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亚洲开发银行（ADB）是全球三大多边开发银行，分别由美国、中国和日本主导。诞生于2016年的亚投行是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2019年亚投行迎来第一百位成员国，超越当时的亚行成为仅次于世行的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

尽管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一直强调亚投行与现有多边银行体系并非竞争关系，亚投行并没有削弱其它机构的地位，彼此是合作伙伴关系，关于两者间负面不利的论调却一直存在，三大开发银行也往往被放到一起横向比较。

随着2020年1月初前后新冠病毒在东南亚国家的传播，世行、亚行和亚投行先后以贷款和赠款的形式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对抗疫情。

综合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和电子杂志的文章，高级研究员马尔科姆·库克认为三大银行援助的东南亚国家数量和资金存在显著差异，位于大马尼拉的亚行提供了最大额的疫情应对资金，位于华盛顿的世行援助的东南亚国家数量最多；亚投行援助的金额和国家数量相对较少，目前已同意通过100亿美元的“新冠病毒危机恢复措施”基金，在5月下旬向印尼提供一笔价值7.5亿美元的贷款，菲律宾申请的7.5亿美元贷款还在审核中；此前，亚投行通过该基金在4月初向中国提供了首份贷款。

亚投行向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提供大额援助资金的举措预示着它将在本地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马尔科姆·库克认为在2018年至新冠疫情在东南亚爆发期间，相较于亚投行，世行和亚行在本地区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世界银行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的双边主权贷款和赠款是亚投行的26倍，亚行则是亚投行的12倍，亚行还通过了许多针对东南亚国家的地区贷款且未被包含在表格中。

由此观之，马尔科姆·库克认为亚投行虽然在援助东南亚国家方面的表现不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亮眼，但可尝试在本地区扮演不同于两者且更卓越可靠的角色；也应该看到仅从三大开发银行对比，相对年轻的亚投行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上与世行和亚行仍有一定的的差距，但差距在不断缩小。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官方与民间在疫情期间向全球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提供了物资和医疗队在内的许多援助，这些援助可能通过驻外大使馆、基金会或捐赠的形式送达，为当事国控制疫情、保障医疗人员和民众健康安全以及缓解全球疫情局势做出了贡献，但不在表格和本文的探讨范围内，所以未被收录进表格。

另一方面，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既存在业务领域的重叠，也存在职能定位的不同。例如，世行向包括教育、卫生、公共管理、基础设施、金融和私营部门发展、农业及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等在内的治理领域提供融资；亚开行的宗旨是促进亚洲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合作，并协助该地区的发展中成员国集体和单独地加速经济发展的进程，其关注领域同样广泛，包括基础设施、农业和食品安全、教育、环境、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金融部门发展、性别和发展、治理和公共管理、健康、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社会发展和贫穷、可持续发展目标等；亚投行的宗旨所涉治理领域相对“集中”，具体包括通过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

因此仅针对新冠疫情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的资金援助一项进行对比未必能全面体现三大银行的地区影响力，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并非与生俱来的“朋友”或“敌人”，特别是在防控新冠疫情和实现全球经济复苏一事上，需要各国和相关机构的通力合作。

撰稿：本刊特约记者 贾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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