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 力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倡议，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力推在国家间建立伙伴关系。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一带一路”三者是什么关系？这些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基于过去八年的研究，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一）中华文明是一种世俗文明，核心成分是道儒禅。中国人信奉的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对立转化”“无为而治”“得道”，儒家的“和而不同”“祖先崇拜”“家国同构”“礼治”“有等级与亲疏但无外”，禅宗的“众生平等”“自渡与渡他”“顿悟”“渐悟”等。道家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侧重人与人的关系， 禅宗侧重人与内心的关系。其中， 治理天下时主要依靠儒家理念，因此有“家国同构”、“天下分为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和而不同”“礼治天下”“礼不往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概念与做法，并构建起以礼为核心的“礼治秩序”“礼治体系”。历史地看，这一秩序维持了东亚地区数千年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必然会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外交思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如果与传统战略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对接，就能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伙伴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体现了中国人的天下治理理念，是大同世界的现代版。它赞成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based order），并且倡导基于“仪礼”的礼治（rule of LI）， 国家间首先要“以礼相待”，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些规约以在某些方面形成强制性的规范，从而在国家间形成一种礼治秩序（Li-based order）。在这个秩序内，国家间关系基于“吸引”与“被吸引”， 保持“和而不同、亲疏有别、彼此都感到舒适”的伙伴关系，共同分享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利益。这一体系内每个成员国的选择得到尊重，它不排除任何国家（即“无外”），因而不会如西方国家那样构建排他性联盟、用强制性制度对联盟内成员进行“同质化”改造、联盟内成员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张宇燕，2019），旨在构建“一个人类可以共享未来的社群”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涵：（1）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其特点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不把本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2）安全上的普遍共享，其特征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不能追求片面的绝对安全而把别国置于不安全的境地。（3）经济上的共同发展，其特征是构建公平、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包容互惠的国家间经济关系，不搞经济民族主义或重商主义，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4）文化与社会上的交流互鉴，其特征是各种文明之间一方面保留与强化自己的核心特征，另一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反对把自身文明当作世界各种文明样板的立场、心态与做法。（5）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和谐共存，其特征是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为此，要尊重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对环境的历史影响以及应对环境问题的现实能力，在环境治理上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命运共同体建设包括四个层次，一是全球层次，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区域层次的中国与各个地区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虽然也是广义的双边，但实际上属于小多边；三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命运共同体，如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中国—柬埔寨命运共同体；四是某个功能领域的共同体，如海洋命运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健康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建立伙伴关系与共建“一带一路”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抓手。伙伴关系侧重政治、安全等领域，强调政治上的伙伴关系与安全上的普遍共享，但也可以包含经济与文化内容，特别是在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上。“一带一路”则主要侧重经济、文化，但也不排斥政治与安全领域，特别是在与关系密切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生态领域是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均关注的领域。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双边为主、多边为辅” 的特征，均不追求标准的统一，奉行“一国一策”，注重双边的舒适度与接受程度。实践中，依据不同的对象国建立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签署不同内容的“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这表明，构建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倡议都符合中国的天下治理理念与传统战略思维。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实践中都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国标志性的外交实践，并为众多的国家所接受与欢迎。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也在效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它们一方面不愿意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另一方面又推出自己版本的国际合作计划（如蓝点网络），以便强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他们甚至表示要用这些计划与“一带一路”竞争。
1.就伙伴关系而言，中国固然不是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国家，但一旦接受之后，推行起来就坚决而彻底。中国从1993年开始推行伙伴关系，经过1993—2003年的探索期后，2003年进入迅速扩张期。截至2019年11月，中国已与112个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十八大以来已经实现伙伴关系升级50多次，新建伙伴关系国近60个。中国在新时代继续贯彻伙伴关系的理念，但又有新特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构建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伙伴关系是“不结盟外交” 的升级版，已经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它是一种不同于同盟（结盟、联盟）关系的理念与实践。历史地看，春秋战国时代，国家间经常通过合纵连横以结盟。此后同盟关系的实践主要盛行于一神教世界。过去五百年里， 结盟是欧美国家的主要理念与实践。现实地看，全球范围内的同盟关系存在于少数国家，主要是欧美加上日本、韩国等少数非西方国家。随着全球文明竞争时代的来临，同盟关系的维持在理念上与实践上都遇到困难， 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都不至于威胁到国家生存， 因而更为看重发展问题，希望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不愿意加入同盟关系而影响外交的灵活性。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与美英澳三国安全伙伴关系（AUKUS）所展示的“制造对手与敌人”的理念，显然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偏好。中国力推的伙伴关系，则与大多数国家的偏好相契合，因此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与中国建立了伙伴关系。
2.“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国家间的合作而非冲突，因此中国把合作共赢当作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而共商共建共享正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所奉行的原则。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是， 中国政府依据时代的需要，对传统的天下治理理念进行现代性改造并将之可操作化，特别是在经济、文化与生态领域。西方发达国家从观念上不理解、心理上不接受“一带一路”，经济上有担忧，因而普遍没有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只愿意用“全球治理”“双边合作”等名义，就具体项目展开合作，同时还推出替代版的“一带一路”，以与中国竞争。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与余响，中国理解并尊重西方的选择。“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加深，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就第三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更多的合作，或成大趋势。亚投行成立以来的经验昭示了这一点。中国与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就此展开动作，这些东方发达国家更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
从地域上看，“一带一路”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同时兼顾南太平洋、拉美、中东欧。对发达国家则持选择性态度：愿意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就像意大利所做的那样，中国固然欢迎。西方国家多不愿意签署相关文件，只愿意就具体项目进行合作，中国也理解并予以尊重。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多，整体表现可概括为“成效突出、挑战凸显”。截至2021年6月23日，中国已经同140个国家和32 个国际组织签署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作为世纪工程， 有必要适时做出调整。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在进行，表现为：在2015年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 就实施地域的表述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全世界，表示任何国家只要愿意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中国都欢迎。2018年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要“高质量绿色”建设“一带一路”。2021年11月19日举行的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强调：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落实“五个统筹”（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斗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把“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确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并加强抗疫国际合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美国把中国列为全球战略竞争对手，“一带一路”建设有必要再做调整。笔者的主张是：适当收缩战线、强化重点；确定重点地区、重点国家与重点领域；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与非洲国家；发达国家方面，强化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合作，重点是欧洲国家；对美合作中，推行“缠斗” 方略：在核心利益上，坚守底线、决不让步；在其他利益上，有进有退，“一报还一报”。
（三）概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都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对接，是中国人传统天下治理理念在当代的升级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终极目标与宏观设计，伙伴关系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观目标与外交设计，全球伙伴外交关系网络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建设则是实现上述宏观目标的微观措施。
“一带一路”倡议是伙伴外交在新时代的体现，与伙伴外交“偏重政治与安全关系、兼顾生态领域”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在继续推进伙伴外交的同时，“侧重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与文化领域，同时兼顾生态领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双边、小多边与一些功能领域层次进行，这意味着中国致力于提升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伙伴关系水平，以及特定领域伙伴关系的构建。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五通”建设，也是“双边为主，多边为辅”，旨在为伙伴关系的加固与升级创造物质条件、制度连接与民意基础，从而为构建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一带一路”倡议也在适时调整实施的方式与重点，下一阶段，中国将在“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 原则下，强化健康、绿色、数字、创新、新冠疫情应对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1年10月底举行的G20罗马峰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以对接联合国2016年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并欢迎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这可以视作是升级版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向上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横向对接“伙伴关系网络”。同时，全球发展倡议也兼容全球治理与西方国家推出的种种规划与倡议，如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蓝点网络。因此，欧美国家不容易轻易拒绝全球发展倡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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