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在2021年蓝筹年会上有一个发言，整个这一段发言被人截了一段，这一段大意就是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提出“将生孩子和保障房、养老金挂钩，惩罚不生孩子的人”结果这个标题一下就上了热搜。
这一次会应该是在5月25号在北京开的，当时因为疫情的原因，限制了参加的人数，实际上范围并不大，那个会开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社会影响，没想到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个话题突然爆款。虽然网上是骂声一片，但我想客观上也是起到了让这个冷门话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我今天也想蹭一下自己的热度，详细解答一下网上对我的这些质疑。
城市规划与人口问题有什么关系？
首先，很多人会问，你一个搞城市规划的，为什么要在这个论坛上谈论人口？这是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城市规划其实只是做实体的，有人认为城市规划就是“管天，管地，管墙壁”。其实城市规划的第一步首先是对人口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人口规模大小、增减快慢，包括它的社会构成，比如年龄、文化，甚至种族都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基础设施的配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旦一开始做出了错误的人口判断，城市规划会对城市的公共财政、居民福利产生持续的、长久的影响，可以说城市规划角度研究人口，比纯人口学有更强的即视感。在论坛前几天，因为正好统计局刚刚公布了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所以很自然我就想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普查的结果进行一个解读。
对于我在论坛上的发言，固然有一些是因为网络的媒体断章取义，另外一些读者也不求甚解，基本上没有把我的原文全都看完。更主要的是因为公众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在多数人看来，生育完全是一个个人自由的选择。“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是上一代人爱情的结晶。而不应该是利益的产物，将生育同养老金、保障房等公共福利挂钩，是公权力对个人自主选择的一种绑架。”这是一个网友写的。
那么对于刚刚从计划生育解脱出来的公众来讲，你任何一个新来的公权力又对个人的选择进行干预，大家会十分地敏感，所以我也很理解大家为什么对这个话题十分敏感。
生育是一个无关他人的个体自由选择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一个，生育真的是一个无关他人的个体自由选择吗？在过去高生育的年代人口的爱情就比今天我们低生育年代的要高吗？有的国家生育率低，有的生育率高，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爱情多一点，那个国家爱情低一点？或者是说过去的爱情比今天更容易结晶？所以我们生育率下降。显然这个答案不对。
对于人类而言，最主要的是生老病死，实际上它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生命周期，为了抹平这个生命周期，然后在这个生命周期的高峰和低谷之间的落差，人类发明了“家庭”这种风险互保的组织。实际上“家庭”这个组织就是一种契约，老一代人抚养子女，然后子女给老人养老。如果你的子女越多，你就越能对冲高死亡率年代时候的夭折，而且你的供养平摊到每一个子女上，每一个子女的负担会越小，因此生育从一开始，就包含有自利的东西。
有人说生育率下降是因为今天抚养子女的成本太高，这个话其实没错。但是你却解释不了为什么越富裕的国家生育率越低，按理说他们应该能够负担的成本越多。然后对于这些国家来讲，爱情的功利性越少，它应该结晶越多才对，但是事实却是越富的国家，反而家庭越小，生育率越低。所以这说明生育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爱情结晶。
我不否认生育和结晶和爱情有关，但是其背后还隐藏着强大的功利动机。今天生育率的下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因为今天的爱情比以前少了，也不是因为它不结晶了，而是因为现在出现了金融工具，代替了原本家庭的功能。在以前的家庭里面，孝在传统文化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赡养父母，子女赡养我们，这是几乎所有家庭的一个契约。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和货币的增加，金融就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这些功能。我们有了医保、社保、养老金制度以后，我们就不用来进行家庭之间的互保了。我们发现我们要是投资金融产品比投资子女更可靠，这时候高子女抚养成本才会起作用，才会导致生育意愿的下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发达的国家会比穷国生育率更低。
那么我们今天的金融工具是否真的替代了家庭代际交易的功能？就是我们依靠金融工具，我们就可以养活自己，我们就不用子女抚抚养了吗？表面上看，因为我们的社保、养老金、医保都是个体缴交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所有的金融的本质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交易，养老金、社保也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养老金制度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需要跨代进行统筹。实际上我们现在交的养老金，养的是我们父母这一代，我们今后的养老金是我们子女这一代负责的，是和家庭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缴交的养老金不过是在尽赡养的义务，我们现在养孩子才是投资自己的养老。
好，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有的家庭甚至没有子女，那么养老金在未来应该怎么兑付？所以这是一个新问题，按照现在的统筹的模式，你退休后获得养老金和你养多少子女是没有关系的，你养的多养的少，甚至不养都一样可以领取养老金，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生小孩，你实际上是靠别人家的小孩在供养的。
换句话说，现在养老金制度隐含着惩罚多劳者的一种制度安排。如果最后这种自利动机让所有努力的人或者投资下一代的人都受到惩罚，抚养子女的行为就有可能进入负收益的区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家庭就有可能越来越小，人们干脆就拒绝生育，养老金的代际统筹就会进入一种“庞氏骗局”一样的这种庞氏循环。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今天我们的养老并没有代替原来，也并没有消灭原来的家庭的交易功能，只是因为他缴交和发放的两端都是基于个人的，所以给了市场这么一个错误的信号，让人们以为说我可以摆脱对下一代的依赖，我交的钱就是养了我自己。这就是今天发达国家生育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小孩的抚养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
至于为什么要通过公共服务、社保、住房这些和生育行为挂钩，不过是因为这政府他手上就有这么些工具。政府分配社会财富的最主要的手段和途径就是公共服务。
为什么不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养活自己？
也许大家可以问了，说我们干嘛不能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自己养活自己？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国家都提出来过，也是很多现在这些面临养老金破产的国家打算采取的办法，所以好像是说你自己个人账户养自己。
我们国家在1993年的时候也开始引入了养老金的个人账户，但是在现实中，假设你个人养老完全没有违约，你当时交的到最后领取的完全能够兑付，你也不可能实现有尊严地养老，特别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你做到这点尤其困难。
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父母退休的时候，每个月领几百块钱，当时他们退休后可以完全衣食无忧，但是他们要是今天还按照当初这养老金的约定，每个月花几百块钱，他们就连最低生活保障都达不到。我们的上一代是如此，我们今后也会如此。如果我们一直拿着退休时的养老金，我们养老就是一个走向贫困的过程。
有人说这是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其实还不简单是这个问题，就算今天的猪肉、蔬菜、水电价格是完全不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上一定会出现新的产品，比如说手机，当时我们父母他们退休的时候肯定没有，4G、地铁，这些新产品他们用不用？这些本身并不是奢侈品，甚至这些已经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可是在当初我们设计养老金制度的时候，并没有为这些新增的消费做准备，我们觉得那些钱够用了，买菜、买猪肉、付水电费够了。
我们这一代如果要满足我们未来的高生活标准，我们就要牺牲今天的消费，要向私人养老金账户缴交异常高的养老保险，交少了你根本没用。当然也许少数人说我可以买商业保险，但是富人可以，大多数家庭是负担不起的，说我们现在挣的工资去为我们以后的高生活水平做准备，你是负担不起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一定的代际统筹是无可避免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养上一代，然后下一代一定要养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更加底层地来讲，所有现代增长这国家实际上进入信用货币的时代以后，信用货币的本质其实它就是债务，它就是对未来收益的估值，所以养老金在今天的社会里头你必须和资本挂钩，而不能和现金挂钩，你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不在信用扩张的整个过程之中、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你被稀释。
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是美国经济学家西格尔编的一张图，这张图表示的是1801年到2001年这两百年间，美国人持有的资产形态所导致的财富的差异。如果当初你持有的是实物黄金，你的财富几乎没增长。你只有持有股票才能追平财富的增长，才不至于在社会的发展中出现相对地位的下降，不会逐渐地沦入贫困阶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养老金都在股市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状态。
在中国，我们的核心资本市场不是股市，而是房地产，所以西格尔图上最上面股票的那个曲线在中国是房价。由于我们中国各个城市的房价其实差别非常大，涨幅也不一样，加上我们现在政府实际上对房地产市场有各种的限制，使得我们养老金根本没有办法像美国的养老金进入股票市场那样进入房地产市场。
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国依靠个人养老金账户，你想追平财富的增长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养老金像是现在这样，我们用现金的形式存在银行，到一定退休的时候再来领取，我们到那时候领取的养老金一定会随经济的增长不断地缩水，不断地变为贫困。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你要想维持体面的退休的生活标准，一定的代际统筹就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们必须代际地统筹，代际间的人口数量的差异实际上对养老金的标准和缴交的负担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是人口高峰，相对于人口较少的上一代，我们可以提高父母一代的养老金发放标准，通过代际统筹来弥补这个差额。
但是，大家想好了，如果我们这代退休，我们下一代的人口比我们要少，因为我们这代人口大概是一个高峰，生育的高峰，而下一代开始递减，新增的就业人口，你就必须大幅度的提高缴交的标准才能养活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这一代人比我们下一代人多，否则的话就要举债来弥补这缺口，其实很多国家都是通过举债来弥补养老金缺口。
但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人口继续减少，他们的下一代也继续减少，这个债务很快就会陷入庞氏骗局。所以很多发达国家养老金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可能想到当年希腊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老人到了银行就是取不出养老金，坐在地上，那是非常可怜的。
我的方案其实不是没问题，这个方案真正应该被质疑的不是应不应该给多生的家庭更多的福利，而是即使补贴了这样的福利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发达国家比如说新加坡，为了避免家庭解体来解决剩女的问题，解决老龄化问题，出台了包括我今天所建议的住房、税收、补贴一直到入学这一系列制度。但是都没有阻止新加坡的老龄化，并没有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人的生育率。
因为很简单，即使这家庭恢复了生育，但是你只要晚婚，几代人下来，你就会发现少了一代人。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全社会有一个总的就业年龄和全社会总的预期寿命之比，必须纳入人口政策的事业。说到底，养老金负担是由缴交养老金和汲取养老金两部分人口组成的。在养老金缴纳和提取标准不变的情况之下，这两个年龄之间的比重决定了你养老金是否能平衡。
为什么我建议早就业、晚退休？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这次蓝筹会上我的发言中惹起争议的另一个建议，就是说建议大家要早就业，要晚退休，这为什么听上去大家觉得好像和人口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在未来人口减少很难避免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调整存量的人口结构，减少被供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其实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
假设总人口不变，供养人口也就是处于就业并缴交养老金的人口，你比如说每增加10%，那么对于养老金而言就相当于增加了20%的就业人口。为什么？就是因为你领取养老金的人也减少了10%，这一增一减就是20%，所以可见养老金缴交的年龄和领取的年龄之比，是养老金能否实现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来了，目前来讲，这个比例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在不断地恶化。不断地恶化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教育水平提高，所以大家就业就往后推，然后生小孩的年龄同样也要往后推。
第二个就是人均寿命的延长。原来我们的人均寿命，五六十岁、七十岁，现在甚至延着更长。
第三个原因就是退休的年龄不变，所以大家想想我们总的寿命在延长，然后其中工作的年龄在推迟，然后退休年龄不变，人均寿命在延长。
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养老金缴交的标准是不变的，仅仅就业年龄推迟和人均寿命延长本身，你就必然导致养老金缺口的扩大，特别是劳动教育水平提高以后，劳动就从以前的轻资产变成一个重资产，是受过教育的，上过中学、高中、上过大学，但是大家想想我们折旧的年限反而缩短了，我们都是到了六十岁就要退休。所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巨大的浪费。
其实我这个建议不仅仅是说要考虑到养老金的平衡，同时本身也涉及到财富的公平和正义。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两个人按照相同的标准，大家一样，每年交同样的养老金，你不会认为有一个交了四十年养老金的和一个交了三十年养老金的，他们退休以后应该领取同样的养老金吧？
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农民工高中都没有毕业，二十岁以前就开始工作了，这些人就开始交养老金了。而我们很多研究生很多博士他毕业的时候快三十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交养老金。如果这两个人都是在六十岁退休，你认为他们该领取相同的养老金吗？你认为他们领取一样的养老金是公平的吗？所以和退休的年龄必须挂钩，我觉得才公平。
当然我也不是说强迫大家都这么做，我也没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起码可以设计一个自愿的选择机制，大家还是一样可以选择在六十岁退休，但是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却要和你缴交养老金的时间挂钩，你缴交养老金的时间越长，你领取的标准就应该越高。如果你一直在缴交，而一直在延迟领取，到你想要领取，不得不领取养老金的时候，你的标准应该累进的。
比如现在中国人均寿命大概76岁左右，如果你选择60岁退休，你可以继续享受现在这种基准的养老金，这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想60岁干到70岁的，你从70岁才开始领养老金，再交10年的养老金，那么这剩余年限你所获得的医疗康养的标准就应该高于选择60岁退休，年纪轻轻就去跳广场舞的人。
如果你累进的幅度足够高，还是有人愿意选择晚退休的，因为大家趁身体好的时候可以多投入，然后这样的话一旦身体差的时候才可以多享受。所以现在实际上国外就有退休以后，这些老人他不是退休，而是到养老院去当志愿者，为什么呢？为自己今后进入养老院获得积分，获得更好的服务。其实这本质就是一种自愿推迟退休的制度选择。
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的内在逻辑变化是什么？
养老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发达国家到今天都没有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对低生育倾向的底层原因缺少一个深刻的理解。广义而言，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劳动过剩还是不足？它和资本存在这种互动的关系，如果劳动增长得非常快，然后资本基本上不增长，劳动增长快过资本增长，就一定会出现资本不足，劳动过剩，人口你只要增加，就会导致人均资本拥有下降，就会出现所谓的“内卷”。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农村，我们最主要的资本就是耕地，如果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就会出现所谓的“内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只有计划生育，你才能延缓经济的崩溃。如果大家放开了生，很快资本就会消耗殆尽。但是反过来，如果资本增长快过劳动，那么即使在今天人口比以前还多，我们现在比计划生育之前人口还多，我们也会出现劳动不足。
我们中国一直是劳动增长快过资本的增长，然后我们中国是在2004年前后突然从资本不足到了资本过剩，中国的资本剧烈地增加，这种剧烈的增加转变之快使得我们对生育率政策的调整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出现了一种相对的滞后。所以我在蓝筹年会上的发言，只是针对这个现象的一个非常初步的开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需要我们大家今后一起努力来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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