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师幼具善根，四岁时开始随着母亲启蒙读书，五岁入私塾，六岁入西峰小学。十岁那年，随着母亲于福州白塔寺，听圆锳大师讲《仁王护国般若经》。
时法师年纪虽小，于听经已有所领悟，他见圆锳大师庄严慈祥，随着众人受三皈依后，继而向大师要求度他出家。因为年龄幼稚，为圆锳大师及他的母亲所劝阻。
但他学佛之志坚定，次年随众参加雪峰寺四个禅七，坚持到圆满，深得圆锳大师的赞许。于是在一九二七年，当十三岁的时候，在大雪峰崇圣寺，依圆锳大师落发出家，法名日新，号明旸。继而随着圆锳大师到了上海。
一九三〇年二月，圆锳大师出任宁波太白山天童寺住持，带着明 晋山。明旸圆公大师身边学习经教，努力不懈。是年天童寺传三坛大戒，明旸那时仅十六岁，受戒不足年龄，经寺内五位大德向得戒和尚请示后，他才获准受戒。圆戒后仍在天童寺随侍圆公大师。圆公讲经时，常命明旸复讲，由于他辩才无碍，口若悬河，当时被誉为“神童法师”。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天童寺发生火灾，烧毁了天王殿、钟楼等九处五十五间房屋，圆锳大师发愿于三年内募资恢复旧观，明旸则襄助大师擘划，终获成功。
一九三五年，圆锳大师的皈依弟子顾联承（法名莲成）、邢明心夫妇，捐出上海大西路两亩多土地，兴建圆明讲堂，作为圆锳大师在上海弘法修持的道场。讲堂落成，明旸随着圆锳大师自宁波到了上海，进驻圆明讲堂，明旸担任讲堂监院。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继而上海保卫战开始，圆锳大师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身分，组织僧侣救护队，参与战地救护；成立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难民。后来以难民人数太多，圆明讲堂中也设立了“第九难民收容所”，由白圣法师担任主任，明旸法师担任总务，综理事务。
是年十月下旬，上海战事逆转，圆锳大师率救护队撤退到汉口。当时战局紧张，救护队经费无着，圆公大师奉国府主席林公子超的函示，嘱他将救护队交付其他法师领导，希望他到南洋募化救护队的医药费。十一月中旬，圆锳大师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函赴南洋，由明 随侍。圆锳大师到新加坡、吉隆坡募捐，得到侨领胡文虎、文豹兄弟，李俊承、及商会会长黄重吉等大力支持，成果颇丰。一九三八年七月，圆锳大师以上海中国佛教会的函电交促，带着明旸回国。八月返抵上海。为时未久，有汉奸向南京日军宪兵总部告密，称圆锳和尚曾到南洋募款百万，资助重庆的抗日政府。到十月十九日，上海的日军宪兵队，以七部汽车载着荷枪实弹的宪兵，包围了圆明讲堂，入内把圆锳大师及明旸逮捕，解往南京的日军宪兵总部。在南京受日军宪兵刑讯时，圆锳大师不为所屈，从容陈辩。
他在狱中除应讯辩论外，每日结跏跌坐，提起慧照，观照身心皆空，置生死于度外，了无挂碍，明旸也陪着大师被拘留兼旬。是时上海佛教人士极力营救，日军也慑于圆锳大师在国内外的声望，不敢加害，于十一月十日，将大师及明旸同时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圆锳老和尚在上海圆明讲堂，创办了“楞严专宗学院”，招收学僧三十六人，自任主讲，白圣、明 两法师任教务长。到一九五三年，圆锳老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圆寂，明旸奉师命书写遗嘱，继任为圆明讲堂住持。
一九五四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第理事会，明旸被补选为理事，同年夏天，他参加了以喜饶嘉错为团长的“中国佛教访问锡兰代表团”，访问了锡兰。
后中国佛教协会要筹设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由明旸法师担任苏灵岩山寺首座，及佛学院副院长。首期招收学员四十人，两年毕业。以后十年间，灵岩山佛学院培育出青年僧侣一百五十馀人。
一九八三年，经过明旸法师的努力争取，重予恢复了上海的圆明讲堂、圆锳大师纪念堂。以后每年举办佛七、法会、讲经等活动。此外，尚先后兼任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福州西禅寺、莆田光孝等寺住持。一九九六年元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于二〇〇二年七月廿三日晚上十时五十分在上海龙华寺圆寂，俗腊八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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