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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说自己不称霸,西方为何不信?

中西方不同的思想与哲学,决定了当下双方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认为,中国人传统上重视“生存哲学”的特点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也影响了当代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以下为郑永年教授观点:

中国的思想主体是“生存哲学”

中国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危机时刻,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由外部因素所致。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佛教与本土文化漫长的冲突时期、中央权力衰败国家被分裂时期,以及近代传统类型国家被西方列强所征服时期。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初讨论“球籍”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危机”时代,因为这种“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至少存在于当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认知里。

春秋战国时代奠定了数千年中国哲学的基础,也是中国哲学最发达的时期。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前后花费了1000多年的时间,佛教的传入对本土文化既构成了巨大的危机,以至于在很长历史里发生了“灭佛”运动,但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整合之后,儒释道并存,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此后,不管是什么样的危机都没有产生深刻的哲学思想。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尽管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但并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

不管如何,在各种深刻危机下产生的哲学,其主体思想便是求生存,可说是“生存哲学”。春秋战国时代曾经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自然科学的、以探讨自然世界为核心的哲学(主要是道家和墨家),也产生过有潜力发展成为类似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探讨社会行为的哲学(主要是《管子》)。可惜,自从汉代儒学被立为官方的统治哲学之后,所有思想要么被“罢黜”,要么被儒化了,即道德化和人化。人们也可以把这种中国哲学称之为“生活哲学”。

西方哲学则很不相同。西方哲学的主体是征服,可以说是“征服哲学”。这里既包括人们对自然界的思考,也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西方哲学需要“征服”的对象。今天在中国,在学术界,人们也在谈论“仰望星空”,但传统上这个概念和中国的哲学思考似乎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哲人们的眼光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事,主要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仰望星空”好像只是西方哲人的权利。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牛顿、康德再到现代更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说到哲学便是“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等是如何形成、运作、变化的,即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们,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就知识而言,把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作为客体的研究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中国数千年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只有针对人伦关系的“道德学”,这和中国哲人们缺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客体”关怀有很大的关联。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国则是“社会自然法”;前者关切的是普遍性,后者关切的是特殊性;前者关切的是统治世界,后者关切的是自我生存。

这种哲学思维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中西方其他很多方面的不同和差异。在科技层面,近代以来中西方学者力图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科学?”这也是李约瑟博士组织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要回答的问题。不难观察到,中国有很多单项的技术发明,但却不善于整合。中国的“四大发明”除了对日常生活有所改进(例如“火药”用于“爆竹”)之外,基本上对中国日后的发展没有什么巨大的贡献,但却促成了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

专于应用中国缺失“工匠精神”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其所著《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计数的变化: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显然同意培根的说法,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不过,现代也有西方学者认为,除造纸术有明确的证据是由中国传到西方外,其他三项发明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中西方各自的独立发明。中国方面尽管在时间上早于西方,但传播不广,亦缺乏改进。西方虽时间上晚于中国,但传播广泛、精于改进,后世使用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是直接从西方发展而来的。

不过,这里要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技术到底是谁先发明的,而是有了这些技术发明之后的使用,就是上述培根和马克思所说意义上的。不管怎样,西方人把这些技术进行了各种整合之后便征服了世界。火药的作用远远不止马克思所说的“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因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内部的影响,而没有讨论外部的影响。火药和指南针的整合为西方塑造了无比强大的西方海军,促成了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

印刷术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也远超马克思所说的“新教工具”。借用当代美国学者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合为西方社会创造了“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即“民族”的概念,而“想象共同体”的产生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中最为关键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征服世界的内部制度基础。

近代以来原创性技术大多产生在西方,而非中国。这和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不那么感兴趣有关系。自然,人们会问,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近代以来不是也有很多技术创新吗?尤其是日本,这些年已经拿下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这个问题需要另文回答,但这里可以提出两点。第一,日本和韩国原创性的技术也不是很多,它们精于应用,并在应用的基础之上有很大的改进,制造出来的产品甚至超越西方。第二,这些国家在二战后基本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科研制度方面。主要政治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形成了西方式思维方式。尽管中国也有很多人留学西方,但他们不是社会的主体,更不用说是政治的主体了。

中国也专于应用,但是中国缺失日本和韩国人所具有的“工匠精神”。历史上,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里,“工匠”是被瞧不起的,精神也无所寄托。这方面,今天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西方近代以来在“征服”世界方面走过了几个阶段。早期,西方世界所使用的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征服”,即实行赤裸裸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政策。二战以来,西方主要通过世界规则的制订来统治世界。西方的使命感文化最初来自宗教(基督教文化),但近代以来演变成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成为各国争相“征服”世界的工具。

在规则方面,中国也仅仅只是应用,近代以来中国所做的都是在适应和应用产生自西方的规则。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曾经提出过“挑战—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就是说,中国一直处于回应由西方的崛起而产生和强加的“挑战”状态。这个概念可以解释直到今天为止的中国生存哲学。

“生存哲学”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利与弊

人们不需要举不熟悉的例子,就举今天谁都知晓的互联网就足以说明问题。互联网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内在部分,较之其他国家,中国人更为依赖互联网。但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就可以知道不同处在哪儿了。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之为高科技公司,因为它们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中国的互联网的确发展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但绝对不是技术。互联网公司用来做买卖,“外卖”,推销产品等。不是说这些不可以做,但做这些实在让人看不到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格局。在社会层面更不用说了,互联网已经“培育”了多少的“键盘手”和“网红”。互联网都是用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概念而深入中国社会的。但要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热衷于做“外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用互联网走向了太空。

一句话,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于“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是和平的,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以自己的逻辑来理解中国。

不过,对中国来说,如果“生存哲学”不变,其结果也是显然的,那就是继续缺少原创性技术、继续没有能力制定规则、继续当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好学生如果“生存哲学”仅仅只是人们的一种选择,那么人们还可以做不同的选择;但如果“生存哲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基因”或者“血液”,那么人们只能接受“命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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