国、新加坡等地潮团、大学和知名人士，潮汕三市的史志、宣传、文化、图书馆、档案馆和文史专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国家图书馆和部分重点大学图书馆发送《潮州志》。还专程赴穗，向省史志办、档案馆、社科院历史所、文史馆、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志办和中大、暨大、华师大、广州大学、技术师范学院等校图书馆，以及潮籍老领导和专家奉送这部鸿篇巨著。几个月来，总共向本市和海内外各地发送《潮州志》800多部，传播潮州历史文献，成为图书馆、史志、档案等单位收藏和读者、研究人员学习研究的宝贵典籍，获得广泛的赞誉。参加在中山大学发送《潮州志》座谈会的文史专家，对重刊的《潮州志》都给予高度评价。中大人文学院的文史专家表示，要学习研究运用《潮州志》的翔实资料，完成与潮州市合作的潮州文化研究课题。建国初期曾任潮安县委书记、原省顾委委员吴健民特致函潮州市志办，指出“潮州文化，在华夏文化中，现在正是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亮点。因此，很需要更多的历史资料提供学术界研究作参考。出版《潮州志》，就是做了向历史吸取智慧——为国家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1]三长，《旧唐书•刘子玄传》：“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2]饶宗颐：《重刊<潮州志>序》，《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11、12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8月。

[3]叶恭绰：《潮州志序》，原刊载于新加坡《潮州乡讯》第四卷第九期5版，1949年6月16日。《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2、3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8月。

[4]饶宗颐：《潮州志述例》。《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15、16页。

[5]《潮州志•沿革志》，艺文印务局，第23页。《潮州志》重刊本第一册，第46页。

[6]《永乐大典•潮州府》卷5343第8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重印本第15、16页。

[7]《潮州志•沿革志》，艺文印务局，第5页。《潮州志》重刊本第一册，第10页。

[8]《潮州志•沿革志》，艺文印务局，第6页。《潮州志》重刊本第一册，第12页。

[9]新加坡《潮州乡讯》第四卷第七期4版，1949年5月16日。

[10]新加坡《潮州乡讯》第四卷第七期4版，1949年5月16日。

[11]卢瑞华《重印<潮州志>序》，《潮州志》重刊本卷首第6页。

（本文刊载于《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