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李小加在中国金融开放与全球资产配置论坛暨厦门大学金融界校友2016年会上专门发表了《互联互通新时代：从“沪港通”到“深港通”》的演讲。
【“一条财经”（微信ID：ytcj123）提要】
►（对深港通）我们已经蹲好，基本上是各就各位，预备，等发令枪响以后向前冲了，但这几天枪还没响，腿有点哆嗦。就看这几天枪能不能响，我们就要往前冲了。
►沪港通和深港通都是一座天天开放的大桥，全中国人民都可以交易港股，但是每天在桥上扛着麻袋换钱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中登，由中登和港交所结算。这种交易的模式突然把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解决了。
►沪港通、深港通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开放，不是资本外逃的工具，不是资本出行的工具，而是一种完完全全投资的工具。
►沪港通、深港通变成了粤菜馆可以吃你的辣子鸡丁，川菜馆也可以喝我的广东汤，这种情况底下吃出了问题，一定要互相帮助。为什么要互相帮助？你今天不帮别人，别人第二天也不会帮你。
►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东。当债东好是好，感觉很牛，但是心理没有底，别人不还怎么办？所以也要让别人做我们的债东，让我们欠别人的钱。
►在未来的资产配置中，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从整体来说，最终能不能让外国人当我们的债东？我们当外国人的权益持有者（equity investor 权益投资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深港通”，马上通？一个月前，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风控管控的层面考虑，交易所会优先考虑“周一推出深港通”，至于具体是哪个星期一，他说11月中后的每个星期一都有可能。今年11月中旬至月底的三个周一分别为14日、21日、28日。从目前来看，最快11月21日深港通可能推出。
就在上个周末（11月12日），李小加在中国金融开放与全球资产配置论坛暨厦门大学金融界校友2016年会上专门发表了《互联互通新时代：从“沪港通”到“深港通”》的演讲。对深港通、沪港通的“中心思想”进行了详细阐述。
以下为“一条财经”对李小加讲话的整理：
星期六（11月12日）的早晨，我们在一起共同探讨“中国金融开放和全球资产配置”，应该说没有题目比这个更大，也没有题目比这个更重要了。
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居然不能和世界接轨，这么大的面临巨大发展的经济体不可能不把它的的资产进行合理配置，因为中国的资产向全球配置，全球的资产补齐向中国的配置，这将是金融发展未来20年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核心主题之一。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底下到底怎么做？说起趋势比较容易，怎么真正在趋势中克服大的问题，特别是结构性的问题？
富裕的钱简单以符号的存在绝对不可能持
中国今天的整体负债表，如果画一条曲线，轴的左边是金融，右边是资产或者是需要钱的人，那么我们就会画出一个非常长线的长尾的图片。中国老百姓的钱经过二三十年的储蓄，非常巨大，同时中小企业融资又是极其困难的，融资贵，融资难。老百姓的钱没有地方去，这是所谓 “资产荒”的时代，对中小企业又是属于“融资荒”的时代。老百姓的钱放在了主要的金融体系里，银行、保险公司等等，这些大的机构老百姓的钱在里面的时候，他们是很大的期待，因为他们没有特别大的动力把它真正地放到毛细血管里，因为风险会增大，曲线的这边又是大型的企业，造成今天两个尾端，老百姓的钱没有地方去，除了楼市、股市。资产荒的时代，融资荒的时代，中间是属于不差钱的时代，缺钱的人拿不到的钱，不缺钱的人钱多不知道怎么办。拿到钱的人也不想投出去。国民财富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中国人实现了小康甚至是富裕，可是富裕的钱简单以符号的存在绝对不可能持续，最终必须把这些钱，要么变成债券，要么变成权益，要么变成其他形式的资产，而且这个资产要有一定的多元化，这就是今天碰到的一种难题。国际市场也一样，中国如此之大，所有的央行必须有一部分的资产配置人民币，所有大的储存基金必须应该有一部分资金是配置中国资产。全球范围的金融机构不可能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里不配置资产。在SDR（Special Drawing Right，特别提款权）的问题上，已经加进去了，可是那个毕竟是三千多亿美金，只是标志性的事件。现在进来的钱简简单单是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但是真正的资产配置是具有流动性、持续性、平衡性的配置阶段。为什么？这就和会议主题的第一个概念直接相关——中国的金融开放。在走出去很困难，走进来很困难的情况下，里面有很深层次的中国的政治、经济、金融整体的考虑。开放是绝对，开放的时间是相对，开放必须要和风险的管控相匹配，这种匹配就意味开放是有阶段性的开放，是一点一点进行的。
我们想开放又面临开放的挑战
以前经常说中国跟国外接轨，我们要向人家学习，要改变自己，到今天，中国的金融体系在硬件基础上，在基础发展上，在规则方面，中国现在已经领先世界了，因为中国以前发展的速度比较慢，有后发优势。中国今天的金融体系，不愿意和人家玩，还不可能马上开放。一般大家的概念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太落后，不可能跟人家开放，但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金融体系，好比中国的道路，机场，下水道，中国很多基础设施已经远远比西方世界好了。这种好是硬件好了，硬件好了也不太容易接。所以到今天的开放面临双向的挑战，一方面的挑战我们认为我们比人家差，所以说不能贸然开放，最后可能被人家吃掉。另外一种又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发现，我们想开放，可是我们的交易制度，我们的金融基础设施已经比人家好了，他得向我靠拢。可是全世界的基础设施向你靠拢，你可能今天买了一个新的机器，今天建立一条新的铁路，虽然你有新的机器，好的铁路，哪怕人家的系统比较老，电线的接口比较老，但老的东西毕竟是全世界接在一起的，要跟你的新的接，要为你改变很难，你自己在想被他改变也很难。所以我们的开放，尽管随着大家思想越来越解放，但是在硬件上、规则上、交易习惯上，实际上开放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市场的结构分开太久以后，各自发展以后出现了相对不同的逻辑，不同的语言体系，不同的交易体系，不同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之间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想开放又面临着开放的挑战。
中国不能光是量的接受者，要变成价格的制造者
就是在这个上面产生了孕育了深港通、沪港通，这样以“通”的形式来讨论的开放，以“通”的形式来考虑的资产配置，因为只有通，就不可能完全放开的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要通，要配置到底要配置什么？大家一般想到的话就是配置股票、房子。但是真正最重要的配置、最核心的、方向性的配置就是权益。你必须配置固定资产，要买房子，但是越来越多的要配置一些固定收益，毕竟到最后我们要保底，还要有很好的收益，在收益和安全之间取得重要的平衡。另外这么大的经济体，决定很多事情的价格是商品的价格、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宗商品的价格决定了很多东西的价格，中国这么大大宗商品的消费国和生产国，不能光是一个量的接受者，我们要最后变成价格的制造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放，我们的资产的配置必须找到一个真正可以实行的，光谈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产生了沪港通基本的概念。
就看这几天枪能不能响，我们就要往前冲了
不知道大家对深港通了不了解，我前几天在香港说，我们已经蹲好，基本上是各就各位，预备，等发令枪响以后向前冲了，但这几天枪还没响，腿有点哆嗦。就看这几天枪能不能响，我们就要往前冲了。
沪港通、深港通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中国的开放不可能大规模地让所有人走，也不可能全部都可以进来，但是又必须做，（中外）又这么大的不同，怎么做？所以它们的基本形式不是让大家直接拿着钱去投资香港的股票，也不是外国人直接拿着钱来投资上海的股票，而是一个电子交易，是真正实现了开放。比如在坐中国内地人要投资港股，每天在自己的内地账户上下单，跟你的交易商、券商下单以后，从上海交易所拿到香港交易所，你的单子可能和史密斯单子，香港王先生的单子，是电子撮合在香港，但是你和他之间是不交易的，你的钱还是在中国内地。就像我们这个教室里所有同学都在买港股，在这里买卖，全教室交易有一个“净量”，买得多，中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就钱多，中登就拿着这个净量和到香港交易所进行结算。
每天7点半，中登和港交所结算一次全体交易的“净量”。全世界在香港买卖中国内地股票，也有一个净量，港交所拿这个净量和中登结算。沪港通和深港通都是一座天天开放的大桥，全中国人民都可以交易港股，但是每天在桥上扛着麻袋换钱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中登，由中登和港交所结算。相当于中国人投资全世界的公司，都有一个大股东中登，中登代表大家。另外一方，国际投资者投宝钢，投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时候，港交所是他的股东。
这种交易的模式突然把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问题解决了。让大家都出去，国家不放心，让外国人都进来，国家也不放心。而且让大家都出去很多人出不去，很多人不愿意出去，很多人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要出去。
深港通不是资本外逃的工具，而是完完全全投资的工具
所以愿意直接摁一个钮，A股是这样，港股也这样，沪港通和深港通等于一按钮就把港股摆在了你们面前，同时一按钮A股也摆在所有国际投资人的面前，按这个钮跟在他们按本地股票的钮一样。
港交所和中登，和上交所、深交所一起，把方管子和圆管子结起来，把220伏的电压和110伏的电压在中间转压了，大家根据自己的习惯，根据自己的规则，根据自己的基础设施，投对方的市场。所有人不用再去学习（新规则，新模式），不用扛着钱到香港开户，还得找一个新的券商，你也不认识，大家都可以投。
还有一个很重要，在资本上下完全没有开放的今天，你买了国外的股票，把股票卖掉以后，钱又回到你的帐号，不可能你的港股卖掉以后在香港炒房地产。同样的道理，外国人卖掉宝钢的股票后，钱是回到了他香港的账户上，不可能在上海去炒房。也就是说，沪港通、深港通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开放，不是资本外逃的工具，不是资本出行的工具，而是一种完完全全投资的工具。
或者换一个比喻，在沪港通、深港通之前，中国的水在上——“三峡大坝”，国际的大海在这里，中间是一个玻璃墙挡住。沪港通、深港通不是把大坝炸掉后，两边的水就平了。沪港通、深港通把玻璃墙拉下来了，拉到了水的下面三四米四五米，这个水一下子就平了。所以看上去好象海是平的，没有像以前中间被人为的隔开了，但是你到水底下会发现，水底下还是隔着，但是上面的净量差是开放的。所以将来两边水压大了，风大了，雨大了，进水多了，对面的水会过来，仍然会凿平。
不是每一笔交易都过境，是每天只有一笔净交易过境，而净交易过境每天进一批，出一批，这对国家来说，可能每天开始建仓的时候两个方向都很大，但是今后建完仓以后，大家都有买卖的时候，每天真正在边境上过境的钱非常有限，这是沪港通和深港通的一个精髓所在，这个精髓使得深港通可以做得非常巨大，做得非常长远。
沪港深港可以“通”，与英美日也可以“通”吗？
同一个时区内有可能做成，既然深港通和沪港通可以做成，那么过两天日本是不是也可以通？新加坡也可以通？
那么是不是跟所有的人，跟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搞沪港通、伦港通，沪纽通，什么通之类？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首先是两地市场的时差，沪港通、深港通的模式是在家里投资，要求自己市场要开，对方市场也要开，要求两个市场基本同时开放，没有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开着。所以跟纽约交易很难，不可能纽约他在睡觉的时候起来和你交易，或者他在交易时，你起来和他交易。你自己可以不睡觉，但券商、交易所也要睡觉啊。所以在时差之外你得自己拿钱去投，这事就很难做成。
同一个时区内有可能做成，既然深港通和沪港通可以做成，那么过两天日本是不是也可以通？新加坡也可以通？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沪港通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成功？就是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大家想一想，深港通和沪港通这种开放和资产配置，是中国人到香港投的公司，不是中国证监会监管的公司，外国人到中国来投的公司也不是香港证监会监管的公司，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是一个，第二，在座的中国投资者到香港去，你们中间有坏人怎么办？你们之间到香港来搞内幕交易怎么办？我找不着你怎么办？反过来也一样，外国人在外国通过香港捣乱中国市场怎么办，他在比利时，中国证监会找到不到怎么办？在这个情况下，两个监管者之间的互信、互助变得很重要。
好比一个街道，这边开一个粤菜馆，那边开一个川菜馆，粤菜馆的老板对在这里吃过饭的人要保证质量，保证吃完了以后不出毛病，但是川菜馆的问题和我没有关系，对粤菜馆的责任是100%，对川菜的责任是0%，反过来也一样。现在香港市场就好比是粤菜馆，内地市场是川菜馆，沪港通、深港通以后，就变成了川菜馆也摆了粤菜的菜单，粤菜馆也摆了川菜的菜单，坐在川菜馆的人说，我们能不能喝一个广东汤呢？老板说可以，但我要到粤菜馆把汤拿过来。坐在粤菜馆的人说，我们能不能要一个辣子鸡丁呢？老板说可以，但我要到川菜馆把辣子鸡丁拿过来。现在客人吃了辣子鸡丁出了问题，粤菜馆的老板不能说和我没关系，是川菜馆的做的菜。这不可能了，因为辣子鸡丁已经摆到粤菜馆的桌上。
沪港通、深港通变成了粤菜馆可以吃你的辣子鸡丁，川菜馆也可以喝我的广东汤，这种情况底下吃出了问题，一定要互相帮助。为什么要互相帮助？你今天不帮别人，别人第二天也不会帮你。因为总有我的投资人在那边受了欺负，我得替他主张，你的投资人在这边受了欺负，你得替他主张。你的投资者在我这边来捣乱，你得帮我抓。你不抓，下次，我的投资者到你那边捣乱，我也不抓。所以都得抓。现在收到对方一个问题的信息，双方就跑得很快，因为如果不帮助对方的话，投资者受损失怎么办？这就是沪港通和深港通解决的问题。
沪港通、深港通十年以后还会存在
今天的中国不差钱，太多钱了，可是不可能大家钱的都要跑出去，第一国家不让你跑，第二大家自己也不能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你不用跑，就可以直投香港。沪港通、深港通把世界带到香港，中国老百姓坐在家里投世界，这样的模式就变成很好的模式了。因为我们中间勇敢的人走出去，大部分人不勇敢。如果一下子开放非常大，彻底开放了，那要沪港通干什么？不对，沪港通十年以后也会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刚刚讲了，沪港通的模式是坐在家里投世界，那就意味着将来允许你往外跑的时候也只是很勇敢的人跑掉。
中国的投资者永远是这个屋子里三批人，这批是最勇敢的人，那批是最不勇敢的人，还有中间的人；这是研究生，这是本科生，那边是高中生。研究生有钱有本事，只要允许他走，他拿着钱就跑了，到纽约、到伦敦买房子，到新西兰买个农场等等，人家不需要等你的沪港通。这边的中学生刚存点钱，战战兢兢就投投A股，其他的想都没想过。中间的大学生不一样，有钱了想投，觉得应该有国际资产配置的需求，但是没有勇敢到，或者那么有本事到直接跑出去，这些人是用沪港通、深港通的。因为你是坐在家里投世界。一旦开放以后，你们很多人就毕业了，就变成了研究生，你就开始又牛了，又走了。还有很多中学生又毕业了，到了大学来了。所以沪港通的模式是坐在家里投世界，是非常长期的大学教育。我们的任务是要把香港的店里面的货，把世界的货多往这里放。现在的上市公司一部分还是中国内地公司，还是自己的货，换成了外边的包装。今后就要在香港这个地方把更多的世界的货摆在这里，让中国老百姓的资产能够这里去配置，而且有些货是自己会动的，上市公司弄过来上市，还有一些货是动不了，不愿意来上市，我们就香港就搞ETF（Exchange Traded Funds，交易所交易基金），搞美国的IT业ETF，搞南美的矿业ETF，搞个中东的能源ETF等，总之给你一个延伸投资世界。
也要让别人做我们的债东，让我们欠别人的钱
反过来外国也是这样，他们也有研究生，很多外国人也是大学生，就会用沪港通的形式通过香港来投中国。但是这中间大家不光是投股票，股票是一种形式的投资，但更重要是要做固定收益。固定收益里面最大的问题什么？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东。我们把钱借给老美，我们也买了很多日本债。但是我们很希望别人成为我们的债东，因为当债东好是好，感觉很牛，但是心理没有底，别人不还怎么办？所以也要让别人做我们的债东，让我们欠别人的钱。我们有这么大的国库券，这么多政府发债，这么多企业发债，为什么不把这些债让外国人来买？让他们把美元拿进来买债，我们就可以拿美元出去进行股权投资。我们在外面什么股权也没有，当了一大堆的债东。在未来的资产配置中，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从整体来说，最终能不能让外国人当我们的债东，我们当外国人的权益持有者（equity investor 权益投资者），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巨大的转变跟开放是密不可分的，但是让开放的速度去制约配置是对国民财富的不负责任，资产的配置又不能突破开放的力度和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找出创新的模式，完全新的思路，来让中国的老百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辛辛苦苦攒起来的钱，真正投到有回报的地方去，投到全世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