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风再起，行业直面危与机
在2017年以来的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中，银行业成为了先锋，外资银行、境外银行参股中资银行、银行子公司层面均有开放措施。银行业的开放仍任重道远，继续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外资请进来’和“中资走出去”两方面同生共荣、密不可分，开放应在两个方面同时着力。我们认为对外开放对中资银行而言不是危机，而是中资银行接受国际检验、进一步强大的机会，中资银行应提升战略决策能力、完善激励机制，用市场化迎接挑战。中资银行可重点把握的机遇是理财子公司的开放。在金融新一轮开放时代，我们推荐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标的平安银行、招商银行、成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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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来”曲折反复，助战术战略双升级
银行业引进外资始于20世纪80-90年代，后经历2001-2007年热潮和2008-2016年的退出潮，新一轮开放有望成为外资在华经营的拐点。本轮对外开放涉及三个层面：外资银行、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和外资与中资银行合资建立子公司。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外资行国民待遇、放宽参股中资行的股比限制、鼓励外资参股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及理财子公司等。将外资请进门，不仅有利于吸纳学习经营经验，也有利于中资银行机制与战略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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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道阻且长，放眼全球分享红利
中资银行的境外经营以国有大行为主导，大行境外布局的全面启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大部分股份行已走向境外，少数城商行也开始启动。“走出去”的形式主要包括新设分支机构以及境外并购。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意义一方面是全球市场掘金，另一方面是服务中国企业居民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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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新加坡与花旗经验，开放宜早不宜迟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海外经验分别是新加坡与花旗银行。新加坡银行业的发达程度享誉全球，三大本地银行均位列全球前100位，也有发达的外资银行体系，本地银行与外资银行股权关系紧密。其给中国的启示是对外开放并不可怕，有节奏的对外开放可促进银行业整体繁荣。花旗银行是全球型银行的代表，业务遍及全球160个国家或地区，审时度势的海外扩张是其成为美国龙头银行的重要原因。其给中国的启示是：开拓境外市场不仅可享受全球发展红利、还可分散风险，并通过多牌照丰富业务版图，是一家银行做大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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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启动新时代，把握机制市场化的银行
解开外资的枷锁后，市场化是中资银行唯一的选择，否则或面临更大的人才流失、新兴业务落后的压力。理财子公司的开放机遇值得重点把握，一方面中国与欧美发达市场的资管行业差距较大，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已有较丰富的参与中国资管市场的经验。个股选择方面，推荐市场化机制领先的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以及较早引入外资的成都银行。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超预期，资产质量恶化超预期。
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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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开放风再起，探寻危与机
在2017年以来的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中，银行业成为了开放的先锋。2017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对媒体介绍了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的有关内容，包括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先后颁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明确了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并取消了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银行业成为金融领域开放的先锋之一。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任重道远。截至2018年末，我国共有外资法人银行41家，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115家，另有外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外资参股商业银行若干。但外资银行业务受限较多，在中国银行业的业务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且2009年以来，外资机构的退出潮出现，显示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依旧任重道远。新一轮对外开放是对前期对外开放的继续深化，主要特征有涉及面广（包括外资银行、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外资入股银行旗下子公司牌照等）、开放程度深（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开等）、时间节奏较快等，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多元化格局形成。
对外开放体现在两个方面，二者同生共荣、密不可分。对外开放包括“将外资请进来”和“促中资走出去”，二者可互为促进，本轮对外开放主要针对的是“将外资请进来”。下文我们将从这两个角度回顾银行业对外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并展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宏大前景。
对外开放也为中资银行提供了进一步强大的机会，中资银行应积极把握机遇。放眼全球领先的银行，中资银行参与全球竞争的经验相对短缺。但只有经历了全球化的检验，中资银行才可更大更强。我们认为对外开放并非洪水猛兽，不会大幅挤压中资银行的经营空间，更不会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在解开外资的枷锁后，市场化是中资银行唯一的选择。中资银行可重点把握的机遇是理财子公司的开放，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资管市场经验丰富，且对中国资管市场有一定了解，抓住机遇的银行有望借开放东风实现理财的快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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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来：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2.1. 历程：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初试阶段；二是2001-2007年的突飞猛进阶段；三是2008-2016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外资退出阶段；四是2017年以来新一轮对外开放开启阶段。
2.1.1. 2001年以前 ：初试
上世纪80-90年代，外资银行几乎仅在经济特区、上海等地活动，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被禁止。1980年日本东京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开始进行市场调研以及商业咨询活动；同一年，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设立了的第一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拉开了外资银行入华的序幕。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外资银行存在的形式主要包括代表处、分行及少量合资银行，业务范围几乎仅限于外汇业务，地域分布上主要是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以及上海市。直到90年代末期，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资格才有所放开。1996年《关于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的通知》放宽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地域限制和业务规模限制；1999年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区域限制被取消，并且被允许加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从事人民币同业拆借和现券交易。
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机构被禁止，仅有几个经国务院特批的案例。外资开始入股中资银行的初试者为光大银行和上海银行。在1997年1月光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中，亚洲开发银行入股3.29%，开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之先河。亚洲开发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成立了技术援助团，为光大银行的贷款管理、电脑和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国际业务以及操作和管理等方面开展技术援助。1998年世界银行集团下属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以2.12亿元认购上海银行的第一次增资扩股的1亿股股份，持股占比5%，国际金融公司派驻1人进入上海银行董事会，上海银行成为全国第一家的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城商行。这一阶段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有两个特点，一是入股比例低，两次入股比例均不超过5%；二是合作形式单一，合作内容基本仅限于技术援助和专家支持等。
2.1.2. 2001-2007年：热潮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入华成为潮流。200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内容与时间》。根据WTO有关协议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外币业务、人民币业务、营业许可等方面的限制，内容包括外资银行增加票据贴现、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业务，取消或放宽人民币业务地域限制、异地业务限制、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2003年银监会发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标志着中资银行积极引入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步入了黄金时代，仅2004-2005年，即有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等国内主要股份制及城商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大型银行也迎来了外资股东。据原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有25家中资商业银行引入3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总额212.5亿美元，2001-2007年是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黄金时代。
这一阶段的外资入股中资银行有三个特点。一是外资机构多样性上升。光大银行、上海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均有国际组织背景（分别是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赞助建立机构、世界银行下属机构），这一阶段则拓展至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全能银行等，来自中国香港、美国、欧洲等全球各地，多样性丰富。二是持股比例上升。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多在10%以上，部分外资银行持股比例接近20%（如汇丰银行对交通银行、法巴银行对南京银行等），中资银行由此得到了丰裕的资金支持。三是合作方式多样，不限于资金支持及技术援助。这一阶段外资机构与国内银行合作的方式多样，包括在公司治理、零售业务、资本市场业务、风险控制、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合作。
2007年是外资法人银行设立的黄金年度。2006年12月银监会取消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客户提供人民币服务。2007年3月，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鼓励外国及港澳台银行设立或者将现有分行转制为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汇丰银行等成为首批获准注册筹建的法人银行。2007年全年共有21家外资银行将其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其中17家开业。与分行相比，外资法人银行有法人地位，承担完全民事责任。在业务资质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少，可经营银行卡业务、也可吸纳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下的定期储蓄存款。
外资积极入华的原因除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友好外，还有中国银行业的吸引力。第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下，银行规模扩张较快。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不变价GDP增速一直维持在6.5%以上，其中2001-2007年不变价GDP年均增速10.8%。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银行业保持高速增长趋势，增速大大高于同期欧美发达地区银行业的增速。2004-2007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平均年均复合增长17.4%，同期美国银行业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长10.4%。高成长的属性有望给境外金融机构带来快速扩张机遇。第二，中国银行ROE较高。以2006年为例，大行、股份行和城商行的代表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的加权平均ROE分别为15.16%、17.52%、25.31%，同期美国银行业为11.44%，外资进军中国有望取得可观的盈利。
第三，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交易价格合理。对外资的持股比例限制、政府可能对银行经营形成干涉、国有银行的高管由政府任命，使中资银行的定价有制度性的折价，外资可获得较合理的价格。以兴业银行为例，2004年恒生银行入股的PB（LYR）为1.80倍，而2004年恒生银行自身PB（LYR）平均值则达2.30倍，估值差异使中资银行对外资形成了一定吸引力。
2.1.3. 2008-2016年：曲折
2008年是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拐点。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后传导至全球金融市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外资金融机构经营整体受到较大影响，2008年无境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中资银行，随后外资的“退出潮”来临。2009年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先后出售中国银行股份、2010年新桥投资清仓深圳发展银行，随后2012-2016年外资金融机构集中退出中国，外资股东清仓的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等多家大中型银行。
虽然外资法人银行数量不断新增，但其业务占比却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18年末，外资法人银行数量达到41家，较2007年末新增24家，但2008年以来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却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16年底，外资银行总资产2.93万亿元、全年税后利润128.0亿元，分别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26%、0.62%，较2007年的高点降幅明显。
我们认为，外资“退出潮”、业务占比萎缩的主要原因有二点，一在外资机构自身，二在外资机构在中国的生存环境。首先，海外银行自身陷入困境。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大量国际金融机构损失严重、出现财务困难，急需现金补充资本。前文提及的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退出即主要为此原因。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监管趋严，巴塞尔协议III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国的国家监管部门提高了并表要求，不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持有其他国家银行低于20%的少数股权。遭遇危机的欧美银行优先考虑退出较不成熟的亚太市场，缩减业务规模、抛售亚太资产的现象常见。如2009年苏格兰皇家银行亚洲6个国家的资产以5.5亿美元的价格售予澳新银行；2010年荷兰ING银行旗下亚洲私人银行业务以14.63亿美元出售给新加坡华侨银行。“退出中国”是“退出亚洲”的一部分。
其次，外资在华“水土不服”。一方面，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后存在一定程度的话语权缺失，尤其是在国有行、股份行中，因此战略投资者退出大部分发生于大中型银行。另一方面，监管层放开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较晚，这导致其网点基础薄弱，且外资银行业务受限较多。外资银行在参与同业市场、信用卡、债券承销、代销等多方面有明显限制，如外资银行代销基金资格直到2013年才放开。叠加外资银行在对公业务方面并没有优势，外资银行的经营举步维艰。2016年外资银行ROA为0.46%，不及全行业的一半。
2.1.4. 2017年至今 ：新生
2017年新一轮对外开放开启，重点解决了外资的经验、投资受限问题。2017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对媒体介绍了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的有关内容，包括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2018年银（保）监会先后颁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明确了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并取消了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
外资在银行业的活力正在重新焕发。2017-2018年开业外资法人银行3家，外资法人银行数量增加至41家，外资银行的业务占比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2017年末外资银行总资产3.24万亿元，全年税后利润146.6亿元，分别同比+10.8%、+14.5%，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比例为1.29%、0.67%，较2016年有所提升。合资银行的发展也迎来新的突破。2019年3月北京银行公告称拟与ING银行共同出资人民币30亿元发起设立中外合资银行，ING银行持股51%，北京银行持股49%。如果方案获批，该合资银行有望成为中国首家由境外金融机构控股的合资银行。
2.2. 形式：三大渠道，多维开放
外资入华主要有三种形式，本轮对外开放对三种形式均有相关政策。第一种形式是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包括外国银行分行（或港澳台银行分行）、外资法人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等，如东亚银行、花旗银行等。第二种形式是参股中资银行，如新加坡华侨银行参股宁波银行等。第三种形式是与银行在子公司层面开展合作，如马来西亚丰隆银行与成都银行合资设立四川锦程消费金融公司等。
2.2.1. 设立外资银行：分行子行共舞，国民待遇明确
外资来华设立机构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不含非营业机构代表处）。第一，设立外国银行分行（或港澳台银行分行）始于1980年，是传统的机构设立形式。外国银行分行（或港澳台银行分行）不属于境内法人，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法律责任由境外总行承担；可以豁免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考核，仅依托于母行的考核体系；业务受限较多，包括不能经营银行卡业务、吸收单笔人民币个人定期存款的门槛为50万元等。截至2018年末，共有115家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分布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21个城市，母行来自台湾、香港、美国、韩国等29个国家和地区。
第二，设立外资法人银行意味着外资机构取得了法人资格。外资法人银行包括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其中外商独资银行是境外银行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监管层取消外资法人银行开展业务的地域限制以及其他非审慎性限制，外资法人银行可享受“国民待遇”，与本土银行进行同台竞争。但实际上外资法人银行的业务资质仍较为单一，仅有少数外资法人银行有基金代销、托管、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资格等业务资质。截至2018年末，共有41家外资法人银行，包括40家外商独资银行与1家中外合资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外方股东美国硅谷银行持股50%），分布于上海、北京、深圳、南京等7个城市，母行来自香港、台湾、美国、韩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
本轮对外开放进一步明确了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新一轮对外开放涉及外资银行的各个方面：首先是投资参股，允许外资法人银行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其次是业务资质，将外资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代客境外理财托管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被清算的外资金融机构提取生息资产四项业务的审批制改为报告制；第三是中介服务，外资法人银行在申请发行债务、资本补充工具时不再需要提交境内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第四是分支机构，包括合并支行筹建和开业审批程序，仅保留支行开业审批等；第五是高管任命，在同质同类外资银行之间平级调动或改任较低职务的情形，由事前核准改为备案制。国民待遇的明确为外资银行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2.2.2. 参股中资银行：入华快捷渠道，股比限制取消
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是快速打入中国市场的良好渠道。2001-2007年大批商业银行开始引进战略投资者，部分境外投资者至今尚未退出，包括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全国性银行及若干区域性银行（主要是城商行）。境外银行通过参股成熟的中资银行可快速进入中国市场，将自身的管理模式、信息系统、风控技术与中资银行扎实的客户基础相结合，发挥双方的优势。2018年以前，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比例限制为单家机构不超过20%、多家机构合计不超过25%，多家外资机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接近20%，如宁波银行、成都银行等。
本轮对外开放放开了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2018年4月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上表示加快落实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措施，2018年8月银保监会即删除了《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关于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股比限制（单家不超过20%，合计不超过25%）。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有利于外资更大胆地投资中资银行，首先，可增强中资银行资本实力；其次，外资持股比例提高带动了话语权增强，参与管理的力度有望加大，有利于加强监督、推动中资银行市场化；最后，外资活力的提升有利于为中资银行带来更多的管理经验、金融产品。
2.2.3. 合资建子公司：合作方向多样，新牌照新机遇
与银行在子公司层面开展合作也是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中资银行与境外银行在子公司层面开展股权合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入股中资银行母公司存在一定难度。中资银行以国有股东为主，在母公司层面引进外资可能存在定价难题，若定价不合理引发国有资产贱卖、流失的讨论，如2005年在国有银行大批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即出现过类似的讨论。二是外资在战略参股中资银行母公司的基础上，将合资成立子公司作为战略合作的一部分。
中资银行与外资机构在子公司层面的股权合作涉及银行业牌照与非银行业牌照。银行业牌照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如四川锦程消费金融公司）、村镇银行（如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住房储蓄银行（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等；非银行业金融牌照包括公募基金（如工银瑞信基金）、保险公司（如交银康联人寿）等。上述子公司牌照集中于大中型银行，因此外资金融机构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大中型银行。截至2018年末，24家消费金融公司中由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合作设立的有5家；中资银行与外资合作的公募基金公司共8家；中资银行与外资合作设立的保险公司共5家。
在本轮金融对外开放中，银行子公司层面的开放预计影响深远。本轮银行业开放在银行子公司层面的措施主要涉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与理财子公司。2017-2019年，国内银行业诞生了两块重要的子公司牌照，分别为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从事债转股及相关业务）、理财子公司（从事理财相关业务）。截至2019年7月末，五大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理财子公司已全部开业，且均为母行的全资子公司，但部分股份行、城商行在拟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理财子公司的议案中已提出适时引入战略投资者。2019年7月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提出鼓励外资依法合规入股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债转股实施机构；金融委提出的11条开放政策中则提出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外资金融机构在债转股等不良资产处置、资产管理领域均有丰富经验，引进外资利于银行子公司快速建立起科学的管理机制，奠定业务发展的基础。
2.3. 意义：经营战术协助，治理战略升级
外资进入中国银行市场，直接的影响是带来技术经验。欧美发达地区的银行业历经数百年历史，已跨越若干经济周期，在零售金融、风险管理、客户服务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营经验，而这些恰好是大部分中资银行所短缺的。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境外银行与中资银行可借助股权纽带关系开展各项战略合作，补充中资银行的业务短板，增强经营管理能力，提升效益水平。据不完全统计，多数中资银行在引进外资以后，有与其开展战略合作的行为，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零售与理财业务、跨境业务、风险管理、员工培训等。而设立外资银行则可直接将境外的模式带入国内银行的业态中，增加了银行产品、服务的多样性。
战术为辅，战略为本，外资进军中国银行业的更大意义在于机制与战略的革新。大部分中资银行的主要股东为国资，机制不够市场化，面临市场竞争和人才流失的压力。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优化股权结构，为市场化的机制建立奠定基础，主要包括：1）高管层和员工持股制度，完善激励机制；2）授权经营制度，激发体制机制活力，更好发挥董事会、高管层和监事会作用；3）用人、薪酬和考核机制改革，落实风险责任制，强化企业内部监督，推进事业部制等内部配套改革。而逐渐实现国民待遇的外资银行有望成为中资银行的强大竞争对手。外资银行有更完善的管理体系、更科学的激励机制，将对人才形成强大吸引力，中资银行应对挑战的唯一渠道就是变革，因此外资银行将扮演倒逼银行业变革的“鲶鱼”角色。
2.4. 新加坡银行业“请进来”：全球金融中心，内外资银行共荣
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银行业的发达程度享誉全球。首先，新加坡本地银行实力较强。在标普公司公布的2018年全球100大银行排行榜中，新加坡三大银行星展银行、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均在列（分别排名第70、80、93位），且其业务已辐射至东南亚其他国家、大中华区域等。其次，新加坡的外资银行活动活跃，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等全球领先银行均在新加坡有业务布局，外资银行数量超过100家。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共同构建了新加坡的发达银行体系。第三，本地银行与外资银行在股权关系上非常密切，新加坡三大银行均有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外资金融机构的持股。新加坡银行业对外开放的经历给中国的启示是对外开放并不可怕，有节奏的对外开放可促进本国银行业的整体繁荣。
自建国以来，新加坡银行业的发展历经两个阶段。新加坡建国之前的银行业以英资为主（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早在19世纪即进军新加坡），1968年星展银行成立标志着本地银行开始崛起。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银行业经历了20世纪巩固本地银行实力、21世纪加速对外开放两个阶段。
20世纪70-90年代，新加坡银行业发展的主旋律是二元经营、在巩固本地银行实力的基础上逐步开放。为扶持本地银行，新加坡金融监管机构在建国之初设置了二元银行牌照结构（全面银行、离岸银行），本地银行为全面银行（DBS、OCBC、UOB、华联银行、吉宝达利）；已存在的外资银行可经营全面银行业务，但不得新设分行；新进入的外资银行只可申请离岸银行牌照。1971年监管层新增限制银行牌照，至此形成了三元牌照体系。除牌照限制外，外资持股本地银行亦有股比限制。金管局规定外资银行参股本地银行的比例为不超过20%。
90年代银行业对外开放开始逐渐宽松。1990年外资投资入股股权限制比例由20%放宽至40%；1992年离岸银行的新元贷款额度限制由5000万新元提高到7000万新元。90年代新加坡银行业对外资逐渐敞开，为1999年的大规模开放奠定了基础。
1999年，新加坡政府宣布了为期5年的银行放宽管制计划，对外开放步入加速期。金管局对外资银行设立了“特许全面银行”（Qualifying Full Bank）执照，获此牌照的外资银行可开设10家分支机构。首批获此牌照的外资银行包括花旗银行、渣打银行、荷兰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同时，金管局还增加了限制银行牌照的发放，并给予离岸银行更大的灵活性。除了牌照体系的改变，金管局还取消了本地银行外资持股不超过40％的限制，吸引外资进入新加坡。
2001年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升级。金管局赋予特许全面银行开设15家分支机构的权限，并向马来西亚银行和汇丰银行增发特许全面银行牌照。此外，“批发银行”牌照将取代原有的“限制银行”牌照，所有的限制银行将转为批发银行。在此基础上，合格的离岸银行（QOB）将获准升格为批发银行。2005年，特许全面银行可开设分支机构进一步放宽至25家。
金融危机后，为鼓励外资银行根植新加坡，对外开放再度推进。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部分外资银行出现了退出新加坡的现象。2012年，金管局提出对于少数主要业务长期根植于新加坡的特许全面银行，可额外授予其开设25家分支机构的权限。值得一提的是，同年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了中新自贸协定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协议，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正式获得金管局颁发的特许全面银行执照，新加坡的零售银行市场向中资银行敞开了大门。
新加坡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的主要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外资银行数量先增后减，部分龙头外资银行强势崛起，深刻影响着新加坡的银行业格局；二是本地银行市占率整体稳定，但行业集中度上升，海外扩张步伐加快。三是本地银行与外资银行的股权高度融合，形成了特色的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
首先，外资银行呈现两大特征。一方面，数量先降后升。离岸银行升级成批发银行、亚洲金融危机导致部分离岸银行退出新加坡导致开放初期外资银行数量减少，这一趋势持续到了2006年。2007年起外资银行数目逐渐回升，截至2019年7月共有128家外资银行取得金管局颁发的牌照，其中全面银行20家、特许全面银行9家、批发银行99家，离岸银行已全部升级为批发银行。
另一方面，部分龙头外资银行强势崛起。升级为特许全面银行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设立放宽，发展空间释放，逐渐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以渣打银行为例，其贷款市占率由2005年的11.4%上升至2009年的15.7%。金融危机后，外资银行在新加坡的市占率稍有回落，这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情况相似，主要由于部分欧美银行出现经营困境，优先缩减亚洲业务规模。
其次，对外开放后本地银行格局产生了三方面变化。1）本地银行的市占率变化区间较小。2001年以来三大本地银行的资产市占率维持在60%-72%区间内。本地银行在外资已充分渗透本国市场的情况下，牢抓本国机遇，引领狮城市场。以星展银行为例，其在存贷款、资产管理、证券经纪等业务方面持续拥有领先地位，多项业务在新加坡市场的市占率保持20%以上；其中储蓄存款业务独占鳌头，2018年市占率高达52%，业务规模引领新加坡市场。
2）本地银行的集中度提升。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本地银行逐渐走向集中化，以减少内部竞争。2001年本地银行开启了一系列兼并收购计划，大华银行收购华联银行，华侨银行收购吉宝达利银行，本地银行业经过重组集中，形成了如今星展银行、华侨银行与大华银行三足鼎立的局势。
3）本地银行加速海外布局迎接开放。本地银行以“走出去”迎接“请进来”，加速海外布局，拓宽业务空间。目前三大银行的经营区域拓展至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新兴市场，以及大中华区。以华侨银行为例，其在中国内地设有全资孙公司华侨永亨银行（中国）（在中国内地14个城市设有25个网点），持有中国龙头城商行之一宁波银行20%的股份，2018年华侨银行在大中华区域的营业收入占全行的15%。
最后，本地银行与外资银行的股权高度融合，形成了特色的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外资持股本地银行的比例的放开增强了其参股本地银行的积极性，外资开始持续增持本地银行。以星展银行为例，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合计持股比例由2001年末的10%增加至2018年末近26%，分列第一、第六大股东。目前新加坡本地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了密切的股权关系，三大银行前20大股东中均有外资存在，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外资的平均持股比例达到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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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鸿鹄展翅，志在蓝天
3.1. 历程：大行扮演主角，香港作为起点
国有大行领军，中资银行开启了境外扩张之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早在建国前即已有境外分支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分别在新加坡和香港设立第一家境外分行，标志着大行的境外布局全面启动。2006年起，股份制改革和资本市场日益完善下，中资银行加快境外扩张的步伐。国有大行A股上市后融资方式丰富，境外扩张逐渐由亚太向全球辐射。以工商银行为例，2006-2009年，工商银行加快了港澳、东南亚、中东等地分支机构的设立，并发起了对南非标准银行、泰国ACL银行等多起并购；2010-2015年，工商银行在欧洲、美洲、东南亚设立多家分支机构，全球经营网络渐成。股份行、城商行也逐渐开始境外扩张，且多以香港为起点站。一是由于香港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与内地的天然联系等经济、文化因素，二是以香港为平台迈向国际。
2015年至今，“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了国有大行、股份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步伐。据银监会数据统计，2016年末，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分支机构。2017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企业走出去 加强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加强对中资银行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监管。截至2018年11月份，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分支机构，较16年末增加了9家。
中资银行境外经营仍以国有大行为主力。其中，中国银行国际化程度最高，2018年末境外分支机构数高达548家，境内分支机构占比5.1%，境外资产占比29.2%，境外税前净利润占比29.7%，均居中资银行第一。股份行中，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国际化态势良好，分别在7个、6个、4个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城商行也开始加入境外扩张阵营。上海银行于2013年、2014年分别设立上海银行（香港）和上银国际，截至2018年末，上海银行境外资产合计330亿元，占总资产的1.6%。
3.2. 形式：新设收购并存，建设全能银行
中资银行境外扩张多以新设机构为主,兼以并购为辅。新设机构包括了设立分行、子公司和代表处（代理处）三种形式。银行境外分行、子公司的设立一般需要经历较长的审批周期和较多的审批程序，境外分行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鉴于我国对混业经营的限制，我国银行境外分行只能经营传统的商行业务，业务拓展速度较慢；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可以按照当地监管政策灵活开展混业经营业务。以工商银行在香港设立的子公司和分行为例，工商银行香港分行主要经营与国内工商银行有关的公司结算业务，子公司工银亚洲提供商业信贷、零售银行、投资服务等全面的商业银行服务，子公司工银国际则主要提供企业融资、投资管理、销售交易及资产管理业务。
代表处一般不能经营存贷款业务，但可以为境外分支行的设立奠定客户网络、信息基础。如农业银行2012年设立的河内代表处为2018年河内分行的设立与深化中越基建、经贸、农业方面的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中信银行伦敦代理处于2019年直接升格为伦敦分行，成为中信银行第一个境外直属一级分行。
兼并收购可绕开复杂的审批程序，充分利用兼并收购对象的机构网络、客户基础快速打入当地，尽快实现本土化经营。如2008年，招商银行通过收购香港第四大本地独立银行——永隆银行，得以短时间内在香港获得一个综合化经营平台，不仅利用永隆银行的广布网点突破在港零售业务的瓶颈，还以其为跳板进军国际市场业务。
但并购的整合成本和失败风险也更高。第一，中资银行境外并购多为现金支付，较杠杆收购资金成本压力大。第二，并购过程面临估值风险、整合风险及当地政治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第三，并购中经营管理权与控制权博弈会放大信息不对称风险，部分银行境外扩张过于冒进，又在收购后没能及时掌握话语权，失败风险增加。
中资银行的境外经营开始由传统的商业银行向集合商行、投行、保险、租赁业务的全能型银行转变。如中国银行的境外机构布局融合了商业银行和综合经营平台，通过发挥中银国际、中银投资、中银保险、人寿保险、中银航空租赁综合经营平台的协同效应，实现商行和投行、保险、租赁等业务的联结，为客户提供全价值链金融服务。
3.3. 意义：放眼全球机遇，服务经济开放
新常态下，内部经济隐含的下行压力、金融去杠杆、利率市场化、息差持续缩窄正在挤压银行业的利润空间，境外布局的拓展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分散风险，抵御经济周期，寻找多元的盈利增长点。第一，为境外客户提供全链条服务，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协同发展。如中国银行充分发挥境外机构网络优势，在16个国家协助下举办首届进口博览会海外招展推介活动，2018年末合计营销海外客户超过1400家。第二，利用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周期相错、多元化的业务经营，分散经营风险。第三，探索新大陆与新市场，提前布局，中资银行近几年开始逐渐进入东南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增设机构，寻求新经济增长机会。
中资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是服务中国企业、居民“走出去”的润滑剂。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1.3倍，年均增长28.4%。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初期，对境外的监管制度、国情文化、金融服务了解尚浅，与境外金融机构的合作仍需磨合，中国银行业的境外分支机构可以帮助民营企业更快、更好地融入当地，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和进出口贸易、汇率风险管理、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全球化步伐下，人员流动加速，中国公民前往世界各国留学、旅游、工作的人数及境外华侨的人数逐年攀升。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接近1.5亿人次，同比增长14.7%，出国留学人数66.21万人，同比增长8.8%。中国银行业的境外分支机构在文化、语言、客户诉求上更贴近境外华侨华人，通过汇兑结算、支付、信用卡、财富管理等服务，为“走出去”的国人提供便利。
3.4. 花旗银行“走出去”：全球型银行代表，亚欧拉美全面布局
百年峥嵘，花旗银行借助国际化战略屹立全球，值得为走出去的中资银行借鉴。从1914年在阿根廷设立了美国银行的第一家海外分行起，历经战争年代的机遇与挑战、和平年代的竞争与变局、经济危机的考验与洗礼、混业经营时代的契机与开拓，花旗银行始终坚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放眼全球、多元开拓，至2018年，花旗集团业务已经遍及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北美以外地区的收入占比高达54.1%，尤其是零售银行业务，全球服务客户超过1.1亿人，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化标杆银行。花旗银行的全球化发展经验给中国银行业的启示是：开拓境外市场不仅可享受全球发展红利，还可分散风险，并通过多牌照丰富业务版图，是一家银行做大的有力手段。
回望历史，花旗银行审时度势，适时进行海外扩张。战争年代的机遇与挑战下，花旗银行进驻欧洲、亚洲等地，抢占市场先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花旗银行利用战争迫使伦敦金融市场关闭的时机，大力发展国际代理业务，抢占国际市场，至1917年花旗银行已拥有35家国外分行。借助美国政府的扶持，花旗银行在中国参与了各类对华政治借款、铁路借款和实物借款，还参与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投资赈灾等活动，在中国建立了良好形象。1939年花旗银行在美国以外共有分布于23个国家的100间办事机构，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性银行。
和平年代的竞争与变局下，花旗银行另辟蹊径，走向世界，登顶美国银行业。20世纪60至90年代，在美国财政赤字加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脱媒化的背景下，美国国内银行业竞争加剧，传统存贷业务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一方面，花旗银行加快在新兴市场的布局，如在非洲刚果、赞比亚、尼日利亚、突尼斯等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另一方面，将零售业务作为发展重心，在全球各地推广信用卡，发展个人金融业务。1992年，花旗银行分支机构遍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美国第一大银行，至今仍是美国四大行之一。
3.4.1. 全球化之利：共享红利、分散风险、混业布局
百年的国际化路程，花旗银行在亚太、欧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北美等地区形成了多元化、全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有助于于花旗银行分享发展红利、分散经营风险、通过混业开拓增厚收入。首先，通过提前进驻海外市场，花旗银行抓住多重增长机会，扎根当地分享发展红利。如1983年花旗银行重新入华，分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红利，成为中国首家提供人民币现金管理业务、开办零售银行业务、获得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交易许可证且获准提供托管服务、提供外汇投资产品、获批成立合资保险公司、开设境内私人银行办事处、提供代客境外理财产品的国际性银行。2018年花旗银行（中国）净利润达25.52亿元，高居在华外资法人银行第2位；ROE达14.15%，领跑外资法人银行。
其次，全球化的网点布局和业务布局增强了花旗银行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利于分散经营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花旗银行在北美地区的营业收入骤降63.5%，占比降至26%。但其全球化的战略布局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冲击，如拉丁美洲地区的营收增长了20.6%。在其他国家地区业务的支撑下，花旗集团营收仅同比下降32.7%。
再者，花旗银行多年的并购经验渐成规模效应，助力混业经营时代拉开序幕，不同监管环境下的灵活业务选择，利于业务多元和完善金融服务。自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以及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放开混业经营的限制后，花旗银行的并购之路渐向混业扩展。通过在世界各地的业务多元开拓，一方面可以灵活根据不同监管政策开展业务，另一方面花旗银行业务协同效应增强，逐渐发展成为提供包括存贷款、信用卡、保险、投资理财和环球银行服务在内的多种金融服务的全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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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千帆竟发，勇进者胜
我们认为本轮对外开放使中国银行业迎来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末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已达到268万亿元，超过美国高居全球首位，四大行也早已登上了《银行家》全球1000家银行排行榜的前4位，但中资银行却从未接受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检验。一方面，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的业务比重较低。2017年末外资银行总资产占比仅有1.68%，显著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超过10%）；另一方面，四大行资产规模虽已雄踞全球前4名，但国际化程度却远低于前10名的其他银行。2018年末工行、建行、农行境外资产占比仅有10%、5%、4%，而汇丰银行、三菱东京UFJ银行、花旗银行等均超过30%。只有经历了全球化的检验，中资银行才可更大更强，本轮对外开放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遇。
对外开放并非洪水猛兽，不会大幅挤压中资银行的经营空间，更不会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我们认为对外开放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论点不可取，相反，对外开放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举措之一，利远大于弊。如果不以开放促改革，提升银行业的金融服务能力，很大一批机构在供给侧改革浪潮中注定要被淘汰。进一步将外资“请进来”，中资银行可以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经营机制，建设内控严密、运营安全、金融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商业银行，这是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支持和保障。
4.1. 挑战：适者生存，人才及业务竞争加剧
国民待遇落实后，外资银行将从人才、业务两个角度对中国银行业造成结构性冲击。首先是人才竞争方面，外资银行激励机制更灵活，同时业务发展空间打开，中资银行的人才流失压力增大。以往外资银行由于水土不服、业务受限较多等原因经营不善，良好的机制优势并未得到发挥。外资国民待遇落实后，一批治理机制完善、了解中国、全球协同突出、激励体系科学的外资银行对人才的需求攀升、吸引力增强，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人才竞争有望加剧。
业务竞争方面，外资银行将主要影响城市业务及新兴业务。若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由不足2%提升至OECD国家的普遍水平：10%以上，部分中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将得到稀释。从空间维度展望，外资银行业务扩张将主要集中在城市业务，对股份行和城商行形成一定冲击。由于农村业务对网点的依赖程度更高、农村客户对外来银行品种的接受进度更慢，外资银行拓展农村市场的单位效益较低，预计其仍将坚持城市业务为主体，与股份行、城商行展开直接竞争。
从业务范畴展望，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最大的竞争威胁来源于信用卡、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等新兴业务。对公客户与中资银行的合作周期较长、客户黏性较高，且中资银行有资金成本、多方面资源等优势，预计短期内外资银行难以深度切入。而国内银行在信用卡、财富管理等新兴业务上与发达市场仍存在较大差距，外资银行可以凭借服务能力优势扩展中国市场。以私人银行业务为例，中资银行于2007年才起步，而瑞士银行等的私人银行服务已运营超过100年。外资银行在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经验丰富，优质资产和服务品种更多元，预计更能受到高净值客户的青睐。
4.2. 机遇：鲇鱼效应，把握理财子公司机遇
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参与度的提升形如鲇鱼效应，市场化是中资银行唯一的选择，也是中资银行追赶国际领先银行的契机。一方面，中资银行只有通过市场化，提升战略决策能力、完善激励机制，才能在人才和新兴业务领域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人才机制、组织架构、业务模式的领先也倒逼中资银行进行创新与改革，拉近与国际领先银行的差距。
中资银行应重点把握理财子公司的开放机遇。当前是大资管行业转型与金融对外开放叠加的时代，新生业务机遇与商业模式转型的挑战共存，只有勇立时代潮头才可立于不败之地。银行通过理财业务进行监管套利的行为成为了过去，下一阶段考验的是理财业务的主动管理、资产配置能力。从海外经验来看，财富管理有望成为银行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财子公司的开放是银行面临的重大机遇，理财业务有望借开放东风实现快速转型。我们持有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欧美市场资管行业发达，银行是重要的参与者。欧美资管行业较中国的领先优势明显，虽然已有12家中资银行进入2019年《银行家》银行排名的前50位，但尚未有中国资管机构进入全球50强（Relbanks排名）。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2018年末AUM规模高达5.98万亿美元，超过当年日本的GDP（日本GDP居全球第3，仅次于美国、中国）。摩根大通、瑞士银行等欧美银行都是资管市场的弄潮儿。
二是外资已深度参与中国基金行业，相关经验可复制性较强。截至2019年6月末，逾40家基金公司有外资参股，其中不乏建信基金、工银瑞信基金、嘉实基金这样管理规模处于前列的基金公司，合资基金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占公募基金行业的比例接近50%。欧美发达市场资管行业较成熟，且境外金融机构参与中国资管市场的经验丰富，银行若能抓住理财子公司的开放机遇，有望快速完成理财转型，在大资管行业新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4.3. 个股推荐：拥抱机遇，高度市场化的标的
平安银行市场化程度领先，理财子公司有望引进外资，抢占市场先机。平安银行的母公司平安集团是一家混合所有制集团，市场化程度领先行业。以最新打造的品牌业务FICC为例，其通过引入国际知名团队，建立了同业领先的交易平台，有望成为公司的又一特色业务。平安银行拟将理财子公司定位为一级子公司，并将择机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我们认为平安银行市场化表现突出，理财子公司有望抓住本轮对外开放机遇，抢占市场先机。预测公司2019-2021年归母净利润增速15.6%/16.8%/17.2%，2019年BVPS14.37元，对应PB1.08倍，维持2019年目标PB1.15~1.25倍，目标价16.53~17.97元，维持“买入”评级。
招商银行零售转型走在前列，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的客户基础是其脱颖而出的保证。招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造就了领先的战略定位、稳定的管理层决定了战略执行能力较强。招行较早就前瞻性地制定了零售银行发展战略，从零售1.0的一卡通时代，到零售3.0的APP时代，招商银行一马当先，财富管理及私人银行业务遥遥领先。在本轮对外开放对私人银行业务的格局调整中，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多年积累的雄厚客户基础将是保证，外资顶级私人银行的“鲇鱼效应”也是其更上一层的助推器。预计公司2019-2021年归母净利润增速为13.3%/14.4%/16.9%，2019年BVPS为21.85元，对应PB1.59倍，维持2019年目标PB1.75~1.85倍，目标价为39.81~42.09元，维持“增持”评级。
成都银行外资参股焕活机制，清晰的战略定位、严格的风控与充裕的资本决定了高成长空间。自2007年战略引入外资银行后，马来西亚丰隆银行作为第二大股东，在董事会中积极发挥作用，在成都银行的公司治理、内部质控、信息技术、业务发展等领域为其注入活力。目前，成都银行战略定位于深耕成都及四川当地、服务实体经济，多年以前的存量不良贷款包袱逐渐消化，资本充足率高居上市城商行之首，为银行业对外开放格局下的战略调整预留空间。预测2019-2021年归母净利润增速为18.5%/18.1%/17.8%，2019年BVPS9.81元，对应PB0.83倍，维持2019年目标PB1.1~1.2倍，目标价为10.79~11.77元，维持“增持”评级。
4.4. 风险提示
1. 经济下行超预期。2019年我国经济依然稳中向好，但受外需和内需扰动影响，企业融资需求增长需要密切关注。
2. 资产质量恶化超预期。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开始率先下行，但资产质量修复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中小企业市场出清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