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图|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矗立着一座1956年建起的纪念碑，纪念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一只和平鸽在展翅高翔。

纪念碑的正面刻着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遇难烈士的姓名、简历以及他们遇难牺牲的经过，而周总理所题写碑文的最后一句是：

“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1956年4月11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时，见到了遇难烈士钟步云的妻子高秀英，立即上前握住他的手说：

“钟大嫂，老钟是替我牺牲的。”

钟步云是一名老红军战士，之前一直是周总理的司机，两人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感情，钟步云等8名工作人员牺牲的消息传来，令周总理万分悲痛。

尽管可能面临种种危险，但周总理还是在灾难事件后，乘坐飞机于4月16日抵达雅加达机场，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万隆会议……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4年12月印尼、锡兰、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五个国家发起召开亚非会议。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总理，邀请中国出席4月中旬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中国当然愿意出席，那时的新中国才刚刚建立不久，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才仅仅只有6个，为了打开外交的局面，这一次的亚非会议中国是势在必行。

不过面对这一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和美国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千方百计地要破坏中国参加会议。为了保密期间，中方一直拖到了4月6日才公布了出席大会的名单：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代表团的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图|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然而中国当时并没有远程飞机，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只有印度才有这种远程飞机，但当时印度的航空公司，也没有直飞中国的班机，因此中国代表团想要乘飞机出发到万隆，只能先到香港去，在香港的启德机场乘飞机。

考虑再三，为了绝对安全起见，周恩来决定包机。

选中的飞机是隶属于印度航空公司的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架飞机性能良好，为此周总理指示工作人员与印度航空公司进行协商。

经过充分的谈判，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印度飞往香港的班次照常运营，飞机抵达香港以后，改成中国代表团的专机。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随即不再售票。

事实上就当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以后，周总理已经临时改变了行程，前往了缅甸。

缅甸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友好，就在万隆举行亚非会议之前，缅甸总理吴努甚至称“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就不准备出席亚非会议。”

4月初，缅甸总理吴努向周总理以及中国代表团发出邀请，邀请周总理在4月15日前几天到仰光休息几天，顺便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周总理那时才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受到邀请后也觉得是一件好事，于是在4月7日同陈毅一道率领中国代表团乘飞机前往昆明，那时昆明到仰光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总理在昆明住了两天，一直到4月9日昆明到仰光的航线试飞成功后，才动身前往仰光。并准备住几天后，同各国领导人一起乘飞机从仰光出发前往万隆。

图|周总理与陈毅合影

不过由于随行出发的还有代表团其他一部分工作人员和记者，随行的还有三名国际友人，考虑到这一部分人也要随同至万隆，所以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计划并没有取消。

中国外交部这时收到了一个消息，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装炸弹，在周总理飞赴昆明前，外交部将这一准确的消息告知了他，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人员：

“查清真相，采取措施，处理此事。”

外交部当晚就将消息传到了在香港的中国代表团以及香港新华分社，与此同时还通知了英国驻中国代办处。

4月11日凌晨，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还没有抵达香港之前，中方工作人员就通知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经理，提醒他们要小心人为破坏。

不过说起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后，虽然要在香港加油，但最多停留不过一个小时，期间还会经过层层检查，印度航空公司以及机场方面收到中国传来的消息后，也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

事实证明，中方的情报十分准确，尽管当时各方均作了严密的准备，但万万没想到的是，飞机最终还是出了意外。

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飞机顺利起飞。

就在飞机起飞之前，身在昆明的周总理焦急异常，不停地抬手腕看手表，坐在会客厅的陈老总，大口地抽着烟，一边抽烟一边劝：“莫急、莫急。”

图|周总理

等到中午12点15分飞机起飞以后，周总理、陈老总也得到了飞机起飞的消息，不由得松了口气。

但没想到的是，就在飞机起飞几个小时以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周总理将生死置之度外

“轰！”

下午6时30分，船舱里突然传来了一声猛烈的爆炸声，那时飞机内部所有人经过几小时的飞行，均有些困倦，但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惊醒，工程师卡尼可立即从座位上弹跳起来，看着一阵阵烟雾从冷空气导管中不断喷出，断定是后行李舱起火。

事实上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因为很快他就注意到，外面右翼第二号发动机吊舱后面也燃起了大火，紧接着三号发动机也燃起了大火，飞机各处的火势越来越无法控制。高度迅速下降。就在下降的间隙，飞机连续三次发出了求救信号。

短暂的联络中，雅加达机场立即向克什米尔公主号询问，周恩来是否在飞机上，但就在得到回复的同时，地面随即失去了飞机的一切联系。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了，幸运的是飞机上海有三名幸存者，后来被及时地搭救上来，但不幸的是飞机上包含机组成员在内的一共十六名人员遇难。其中包括八名中国代表团成员以及三名国际友人。

图|“克什米尔公主号”时间遇难烈士纪念碑

周总理的警卫员成元功仍然清楚地记得：

“飞机失事的当天，殉难者的名单还没有拿到，大家又是担心又是悲痛，聚集在总理屋里，彻夜不眠等待北京的消息，并且再次讨论总理该不该放弃万隆会议。但是，总理很坚持。”

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大家才散去。

大家都为周总理的安全而感到担忧，都劝说周总理不要去了，但周总理却毅然决然地回答：

“为了亚洲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即使发生什么也是值得的，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周总理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4月12日，周总理收到了邓颖超从北京写来的信，信中提到了他的安全，周恩来思考再三，提笔写下一封回信：

“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面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4月14日，周恩来率团飞抵仰光。

就是这场爆炸案，当时就在亚非一些国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担心，这次亚非会议是开不成了，有的国家领导人认为，即便是开成了，也不一定会有积极的成果。

图|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发言

周总理在仰光力排众议，针对亚非各国领导人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和恐惧的情绪，镇静地分析了召开会议的各种有利条件。

尽管那时的周总理依然十分悲痛，但他全力摆脱这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所带来的阴影，全力促成了这次亚非会议的顺利召开。

4月16日，周恩来率领终归代表团从仰光出发，飞赴雅加达。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要求所有人都在远离飞机50米以外的地方告别。

一路上前往雅加达的行程中，周总理遭遇了数次险境。

飞机因暴雨在新加坡停留时，机场老板笑吟吟的上飞机请总理到贵宾室休息，但那时新加坡与中国尚未建交，特务活动也很猖獗，刚到贵宾室门口，就迎面碰上了两个蒋介石集团的特务。

平安抵达印尼后，刚到万隆第三天，就又收到消息：

“逃亡到印尼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奉了蒋介石密令，组成了一支谋害周恩来的28人暗杀队，美国大使馆给没人发了无声手枪，而且每人还领到了20万印尼盾，等到事成以后再领20万。”

印尼方面相当重视，立刻加强了万隆外围的警戒，并加强了对周恩来的警卫，周恩来卫士成元功回忆称：

“为保证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几个同志，弦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我们所带的手枪都是子弹上了膛的。我们总是紧紧跟随在总理身后，在情况复杂时我们往往干脆把总理包在中间。”

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一行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不仅安然无恙，亚非会议也大获成功。

“老钟是为我牺牲的啊”

1955年4月17日下午2点，首都各界5000多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追悼会，正在万隆的中国代表团，也专程发回唁电：

“和平实业绝不是卑劣的阴谋所能破坏的，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纪念碑底座上镌刻烈士遇难的经过

遗憾的是，局限于年代环境，对于这起案件的调查结果虽然很详细，但是真凶并未被绳之以法。

遇难牺牲的烈士中，钟步云的职务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专职为总理开车，但实际上钟步云是一名老红军战士。

钟步云是江西瑞金人，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在延安时期就担任过朱德、叶剑英的警卫员兼司机，到北京后，任中央警卫局交通科科长，并始终兼任着周总理的警卫和司机，还随同周总理一起出席过日内瓦回忆，担任周总理的随身警卫，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上飞机之前，钟步云就预感到这一行可能会遇到危险，他接到出发的命令后，匆忙到学校把孩子接回来，一家人在北京西四西安门大姐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还把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购买的一支“欧米茄”手表摘下来，给妻子留作纪念。

就是这样一名功勋卓著的老战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牺牲在了阴谋诡计之中，实在是让人惋惜。

1956年4月11日，周总理出席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遇难周年纪念大会和安葬仪式，遇到钟步云的妻子高秀英时还悲痛的说：

“钟大嫂，老钟是为我牺牲的。”

钟步云的妻子高秀英深明大义，她强忍悲痛对周总理说：

“您能平安回来，就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图|遇难烈士中的三位李平、黄作梅、沈建图

事后得知，钟步云每个月都会给在老家当农民的哥哥寄钱补贴，周总理后来自己承担起来这项任务，一连寄了十年，直到钟步云的哥哥写信给高秀英称家里的情况已经好转，高秀英又自己买票会老家看过确认后，才回来告诉总理：“以后您不要再寄钱了。”

周总理却反过来关心她的路费，得知是高秀云从财务处借支的钱，周总理立即从自己工资中取钱帮高秀英还了上去。

197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20周年纪念日，饱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仍然记挂着高秀英，不仅派人看望她，还专门嘱咐，有事一定要给他写信。

钟步云与高秀英有六个子女，都上山下乡插队去了，高秀英年迈无人照顾，于是忍不住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病痛中周总理亲自写了一张条子批复，被一个干部知道了，批评高秀英不懂事：“你知不知道总理病了，你还写信干扰总理的治疗。”高秀英听闻后十分激动：

“老钟生前跟你们在一起工作，死了这么多年，你们问过一句没？只有总理想着，派人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才写了信……”

不仅仅是钟步云，牺牲的所有烈士中，大部分都是老资格的党员干部。

如外贸部干部石志昂，牺牲时年仅41岁，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第一批外贸干部，担任过中国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

石志昂遇难的消息传回家里后，家人悲痛欲绝，夫人吕雪帷悲痛地说：

“石志昂对同志和蔼可亲，对我诚恳坦率，我们相识十八年，感情一直很好，他帮助我懂得了革命道理，鼓励我参加了工作、他对母亲非常孝顺，特别喜欢我们的独生子，他突然去世，我们家像天塌了一样，婆婆和我都痛不欲生。”

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牺牲时年仅35岁，曾出国留过学，在密苏里大学攻读研究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优秀的外交官。

李肇基在上飞机之前，就已经预感到这次出行会异常危险，临走时他特别带上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临走时还对妻子麦少楣说：

“生活是一场斗争，没有斗争生活就没有意义。”

沈建图、黄作梅、李平、郝风格，杜宏都是新中国难得的新闻人才。

图|新华社工作人员在烈士墓碑前凭吊“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遇难人员

飞机上幸存的三人后来都各自写了他们在飞机上的情形，对烈士的记忆尤为深刻。

机组工作人员卡尼克撰写的书中曾这样写道：

“飞机失事时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机上的每个人在我的记忆中都栩栩如生。我从来没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就是敢死队员在战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会微露惧色。但是这些人却具有钢铁意志，没有一个人乱动一下，没有一张面孔流露出丝毫恐惧，他们全都正襟危坐，似乎没有注意到右边的雄心烈火和客舱里呛入肺腑的浓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死神如此蔑视，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他们是真正的烈士，为崇高的事业——和平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